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东西译书简论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诞生，这样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是不可能不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从与民国共生的中华书局，到1912年至1915年间出现的大量以“中华”为名的报刊，如《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丛报》、《中华》、《中华杂志》、《中华实业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图书馆》、《大中华杂志》、《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等，可见“中华民国”的诞生对于文化界的变动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有关民国初期，即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这一阶段的翻译出版史，至今少有论述，本文尝试从最初的清理资料入手。为了避免论文过分冗长，文章从几个问题切入，对民国初期东西译书变化作一概观性的描述，以提示一条民国初期东西译书出版及其对文化界产生影响的主线。

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与接踵而来的军阀统治，使“民生主义”、“共和幸福”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希望，在举国骚乱的焚掠惨杀中成了泡影。在辛亥以来混乱的年代里，社会工农商业日趋破产而陷入绝境：“大小商务，均不能通”，工厂“生业停滞”，工人歇业，“流民日甚，盗贼日多”。⁽¹⁾如何改变这种“国力凋敝、民生憔悴”的局面呢？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在政治上探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统制和内阁制、国会制度、选举制度等，在经济上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实业、发展农工商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翻译家们也就把选择原本的视角投向了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两党制度、联邦制度。这一时期有朱景宽译美国精琦《政党论》、马质译德国腓立德西勒任《政党政策与道德》、《政党与代议制》等，汉遗译《法国之总统选举》、陈耿夫译日本穗积陈重《美国之州权》等，这些分别刊载在1912年至1913年的《独立周报》、《民谊》、《庸言》等杂志上的译文，有的是为该刊所坚持的政党道德提供理论依据，有的则为了支持该刊对上述这些问题所持的见解。不少有影响的译文曾一再被重译。如日人穗积陈重《民约说与美国之州权》一文，先后有《国民杂志》的刘寿朋译文和《法政学报》的羞伍译文；田中萃一郎《欧美之政党政治》先后有《国民杂志》的叶江楫译文和《正谊杂志》的周珏译文；李垣、吴勤训译的《法国议院规纪法》（《宪法新闻》，1913年）、庞树森译的《英美法律要纲》（《谠报》，1913年）、温雄飞译的《美国联邦之一嘉拉宽尼亚元老院议事细则》（《公论》，1913年），都旨在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供一套实用的操作过程。还有一些翻译家译述了反映国外政治腐败而导致混乱状况的译文以警示中国的当权者，如杜维言译《政治上社会上之腐败》、冯承钧译《美国内乱记》（《中华杂志》，1914年）、自由译《武断政治与革命》（《民口杂志》，1914年）、恒阿译《官僚政治》（《共和杂志》，1914年）等。

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不振，因此实业杂志很少。辛亥革命以来，振兴实业的呼声日高，不少实业家都认识到中国正当“世界经济侵略之冲，非振兴实业，以发达生计，无以争存于列强之间”。⁽²⁾这一时期诞生的实业杂志甚多，有《山西实业报》、《湖南实业杂志》、《直隶实业杂志》、《黑龙江实业月报》、《贵州实业杂志》、《实业丛报》、《上海中华实业丛报》、《山东实业报》、《云南实业杂志》、《四川矿业杂志》、《中华实业界》、《实业汇报》等，在这些杂志上，译家们译介了《英国矿律》、《德国之农业振兴策》、《埃及种棉业之发达》、《泰西纺织工业进化之小史》、《德意志理财政策之始末》、《英国实业史》及若干奖励实业政策方面的论著。一些杂志还具体地译介一些振兴实业的方法，如《山西实业报》先后编译了《银行之种类》、《铁路工程上之桥梁建筑法》、《畜病治疗法摘要》、《作物种子改良法》、《果实酒酿造法》等；《湖南实业杂志》刊载了《论地质学对于矿业之功用》、《煤坑爆发之理由及预防法》、《电气冶锌》、《化学漂白之沿革》、《白棉制造法》等译文；《直隶实业杂志》编译了《世界之棉布业》、《除虫菊栽培法》、《日本酱油酿造法》、《池田养鱼》、《饲蚕法》、《家兔饲养法》、《农产物之制造》、《果物制造法》等；《农技公报》译介《绵羊教养法》、《蚕桑经济史》等；《实业丛报》刊有《林产物制造学》以及世界科技的新成就，如长途电话、无线电通信、各种新式工具、印刷技艺等。许多实业杂志还注意译介外国人对中国所进行的经济分析和实业调查，如伯融译自西报的《汉冶萍煤铁公司》、《中国银币记》；黎克明译有《中华全国矿产调查纪略》、《述中国之糖业》；周虚白译有《东蒙之商业》、《蒙古之曹达》、《江西省林业调查》；忘筌译《中国十八省之富力》，严枚译《振兴中国林业之计划》、《外资输入中国实业界之危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11月10日至1916年3月10日在《中华实业界》上连载的戴乐尔（今译泰罗）《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今译《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美国泰罗从1880年起开始进行伯利恒试验、铁锹试验、金属切削试验，写了几百份报告，提出了级差计件工资方案，在试验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科学管理”或“泰罗制”的管理制度，1911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他的三篇连载文章，合编成《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由于他最早使用“科学管理”这一概念，因此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此书先后被译成意、法、德、俄、列特、荷、西和日语等，在原书出版三年之后的1914年，在沪留美学生穆湘玥⁽³⁾在创建上海德大纱厂的同时，把其译成中文，1916年11月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全书分五章，讲述科学管理法的根源、原则和实例，译本中附有泰罗1914年5月4日致译者的信和照片。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亲自为译本写序，称企业要素是资本和劳力。西方原有商战，现有工战。管理必须有方法，必须学习科学。译者在序文中认为振兴实业的三个要点是原料、制造和市场。他认为中国民族的智慧并不亚于任何民族，所缺乏的就是合适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致使工业不发达。该书出版后销路大畅，到1932年9月已发行了6版，1934年11月又出过第7版，在中国影响颇大。

