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双及物构式

7.1　汉语双及物构式

双及物构式是从论元结构角度出发来界定的，在语言类型学上，则普遍从配置类型来讨论双及物结构。双及物结构按照接受者与客体宾语之间的关系有四种类型。按照接受者宾语（R）和客体宾语（T）中哪一个和单及物动词的受事宾语（Patient，缩写作P）的形式表现一致，给予结构的表达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次要宾语型（secondary），其特征是：P=R≠T，指的是双宾语结构中的recipient和单一结构中的patient使用同一种编码，都是主要宾语，而theme则采用另一种编码。

间接宾语型（indirect），其特征是：P=T≠R，指的是双宾语结构中的theme和单一结构patient使用同一种编码，而recipient使用另一种编码。

中立型（neural），其特征是：P=R=T，指的是双宾语结构中的theme、recipient和单一结构中的patient都是使用同一种编码。

混合型（mixed），具有多种分布较广的双及物类型，指的是使用以上提到的不止一种策略来进行表达，典型给予动词可进入多个类型。

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双宾A式：公赐之R食T。《左传》

2. 介宾补语式：尧让天下T 于许由R。《庄子》

3. 介宾状语式：孔子以其兄之子T 妻之R。《论语》

4.双宾B式：窃马而献之T 子常R。《左传》

这里有三种结构类型：介宾补语式即间接宾语式，介宾状语式里的介宾“以……”可以自由后置于动词，次要宾语式。双宾A式是真正的双宾结构，而双宾B式是介宾补语式省略介词“于”的结果，应该是间接宾语式的变体。上古所谓的双宾B式与现代南方话的双宾B式完全不同。上古汉语有成熟的双宾A式，双宾B式不太会独立产生，应该看作介宾补语式的变体；而现代大多数双宾A、B 两式共存的南方话里的A式不是固有形式，双宾B式就有了语法化的前提和基础。

关于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的分析已经相当详尽。时兵（2007）分析认为，在上古汉语中，“与”类双及物结构（双及物结构原型）的接受者宾语总是优先于客体主语被主语化，在殷商与西周时期有“S接受者VO施事O客体”、“S接受者VO客体于O施事”、“S接受者有V于O施事”等结构。上古汉语中接受者宾语也总是优先于客体主语被话题化，只是在战国末期及秦汉时期才有大的转变。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接受者与客体宾语之间的关系类型主要属于次要宾语型。这与现代汉语也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汉语双及物结构接受者与客体宾语之间的关系类型主要属于间接宾语型。他认为，在上古汉语中，随着屈折式“SV于O接受者O客体”的消失，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双及物动词的复化，即产生迂说式“V1V2O接受者O客体”结构，其中双及物动词“畀”、“与/予”先后语法化（即“后附化”）。另外，在战国末期及秦汉时期，次屈折式“SVO客体于O接受者”开始衰落，新的迂说式“SV1O客体V2（与/予）O接受者”结构也随即出现，其后发展成与格结构。 时兵（2007）利用内部重建（internal reconstruction），通过殷墟卜辞祭祀类（三价）动词结构的分析证明：1.“SVO材料O接受者”结构的发生是由“SV于O接受者O材料”结构中向格标记“于”脱落所致，即前者是后者的派生式（或简化式）；2.“SVO接受者O材料”结构与双及物结构句法同形（都是双宾结构），且语义有密切关联。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类推，重建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的来源，即“SV于O接受者O客体”结构。再通过殷墟卜辞与战国楚简祭祀类动词结构的历时对比，进一步证明上述重建的合理性；又根据语体的差异，说明“SVO接受者O材料”替代“SV于O接受者O材料”结构的过程要远远滞后于“SVO接受者O客体”取代“SV于O接受者O客体”结构的原因。

时兵提出从殷商到两汉，汉语双及物句式的类型发生了转化。总的趋势是最初接受者宾语话题化、被动化较自由，客体宾语虽然也可以话题化，但频率不及接受者宾语，而到了汉代，客体宾语话题化和被动化逐渐增多，接受者宾语的同类句法操作的可能越来越小。时兵提出，上古汉语的双及物句式的类型发生了变化，从次要宾语型变为间接宾语型。

