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形式的作用

二、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形式的作用

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不仅决定言语行为的具体形态，而且决定言语行为的具体结果。无论是说的结果，还是写的结果，都要适应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都要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保持对应和一致的关系。话语是言语行为（说或写）的结果。从词语的选择到句式的选择，从段落的结构到篇章的结构，话语的每一层次的产生都要服从语境适应规律。这一规律是：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作用下，交际主体一旦决定说出某一话语，他（她）就要利用言语交际环境与话语形式的相互作用来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和交际效果。言语交际环境与话语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1）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话语形式之间始终处于对应和一致的关系。这一关系主要体现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于话语的具体形式发挥定型的作用，即话语的具体形式要服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设定的条件。说者或写者不能产生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不相适宜的话语。（2）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话语形式之间处于信息补充的关系。它主要体现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于话语形式具有填补信息漏洞或空白的作用。话语形式的一些信息漏洞或空白可以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获得补充，于是保证了话语信息的传达处于最佳的状态。

话语传达信息的最佳状态是，话语形式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协调一致，以尽量少的语言符号获得最佳的言语交际效果。为此，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会对说者或写者的具体话语产生两个方面的适应要求：一是简明的要求，即避免语言符号的冗余，以求用尽量少的话语便可获得最佳的交际效果；二是得体的要求，即选择与语境一致的语言形式，尽可能地获得话语的准确性和适宜性。

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的适应要求体现在话语的两个层面：话语的形式层面和话语的意义层面。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作用下，说者或写者选择适宜的语词和适宜的话语结构；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作用下，说者或写者构建段落甚至语篇。同样是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作用下，说者或写者实现了话语意义的具体化，填补了语言符号的意义空缺，赋予了语言符号新的意义。不论是话语的具体结构还是话语的具体意义都是以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为生存土壤的。

从言语交际行为的心理机制看，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形式的作用体现为交际主体按照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适宜性要求对存储在认知系统内的语言符号进行选词造句的过程和结果。而从人类知识的来源看，交际主体的认知系统所存储的语言符号，不论是词语和词义，还是句法结构，都是来自个体以往的言语交际的实践。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言语交际的实践之中学会了语言。儿童对词义的掌握大都经历了从具体的特指到一般的泛指的抽象过程。事实上，不论是语言学著作所描述的语言结构系统，还是个人掌握的语言系统的知识，都是从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之中抽象与概括而来的。而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是离不开具体的言语交际环境的。从这个角度看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形式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它反映了存储在个体认知系统的语言符号向着对应的言语交际环境回归自己生命的过程。

就个体的言语行为而言，每个交际主体的话语都与他（她）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相互一致、相互适宜，只是有的一致或适宜符合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有的不符合这些规范。出现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话语形式的原因可能与个体学习语言的经历和掌握语言的程度有关，也可能与个体的认知能力或认知取向有关，因为个体的言语行为不是大脑内的语言符号向着对应的言语交际环境的自然回归，而是个体对语言符号与言语交际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认知加工过程，是对话语形式的创造过程。

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话语形式所引起的反应也不同。有的遭到人们的否定而不被接受；有的却受到人们的肯定，或被看做独具匠心的创新，或被看做话语形式的新典范，有的甚至渐变成为语言系统的新词语、新词义或新结构。至于哪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话语形式被否定，哪些被肯定并成为语言系统的新成员，其中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问题。在此，我们主要分析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形式的选择作用和对话语意义的体现作用。

首先，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形式的选择作用体现在：语词的选用要有得体性。语言的词汇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相对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它们才具有不同的表义功能和审美价值。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相适应的语词才是得体的、贴切的，而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不相适应的语词，无论如何华丽动听也是不得体的、不贴切的。离开了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单独的一个词没有得体与不得体之分。

在前文分析的李张之间的日常对话中，李老师选择了“那事”来指称他要谈论的话题，而张老师选择“这事”来指称她要谈论的话题。二人的词语选择都与他们各自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相一致、相适应，所以都是得体的、贴切的。只是由于他们之间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存在差异，才导致了“那事”或“这事”的表达与理解之间出现了不同。随着对话的进行，二人都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给予了调整，其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对方的语境因素，所选择的词语也更趋于表达与理解的一致。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文学作品的话语也为我们的语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不过，对文学作品进行言语交际环境的分析需要注意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作者的写作层面，二是进入故事情节的层面。前者是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话语之间的对应反应；后者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人物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话语之间的对应反应。例如，《红楼梦》的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有这样一段情节：

到了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轿马。刘老老不敢过去。掸掸衣服。又教板儿几句话，然后溜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划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老老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

