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语义学研究

12.2.1　隐喻的语义学研究

12.2.1.1　传统隐喻语义观

在修辞学的传统中，隐喻被归属于比喻，也即那些涉及语词在使用中的各种意义的象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涉及在命名过程中意义变化的象征。也就是说，修辞学处理的是语词的象征意义，隐喻就是这些象征中的一种。这些意义的主要特征是偏离日常用法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和偏离呢？传统修辞学家一般是这样解释的：它们是为了填补一种语义上的空白，或者是为了修饰话语。这是因为我们拥有的观念多于我们所有的语词，我们需要超出语词的日常用法去拓展它们的意义。这是利科对肇始于希腊智者、中经亚里士多德和昆蒂良（Quintilian）直至十九世纪最后一批修辞学论文为止的漫长历史中的传统隐喻语义学的非常纲要式的、也是十分精当的概括。⁽³⁰⁾

由此可见，在传统修辞学里，隐喻是借用一个词来替代另一个词，因此隐喻义就是词义。此外，隐喻被视为对正常语言的一种偏离，使用隐喻的目的仅在于“装饰”。利科认为，从现代隐喻语义学的眼光看来，上述这些修辞学前提是很成问题的。首先，隐喻并非仅仅是一种命名事件，或一种词义上的置换。实际上，隐喻唯有在陈述中才有意义；它是一种谓词现象。他指出，“如果隐喻涉及语词仅仅是因为它首先以一个完整的句子出现，那么最初的现象不是对语词字面的或本来的意义的偏离，而是整个陈述的论说功能（function of Predication）”（同上，第588页）。其次，隐喻不是话语的某种装饰，它包含新的信息。实际上，新的语义领域就从一些新的关系（即张力）中诞生。它涉及整个陈述，是一种瞬间的创造和一种语义上的创新，但它并不能建构语言，而只是存在于不寻常的谓语之中。据此，隐喻更加接近于对谜语的生动解答（同上，第589页）。

总的说来，传统修辞学虽然已意识到隐喻是某种语义变更现象，但始终局限于语词层次，偏向于把隐喻视为由于语词的替代和转换引起的语义异常现象，因而未能真正触及隐喻语义的实质性问题。

12.2.1.2　当代语义学的隐喻研究

当代语义学的隐喻研究，一般认为开始于理查兹于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修辞的哲学》。理查兹在隐喻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相互作用论”。他指出，在使用隐喻时“由单一的词或句子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不同事物的观念同时活跃起来，而隐喻意义就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见，他认为隐喻义来源于主旨和载体在活的陈述中的相互激活，意义就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外，他也已经指明，隐喻不是涉及语词的简单转移，而是思想之间的交流（intercourse），语境之间的交易（transaction）⁽³¹⁾。

与理查兹相类似，布莱克认为，由于焦点和框架之间的互相作用，焦点获得了比原来的意义扩展了范围的新的意义，即隐喻义。他在谈到理查兹举的“穷人即欧洲的黑奴”（the poor are negroes of Europe）这个例子时指出，有两种思想，即“欧洲穷人”和“美洲黑奴”，处于一个互相主动作用于对方的关联中。“我认为这必定意味着，在既定语境中，焦点词‘黑奴’获得了新的意义，这意义肯定不是它的字面意义，也肯定不是任何字面性替换所产生的意义。新语境（用我的话讲，就是隐喻的‘框架’）把扩展了的意义强加于这个焦点词之上，所以我认为理查兹要说的是，要想使隐喻发挥作用，读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意义的延伸——必须把新旧两种不同的意义融合在一起”⁽³²⁾。前面已经提到，布莱克还曾举过“隔着煤烟熏黑的玻璃观望夜空”的例子，形象地描述了“相互作用”造就隐喻义的过程。他对焦点和框架相互作用的方式及隐喻义的产生等做了较为系统而具体的说明，应该说，比理查兹前进了一大步。

比尔兹利（Monroe C.Beardsley）认为隐喻义源于词语意义的矛盾和对立，也属于“相互作用论”这一派。他所说的“词语意义”，既指不同词语的意义，又指同一词语的不同意义。比尔兹利采取的出发点与理查兹、布莱克是一致的，即他们实际上都把隐喻视为一种归属活动（attribution）。比尔兹利所说的‘主词’和‘修饰语’，是与理查兹的‘要旨’——‘载体’和布莱克的‘焦点’——‘框架’相似的一对范畴。他的新颖之处在于，他特别强调归属关系中的不相容性，亦即对“自相矛盾的归属关系”、自行毁灭的归属关系的强调。他指出，不相容性是一级意指的指称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迫使读者将二级意指从含义的完整状态中抽引出来，而二级意指容易使自我破坏的陈述变成“能指的自相矛盾的归属关系”。⁽³³⁾例如，他指出，“‘如果他能赢，我就吃了我的帽子。’这句话包含的东西，远远多于它所陈述出来的东西，因为它消灭了初级意义，为次级意义留下了空间”⁽³⁴⁾。在他看来，隐喻中总是存在着自相矛盾，修饰词与中心词“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他还举例说，如“玄学大街”（metaphysical street）这一短语，“玄学”（metaphysical）和“大街”（street）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根本不相容。但他认为，隐喻恰巧就产生于自相矛盾，因为，“当归属关系间接地看是自相矛盾，当‘修饰语’包含容易归于主词的那些含义时，这种归属关系就是一种隐喻的归属关系，就是一种隐喻”⁽³⁵⁾。据此，上述“玄学大街”就具有可解读性：“那是因为‘玄学’的某些内指（connotation）应用到了大街上，大街或许‘如同普鲁弗罗克大街，可以漫步，就像漫步于玄学论证之中……’”⁽³⁶⁾