宋文辉（2010）则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上述趋势仅仅出现在给予类双宾语句中，取得类双宾句式并未发生上述变化；忽视了与格句式的存在。上古汉语双及物句式类型演变的过程为：上古汉语的双宾句式，最初只有给予类，属于次要宾语型（接受者宾语可以被动化，客体宾语被动化受限制），后来取得类动词进入此句式，也属于次要宾语型，而与格句式则属于间接宾语型，双及物句式系统整体属于混合型。类型变化之后，双宾句式本身成了混合型，给予类变成了间接宾语型（客体宾语可以被动化，接受者被动化受限），而取得类双宾语句保持次要宾语型，与格句式保持间接宾语型。这样汉语双及物句式整体就由原有的混合型变成了一种新的特殊的混合型。

张国宪（2005）认为，取得类动词进入双宾句式之后，逐渐占据理解上的优势，给予类受其压迫，逐渐退出双宾句式，而倾向于采用与格句式，双宾句式的属性随之发生变化。宋文辉在张国宪的基础上提出解释如下：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双宾句式最初都是由典型给予动词构成，属于次要宾语型，但是这类结构不太稳定，其他因素的介入极易使其发生变化。导致上古汉语双及物句式类型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取得类动词的进入使之发生了变化。双宾句式的产生虽然是基于运动事件的，但是在其形成后最初却并不是强调运动，也就是客体的位移或者所有权的转移，而是强调了接受者的受益，这导致后者凸显程度更高。从跨语言的角度看频率最高的双及物构式中，接受者比客体凸显，其原因主要是接受者一般是有生命的容易被移情，而客体则不然。这类结构中接受者的受影响程度较高，而客体的受影响程度低于前者。取得类双及物句式出现之前的汉语双及物句式的情况和现代英语的情况基本一致，是比较自然的、无标记的配置方式。汉语因为取得类动词进入双宾，句式致使双宾句式所表现的给予事件的概念化模式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了句式的分化。给予事件有两个观察角度，相应地形成两种概念化模式：客观角度运动事件中，客体受力而发生位移或者所有权转移，接受者只是运动的终点，客体所受关注更大，凸显程度更高；主观角度，给予事件是一个使接受者受益的行为，由此角度来观察，生命度和话题性高的接受者比一般是无生命的客体更容易成为移情的焦点，凸显程度更高。上古汉语的双宾句式起初给予类占优势，接受者宾语的句法行为很活跃，可以话题化和被动化，采取的是主观性视角。随着取得类动词的进入，取得类双宾句式强调作为客体来源的“夺事”，也就是被剥夺了对客体所有权的客体领有者，强调其受到损害，其凸显程度高于客体，客体受害比受益更为引人关注。由于取得类双宾语句理解上占优势，排斥同样是次要宾语型的给予类双宾句式，后者受抑制逐渐减少。这时给予类双宾句式要想存在，就必须和取得类有不同的表达功能。这使得其表达重点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表达客观视角的双及物句式，强调客体的被移动，因此其客体宾语的句法行为越来越活跃，而接受者宾语却越来越受制约。

因此，宋文辉（2010）认为，典型给予动词和双宾句式匹配、非给予动词和与格句式匹配是最自然的选择。典型给予动词在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很多方言中都不能进入与格句式，双宾句式的原型是给予类，最先形成的双宾句的核心动词是给予动词，取得类动词和制作动词后进入这个句式，上古汉语中的制作动词构成的双宾语后来消失了，取得类双宾句的频率也不高。由于上古汉语双宾句式较为发达，其必然结果就是典型给予动词不进入与格句式。因此认为汉语自先秦时代就存在双宾和与格句式共存的局面。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双宾句式中，给予类属间接宾语型，取得类属次要宾语型，是一个混合型的双宾句式，此外再加上一个间接宾语型的与格句式，整体构成一种比较特殊的混合型双及物句式系统。不过由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给予类双宾句频率极高，取得类较为少见，总体上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双宾句式可以看作是间接宾语型的双及物句式。即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双宾句式和与格句式类型一致，双及物句式整体属于间接宾语型。

