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环境的可能因素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对应关系

二、言语交际环境的可能因素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对应关系

从上述的两个言语交际现象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可能影响言语交际行为的因素。其中哪些因素参与了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哪些因素没有参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弄清这些可能影响言语交际行为的环境因素是如何与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发生相互对应和一致的关系的。

如果把前面观察的结果和其中包含的思路推而广之，我们便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一般说来，言语交际行为都可能受到来自六个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一是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时间，即“何时”。二是言语交际行为的地点或场合，即“何地”，主要包括现场的物理环境因素，例如行为发生的具体位置，周围的人和物所形成的场景。三是言语交际行为的主体，即“何人”，其中可能涉及主体的各自因素和相互因素。所谓各自因素是交际主体各自的身份、地位、职业、文化修养及思想修养，在交际过程中的心情和处境等因素。所谓相互因素是交际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了解，即交际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其中包含两种表现形态：客观上的社会关系（诸如亲友、师生、同事等）和交际行为形成的临时关系（如说与听、写与读等关系）。四是言语交际行为所涉及的事项，即“何事”。它是说或写的内容，或是记述一件事，或是阐发某一道理，或是其他什么内容。五是言语交际行为的媒介，即“何如”，涉及语言性媒介与非语言性媒介的作用、口语交际与书面交际的作用、面对面交谈与远距离通话的作用。六是言语交际行为的目的，即“何故”。话语的目的可能是提问、请求、建议，也可能是应答、说明、解释，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当然，这些只是我们根据所观察的现象归纳出的可能影响言语交际行为的环境因素，还不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为了弄清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还需要对这些可能因素作进一步的梳理。

如前所述，言语交际行为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人类社会活动；它具有四个基本特性，即人际性、语言性、社会性和现场性。从这个定义来看，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行为，言语交际行为的发生至少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一是交际主体，二是交际媒介，三是交际现场，四是社会环境。那么，在我们观察的“六何”中是否存在这四个方面的环境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如果从它们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对应关系来观察，“六何”的环境因素便可以概括为三个系列：（1）主体系列，即何人，指的是交际主体自身反映出的环境因素；（2）话语系列，包括何如、何事和何故，其中何如是话语形式反映出的环境因素，何事是话语内容反映出的环境因素，何故是话语目的反映出的环境因素；（3）现场系列，包括何时和何地，是时空因素所形成的物理环境。另一方面，透过表象看本质，“六何”的每个因素都包含着社会文化的内涵。作为交际主体的人是社会的成员，所反映出的环境因素不仅具有生理的特性，更有社会文化的属性。话语的运行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而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所以话语系列的因素也必然包含社会文化的基因。只有现场系列的因素看似全自然的，但是人类社会的哪一现场不被赋予特定文化的内涵？从家居的环境到城市的规划，都明显地反映出文化的差异。不论是对自然环境的理解，还是人居环境的建设，无一不包含社会文化的元素。所以，现场系列的因素也是难免具有社会性质的。这样，我们所观察的“六何”因素不就包含了四个方面了吗？

把“六何”的环境因素概括为三个系列（其中每个系列都包含社会文化的内涵），不仅反映了它们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对应关系，更主要的是有利于我们观察这些可能因素如何与言语交际行为相互作用，这些可能因素之间又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实现了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目前，我们暂时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三个系列的环境因素与言语交际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面。

比较上述两个言语交际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记者招待会的现场是工作人员根据记者与官员之间所进行的问答这一言语交际行为的特点而事先安排的，其中的许多因素都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发生的。相反，李老师与张老师交谈的现场却是外界自然形成的，或者说是两人不期而遇的，不是为二人的交谈而人为设计的。对于记者招待会来说，现场的环境因素是为言语交际行为服务的，具体安排要服从言语交际行为的需要，所以整个现场环境是与言语交际行为基本一致的。而对于李张两人的交谈来说，现场的环境因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言语交际行为而存在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界强加于言语交际行为的，所以难免出现与言语交际行为不一致的环境因素。可以说，记者招待会的言语交际行为的特征决定了现场环境的基本构成，而李张交谈的现场环境决定了二人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两个言语交际现象的行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存在着差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环境是根据言语交际行为的特征而事先安排的，但是它一经设定就必然对具体的言语行为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参与记者招待会的言语行为都要适应这一现场环境的情景。

