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层面的隐喻研究

第一节　意义层面的隐喻研究

本节分四部分阐述意义层面隐喻研究中的四个隐喻理论流派：第一小节介绍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第二小节讨论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第三小节是互动隐喻理论；第四小节介绍概念隐喻理论。

一、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

隐喻研究始于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严肃的隐喻研究都得从亚里士多德开始（Ortony 1979/1993：3）。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修辞学隐喻研究的先河，他的观点在西塞罗（Cicero）、昆体良（Quintilian）和冯塔尼（Fontanier）等人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隐喻理论中的“替代论”和“比较论”，我们将它们统称为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⁶⁾。

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总体上将隐喻定义为同一词语所蕴含的不同意义范畴之间的“转用”（transference）。这种转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将属于甲事物的名称用来指称乙事物”，它可以是“由属（genus）到种（species），或由种到属，或由种到种，或类比”（Aristotle 1965：61）。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具有明显的“构式”意味。它明确提及“名称”和“种、属”等概念，其中“名称”指的是某个名词，即具体语言表达，而“种、属”则是意义范畴概念。这表明隐喻始于“名”（name），即某个名词，它是同一表达形式所带来的不同意义范畴的“转用”，这是典型的“从下至上”的隐喻研究视角，即从表达形式出发，探讨隐喻所带来的意义范畴的变化。

这种构式观在冯塔尼的隐喻定义中得到更明显的体现。冯塔尼承认隐喻涉及词语的转用，但他认为这种转用并不是简单的词语替换，而是词语和词语所表达的观点（idea）之间的对应。他指出，思维和表达的基本单位分别是观点和词语，而修辞是建立在这种“观点—词语对应体”（idea-word pair）基础上的，“将词语运用于表达新的观点时，词语会产生不同于原始意义的某些意义，这就是修辞”（Fontanier 1830/1968：39）。可见，冯塔尼认为修辞学研究不应该局限于语言范畴，需要考虑某些语言外理论，即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冯塔尼（同上：99）将隐喻定义为“用另一个更显著或更为人所知的符号表达某个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喻定义相似，该定义同样强调隐喻始于“名”而不是“观点”。但是，冯塔尼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隐喻定义中模糊的构式观，明确指出隐喻是“符号—观点对应体”，隐喻涉及表现形式（即“符号”）和意义（即“观点”）两部分信息，这与构式语法中的“形义配对体”的概念不谋而合。

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强调修辞学框架内的隐喻研究，认为隐喻的主要功能在于“装饰”语言，提升语言表达，丰富文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该隐喻理论流派已经开始认识到隐喻的认知作用，首先是亚里士多德：

但是，目前来说最伟大的事情是掌握隐喻。隐喻不能传授给他人：它是一种天才的标志，因为好的隐喻需要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通过相似性，隐喻能够更清楚地表达事物。（Aristotle 1953：45）

这表明，亚里士多德认识到隐喻的基础是相似性，理解隐喻的过程就是从不同中找到相似的过程（Kittay 1987：2）。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隐喻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新想法，得到新知识，“陌生单词只会使我们感到迷惑，常用单词只能传达已有知识，只有隐喻能使我们获得不同的东西”（同上：195）。据此，亚里士多德认识到隐喻的认知价值，明确提出通过隐喻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事物。

这个观点得到西塞罗的进一步发展。西塞罗明确指出，隐喻能够“创造出生动的心理相像”（Cicero 1822/1954：345）⁽⁷⁾，使语言表达更加生动。而昆体良则进一步完善了上述二人的隐喻认知观，认为修辞是对单词或短语本意进行“艺术性改变”（artistic alteration），有些修辞只涉及单个词语变化而有些涉及“思想和句子结构变化”，而隐喻是“最常见且最完美的一种修辞格，它很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人们会无意识地使用隐喻，即使是没有接受教育的人；隐喻本身高雅而充满魅力，不管它所修饰的语言是多么不凡，它总能散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Quintilian 1920：305）。可以看到，昆体良已经注意到隐喻所涉及的“思想”变化，隐喻并不是一种只有“天才”拥有的本领，任何人都会“无意识”地使用隐喻，这种观点逐渐接近概念隐喻理论中的“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观点。