——《红楼梦》（通行本）

在描写刘姥姥的行为中，作者连续用了“不敢”“掸掸”“又教”“溜”“只得蹭”几个透着谨慎、胆怯的心理反应的词语。这些词语的选择是与作者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相互适应的。作者对刘姥姥的认知，对荣国府的认知，对刘姥姥与荣国府之间关系的认知，对自己安排这段情节的认知，这些因素在作者写作时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久居乡下、生活拮据的刘姥姥，在面对门庭若市、仆役成群、院大宅深的荣国府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小心谨慎、畏缩不前的举止。而且，她的谨慎和胆怯是对荣国府的豪华与富贵、森严与至上的衬托。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也体现着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形式的选择作用。例如，在曹禺的话剧《日出》中有下面一段人物对话：

达生：竹筠，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

白露：这样什么？

达生：呃，呃，这样地好客，……这样地爽快。

白露：我原来不是很爽快吗?

达生：哦，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好象比从前大方得……

白露：我从前也并不小气呀！哦，得了，你不要拿这些好听的话来跟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说我有点太随便，太不在乎。你大概疑心我很放荡，是不是？

达生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促使他选择了“这样……”“好客”“爽快”“比从前大方得……”之类的语词。他的欲言又止、他的选词，都反映了他对白露的矛盾心情。而白露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也使她渐渐理解了达生的话语。在双方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作用下，“好客”“爽快”“大方”这些词典里的褒义词才与“放荡”“堕落”之义联系在了一起。

在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社会文化赋予了语词特定的语体色彩和褒贬色彩。这些语体色彩和褒贬色彩是从现实的言语交际行为之中概括而来，是人类长期的言语交际行为的历史沉淀。这个历史沉淀包含着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具有某种语体色彩或褒贬色彩的语词只有运用在与这些色彩一致的言语交际环境之中才是符合语言规范的。言语交际的现实也说明，只有当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话语结构中的某一语词的语体色彩或褒贬色彩存在一致的关系，这个语词的语体色彩或褒贬色彩才能得到体现。如果二者不一致，甚至存在明显的不协调，那么这个语词的语体色彩或褒贬色彩不仅得不到体现，反而可能由于二者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别的话语效果。

例如，电影《林则徐》中有这样的一段情节：林则徐召见外商，申明中国政府严禁贩卖鸦片的命令。他正色道：如若违令，船货交公，人即正法。外商不知“正法”一词的含义，便问：什么叫“正法”？一位中国官员解释道：正法就是杀头！鸦片洋贩子们为之一惊。在汉语中，“正法”与“杀头”都可以表示处死的意思，但它们对应的言语交际环境不同：前者与严肃郑重的政令语境相适应，而后者与俚俗浅显的日常语境相适应。林则徐是在向外国鸦片贩子发布禁令，所以用了“正法”一词，而那个中国官员是对外国鸦片贩子作口头解释，所以用了“杀头”一词。如果前后易词，词义本身并无差异，但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脱节，话语效果却差别大了。

在一般情况下，具体话语的说者或写者会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规范，把具有某种语体色彩或褒贬色彩的语词运用在社会约定俗成的与之对应的言语交际环境之中。但是有的时候，说者或写者也会为了特殊的话语效果而故意把具有某种语体色彩或褒贬色彩的语词运用在与人们普遍感觉不协调一致的言语交际环境之中。例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有这样一段情节：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了大家的心思，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

在对三仙姑的描写中，作者运用了“新鲜”“光滑”“明”“匀”四个具有褒义色彩的词。在通常情况下，褒义词的话语效果是正面的。可是，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感觉此处的四个褒义词与三仙姑是那么的不协调。它们不仅没有把三仙姑描写得多么漂亮，反而让她显得比平时更丑，甚至让人感觉她滑稽可笑。那么，为什么四个具有正面话语效果的褒义词用来描写三仙姑却产生了负面的话语效果？原因是：在作者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三仙姑就是一个装神弄鬼、老来摆俏的可笑人物。四个褒义词与三仙姑之间没有社会约定俗成的协调一致的正面关系，自然不可能取得符合语言规范的正面的话语效果。那么，作者为什么违背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规范，把四个褒义词用在了与之不协调一致的对象身上？答案还在作者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既然三仙姑是一个装神弄鬼、老来摆俏的可笑人物，那么围绕她的话语形式就要展现三仙姑的滑稽可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作品的讽刺和鞭挞三仙姑所代表的封建迷信文化的效果。褒义词的感情色彩与三仙姑的年龄身份，与三仙姑的行为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这一反差显示出了三仙姑的滑稽可笑，也正是这一反差赋予了话语幽默的效果。