从两个现场环境的构建差异，我们认识到：言语交际行为与言语交际环境之间的对应和一致的关系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言语交际行为一旦发生，它便会激活一些环境因素，使它们有可能成为影响这一言语交际行为的语境。另一方面，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不仅可能激发某一言语交际行为的发生，而且可能影响这一行为的后续发展。具体的言语行为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实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力量之一。

从言语交际行为的角度来看，它的不同形态可能激活不同的环境因素，于是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三个系列的可能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就可能存在差异。例如，远距离的书信来往或电话交谈等交际形态可能会降低现场系列的可能因素在言语交际环境中的作用，同时也可能提高话语系列的可能因素在言语交际环境中的作用。相反，面对面的口头交谈可能强化现场系列的可能因素在言语交际环境中的作用，却可能削弱话语系列的可能因素所起的作用。学术交流的交际形态可能使得主体系列的可能因素，例如参与者的学术水平，成为言语交际环境的突出因素，因为学术水平不一致的两个主体很难实现学术问题的讨论。

言语交际行为的不同形态不仅会影响环境因素的三个系列之间在言语交际环境中的比重关系，而且可能导致三个系列内部的具体因素在言语交际环境中的作用出现不同的情况。学术交流与日常闲聊是言语交际行为的两种不同形态，对主体系列内的认知能力、学术水平等因素的要求显然不同。这样，主体的认知能力和学术水平，这两个因素在学术交流的言语交际环境中的作用就会不同于它们在日常闲聊的言语交际环境中的作用。正式的会谈和私下的交流也是言语交际行为的两种不同形态。尽管二者的交谈内容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参与主体也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对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却会有着不同的要求。前者可能要求现场比较严肃、比较封闭、比较正式，而后者可能要求现场比较轻松、比较开放、比较随便。话语系列的可能因素也是如此。正式会谈的话语形式显然不同于私下交流的话语形式。这样，与之相对应的环境因素在具体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就可能有着不一样的作用。

受到言语交际行为的作用，环境因素可能出现显性与隐性的变化，或者用斯波伯和威尔逊的术语表示，环境因素的易识性（manifestness）发生变化。在一般情况下，与主体因素、话语因素和现场因素相比，社会文化是隐性的环境因素，它往往作为三个系列因素的内涵而发挥着隐性的作用，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它却比其他因素更为明显，成为显性的环境因素。不同地区之间的言语交际可能使得方言差异所引起的环境因素成为最具显性的因素，不同性别之间的言语交际可能使得与性别差异有关的因素成为显性的。这些都反映了言语交际环境与言语交际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

另外，从上述两个言语交际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人际之间的言语交际行为一般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起始、持续和结束。在第一阶段，首先说话的主体可能受到两个系列因素的影响，即主体因素和现场因素，而影响听者的环境因素却不仅包括主体和现场的因素，而且包括话语系列的因素。在持续和结束的两个阶段，交际双方的话语环境都会包含三个系列的环境因素，但是它们各自的具体成分和结构还要看言语行为的具体形态。

随着言语交际行为的进行，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也会不断变化、不断扩展。以记者招待会的言语交际现象为例，随着官员的话语不断运行和扩展，影响那位记者理解的环境因素也在不断地扩展。从词与词的环境关系，到句与句的环境关系，又到段与段的环境关系，以至整个语篇所形成的环境，都可能对他的理解产生作用。主体系列的因素也是这样。随着话语的展开，那位记者对那位官员的认识可能发生变化，出现新的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这一点在李老师与张老师的交谈中反映得更为明显。张老师的话语似乎透露着犹豫或为难的信息。随着话语的进行，李老师也似乎感觉到了这些信息。于是在李老师的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起始阶段的“张老师可能愿意交谈那件事”转变成为“她不愿意交谈那件事”。同样的，张老师一方的主体因素也会随着话语的进行而出现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都是言语交际行为与言语交际环境之间的对应作用所引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