尽管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表现出一定的构式观，并开始认识到隐喻的认知作用，但是受时代限制，该隐喻理论流派具有一些明显的缺陷。

首先，该传统的隐喻理论将隐喻局限于构式中的名词，它们讨论的隐喻是“词语隐喻”（word metaphor）（Ricoeur 1977/2003）。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该流派的隐喻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隐喻涉及词语和对应意义范畴两部分信息，隐喻表现为使用相同词语所带来的不同意义范畴的转用。在该流派的隐喻研究者中，尽管昆体良提出隐喻可能涉及句子结构的变化，而冯塔尼则大胆提出了“符号—观点对应体”的概念，但是遗憾的是，两位研究者都没有进一步论证隐喻涉及的句子结构或其他语言符号所带来的意义变化，其主要关注点还是词语，尤其是名词所带来的意义范畴变化。现在，大部分隐喻研究者（如Ricoeur 1977/2003；Indurkhya 1992；Knowles & Moon 2006等）都认同隐喻不仅是一种词语现象，它出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语篇、句子，短语、词语，甚至语素都存在隐喻，隐喻研究不应当只局限于词语层面的隐喻现象。

其次，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的基础是“相似性”，因而有些学者（如Grady 1999）将他们讨论的隐喻称为“相似性隐喻”⁽⁸⁾（resemblance metaphor），该隐喻理论流派强调隐喻的产生机制是“替代”或“比较”，没有充分认识到隐喻背后的认知动因。替代论的观点似乎源于亚里士多德的隐喻定义，认为“隐喻是将属于某个事物的名称用于另一事物上”（Aichison 1987：144）。这种观点在昆体良的隐喻分类中非常明显，他将隐喻分为四种类型，它们是“生物体”和“非生物体”内部或之间的“替代”（Quintilian 1920：307-309）。另一方面，比较论源于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一种隐性比较，是不同事物之间“转用”或“类比”的观点（Black 1962：36）。严格来说，比较论是一种特殊的替代论，强调隐喻对应的直陈式表达是一种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比较（Black 1979）。替代论和比较论都有明显的缺陷，不能真正解释隐喻的产生机制。

再次，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总体上进行的是修辞学的隐喻研究，将隐喻视为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特殊书面语言现象，认为其主要作用是“装饰”语言，没有认识到隐喻的普遍性。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与外来词和词语扩展一样，隐喻是词语的一种“新奇用法”（unfamiliar usage），一般不会出现在日常语言中。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有很大的局限性。隐喻是普遍存在的，日常对话也充满了隐喻现象，实际上“隐喻是语言的一个普遍性原则”（Richards 1936/1965：92）。

最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在隐喻和其他修辞格的关系方面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尤其不能解决隐喻和明喻的关系问题。其中，西塞罗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隐喻是最基本的修辞格，它几乎涵盖其他所有的修辞格；而明喻是隐喻的一种，它们的区别表现在形式上。昆体良则认为隐喻是“最完美”的一种修辞格，它是明喻的一种简缩形式，两者区别在于产生机制，明喻的产生机制是“比较”，而隐喻是“替代”（Quintilian 1920：306）。利科（Ricoeur 1977/2003：19）认为，出现这种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的隐喻定义，“为了解释隐喻，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另一个隐喻”。英语单词metaphor中的phora表示“地点的改变”，而在定义中，亚里士多德又用到“转用”，这难免有循环定义之嫌，导致“我们不可能用非隐喻的方式来谈论隐喻”，给后面的隐喻研究带来很多困惑。

但毋庸置疑，尽管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存在很多不足⁽⁹⁾，作为隐喻研究的开拓者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和冯塔尼的贡献不同忽视，在他们之后出现了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进一步推动了隐喻研究的发展。

二、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

柯勒律治（Coleridge）认为每个人天生不是亚里士多德学派者就是柏拉图学派者（Hawkes 1972：34）。隐喻研究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之后，出现了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该流派属于柏拉图学派，他们深受柏拉图语言思想的影响，强调语言是“像生物体一样”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Plato 1871）。 该隐喻理论流派以浪漫主义诗学为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雪莱（Shelley）、柯勒律治（Coleridge）和维柯（Vico）。本节拟介绍该隐喻理论流派。