上面的分析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在话语结构中，语词的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一致的关系存在两个不同层面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它们要与社会约定俗成的言语交际环境保持相互适应、相互一致的关系；二是它们可能只与个体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保持了相互适应、相互一致的关系，而与社会约定俗成的言语交际环境不适应、不一致。语言的本质说明，词典里所标注的语词的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或者人们通常所说的词语的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都是前人对具体的言语行为所进行的约定俗成的概括与抽象的结果。具体一个语词的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只有回到相应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才能得到体现。而一旦具有某一社会约定俗成的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的语词出现在与社会约定俗成的言语交际环境不一致的现实构成之中，要么这一话语行为不被接受和理解，要么这一话语行为具有特别的交际效果。社会约定俗成的言语交际环境与交际者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出现了矛盾的时候，交际者往往会调整自己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尽量使它与社会约定俗成的言语交际环境趋于一致，并且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言语行为。不过社会也有可能接受交际者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并因此赋予语词新的语体色彩和感情色彩。在现实的言语交际行为中，一些语言大师就经常故意违背语词的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与社会约定俗成的言语交际环境之间的协调适应的关系，而建构自己独特的语词感情色彩或语体色彩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的协调适应的关系，以便获得独特而美妙的话语效果。

除了对语词的选择有适宜性的作用以外，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的具体结构也有适宜性的作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决定着说者或写者具体说出或写出怎样的句子。例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中有一段王熙凤的话语：

一家子也是过正月半，合家赏灯吃酒，真真的热闹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滴滴搭搭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嗳哟哟，真好热闹！

王熙凤的这段话语有点类似相声的贯口，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名词。众人听她说着，都忍不住笑了。话语的结构之所以是由一连串的名词构成是与王熙凤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相适应的。当时的现场环境是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所有的活动都围绕一个中心，即让贾母高兴。此刻，众女眷和丫环们围在一起击鼓传梅讲笑话。以王熙凤的人格特征和知识结构，面对这样的现场环境，她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自然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讲什么笑话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讨贾母的喜欢。所以，王熙凤的这段话语以“贯口”的形式说出，尽管没有什么故事内容，却获得了非常好的话语效果。

话语的结构总是与交际主体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相适应的。例如，鲁迅的小说《药》涉及“人血馒头”和“痨病”之类的词语。由于自己的儿子得了“痨病”久病不愈，而不得不求人去买“人血馒头”，老栓和华大妈的意识里十分忌讳这两个词。二人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有了这样的因素，他们的话语便出现了省略结构：

“得了么？”

“得了。”

华大妈让儿子去睡觉也是用的省略结构：“睡一会罢，——便好了。”而在康大叔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却没有这类避讳，所以他说话没有省略这两个词：“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立刻变了脸色，有些不高兴。

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话语的适应性作用体现在选词造句，也体现在段落和语篇的建构。人之言语，因词而生句，因句而生段，因段而生篇。随着话语结构的扩展，不断有新的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参与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这些新的环境因素和已经存在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对后续的话语产生适应性的制约作用。例如，作者写作之前，或讲演者发表讲演之前，都要对自己的具体语篇，甚至其中的段落，进行构思设计。这个过程既是这个作者或讲演者实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过程，也是在这个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作用下，预先安排或设计自己言语行为的过程。前文提到的周国平的哲学散文《哲学家与他的妻子》就是这位哲学家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他的言语行为之间发生相互适应作用的结果。作为一名哲学家，作者把这篇散文置于哲学思考的范畴，所涉及的话题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文中出现的两个人物只是作者提出人生哲学问题的媒介：暂时与永久，平凡与伟大。这些因素在作者最初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发挥着主要作用。随着写作的进行，话语不断生成，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也不断参与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于是引起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不断变化自己的结构，并以更新的结构对作者的写作发挥适应性的制约作用。在这一作用下，作者因词而生句，因句而生段，因段而生篇，最终完成了一个语篇的写作。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就是伴随着言语行为和话语的运行而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内部结构，并以更新的现实构成对言语行为和话语的运行产生着制约作用。

话语的语篇单位是一个相对完整和封闭的独立存在。它不同于词语、句子，也不同于段落。词语与词语组合才能构成句子；一个句子可以单独充当一个话语单位，也可以与其他句子组合而构成话语的段落单位；一个段落也可以单独充当一个话语单位，或者与其他段落组合而构成话语的语篇单位。语篇只能单独作为一个话语单位，不能与其他语篇组合成为别的什么话语单位。一旦进入语篇的生成过程之后，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就会随着言语行为和话语的运行而不断出现，并参与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