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具有差异性的特征

二、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具有差异性的特征

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交际主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与外在的环境因素发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在这其中，交际主体的人格结构主要发挥认知取向的动力作用，知识结构主要发挥环境信息的释义作用，而外在的环境因素则主要发挥刺激信息的材料作用。从广义的角度看，外界的环境因素不仅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提供了信息材料的支持，而且是个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生命源泉。每个人都是在继承遗传基因的基础上，从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汲取心灵和智慧的营养，才得以实现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然而，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而且个体也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塑造”。在与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中，个体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自己的主观能动的作用。因此，个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一方面，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不可能完全一样。这就导致了人们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也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每个人都有与他人不一样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

具有不同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人们，即使面对同一外界刺激信息，也会做出不同的认知反应。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人格结构、知识结构和外在的环境因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要么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要么发生在多人之间。个人的自言自语算不上言语交际行为。这样，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就会在同一言语交际行为的参与者之间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异。

我们提出“语境差异”的概念来表示这一现象，其定义是：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存在个体之间的差异。具体说来，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存在语境差异，不同说话者之间存在语境差异，不同听话者之间也存在语境差异。差异性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无法避免的一个特征。

以往的很多语境研究都忽视了语境差异的问题。人们要么从单一的角度（多数是从听话者的角度，也有从说话者的角度）来分析语境的结构和功能，要么把语境设想为交际双方一致的或共同的。仅从说话者或写者的角度，而忽略听话者或读者的角度，或者仅从听话者或读者的角度，而忽略说话者或写者的角度，都不能全面而准确地观察和分析语境的事实，因为无论是任何一方都不能独自完成言语交际行为的全过程。说或写是以听或读为对象而发生的，听或读又是以说或写为对象而发生的。没有听话者或读者的理解和反应，说话者或写者的话语意义和言语意图都得不到实现；同样，没有说话者或写者的话语表达，听话者或读者的理解和反应也不可能发生。没有说或写，何为听或读？没有听或读，又何为说或写？既然言语交际行为的过程是由说与听（或者写与读）构成的，那么与之对应的言语交际环境也就不应该仅指说话者（或写者）的言语交际环境，也不应该仅指听话者（或读者）的言语交际环境，而应该是指说话者（或写者）和听话者（或读者）的言语交际环境。

在言语交际行为的不同阶段，与之对应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也呈现不同的形式。在言语交际行为的说或写的阶段，与之对应的就是说话者或写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而在言语交际行为的听或读的阶段，与之对应的则是听话者或读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说或写有说或写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听或读有听或读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只有既分别对它们进行观察和分析又要把它们看做一个全过程的两个阶段，我们才能全面而准确地认识言语交际环境的真相。但是，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不能把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设想为交际双方一致或共同拥有的。一部分研究者之所以把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设想为交际双方一致或共同拥有的，或者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客观存在的外在环境因素，而忽视了交际主体的内在心理因素，或者是因为过分地强调了外在环境因素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内在心理因素的主观能动的作用，或者是因为尽管意识到了内在心理因素的主观能动的作用，却无法解释主观能动作用的心理机制。通过透视交际主体的认知系统和弄清言语交际环境的心理机制，我们不难认识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交际主体之间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所谓一致或相同的言语交际环境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的言语交际过程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斯波伯和威尔逊（1986，1995）在其《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的概念与此处讨论的语境差异有着某种联系。二人把个体的认知环境定义为“这一个体能够感知或推理的所有事实，即对他具有易识性的（manifest）所有事实”（1995，39），其中不仅包括个体从自己的物理环境已经意识到的所有事实，而且包含个体从自己的物理环境能够意识到的所有事实。也就是说，个体的认知环境是个体所处的物理环境与个体的认知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理解，斯波伯和威尔逊所谓的“物理环境”应该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主要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事实；而“认知能力”则是个体感知物理环境的各种事物和事实的心理动力，属于个体的内在心理因素，包括感觉能力、推理能力、语言能力、概念系统、记忆结构、对经历的解释等，也就是个体的人格特质和认知单元（或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整合。对于“认知环境”，有三个要点需要注意：（1）个体的物理环境是其认知环境的信息成分，即认知环境的信息来源于外部世界；（2）个体的认知能力是其认知环境的动力成分，即外界信息是否能够成为认知环境的构建成分取决于个体是否具有认知这些信息的能力；（3）只要物理环境与认知能力之间发生可能性的作用关系，即物理环境的事实明显地呈现在个体面前，而且个体也具有认知这些事实的心理能力，那么个体的认知环境也就构成了。