浪漫主义者强调想象（imagination）的重要性，认为想象能将世界上的事物联为一体；想象的对立面是理性，它将世界上的事物分裂开来（Hawkes 1972：37）。雪莱在《诗之辩》（A Defence of Poetry）中发展了这种观点，认为理性强调了事物之间的不同点，而想象则强调了相同点，“诗歌可以理解为‘想象的表达’”（Shelley 1840/2002）。

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研究者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语言有机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隐喻并不只是“装饰”语言，而是表达想象的重要方式（Hawkes 1972：34）。

雪莱（Shelley 1840/2002）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因为它“揭示出语言出现之前人们从未意识到的事件之间的联系；通过语言，人们对事物间关系的理解得以永久流传，而体现这种关联的词语最终发展成为能代表部分或多种思想的符号”。这表明雪莱认识到隐喻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用于“装饰”语言；相反，隐喻反映了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人类语言的本质。另外，雪莱强调隐喻表现为“词语”或“符号”，它们用于表达“思想”。可见，雪莱也认识到隐喻的“构式”特征，隐喻具有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信息。

这种观点在柯勒律治的论述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柯勒律治语言思想中的核心原则是“有机整体”（organicism）。正如其他柏拉图学派学者一样，柯勒律治希望找出所有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消除亚里士多德传统分析中的人为界限⁽¹⁰⁾。柯勒律治认为事物间的有机整体性体现在隐喻使用上，隐喻表明了想象的“组织能力”（esemplastic power），“尽管它们的本质和功能有所不同，隐喻中的各部分能够融合形成一个确定的整体，这种融合不受历史事件和联系的影响，也不受时空的左右”（Hawkes 1972：46）。据此，柯勒律治认识到隐喻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这些部分共同构成一个隐喻整体。对于隐喻的这种构成，柯勒律治进一步指出：

隐喻，或者说那些通过想象形成的隐喻，并不是记录事物中的相似点。它是我们将不同思想融为一体的语言手段，因而，隐喻重构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Coleridge 1817，转引自Kittay 1987：6）

可见，与雪莱相似，柯勒律治也认为隐喻可以分为外在的“语言表达”和内部的“思想”两部分，具有明显的构式特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柯勒律治着重强调了隐喻的认知功能，通过隐喻，我们可以重新建构整个世界的认识。这种隐喻的认知观还体现在柯勒律治的隐喻分类中。柯勒律治（Coleridge 1817/1968）区分了“想象”和“幻想”（fancy），认为想象具有“组织能力”，而幻想只是一种“组合搭配能力”，机械记录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柯勒律治认为，想象和幻想都能产生隐喻，但幻想产生的隐喻仅体现事物的外在联系，这种隐喻是人为地有意识地使用；而想象产生的隐喻能挖掘事物间的内在联系，理解时需要读者或听众参与。柯勒律治进一步指出，想象通过隐喻作用于现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并不是消极地表达已有思想，“隐喻本身就是一种思想”（Hawkes 1972：55）。

维柯进一步发展了雪莱和柯勒律治等人的隐喻认知观。在《新科学》（The New Science）中，维柯指出原始人类拥有一种本能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它源自隐喻和符号并帮助人类走向现代抽象的分析思维模式。为了探讨这种思维发展，维柯研究了儿童语言，发现儿童语言向成人语言的发展能反映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变。与抽象的成人语言相比，儿童语言是具体的、充满活力，这表明“原始传说和神话并不是谎言，它们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诗性的、隐喻式的反应，现在我们话语中固化了的隐喻曾经生动地反映了前人的感知”（Vico 1744/1948：116）。维柯强调，“隐喻并不是一种虚幻的‘装饰’事实的东西，隐喻是体验事实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Hawkes 1972：39）。

总体而言，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是在浪漫主义诗学的基础上进行的隐喻探索，它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理论优势。首先，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明确了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性（ubiquity），隐喻并不是诗歌等文体中出现的特殊语言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柯勒律治指出，“我们不可能清除语言中的隐喻，语言或许可以接近‘数学般的简洁’，但是这只有通过空间关系中的邻近（proximity）隐喻完成，而这种隐喻本身并不是简洁的，与数学也没有关系”（Coleridge 1817，转引自Hawkes 1972：55）。可见，柯勒律治认识到语言的隐喻本质，隐喻在语言中无所不在。