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军事技术、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理论到社会科学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深化过程，从文化结构上讲，也可以说是经历了由物质技术层面、社会规范层面到心理认知层面的演进过程。辛亥以来，中国知识界开始重视国民素质的培养改造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教育译书特别多与此不无关系。早在1913年张东荪就反复提出重视国民教育和人才教育，主张“养成国民性，排除劣根性”，在教育方法上主张采用“人格之锻炼，意志之修养，品格之养成，气节之高尚”的硬教育。⁽⁴⁾国民的改造离不开教育，因为“教育是作改造事业的工具，作解放运动的利器，离开教育便不能讲解放、讲改造”。辛亥革命后在《中华教育界》上刊载过大量介绍外国学校教育、教育思想、教育社会学方面的译文，如陈武译《村落学校论》、DB生译《理想之教育》、严桢译《论教育儿童当注重初等工艺》、太冲译《儿童个性及其环境之调查》、姚大中译《英德教育比较论》与《公民教育论》，顾树森先后译介了《实用主义生活教育设施法》、《欧美最近教育思潮》、《蒙铁梭利女史新教育法》，姚大中译《动的教育之概念》、吴葭译《教育与群治之关系》、吴颂莞译《实效教育论》等。五四时期不少人甚至把教育视作“万能”，认为“社会的改造，非教育不成功”。⁽⁵⁾《新教育》这样说明自己的“倡设之用意”：“同人等察国内之情形，世界之大势，深信民国八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而欲求此新时代之发达，教育其基本也。”该月刊深受美国教育家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把他视为“美国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领袖”，1919年1卷3期特出《杜威号》，系统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载有姜琦译《理科教育之目的》、郑宗海译《杜威氏之教育主义》；1922年该刊又推出介绍美国教育家的《孟禄号》，陈宝泉、陶行知、胡适等还把“孟禄号”上刊出的《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系列来华观察教育和在各地的演讲汇编成书，于同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的刊物《平民教育》也组织过一系列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专号，如《欢送杜威博士特号》、《孟禄特号》，宣传实验主义教育的《设计法号》，宣传孟禄教育方法的《实际教育调查特号》、《教育名著介绍号》，宣传美国教育家麦柯理论的《教育测量专号》。这一时期中华书局推出的“教育丛书”，收入过不少有价值的西方教育名著的译本和编译本，如1917年顾树森、王维尹译《蒙铁梭利教育之儿童》、余寄编译的《德法英国民教育比较论》，1921年廖世承译美国哥尔文·裴葛《教育心理学大意》，在短短两年中发行了6版，舒新城译美国桑代克的《个性论》一书，介绍了个性差异的本质、原因和旨趣，深受读者欢迎；1921年商务印书馆也推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丛书”，收入了美国薛蕾的《伦理学导言》（朱进译）、密勒伊尔文的《密勒氏人生教育》（郑宗海、俞子夷合译）、杜威的《教育哲学》（金海观等译），销路大畅。

