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辞情境理论

“新修辞情境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词，即“新修辞学”和“修辞情境理论”。“新修辞学”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修辞情境”是新修辞的重要理论，最早是由Lloyd Bitzer（1968）在《修辞情境》一文中提出的。既然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新修辞学”，就有必要将“新修辞学”和“中文修辞学”以及“西方古典修辞学”进行区分。虽然“rhetoric”的中文翻译是“修辞”，但这两者却不是一个完全对应的概念，而是一种“错位对应”（刘亚猛，2004：2）。中国的修辞思想是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的，萌芽于先秦时期，在《易经》中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说法。从之前散见于各家学说中关于修辞的论述、齐梁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到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部专著南宋陈骙的《文则》、再到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国的修辞学是自成一体的。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总结出修辞的广、狭两种定义，从狭义上讲，“以为修当作修辞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从广义上将，“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现代中文修辞一般接受的是广义修辞，即修辞研究的对象包括所有的语辞，并非“单指纸头上的文辞”，而修辞的目的不仅仅是修饰，更是对语辞的调整。修辞被认为“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2009：1-2）。《辞海》对修辞的定义与陈先生的相仿，即修辞是“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恰当地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言说活动”（1999：1913）。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中文修辞的一大特点，即它关注的中心是语篇，探讨的是如何使语篇表达出作者的思想，至于表达的内容是不是能被受众接受，能不能产生最佳的效果，就不在它的研究范畴之内了。

新修辞也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不同。Kenneth Burke认为：“旧”修辞学的主要术语是劝说，其重点是在深思熟虑的意图，而“新”修辞学的主要术语是同一，它可能把部分“未意识到的”因素也包括在其诉诸之中。同一从最简单的层次上来说，可能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或方法，但它也可能是一种目的（1951：203）。Douglas Ehninger将从古至今的修辞理论分为三个各不相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了不同的特征：古典修辞学阶段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主要关注的是口头演讲和语法结构；而第二阶段的中心在英国，从16世纪一直到1830年，在这一阶段虽然借鉴了很多古典修辞学的理论，但研究的重心已转向受众，研究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口头演讲，而是更多地关注于书面的形式，这一阶段的另一特点是借鉴了当时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成果；1930年以来的阶段是第三阶段，是以社会学为特征的，关注的是意义、交流障碍以及人际关系（1994：320-24）。而本研究所说的新修辞学，正是属于这第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