其次，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挖掘了隐喻的认知功能，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隐喻研究的认知心理学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研究者认识到隐喻是表达想象的重要方式，隐喻帮助我们重新建构世界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隐喻能够反映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个体进化（ontogenesis）和种系进化（phylogenesis）两个维度上⁽¹¹⁾。在个体进化维度，维柯指出儿童语言比成人语言更具体、更有活力，表明语言中很多表达经历一个从隐喻到固化隐喻再到直陈式的发展；而在种系进化维度，维柯注意到每种语言中都有大量表达方式以隐喻的形式通过身体部位或人类感知情感来描述无生命的东西，例如英语中的head（头）表示“顶端”或“开始”，mouth（嘴巴）表示任何开口。维柯认为这些隐喻表明人类在无法理解某个事物时，会通过隐喻“使自己成为这种事物”，借助自己身体来理解认识这些事物（Vico 1744/1948：117）。

当然，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对隐喻现象本身的论述不多。该隐喻理论流派主要从浪漫主义诗学角度探讨了隐喻问题，更多的是阐述隐喻对想象的影响及其认知功能。该流派没有明确界定隐喻，对隐喻的定义非常模糊，但是整体来看，他们强调隐喻是通过“词语”表达“思想”，因而在本质上他们探讨的隐喻仍然局限为“词语隐喻”。另外，该流派没有详细论述隐喻的产生机制，尽管他们提到隐喻体现“事物间的内在关系”，但是对诸如“如何体现这种关系”，“隐喻如何产生”这样的问题没有给出答案。最后，与上面两个问题相关，该流派没有阐述隐喻和其他修辞格的关系，对隐喻的理解不够深入。接下来的互动隐喻理论吸收了该流派理论成果，并在一定程度的解决上述问题，使隐喻研究真正开始认知心理学的转向。

三、互动隐喻理论

互动隐喻理论（Interaction Theory）是二十世纪初理查兹（Richards）所倡导的隐喻理论。理查兹吸收了浪漫主义传统隐喻理论中的隐喻认知观⁽¹²⁾，并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普遍存在的，其产生机制并不是“替代”或“比较”，而是两个观点之间的“互动”。该理论后来得到布莱克（Black）等人的继承和发展，给隐喻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互动隐喻理论研究者强调，隐喻源于隐喻两部分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隐喻的构式观。理查兹认为，

简单说来，在使用隐喻时，我们会激活事物的两个观点，它们表现为一个词或短语，其意义源于该两个观点的互动。（Richards 1936/1965：93）

理查兹将这两种观点分别称为“本体”（tenor）和“喻源”（vehicle）⁽¹³⁾，本体和喻源之分是“原有观点”和“借用观点”、“意义”和“隐喻”、或者“概念”和“意象”之分。可以看到，理查兹认识到隐喻的外在表现是一个词或短语，而其内在意义取决于本体和喻源的互动，隐喻是形式和意义的综合体。另外，理查兹的隐喻研究视角是某个“词或短语”所带来的“两个观点的互动”，这是一种典型的从下至上的隐喻研究视角，关注的是意义层面的隐喻研究。

布莱克发展了理查兹这种“两个观点，一个意义”的论述。布莱克注意到，在提到隐喻时，尽管我们将整个句子视为隐喻实例，但我们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词上，该词在句子中是隐喻用法而其他部分都是非隐喻用法。布莱克（Black 1962）将这种隐喻用法的词语称为“聚焦”（focus），其他成分是“义框”（frame），隐喻句的意义取决于聚焦和义框之间的互动。布莱克（Black 1962，1979/1993）后来借用理查兹的观点⁽¹⁴⁾，使用另一对术语替代“聚焦”和“义框”：“辅助主语”（subsidiary subject）和“主要主语”（principal subject）。布莱克比理查兹更进一步，强调辅助主语和主要主语都不是单个的事物，而是语义特征系统。在讨论隐喻的“过滤作用”时，布莱克指出，“我们可以说，‘透过’隐喻表达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要主语，也就是说，主要主语被投射到辅助主语的区域”（Black 1962：41）。可见，与理查兹相似，布莱克也承认隐喻涉及“隐喻表达”和隐喻意义两部分信息，隐喻意义是将主要主语投射到辅助主语的语义系统所产生的结果；他采用的也是“从下至上”的隐喻研究视角，“透过”隐喻表达看隐喻意义所涉及的“投射”。