按照斯伯波和威尔逊的观点（1995，38），个体生活的具体物理环境存在差异，所以可能获取的信息或信息来源也会存在差异；个体的认知能力也存在不同，因此对外界信息的心理表征也不可能相同。一方面，即便个体的认知能力完全相同，由于具体的物理环境所存在的个体差异，人们也不可能具有相同的认知环境；而另一方面，即便人们生活的具体物理环境完全相同，由于认知能力所存在的个体差异，个体之间也不可能存在相同的认知环境。客观现实是，不论是个体的具体物理环境，还是个体的认知能力，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因此人们的认知环境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个体差异。

认知环境的个体差异体现了个体的独特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每个人都会受到人类这一物种特有的认知能力的限制，同一文化社区的成员可能拥有一些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教育和相同的观念等；但是在这个共有的模式之外，同一社区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认知，不论是对事件的理解，还是对事件的基本事实的记忆，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我们认为，个体的独特性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观察。从外在的角度看，即便是生活在同一文化社区的人们，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具体生活环境，例如在各自的消费水平、邻里关系等方面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从内在的角度看，个体的差异反映在不同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两个层面。个体的人格结构是个体的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个体的知识结构是个体有意识学习和无意识学习经历的结晶。前者主要在个体无意识的状态下影响个体的行为，而后者主要是被个体有意识地运用于自己的行为。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个体的独特性。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它表现为交际者之间的语境差异。

在斯伯波和威尔逊看来，语境是听者的一个心理构念（psychological construct），而个体的心理构念是受生活经历影响的。个人生活经历的差异必然导致记忆信息的差异。这些记忆信息直接影响着心理构念（即语境）的建构。不仅如此，对于同一事件甚至最简单事件的回忆，个体之间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便交际双方面临相同的外在环境因素，他们对这些因素的心理表征也不可能一样。这样看来，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就不可能不在交际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

我们可以从具体话语的表达与理解所表现出的差异来分析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存在的个体差异，因为不论是说者（或写者）的话语生成，还是听者（或读者）的话语理解，都是与其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对应一致的。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来看，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不同，交际者说或写的时候所选择的词语和句式也会不同。不同交际者的具体话语所表现出的差异往往说明他们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存在差异。据说苏东坡、黄山谷、秦观、佛印一日同游某寺庙，看到墙上写着一句诗，只是最后的一个字剥落不清。四人彼此看看，各自说出那个脱落的字是什么。苏东坡说是“润”，黄山谷说是“老”，秦观说是“嫩”，佛印说是“落”。后经查对，才知完整的诗句是：“林花著雨胭脂湿（杜甫《曲江春雨》）”，四人均自叹不如。几个文人之所以对同一诗句的同一个词作出不同的猜测，就是因为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

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者要受到言语交际环境的作用，听话者也要受到言语交际环境的作用。如果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说者与听者、写者与读者之间完全一致，那么他们之间的话语表达与话语理解就会变得毫无阻碍。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甚至是一种不现实的设想。在现实的言语交际行为中，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难免说者与听者、写者与读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听者对说者的某一话语不甚理解。他（她）可能当时就请对方给予解释，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不好提出疑问。等到两人分手之后，他（她）还在苦苦琢磨对方的那句话。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是说者与听者之间语言不通，而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他们之间出现了个体差异。人们之间的话语误解一般都是语境差异造成的。

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不仅会在说者与听者之间出现个体差异，也会在同一话语的不同听者之间出现个体差异。例如，在听相声《如此照相》的时候，凡是有“文革”生活经历的听众，无不对那些“文革词语”忍俊不禁，而没有“文革”生活体验的听众可能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灵魂深处闹革命”之类的词语感到茫然。对同一话语的理解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就是因为在前一类观众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包含着“文革”的生活信息，而在后一类观众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却没有“文革”的生活信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他们之间出现了差异，因而导致了他们对同一话语的不同理解和反应。

总之，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言语交际环境不可能在交际者之间实现完全一直的现实构成。交际参与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语境差异。这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不能摆脱的一个特征。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导致交际者之间出现语境差异的具体原因，因为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是千差万别的，与之对应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过，从纷繁复杂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来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原因。既然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交际主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与外在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那么造成交际者之间的语境差异的原因也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外在的环境因素相对于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力所具有的易识程度，二是交际主体的认知系统对外在的环境因素所进行的具体认知。

