社会运动理论概述

有关社会运动，卡兰德曼斯借用了塔罗（Tarrow）的解释：“社会运动是拥有共同目的的人们，团结在一起，通过与精英和权威的持续互动，所形成的集体的挑战。”根据此概念，卡兰德曼斯认为，社会运动应该包括三部分：一是集体的挑战。以集体的形式挑战权威、精英、群体或文化模式。那些已经接近权力的群体没有这样的需求，这里所说的人们主要指那些无法接近权力的人们，以集体的形式强迫权威关注他们的诉求。二是共同的目的和团结。运动的参与者通过共同的诉求集结在一起。三是孤立的事件并不是社会运动，与权威的互动必须是持续性的，这种持续的集体行动需要松散的群体和组织网络把参与者个体联系起来。^[3]

与社会运动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集体行动。卡兰德曼斯曾经引用赖特（Wright）、泰勒（Taylor）和毛哥丹姆（Moghaddam）关于集体行动参与的概念：“无论何时，代表该群体，促进整个群体条件改善的行为”皆被视为集体行动参与。^[4]两者都是以集体的形式挑战权威，要求改变群体的地位。在卡兰德曼斯的理论中，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尽管有所区别，但都放在一个理论框架里探讨问题。他经常在谈论集体行动时，谈到社会运动；在谈到社会运动时，谈论集体行动。这点在美国学术界也得到认同，譬如美国社会学会把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放在一个分会中。赵鼎新在谈到社会运动时，也把集体行动放入其中。^[5]基于此，本章谈论社会运动理论时，也包括集体行动理论。探讨卡兰德曼斯的社会运动理论，也包括了他的集体行动理论。

社会运动理论的源起，学者们大多归于20世纪初期法国的思想家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其最有名的代表作，影响也最广。在此书中，勒庞总结出了群体心理的一系列特征。他认为，当一群人聚合在一起时，他们具有鲜明的特征，这就是去个性化、情绪化、非理性化占据主导地位。^[6]

此外，勒庞把人们参与运动的动机归为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注重对人们的情感的探讨。这种分析模式影响了以后学者对社会运动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相对剥夺理论，代表人物有戴维斯（Davis）、古尔（Gurr）等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不满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具体来说，是在与自己的过去、将来以及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越大，产生的攻击就越大，这就是挫折—攻击机制。^[7]

以上的研究基本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路径，重视不满的产生，强调非理性的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也有学者对这种研究方式提出批评，他们注重理性的作用，关注国家和社会结构。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所提出的理性选择模式是这方面的代表。奥尔森认为，每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时都是理性的，即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集体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这样就会出现“搭便车”现象，即个人少付出，甚至不付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者其他某些特殊的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8]这就是所谓集体困境，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选择性刺激，即刺激能够到达每个个体，真正做到奖勤罚懒。运用理性分析社会运动占据了当今社会运动的主流。以美国为例，主要体现为两大理论：一是资源动员理论，二是政治过程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的代表人物为麦卡锡（McCarthy）和扎德（Zald）。他们继承了奥尔森有关人们参与集体行动是理性的假设，以此为基础探讨人们受什么样的刺激才能够参与运动，在运动中如何避免损失最少，以及参与对于职业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因此，他们研究的关注点多是集中于对资源（主要体现为金钱和工作）的研究，人们参与运动的利弊得失，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具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能够动员群体。他们运用市场经济的供需关系分析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被看作理性的消费者，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是供给者，他们提供的产品迎合了参与者的需求。同时，他们强调了外部资源（运动组织外围的个体和组织）对于运动成功的重要性。^[9]

政治过程理论是对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代表人物是蒂利（Tilly）。该理论接受理性选择模式，但同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对称的：一类是政体内成员，另一类是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可以通过常规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但政体外的成员要想发挥影响，要么设法成为政体的一员，要么打破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10]

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是美国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分析社会运动的理论。除美国之外，欧洲也有自己独有的理论解读社会运动，学者们称之为新社会运动理论。“新”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工人运动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过去注重宏观的历史运动，现在既注重宏观的也注重微观的历史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工人运动注重经济利益的冲突，强调阶级斗争。新社会运动也突出现代社会运动的兴起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但是其重点是分析文化在运动中的作用。不但如此，新社会运动还探讨微观的历史，主要体现在对身份问题和个体行为的探讨上。二是面对的时代有异。马克思面对的时代是工业化时代，强调物质质量，关注经济再分配。新社会运动面对的是后工业化时代，强调的是生活的质量。三是运动的主体有异。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工人，新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和学生。^[11]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今解读社会运动的主流是主张人的理性作用，是对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反动。这点在中国学术界也非常突出。无论是旅居海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学者，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介绍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文章，无一例外忽略了社会心理学解读研究社会运动的理论。

在卡兰德曼斯看来，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运动理论对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持排斥态度，完全抛弃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其实，这两种理论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可以找到结合点。两者皆有理论的弱点，可以互相弥补。以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来说，长处在于关注了不满，认识到不满是人们参与的重要原因。但是不满仅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参与运动。他提出相对剥夺理论必须与资源动员理论相结合，相对剥夺和挫折并不必然导致人们就会同意运动的目标，该目标必须能够消除人们受剥夺和挫折的情感。从资源动员理论来看，低估了不满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起作用。他认为，社会心理学可以在个体层面扩展资源动员理论，具体来说，可以探讨人们参与运动的意愿。^[12]

可以说，卡兰德曼斯的社会运动理论建立在对以前批评的基础上，同时又综合了以前理论之所长。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关注的是人格，或者说是心理的状态，而卡兰德曼斯关注的是心理过程。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的参与是非理性的，卡兰德曼斯的理论则认为人们的参与是理性的，在于得到想要的价值。与资源动员理论等一样，卡兰德曼斯也关注理性的参与，但不同的是结合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关注人们的不满在运动参与中的作用。资源动员理论把不满看作普遍的存在，而卡兰德曼斯则更进一步，探讨不满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