互动隐喻理论强调隐喻的认知性，认为隐喻建构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理查兹（1936/1965：95）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研究不能仅限于传统修辞学，我们应当参照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认知心理学领域：

我们要重新考虑人类需求，在回答“语言如何运作”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了解思维和情感以及其他心智活动是如何进行的，了解我们如何生活，更重要的是了解隐喻，这件“最伟大的事情”是如何“传授给他人”的。

继而，理查兹提出隐喻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原则”（omnipresent principle）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了隐喻的认知性。理查兹（Richards 1936/1965：94）指出：

传统理论只注意到几种类型的隐喻，并将隐喻这个术语运用于这几种类型，这使得隐喻似乎成为一个语言问题——词语的转用或替换，但是从根本上讲隐喻是概念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语境之间的交换。思维是隐喻性的，并通过比较进行，语言中的隐喻就产生于这个过程。

据此，理查兹强调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该观点非常接近概念隐喻理论中的相关论述，对隐喻研究实现认知心理学转向具有重大意义。

在理查兹的基础上，布莱克指出隐喻是一种“认知工具”（cognitive instrument）（Black 1962：37），继而他提出了“隐喻思维”（metaphorical thought）的概念。布莱克（Black 1979/1993：31）认为，我们在使用隐喻时，并不只是比较A和B，或者将A比喻为B，而是将A想象为B，这是“因为我们的直陈式语言有时很难表达常规情况下互不相干的两个经验域之间的丰富联系、相互关系或类比，也因为隐喻思维和言语包含的顿悟（insight）有时难以通过别的方式表达”（Black 1979/1993：33）。这样，布莱克也认识到隐喻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它能丰富我们的语言表达，甚至拓展我们的思维，正如布莱克所言“好的隐喻会使人吃惊，留下深刻印象，并让人突然产生顿悟”（同上）。

综上所述，互动隐喻理论极大地推动了隐喻的认识性研究，为概念隐喻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互动隐喻理论提出了一些观点至今仍然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互动隐喻理论在强调隐喻的认知性的同时，认识到“情感”和“态度”在生成和理解隐喻中的作用。理查兹（Richards 1936/1965：118）指出，有些隐喻的本体和喻源之间可能并不存在“隐喻基础”（ground of metaphor），即相似性，这种隐喻表明我们对本体和隐喻采用了相同的态度。例如，我们提到某人时可以说he is a lion，这不仅表明他很勇敢，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对“他”和“狮子”都持一种敬佩崇拜的态度。与该观点相似，布莱克（Black 1962：42）则注意到隐喻使用中的态度转换。他指出，在我们称一个人为“狼”时，我们将对“狼”的态度转移到这个人身上，即感觉可怕且令人厌恶。在此基础上，里科尔将“想象”和“情感”等概念引入他的隐喻模型中，强调“情感和想象是互动隐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激活了隐喻中的语义特征”（Ricoeur 1977/2003：155）。

其次，互动隐喻理论注意到隐喻的复杂性，强调隐喻的理解要考虑语境等因素，加深了我们对“隐喻性”（metaphoricity）的认识。理查兹（Richards 1936/1965：119）认为字面意义和隐喻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个词在表达字面意义同时可能又表达了隐喻意义，因而有时很难确定句子的隐喻性。布莱克则强调隐喻的识别取决于聚焦和义框在特定语境下的互动，而隐喻的理解需要考虑说话者的具体意图并参考文化背景等因素，这样“‘隐喻’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词语，我们要警惕赋予其比实际情况更严格的使用规则”（Black 1962：29）。现代隐喻理论一般认为“隐喻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受到语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Stern 2000；Cameron 2003等）。实际上，字面意义和隐喻之间构成一个连续体（continuum），中间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参见Nogales 1999；Goatly 1997）。

