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

一、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

中西在传统上都将隐喻认定为一种修辞现象。从广义上讲，“metaphor”就是“比喻”，是区别于其他非比喻性语言的一种称谓，指“由于两个事物的特征上所存在的某一类似之处，而用指一个事物的词来指另一个事物”；狭义的“metaphor”指“比喻”中的一种类型。

被称为“修辞格命名学家”的皮埃尔·冯坦尼尔（Pierre Fontannier）（1830）曾依据辞格形式上的三种不同关系将隐喻划分为三大类：隐喻（metaphor），换喻（metonymy）和提喻（synecdoche）。杜马塞（Dumarsais）（1825）则认为应该把讽喻（irony）也算在内。它们作为四个典型辞格（master tropes）已被修辞学家广泛接受。大卫·萨皮尔（David Sapir，1977）对这四个辞格做了如下解释：

“隐喻表示两个词语的相似性，这两个词语分别来自不同的语义域；换喻是取代或并置毗邻性的词语，这两个词语分属不同的位置，但在语义和视觉上被认为处于同一位置；提喻和借代两个词语一样来自于一个语义域，然而在类型上和整体与局部上其中一个总是包含另一个；讽喻并置两种矛盾的概念，这两种概念可能是在同一语义域也可能不在同一语义域。”

从修辞学角度分析，这些辞格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无论是共同点还是不同点，都是从表面形式出发的。“metaphor”与“simile”都有“本体”和“喻体”，但在有无句法标记上不同；“metaphor”，“simile”与“metonymy”在认知域的体现上不同：前者两个项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事物，强调两者的相似性（similarity），而后者两个项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强调两者的毗邻性或相近性（contiguity）。“synecdoche”，“synaesthesia”，“transferred epithet”是在“metonymy”的基础上分别从部分与全体、主体与客体等角度进一步划分出来的。这样的划分可以是无限的，例如在“synaesthesia”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不同的生理和主观感受再划分成若干亚类。

有时要弄清辞格之间的范畴界限是非常困难的。一句话可以同时包含隐喻、换喻、提喻和讽喻，如一个人借了别人的两毛钱，在还钱的时候说：

I hate to give away my fortune.（我讨厌散财。）

“fortune”在这里对于“money”来说是隐喻；“money”和“fortune”具有毗邻性，属于同一语义域，因此是换喻；“money”是“fortune”的一部分，因此它又是提喻；两毛钱算不上什么财富，所以它还是讽喻。

在传统的修辞学家那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划分方法，除去上面提及的以外，我们熟知的还有类比（analogy）、反讽（allegory）、拟人（personification）、夸张（hyperbole）、委婉（euphemism）、矛盾修饰（paradox）等。这些看似独立的辞格，其实都与隐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修辞学囿于其形式研究的局限，注意力主要用在辞格的归类划分上。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英语修辞学就有过专门研究转喻与布局两大类辞格的“辞格派”。亨利·皮雷姆在《修辞花苑》（1577）一书中就曾划分了184个辞格；米里亚姆·约瑟夫在《莎士比亚笔下的语言艺术》一书中按语法、逻辑、精神因素和客观因素四个范畴重新划分了两百多个辞格。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辞格》（徐鹏，1995）也收录了100种。过于繁琐的划分背离了修辞学研究的初衷，对于指导人们如何准确有效地使用语言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人们使用语言实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辞格过多只能造成记忆和理解的负担。所以，到了19世纪中叶，修辞学在西方就不再作为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程。然而，这种在辞格研究中所看到的由隐喻引发的复杂现象，正是现代隐喻学所要解释和说明的。

隐喻的认知研究并不一概否认修辞学对隐喻及其他辞格的研究。一方面应该承认，修辞学家十分推崇隐喻的修辞作用，它的某些分类有助于对于语言的认识和理解，其划分标准同时依据了认知范畴（如“部分与整体”），虽然经常出现冲突矛盾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修辞学对隐喻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它偏重语言形式（字面）本身的分析，将语言、认知和社会割裂开来，忽略了它认知的本质属性及其在语言反映客观世界的纽带作用，就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不符合语言使用的一般规律和要求，是语言的一个偏则（anomaly）现象，因而不能反映真实的客观世界。所以，总的说来，从修辞角度不可能充分认识到隐喻的本质属性和认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