利科也全面接受了“相互作用论”，但有重要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悬置”（epoché）。他指出，“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隐喻陈述恰恰会成为清楚地表明被悬置的指称与被展示的指称之间的关系的陈述。就像隐喻陈述正是在字面意义的废墟上获得它的隐喻意义一样，它也在我们可以相应地称为字面指称的东西的废墟上获得它的指称。如果我们的确可以在解释中区分和表达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解释中通过悬置第一级指称来释出第二级指称，而这种指称恰恰是隐喻指称”⁽³⁷⁾。在此意义上说，所谓指称的悬置、现实的重新描述，也就意味着新的指称的释出和在意义的冲突、转换中新的意义的产生。由此可知，利科认为，隐喻义非但是相互作用过程中“语义冲突”的产物，它更是在冲突之后的“废墟上”上建立起来的隐喻陈述的新的意义。此外，利科十分看重张力理论，也是因为张力（尤其是字面的解释和隐喻的解释之间的张力）的来源正在于话语中存在着相互冲突性，并必然会产生相互作用。

经过理查兹、布莱克、比尔兹利和利科等的不断探索，利科的一些陈述可视为当代学者对“相互作用论”已取得的共识。大致有以下几点⁽³⁸⁾：

相互作用理论“描述了隐喻陈述的动力，只有它才配称为隐喻的语义学理论”（第216页）；

“隐喻意义并非语词意义：它是语境创造的意义……所有隐喻意义都是间接的。通过隐喻来说话也就是通过某种字面意义讲出的东西”（第258页）；

“隐喻的意义实际上是整个陈述的意义，但它以语词为中心，我们可以把这个语词称为隐喻语词。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指出，隐喻既是述谓层次的语义更新（新的适应性）也是词汇层次的语义更新（语例学偏差）”（第215页）。

“相互作用论”虽然是目前对隐喻的语义特性最有解释力的一种理论，但在理论上仍很不完备，并且缺乏具体操作的方法。塞尔早就指出，“相互作用论”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重视始终不会是隐喻性的句子意义或词义与可能具有隐喻性的说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或言语意义这两者的区别；“相互作用论”在通常情况下往往试图将隐喻义定位于句子抑或与句子相关的某些特征方面，可是，隐喻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应该解释说话人意义与句子意义的不同方面以及两者彼此联系的方式，因为说话人的意义往往是隐喻性的，可这并不意味句义或词义也是隐喻性的。⁽³⁹⁾一些赞同“相互作用论”的学者试图以语义特征和选择限制理论来阐释隐喻的做法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stone（石头）”这个名词，用卡茨－福特的“语义特征分析法”（欧陆国家则大多称为“义子分析法”）来分析，可得到下列一些语义特征：physical object（物质），natural（自然的），non－living（非生命的），mineral（矿物），concreted（有形的）。动词“die”（死）的语义特征则可描述为：process with result，namely，that some living entity x ceases to be living（过程结束，即某一生存个体停止生存）。接着，如果我们来考察句子“The stone died”（石头死了），就会发现，很明显，此句话从字面意义上看显然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句中的动词die（死）只能跟有生命的物体相配，而stone是无生命的。由此可推测，“The stone died”违反了选择限制，是语义异常现象，只能尝试用阐释隐喻的方法进行分析。随后，语义学的隐喻分析法常用的方法是，将次级主词的特征映射（map）到主级主词的特征上，从而引发出隐喻意义来。在映射、相互作用、从而组合的过程中，两者的特征都可能会引起调整，即其中的某些特征相互连接，另一些特征则被屏蔽。这样stone（石头）可以获得“living”（有生命的）这一语义特征。进而由“石头”可联想到“人”，由此可以推断出此句中的stone可能指某些比较坚实的人。⁽⁴⁰⁾上述这种语义特征阐释法，莱文森认为存在不少缺陷。他指出，用于隐喻解读过程的喻体的语义特征比其实际具有的语义特征要少得多，因为人们实际上总是根据具体的语境和交际场合从喻体中选择适当的语义特征来表达隐喻的暗含的意义的。至于为何选择此而非彼，成分分析理论更无法解释清楚。此外，语义特征的映射过程也很有限、太绝对，难以说明隐喻的表达力。⁽⁴¹⁾由此看来，隐喻的语义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