当然，互动隐喻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主要体现在隐喻界定和隐喻产生机制的理解两个方面。总体而言，互动隐喻理论强调隐喻的语义学研究，“我们称某个句子为隐喻句时指的是其意义，而不是其拼写或语音模式或语法形式”（Black 1962：28）。这种隐喻的语义学研究将隐喻区分为两部分，“主体”和“喻源”或者“主要主语”和“辅助主语”。该区分是在句子框架内进行的，关注隐喻两部分之间的互动给句子整体意义带来的影响。因而，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传统和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探讨的是“词语隐喻”，那么互动隐喻理论局限于“句子隐喻”（sentence metaphor），两者的区分是词汇符号学和句子语义学的区分（Ricoeur 1977/2003：66）。令人遗憾的是，互动隐喻理论研究者没有给出明确的隐喻定义，他们在探讨“句子隐喻”时，受制于他们所提倡的隐喻成分二分法，使得他们的隐喻研究局限于某一特定句式的隐喻实例，即“A is B”类型。实际上，真实语料中的隐喻实例非常复杂，经常会出现主体/主要主语不出现，或者喻源/辅助主语是别的句子成分，甚至表现为习语的多种特殊情况。

与上述问题相关，互动隐喻理论强调相似性并不是隐喻产生的必要条件，隐喻的产生机制是隐喻两部分之间的互动，但是该理论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互动如何产生。理查兹认为本体和喻源之间产生互动的原因是两个不同事物放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张力”（tension），“这种张力犹如张开的弓，是发射能量的源泉，使得人类大脑能在任何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Richards 1936/1965：126）。但是，遗憾的是理查兹并没有说明大脑如何建立这种联系，使本体和喻源之间产生互动。在这个问题上，布莱克有所突破。根据布莱克的观点，隐喻中两个词项或概念的相似点并不一定是预先存在的，隐喻可以“创造”出相似点（Black 1962：29）。继而，布莱克指出隐喻中的辅助主语并不是单个词语，而是一个语义系统，隐喻两部分之间的互动是将主要主语“投射”（project）到辅助主语语义系统上的结果（Black 1979/1993）。这种“投射观”在一定程度了解释了隐喻两部分之间的互动原理，但是受制于布莱克对主要主语和辅助主语的界定，其应用范围非常有限。直到莱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2003），这个观点才得到充分挖掘，发展成为概念隐喻理论中的“映射”（mapping）原理，用于解释隐喻的产生机制。

四、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的隐喻研究在欧美国家达到顶峰，人们将其戏称为“隐喻狂热”（metaphormania）时代。概念隐喻理论的奠基之作是莱柯夫和约翰逊于1980年出版的专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该书的出版给隐喻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经过很多学者的发展，概念隐喻理论业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成为现代隐喻理论中最重要理论之一（参见Lakoff & Turner 1989；Lakoff 1979/1993，1990；Lakoff & Johnson 1999；Grady 1997，1998；Fauconnier & Turner 2002）。

概念隐喻理论继承了雷迪（Reddy 1979/1993）所提出的传导隐喻（conduit metaphor）理论，强调隐喻的概念性和常规性，认为日常语言大部分是隐喻的，隐喻是我们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主要方式。莱柯夫和约翰逊指出：

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隐喻不仅出现在语言中，它还出现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里，我们用于思维和行动的日常概念体系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Lakoff & Johnson 1980/2003：3）

这里，概念隐喻理论发展了布莱克（1979/1993）提出的“隐喻主题”（metaphor theme）的概念，将隐喻和隐喻表达区分开来。莱柯夫和特纳指出，“语言表达并不是隐喻，隐喻是概念映射，它们是思维问题，而不仅仅是语言问题”（Lakoff & Turner 1989：106）。这就是说，在概念隐喻理论中，隐喻是深层次的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跨概念域映射，而不是表面的语言表达。莱柯夫对此进一步论述，“隐喻，作为一种现象，涉及概念映射和语言表达两方面，我们需要将它们区分开来”（Lakoff 1979/1993）。可见，莱柯夫认识到隐喻的构式特征，隐喻包含语言表达和概念映射两方面信息；隐喻的外在形式是语言表达，而其意义源于概念映射。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重点是语言表达所涉及的概念映射，“映射是首位的，而语言是第二位的”（同上）。这也是一种“从下至上”的隐喻研究视角，属于意义层面的隐喻研究。