从第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交际主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构成存在着不同，因此他们的认知能力也存在着差异。这样，相对于不同的交际主体，同样的现场环境因素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易识程度。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对于环境因素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也可以说，相对于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环境因素的易识程度也是不同的。同样，生活经历丰富、知识渊博的个体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在一般情况下要比生活经历简单、知识贫乏的个体所具有的认知能力要高。换言之，对于记忆系统的知识信息丰富的个体而言，环境因素可能呈现为较高的易识性，而对于记忆系统的知识信息贫乏的个体而言，同样的环境因素就可能呈现为较低的易识性。不仅如此，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某一或某些环境因素对于这一交际主体是易识的，而对于那一交际主体却不是易识的。不仅在同一环境因素的易识程度上，而且在易识的环境因素的数量上，个体之间都可能出现差异。于是，在现场系列的信息材料上，交际主体之间已经出现了差异，那么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也就难免出现个体之间的差异。

从第二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交际主体会对环境因素（甚至相同的环境因素）作出不同的心理认知。外在的环境因素要参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就必须获得交际主体的心理认知，而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中，交际主体对外在环境因素的心理认知是在其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作用下完成的。然而，人们在先天生理基础、感知能力、注意能力、记忆能力、生活经验和教育经历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独特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所谓“十个指头不一般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交际主体对外在环境因素的认知取向和意义解释都会出现个体差异。你对这些环境因素作出心理认知，而他却对那些环境因素作出心理认知。对于同一个环境因素的刺激信息，你的认知系统是这样解释，而他的认知系统却是那样解释。于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就在交际者之间出现了个体差异。

如果说第一个角度的分析所侧重的是外在的环境因素相对于不同的认知能力所表现的易识状态，是环境因素本身可能具有的相对属性，那么第二个角度的分析所侧重的则是交际主体的内在心理作用，是来自个体心理结构的能动特性。二者相互作用，反映出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的基本情况，其中交际主体的心理认知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

案例之一邓炎昌与刘润清（1989）合著的《语言与文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在中国任教的50来岁的美国女教师被年轻的中国同事邀请到家里做客。一进门，同事的4岁女儿对她说：“Hello,Auntie！”同事觉得美国女教师比自己年龄大得多，女儿称呼她阿姨没有礼貌，便坚持让女儿叫她奶奶。美国女教师有点不自在，脸红了，笑笑说：“Just have her call me Auntie; I’d prefer that.”（“就叫我阿姨吧。我喜欢这样。”）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他（她）的社会化过程，即社会文化塑造个体的人格特质和知识结构的过程。社会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社会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人格特质和知识结构。西方的社会文化（例如美国的社会文化）塑造了西方人（例如美国人）的人格特质和知识结构，而东方的社会文化（例如中国的社会文化）塑造了东方人（例如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和知识结构。作为人格特质和知识结构的重要成因的社会文化对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之中。在不同社会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两个人如果进行言语交际，他们可能由于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对交际现场的环境因素作出不同的心理认知。具体到这一案例之中，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赋予年龄（尤其是老年）的不同涵义使得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这位美国女教师和她的中国女同事之间出现了个体差异，因此对小女孩的话语也产生了不同的心理反应。王德春和陈晨（2001，53）指出，言语交际环境“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环境的变体，是社会环境在语言使用上的反映”。而这一变体或反映是通过交际主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对于现场环境因素的心理认知而实现的。可以说，在不同社会文化的作用下，个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不可能完全一样，而在个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作用下，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交际者之间出现差异也是不可避免的。

案例之二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描写宝玉被父亲毒打，宝钗和黛玉先后来看他：

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

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

尽管宝钗和黛玉都出生和成长于封建社会，即她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是一样的，然而她们各自的具体生活环境（例如家庭背景、生活经验、教育经历）却完全不同，因而形成了彼此不同的人格特质和知识结构。当面对宝玉被打这一现实情景，二人产生了不同的心理认知。因此，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她们之间出现了差异，也导致了二人的不同言语行为。宝钗奉守封建礼教，严格地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来为人处世。在人格品质上，她是封建淑女的一个典范。尽管她也爱着宝玉，但她用封建社会的世俗礼教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相反，黛玉却对封建礼教怀有叛逆的心理，不像宝钗那样受到封建礼教太多的束缚。她对宝玉的关心和爱在某些方面要比宝钗更纯、更深，更知心。在性格上，黛玉比较爱哭。这样，在二人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作用下，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宝钗和黛玉之间出现了差异，二人也因此做出了明显不同的言语行为。相对而言，宝钗表现得“理性”一些。她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可是话说了一半，她就自悔说得急了点儿，赶忙咽了回去，脸上也露出羞涩的红晕。而黛玉则表现得更加纯真。她虽然不是号啕大哭，却哭得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大，而且气噎喉堵，心里有千言万语只是说不出来，哽噎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