社会改造当然离不开妇女问题。辛亥以后曾出现过一些宣传妇女解放的杂志和书籍，如1912年的《女权》、《神州女报》、《女子白话旬报》，1913年的《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月刊》，1914年的《女子世界》，1915年的《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女子杂志》等，刊载了一些反映世界妇女运动的译文，如神州女界协济社译美国哈士肯博士的《世界各国妇女选举权沿革谈》、东埜译英国斯瑞因的《妇女与战争》、可可等译法国式登的《道落士衰之妇女教育谭》、调均译述美国马龙麦尔柯的《女子发育时代之运动》等。五四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译作与日俱增。早在《新青年》1915年1卷上就刊载过陈独秀译瑞尔的《妇女观》，1917年该杂志还专门讨论过女子教育、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女权等问题。当时影响较大的译著有美国高曼女士的《结婚与恋爱》（震瀛译）、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周作人译）；1922年商务与民智书局分别出版过李汉俊编译的《妇女之过去与将来》和唐伯焜译日本堺利彦的《妇女问题》二书。这些译著都从不同侧面介绍了欧美资产阶级妇女生活和妇女运动的新潮。许多杂志还纷纷开辟“妇女问题”专栏，如《新潮》、《晨报副镌》搞过多期关于“妇女问题”与“家庭问题”的讨论，不少刊物专门辟有“翻译”一栏，主张要“选择介绍欧美各国关于妇女的新思潮，做新妇女的考镜”，⁽⁶⁾或专门登载“非本国人所做的论文或名著底译品”。⁽⁷⁾其他如庸觉译《世界妇女的事业》（载《新妇女》）、蓉裳译《劳动问题与妇人问题》（载《妇女评论》）、玉成译《女生运动之研究》、瞿秋白译《妇女》（载《妇女评论》）等文。连载的夏丏尊由日文转译美国瓦特的《女性中心说》一书，专门讨论了男性中心与女性中心的问题，追溯了女性中心的历史、女性的自然特点、生殖的方法、女性的优越性、买卖婚与掠夺婚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夫人应邀来华，曾大谈英美的女权运动，其《英美女子要求参权之经过》、《女子教育之诸问题》、《美国女学概况》、《女子教育提高之必要》、《女子教育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等论著纷纷被译成中文，这些译著把19世纪渐次发生于欧美诸国的女权运动的思想与实践一一介绍给中国人。中国译家们还非常重视日本的妇女问题著作的译介，山川菊荣的《社会主义底妇女观》、《劳动妇女底解放》，堺利彦的《恋爱自由说》、《妇女的天职》、《我们底家庭主义》、《男女结合底目的》、《妇女问题概观》，岛村民藏的《男女两性问题》，今井政吉的《妇女底根本的要求》，宫本英雄的《贞操方面的归女问题》，厨川白村的《恋爱论》等，都是在五四时期译成中文的。

社会改造首先是国民性的改造，而国民性改造归根到底还是国民的心理改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人，20世纪初，世界心理学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形成对生活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据《中国心理学史》统计，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这个阶段，取材于日本心理学自编的教本，有1912年彭世芳编的《中华心理学教科书》、蒋维乔编的《心理学讲义》，1915年张毓聪、沈澄清编的《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心理学》，1917年余寄编的《心理学要览》。1915年还出现取材于日、英、美、德各国心理学而编著的教本，如樊炳清的《师范学校用心理学要领》、顾公毅编师范学校适用的《新制心理学》和张子和编的《广心理学》。另外有1918年陈大齐著《心理学大纲》。⁽⁸⁾1919年心理学的译述被推向高潮，有朱光潜译麦克·道格的《心理学》（载《新潮》）、徐甘棠译派尔的《心理学中之教育目的》（载《新教育》）。1920年吴旭初、杜帅业合译的法国黎朋的《群众心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还在1920年第22期上刊登了《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一文，称弗洛伊德发明的精神分析法使“心理学显已入革命的时期”，甚至把他与爱因斯坦、哥白尼及达尔文并称为现代学术界“极堪注意的事”。⁽⁹⁾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系，同年南北两所高师还设立了简易的心理学实验室。1921年在南京成立了最早的中华心理学会。1922年第一本心理学杂志——《心理》在中国创刊。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心理学译家们把西方心理学众多的流派断断续续地介绍进来，社会心理学方面有英国麦铎格的《社会心理学绪论》（刘延陵译，商务印书馆）、英国倭提士的《社会心理之分析》（梁启勋译，商务印书馆）、美国爱尔乌德的《社会心理学》（金本基、解寿缙合译，商务印书馆）；应用心理学派有霍林沃思与波费迪格合著的《应用心理学》（鲁继曾译，载《学灯》）；构造主义学派有冯特的《心理学导言》（吴颂皋译，商务印书馆）；机能主义学派有伍子本编译的《保存心理学上的本能说》（载《民铎》）和陈书农译乔曼的《十年来心理学上之本能论》（载《学灯》）；精神分析学派有霍茨沃思的《佛洛德心理学说之批评》等，1922年6月《学灯》还刊有王平陵译的查尔斯·埃尔沃德的《马克司底“经济定命论”在近代心理学里的见解》等。