概念隐喻理论吸收了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研究者在隐喻认知性方面的研究成果，系统展现了隐喻的认知作用，揭示了隐喻的产生机制，使隐喻研究纳入认知科学的新领域。如前所述，该隐喻理论流派首先明确指出，隐喻并不是表面的语言现象，隐喻是深层次的认知机制，根植于人类的概念结构。根据莱柯夫和约翰逊的观点，隐喻是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建构了我们的概念系统，其本质是“通过一个事物去理解或体验另一个事物”（Lakoff & Johnson 1980/2003：5）。

在这个基础上，概念隐喻理论研究者探讨了隐喻概念的系统性和隐喻的产生机制。莱柯夫和约翰逊（同上：7）注意到一个概念隐喻在语言中可以存在多种不同的隐喻实例。例如，“爱情是旅行”这样的隐喻概念可以衍生出多种观念和语言表达方式，这表明我们用来讨论“爱情”的词语和表达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方式讨论“爱情”中的“旅行”特点。这样，隐喻可以使语言结构化，从而产生巨大的语言生成力（胡壮麟 2004：71）。

在隐喻的产生机制问题上，莱柯夫和约翰逊发展了布莱克（Black 1979/1993）提出的“对应”（correspondence）和“投射”等概念，认为隐喻的产生机制是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这种映射是非对称的（asymmetrical），隐喻是将源域结构映射到目标域结构上，而不是相反。例如，在隐喻“爱情是旅行”中，我们是通过“旅行”这个概念理解“爱情”。对此，莱柯夫进一步指出，概念隐喻中的映射并不是从源域输入然后从目标域输出的机械算法过程（algorithmic processes），“映射应当理解为一种固定模式的跨域本体对应，可以运用到源域知识结构或词项上”（Lakoff 1979/1993）。为了限制这种映射，莱柯夫提出了“恒定原则”（invariance principal）（参见Lakoff 1990），强调当源域中某些相关知识与目标域结构相冲突时，这部分知识结构不会被映射到目标域上。

但是，“恒定原则”还是无法解决概念映射中出现的两个问题：首先，诸如“生命”、“爱情”和“时间”的抽象概念因为本身缺乏明确的概念结构，需要借助隐喻映射理解和构建它们内部结构。这就使得我们不可能在映射过程中使源域结构与目标域结构相匹配，除非我们头脑中已有明晰的目标域结构和框架；其次，隐喻理解有时并不仅仅涉及两个概念域的激活以及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某些隐喻的理解需要整合源域和目标域中的相关概念。例如，在隐喻表达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这个医生是屠夫）中，概念隐喻理论中的跨域对应无法揭示“这个医生是无能的”这层含义。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格雷迪（Grady）、法康尼尔（Fauconnier）和特纳（Turner）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概念隐喻理论，完善了人们对隐喻产生机制的认识。

格雷迪（Grady 1997）认为隐喻存在两种类型：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和复杂隐喻（complex metaphors），后者由前者组合而成。两者的区分有三：（1）基本隐喻连接的是两个简单概念，而复杂隐喻连接两个复杂概念域；（2）基本隐喻中的映射过程不存在映射差（mapping gaps），即不存在缺失的概念，而复杂隐喻中的映射存在映射差，不能实现完全映射；（3）基本隐喻中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直接源于经验基础，而复杂隐喻缺乏这种经验基础。基本隐喻和复杂隐喻的提出使得“恒定原则”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基本隐喻实现的是完全映射，而复杂隐喻的产生机制有时并不是单纯的“映射”过程。

法康尼尔和特纳（Fauconnier & Turner 2002）进一步揭示了隐喻的产生机制，他们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该理论强调，促成整合网络结构的是心理空间（mental space），而不是概念域。整合网络结构中存在四个抽象空间：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输入空间I（input space I）、输入空间II和整合空间（blending space）。其中，输入空间I和II为即将产生的整合空间提供“输入”，类属空间容纳两个输入空间的共同抽象结构，而整合空间则承接两个输入空间相关域的所有背景和知识结构，获得新的认知。该理论能够很好地弥补“映射”理论的不足，很多复杂隐喻涉及概念域的整合。例如，在上文提到的隐喻表达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这个医生是屠夫）中，目标域SURGEON和源域BUTCHER通过整合产生一个新的意义，即“这个医生是无能的”，这种隐喻现象只有通过概念整合理论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这样，在概念隐喻理论中，我们区分基本隐喻和复杂隐喻，“复杂隐喻是由基本隐喻构成的，而那些我们最重要的抽象概念，例如‘爱情’和‘因果’等，都是通过复杂隐喻实现概念化的。这种隐喻是抽象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们这些概念将失去其概念结构而无法理解”（Lakoff & Johnson 1999：73）。在基本隐喻中，隐喻的产生机制是“映射”；而在复杂隐喻中，其产生机制可能涉及“概念整合”。