我们基本赞成宋文辉（2010）的看法，但是他提出的典型给予动词和双宾句式匹配、非给予动词和与格句式匹配是最自然的选择；典型给予动词在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很多方言中都不能进入与格句式，双宾句式的原型是给予类我们则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上古汉语中典型给予动词可以进入双宾句式和次要宾语式，这两个句式都是相匹配的原型。与格句式也并不是和非给予动词最自然匹配，我们提出了新的动词分类。而给予类动词逐渐退出双宾句式，倾向于采用与格句式的原因，除了取得类动词进入的原因之外，主要跟动词的类型转变有关。除此以外，还可以从动词分类的角度作出更好的解释。前文谈到，张敏（2008）借鉴双及物结构类型三分法，将通用给予动词分为三类：与事型、受事型和中立型。与事型给予动词一般形成次要宾语式和双宾式，受事型给予动词一般形成间接宾语式，中立型给予动词可以形成双宾结构，形成间接宾语式和次要宾语式情况则不一定。根据这种给予动词的与事型动词和受事型动词的分野，上古汉语属于与事型类型，给予动词可以单独带与事宾语，而非受事宾语，这里的上古汉语主要指春秋时代，汉代以后的汉语给予动词已经不再是典型的与事型。甲骨文中即开始有与事/受事动词的区别，给予动词具有与事型和受事型两种类型，比如“赐”和“献”的区别，通用给予动词“舆”则是与事型的。春秋末期以后两个新兴的通用给予动词“与”和“予”崭露头角，是彻底的与事型。这个格局到战国末期以后开始有动摇趋势，秦汉以后通用给予动词向中立型演变。上文中把考察范围扩大到了一般的双及物动词，与事型/受事型的分别也相应地扩大到旁格型/非旁格型的分别，即是否可以直接指派旁格，单独带旁格宾语。原始汉语中的动词也就基本可以照此分成两类：一类是旁格型（与事型）动词，一类是非旁格型（非与事型）动词。旁格型动词可以直接指派旁格，在上古汉语中不虚化为前置词，非旁格型动词则在连动结构中以后慢慢虚化为前置词。原始汉语阶段，首先区分不同类别的动词：旁格型（与事型）动词和非旁格型（非与事型）动词。非旁格型动词使用前置介词引进一个新的论元，包括受事；旁格型动词的后缀则是动词的动作所向或其直接宾语的指向或位移方向。对于非旁格动词来说，原前置词加名词就形成一个具有“影响某物”原始意义的特殊构式，具有“影响某物”的构式意义。对于非旁格型动词来说，宾语语义角色在典型受事和非典型受事的区分方面还是有所区别的。前文已经谈过，非旁格型动词的语义论元以Total Persistence的Motion节点为中心扩散。前置词功能首先是从表示空间和时间关系的位格开始的，格框架一般包括表示时空的位格、受事格以及旁格等。旁格型动词类型可以直接引进新的论元，没有类似的前置词构式。旁格型动词的语义论元以动作所向的Qualitative Persistence（Beginning）的Motion节点为中心扩展开来，格框架则包括向格、与格、旁格等。上古汉语（西汉以前）阶段，汉语基本上还属于旁格型/非旁格型。在这个阶段，前置词基本上传承原始汉语的功能，属于非间接格标记。这个阶段汉语给予动词属于与事型，给予动词使用次要宾语式和双宾A式的双及物结构。而属于非旁格型的动词则使用间接宾语式，包括双宾B式。 汉语发展到了上古之后的汉语阶段，汉代以后旁格型动词/非旁格型动词的分立开始动摇，逐渐开始转化为受事格型动词；旁格型动词开始使用前置词，而非旁格型动词的前置介词结构中介引受事的前置词开始脱落。汉语逐渐转变为受事格型语言，汉代以后介词“于”逐渐式微，间接宾语式也走向衰落。

这样，在上古汉语阶段的动词旁格/非旁格两分，具体到给予动词是与事/受事两分的基础上；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也相应地有两个类型，一类使用次要宾语式和双宾式，另一类使用间接宾语式包括双宾B式。

因此，可以重建两类双及物构式，第一类与事型动词的双及物构式如下所示，其中小圆括弧表示是可以不出现的可选论元：

第二类受事型动词的双及物构式如下所示：

第一类与事型动词，与事型与格一般和双及物动词的间接宾语语法功能联系在一起，双及物动词一般是三价动词，包括一个客体论元和一个接受者论元，双及物动词的经典接受者一般是有意识地参与在事件中，并且在Qualitative方面被事件影响。作为接受者的与格在施事性语义网格上具有Sentience特征，处于语义网格的Qualitative Persistence（Beginning）分支上。与事型动词可以直接带与事而不可以带受事，所以与事型与格还占据受事格Existential Persistence（Beginning）的分支，如下图所示。

第二类受事型动词，受事型与格一般和双及物动词的间接宾语语法功能联系在一起，双及物动词一般是三价动词，包括一个客体论元和一个接受者论元，双及物动词的经典接受者一般是有意识地参与在事件中，并且在Qualitative方面被事件影响。作为接受者的与格在施事性网格上具有Sentience特征，处于语义网格的Qualitative persistence（beginning）分支上，两类动词占据的语义网格节点不同，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