20世纪初的世界和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经济的动荡、政治的惨斗和战争的接连不断，社会上面临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迫切问题，民国初期的新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激励起来的。在创导这种促成新思潮勃兴的学术自由氛围方面，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推行的“兼容并包”的方针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新思潮”在民国初期是一个广泛而庞杂的概念，它既包括18世纪西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人道主义”等原则，也包括名目繁多的小资产阶级流派和社会主义诸派别，新思潮的涌来可以说是太迅速、太凌乱，也太多矛盾，以致无从全部吸收。其中有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意志、倭铿的改良主义、颉德和杜里舒等人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杜威。他1919年4月来华居住两年余，先后到过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在北京举行过5次长期讲演，包括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五大讲演，被许多报刊竞相译载，《杜威五大讲演》一书1920年还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在他未离开中国前，就已出版10版以上，中文译本在两年内再版13次，每版印数有10000本，其他论哲学、逻辑学和教育的书也被译成中文，销路很广。1920年10月继杜威而来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了《物之分析》、《心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向自由之道》等。《新青年》1920年8卷2—3号为迎接他的来华，用大量篇幅刊载了张崧年、沈雁冰、郑振铎、凌霜等人译的罗素著作及关于其生平和学说的介绍与评论。1921年至1922年“共学社丛书”还专门列出“罗素丛书”，收入其《罗素算理哲学》、《政治思想》、《战时之正义》、《哲学中之科学方法》、《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周策纵认为罗素所著有关社会、政治和哲学问题的书有不少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改革者和进步分子中流传很广，他的影响，比现代西方任何其他思想家都要大。⁽¹⁰⁾其他影响较大的西方哲学家还有尼采、柏格森与倭铿。

1920年8月《民铎》2卷1号集中介绍了尼采，有张叔丹译述的尼采名著《查拉图斯特拉》一书的绪言，⁽¹¹⁾刘文超译《自己与自身之人类》，符译《尼采之一生及其思想》，以及白山的《尼采传》，朱侣云编译的《超人和伟人》、《尼采之著述及关于尼采研究之参考书》。首先译出柏格森著作的是张东荪，1918年译出《创化论》，⁽¹²⁾1922年重译《物质与记忆》，曾多次再版，贺麟认为其于翻译、介绍、自创学说等方面，均有其相当的贡献与劳绩。⁽¹³⁾1921年12月《民铎》3卷1号推出“柏格森号”，其中有蔡元培译《柏格森玄学导言》、柯一岑译柏氏《精神能力说》的第一章《梦》，第一次引进了意识流的概念，还有杨正宇编译《柏格森之哲学与现代之要求》、瞿世英《柏格森与现代哲学》、严既澄《柏格森传》以及柏格森著述与关于柏格森研究之参考书附录。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延陵译的《柏格森变之哲学》等。倭铿著作中译本有余家菊译《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中华书局，1920年）、郑次川译《现代思想与伦理问题》（公民书局，1921年）等。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早在民国成立前就已在众多译著中有过介绍，俄国革命的成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1912年《生活杂志》刊有百愚译津村秀雄《社会主义管见》、《各国劳动者之保护法》、特夫译喀司登《原贫》。《民谊》1912年刊有陈树人译山口孤剑《社会主义与妇人》等。一些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更积极从事这方面的译介，蔡和森赴法后曾“猛看猛译”过几十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¹⁴⁾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在“名著”栏中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共产党人》，1919年的《国民》杂志也选译过《宣言》的第一章。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由陈望道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4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当时活跃在社会主义学说译坛的还有李达和李汉俊。李达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通晓日、德、英、法四国文字的李汉俊在1918年底回国时，带回了大量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于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至1921年间，在《新青年》、《星期评论》、《觉悟》、《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了60篇译文和文章。⁽¹⁵⁾