案例之三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这样描写方鸿渐与周厚卿夫妇之间的关系：方鸿渐与周家女儿淑英由父母做主订了婚约，不幸的是没等两人完婚，淑英便得病不治而逝。然而，周厚卿不仅没有改变自己与方鸿渐的翁婿名分，还把女儿陪嫁办喜事的那笔钱和方家聘金为女儿做生意所得的利息一并给了方鸿渐作为留学费用。等到方鸿渐留学回国，生计没有着落的时候，周厚卿不仅留他在周家起居，而且安排他在周家开办的银行工作。在周厚卿的眼里，此时的方鸿渐不只是一个乡绅的儿子，更是一位留洋回来的博士，所以他在方鸿渐面前多少有点敬畏的感觉，言行也显得谨慎。然而，周太太却有着不同的心理认知。周太太认为方鸿渐留洋花的是周家的钱，什么事都不能撇开他们周家。他娶媳妇一定要做周太太的干女儿，不能有了新亲就把旧亲忘了。她不希望方鸿渐对自己有什么秘密，便想法子试图把他的秘密哄出来、逼出来。目的没有达到，她就大发雷霆，骂方鸿渐混蛋，并借病向丈夫发难，要他把方鸿渐撵走。周厚卿一方面被太太逼得无奈，另一方面又想把话说得婉转，求得顺水推舟之功。他苦心设计，打好腹稿，可是话一出口，自己先发了慌，态度也局促起来，反而激怒了方鸿渐。看着方鸿渐“高视阔步”走出经理室的背影，他只能摇摇头，心里埋怨自己的太太：“女人家不懂世事，只知道家里大发脾气，叫丈夫在外面做人为难。”

不论是周太太与方鸿渐之间的言语交际行为，还是周厚卿与方鸿渐之间的言语交际行为，它们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都包含了方鸿渐与周氏夫妇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这一环境因素。然而，在各自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作用下，周厚卿夫妇却对这一相同的环境因素作出了不同的心理认知，导致了他们的言语交际环境出现了不同的现实构成，也相应地做出了不同的言语行为。

案例之四《红楼梦》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椿灵画蔷痴及局外”里描写宝玉和黛玉闹了点小别扭，宝玉赔了不是。后来，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里着实得意，也想趁势取笑宝钗，却见宝钗因靛儿找扇之事发了两句火，只好改口问宝钗听了两出什么戏。于是出现下面的情节：

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他问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儿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套。这叫做‘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叫‘负荆请罪’。”

一句话未说了，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这些上虽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问道：“这么大热的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便道：“没有吃生姜的。”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呢?”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意思了。宝钗再欲说话，见宝玉十分羞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没解过他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

对于宝钗的“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这句话，宝玉先是不知就里，只当宝钗真的不知戏名，便又取笑起她来，不料自己却掉入了对方话语的陷阱。听了宝钗回应他的那句话，宝玉顿时羞红了脸儿，这才发现自己反被宝钗奚落了。在此，宝玉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他的心理认知活动忽视了他与黛玉之间的小别扭以及他对宝钗的话语冒犯，因而没能意识到宝钗的话语所隐含的玄机；而当宝钗说出“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的时候，宝玉的记忆系统里的与他和黛玉之间的小别扭以及他对宝钗的话语冒犯有关的信息一下子被激活，并参与到了新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对于黛玉而言，她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自然有着与宝玉一样的“心里有病”因素，所以听了宝钗的话也羞红了脸。而对于凤姐而言，虽然她不知道宝玉和黛玉与“负荆请罪”之间的关系，但是根据自己平素里对他们的了解，尤其是对宝黛钗之间关系的了解，她也不难从三人当时的形景看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当然也就多少听出了宝钗的话外之义。至于在场的其他人，因为他们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完全没有相关的构成因素，所以“总没解过他四个人的话来”，只好“付之一笑”了事。

从上面的四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不仅会出现在说者与听者（或写者与读者）之间，而且也会出现在不同的说者（或写者）之间或不同的听者（或读者）之间。而在多人之间的言语交际过程中，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更是呈现出复杂的形式。交际者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之间的差异越大，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就越可能出现个体差异。参与言语交际行为的个体越多，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也越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个体差异。只要言语交际行为发生，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就会在交际者之间出现个体差异。语境差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