综上所述，概念隐喻理论颠覆了我们对传统隐喻理论的一些看法，给现代隐喻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概念隐喻理论强调隐喻的普遍性、常规性和不可替代性。莱柯夫和特纳（Lakoff & Turner 1989：xi）指出，隐喻是普遍存在的，它是日常生活中“我们赖以生存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隐喻又是约定俗称的（conventional），它构成了我们整个概念体系，是我们日常思维和语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隐喻也是不可替代的，我们通过隐喻了解自身和世界。其次， 布莱克和约翰逊从经验主义哲学角度探讨隐喻理论，强调了隐喻的经验基础。他们指出心智在本质上是涉身的（embodied），隐喻深植于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经验中，“事实上，脱离经验基础我们将无法理解隐喻，甚至无法充分建构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2003：19）。最后，概念隐喻理论揭示了隐喻的工作机制是概念域映射和整合，而不是相似性。相似性在隐喻产生过程中并不是必须的，隐喻可以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但是概念域映射和整合也能创造出新的相似性，这样“概念隐喻的基础是我们经验中的对应关系，这些经验对应有两种类型：经验同时发生和经验相似性”（同上：155）。

概念隐喻理论一经推出，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迅速成为最重要的现代隐喻理论流派之一。但是，近年来人们开始发现，概念隐喻理论在给隐喻研究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开始显现出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概念隐喻理论过分强调隐喻和隐喻表达之分，缺乏隐喻的界定。莱柯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的研究重点是抽象的概念隐喻，而不是隐喻表达，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明如何确定概念隐喻。概念隐喻具有系统性，表现为多个具体的隐喻实例，但是有时我们很难确定隐喻实例所涉及的概念域。例如，在布莱克（Black 1962）的例子the chairman plowed through the discussion中，我们并不能将其抽象化为概念隐喻DISCUSSION IS PLOW ING“讨论是犁田”。

其次，与上面的问题相关，概念隐喻理论强调思维而忽视语言，其研究缺乏可靠的真实语料。概念隐喻理论过于强调隐喻的认知性，将语言中的隐喻实例视为一种表面现象。这样，大多数的概念隐喻理论研究者都是依赖内省法凭直觉创造隐喻实例进行隐喻研究，使其研究成果缺乏信度。但是，我们知道探究概念隐喻的最直接途径是语言中的隐喻实例，而隐喻实例主要表现为词语使用上的变化，因而概念隐喻研究必须从真实语料中的隐喻实例入手，不能撇开语言中的隐喻实例探讨概念隐喻，我们需要“警惕根据有限的语料过度归纳”（Deignan 2010）。近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很多学者主张从语料库中选取真实隐喻实例进行概念隐喻理论研究，以弥补概念隐喻理论缺乏真实语料的不足（如Deignan 2005；Stefanowitsch & Gries 2006）。

最后，概念隐喻理论缺乏隐喻的系统描述。在概念隐喻理论中，莱柯夫和约翰逊区分了三种隐喻：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但是没有详细阐述每类隐喻的具体分类，也没有说明三类隐喻之间的关系。而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经常发现某个目标域对应多个源域，或者某个源域可以映射到多个目标域的情况，例如莱柯夫和特纳（Lakoff & Turner 1989）提到的“时间是金钱”，“时间是旅程”以及“时间是小偷”等概念隐喻。这些情况使得概念隐喻理论中的隐喻描述和分析显得零散而随意，缺乏系统性。戴格楠（Deignan 2010）指出，现代隐喻研究不能完全依赖概念隐喻理论，我们应当结合其他学科的发展积极探索新的隐喻研究和分析方法，在这方面一些隐喻研究者已经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如Goatly 1997；Cameron 2003；Cameron & Maslen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