《新青年》从8卷1号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当时搜集到的英、美、法、日等国报刊上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文章，其中有列宁的《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等。《晨报》副刊也辟出“马克思研究”专栏，从1919年5月5日至11月11日的六个多月中，先后发表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马氏资本论释义》等5篇论著，以及普列汉诺夫、英国班纳哥克等论著的全译本。一些出版机构也积极投入这场翻译高潮，商务出版的“共学社丛书”专列“马克思研究丛书”，收入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新时代丛书”收入派纳柯克的《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1922年）、高素之的《马克斯学说概要》（1923年）、恩特曼的《马克斯经济学说原理》（1923年）；中华书局也在“新文化丛书”中推出荷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甚至连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都大量刊登讨论社会主义理论、介绍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及其学说的译文。国民党1919年8月创办的《建设》杂志和研究系于同年9月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也都刊登过不少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译文。据粗略统计，《建设》从创刊到1923年发表的译文有数十篇之多。

与此同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也蜂拥而入，据当时的资料分析，被介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流派有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巴枯宁团体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及其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议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其中介绍较多的有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如《互助：一个进化的要素》、《秩序》、《新万国劳动协会》。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刊物《民钟》1922年第1卷4号刊出“克鲁泡特金研究号”。不满于现存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提倡“人的生活”的新村主义也被大量译介，1920年《批评》第4、5、6号还连续发表讨论新村主义的专号。托尔斯泰强调体力劳动、自劳而食的泛劳动主义也对民国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宁人负我》、《社会救济法》、《三问题》等作品中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过一种勤劳、寡欲、斥“富”排“情”的生活。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在中国风行一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出版的、英国柯尔等著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发凡》（郭梦良、徐六几译）、“共学社丛书·今人会丛书”收入的柯尔《基尔特社会主义》（吴献书译）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劳动》（郭梦良、郭刚中译）、霍布孙《基尔特社会主义与赁银制度》（郭梦良、郭刚中译）、泰罗《基尔特国家》（沈泽民译）。1917年至1923年间，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刊物大量出现，比较有影响的有《实社自由录》、《工人宝鉴》、《进化》、《奋斗》、《北大》、《学生周刊》、《社会运动》、《民钟》、《学汇》、《互助》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发表过宣扬无政府主义的译文，即使《新青年》也不例外。

新思潮的范围很广，涉及政治、教育、文艺、社会思潮等，限于篇幅，此节主要阐述的是哲学思潮。由于其他思潮都受哲学思潮的支配，所以阐述了哲学思潮可以说是阐述了社会中的主潮。新思潮的演变犹如潮水之后浪推前浪，辛亥革命后通过若干年的孕育激荡，在五四时期迅速走上高峰，其产生的原因有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其根源其影响是世界性的。

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来看，民国初期的翻译活动开始了中国翻译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翻译内容、形式、语体和媒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翻译媒介的变动。以往的翻译媒介多以个别译家，至多也只能像玄奘主持译场式的合作，或以林琴南式的口译笔述式的个人合作的方式。而民国初期翻译界则多以群体形式出现，最典型的方式是以某社团、某杂志刊物或以某出版机构为中心组成的传播媒介。据统计，仅仅参与出版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出版的团体和机构就多达40家。⁽¹⁶⁾这一时期新思潮译著纷至沓来，与有组织、有宣言的翻译社团，与有共同趣味和倾向而自然形成的翻译杂志是有密切关联的。

其次是翻译语体的转换。民国以前的译家为了要达到在士大夫中传播西学的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当时士大夫乐于接受的古文语体，如严复、林琴南以桐城古文译述西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即使像一般科技译家，如李善兰、华蘅芳的译作，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用旧语体阐释新科学的特点。民国前后新教育的勃兴和留学运动的发达，为译作提供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新思想的读者群。这就给民国初期，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翻译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准备了条件。言文合一的译作已基本摆脱了语体表述上的困境，使译本找到了更大范围的读者。五四前后白话文新刊物增至400多种，⁽¹⁷⁾译著大多采用进口纸张印刷，从《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中可见，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三年的洋纸张输入数量增加几倍：⁽¹⁸⁾

以出版译著闻名的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书407册，1915年有522册，1919年达602册，1920年猛增到1284册。⁽¹⁹⁾

