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式视角下的隐喻研究

第二章　构式视角下的隐喻研究

本章旨在梳理隐喻研究的发展，重点讨论各类隐喻研究中的构式观点，整理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研究中的认知观，厘清隐喻研究的发展进程，并简评各隐喻理论流派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讨论当前隐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隐喻研究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探讨语言中的隐喻现象。两千多年来，隐喻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方兴未艾，相关论文和专著汗牛充栋。人们普遍认为，隐喻已经从最初的修辞学研究范畴，扩展到语义学、语用学、哲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一个跨学科、多维的命题”（严世清1995）。对于隐喻研究的这种发展进程，很多学者（如Brooke-Rose 1958；Hawkes 1972；Ortony 1979/1993；Cameron 2003；林书武1997，2002；郑杏芳2009等）试图进行归纳综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各种隐喻研究的了解，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大部分学者似乎过于强调各隐喻研究流派之间的区别，忽视了它们之间的传承⁽¹⁾；另外，他们在综述隐喻研究时，集中于亚里士多德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概念隐喻理论，忽视了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语法隐喻理论（参见Halliday 1994；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实际上，尽管各类隐喻理论流派层出不穷，隐喻研究存在着两个研究传统：意义层面的研究和形式层面的研究⁽²⁾。前者采用了“从下至上”的研究视角（Halliday 1994），从隐喻形式出发，关注相同形式所涉及的隐喻意义的变化，即隐喻中“观点—内容”（idea-content）（参见Brooke-Rose，1958：1）的转化；而后者的研究视角是“从上至下”，即从隐喻意义出发，探讨相同意义所涉及的隐喻“表达方式”（means of expression）的转变。这两大传统的隐喻研究贯穿了整个隐喻研究的发展进程，大多数隐喻研究者在隐喻定义和阐述中都侧重其一。这种现象表明，实际上隐喻包含形式和意义两方面信息，具有明显的“构式”（construction）特征。

这种隐喻的“构式”特征在现代隐喻研究者的论述中非常明显。例如，基泰（Kittay 1987：27）强调，既然索绪尔区分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那么所有语言符号都包含“表达层面”（level of expression）和“内容层面”（level of content）两部分信息，隐喻自然也可以区分为“表达”和“内容”两部分⁽³⁾；而苟特里（Goatly 1997：8）认为，隐喻的产生存在两种情况：某个语篇单位（unit of discourse）非常规性地用于指称某个物体、过程或概念，或者某个语篇单位非常规性地与其他语篇单位连接（colligate）。这里，苟特里继承了布鲁克·罗斯（Brooke-Rose 1958：17）的观点，“任何将某一事物识别为另一事物，或者将某个更常见单词或短语替代为另一个单词或短语的现象都是隐喻”，他强调隐喻的产生源于语篇单位的意义或形式的变化。这样，既然隐喻包含形式和意义两部分信息，隐喻自然可以视为构式⁽⁴⁾（Martin 2006：230）。

本章拟在构式视角下重新梳理隐喻研究的发展进程，重点讨论各隐喻理论流派中的构式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隐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五个隐喻理论流派：（1）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隐喻理论；（2）浪漫主义传统的隐喻理论；（3）互动隐喻理论；（4）概念隐喻理论；（5）语法隐喻理论。前四类属于意义层面的隐喻研究，而语法隐喻理论则是形式层面的隐喻研究⁽⁵⁾。这里，我们将分四节进行阐述：第一节讨论意义层面的隐喻研究；第二节综述形式层面的隐喻研究；第三节讨论当前隐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一节是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