第三，翻译原本的差异。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翻译原本多采自英文，如严译名著、林译小说，都以英文本为主，这与早期归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有关。民国前后的翻译原本不少来自日文，到了五四时期则日、法、德、英多语原本交互争辉，这种现象与20世纪初留日学生运动的发达和五四前后留欧勤工俭学的发动不无关联。如日文汉译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对新文学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法文汉译本加速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流行；德文汉译本之于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的东渐，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翻译原本中留下了所在国文化的模式，通过译述这些不同系统的文化内容，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民国初期东西译书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彻底改造中国文化的必要。在与近代西方文化接触之前，除了翻译印度佛典外，中国文化从未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全面挑战，佛典虽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念，但由于数量上和范围上的有限性，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毕竟有一定的限度。⁽²⁰⁾明清以来的西学传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西方书籍的汉译，使中国人一步步开始认识西方文化，从军事技术到应用科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大批西书中译本引入一整套新的参照系，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不断清理自己西方文化观的同时，致力于西书翻译的，民国初期的翻译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地位应当重新估价；文化传统需要重新创造，主张推翻停滞不前的旧文化传统，而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民国初期的东西译书也是一次影响广泛的知识革命。

其次，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去发现新思想。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而构成的译者队伍，形成了具有双语和多语能力和现代科学知识的结构，他们从根本上摆脱了明清以来口译笔述的翻译方式，成为站在传统中国社会和近代西方文化直接接触的交点上的主译者，因此在对翻译原本的选择上不再如林琴南那样“拉在篮里就是菜”，碰到什么就译什么，⁽²¹⁾而是有意识、有选择地为突破封闭的知识结构，建立新观念或创造新社会自觉地要求接受西方文化。

第三，民国初期的政局动荡，学界文坛异常活跃，特别是五四时期倡导“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各种思潮、作家、流派的译作如急流海潮般的长驱直入，使中国知识界得以在这文化大解体的时期接触到西方多元性、复杂性和文化意识形态。这种多元取向带来了多元的坐标和参照系，使中国文化人有可能寻找到一种自我认识与自我意识，在这兼容、丰厚的文化摄取中，中国文化才可能不落入特定思想的固有框架之中，而获得真正的创造性转机。

附记：原文提交江苏省出版史志编辑部1990年12月6日至10日在江苏宜兴丁蜀镇主办的“江苏出版史（民国时期）学术讨论会”，后载江苏省出版史志编辑部编《江苏出版史（民国时期）学术讨论会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115页。

————————————————————

(1) 静观《哀哉！无告之民》，《生活》1912年第1期。

(2) 《国庆祝词》，《大中华》第2卷第9、11期。

(3) 穆藕初（1876—1943），初名湘玥，上海浦东人。1879年入夜校学英文。1900年考入沪江海关任办事员。1904年与马相伯等组织“沪学会”。1909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伊立诺斯大学和得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研究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1914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创办德大纱厂，推行科学管理法成绩显著，产品曾在北京1916年赛会上名列第一，先后同他人合资创办上海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发起组织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和中华劝工银行。1920年被北洋政府农商部聘为名誉实业顾问。1928年出任工商部常务次长，193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1941年任政府经济农本局总经理。译有《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军火商人》、《日本纱布业》等，著有《中国实业失败之原因及补救方法》、《植棉改良浅说》。参见《藕初五十自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中国社会问题》、《司法问题与教育问题》，《庸言》第16号、第23号。

(5) 范煜《教育的罪恶》，《曙光》1920年1卷3号。

(6) 《新妇女》半月刊宣言。

(7) 《〈妇女评论〉创刊宣言》，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1921年8月3日。

(8) 高觉敷主编《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45—346页。

(9) 弗洛伊德学说的完整意义上输入是在1930年，以章士钊译《弗罗乙德叙传》和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两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标志。

(10) 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中译本，明报出版社，1981年，第321、322页。

(11) 今译《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1919年《解放与改造》杂志刊载茅盾译述其中的两篇；1920年《新潮》上刊载过鲁迅译出的序言；1922年《学汇》曾连载过梅译的篇幅较多的《币拉杜斯特拉这样说》；1928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郭沫若译出的单行本，1935年至1936年该书先后以《苏鲁支如此说》和《苏鲁支语录》为题，由徐诗荃（梵澄）译出全本，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6年有肖赣译的《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全本（商务印书馆），1940年又有雷白韦译的《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全本（中华书局），1947年又有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高寒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12) 该书1919年10月由商务编入“尚志学会丛书”初版。

(13)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14) 参见《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 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8页。

(16) 据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381—394页。

(17) 有估计多达1000种以上；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前揭书，第304页。

(18) 据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381—394页。

(19) 据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381—394页。

(20) 参阅邹振环《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沿革与知识结构的变化》，《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

(21) 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茅盾专集》（一）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