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语用学研究

12.2.2　隐喻的语用学研究

我们在前面说过，理查兹、布莱克和利科等学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隐喻现象是与一定的语境相关的话语现象。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都承认，从根本上看，隐喻研究主要属于语用学领域。但真正开始从语用角度关注隐喻现象的，是格赖斯。

格赖斯（P.Grice）在一九七五年发表的《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指出，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合作原则”。合作原则要求做到：必须提供真实的信息，按需要提供适量的信息，说话要相关，表达要清楚。

准则是客观上必须遵循的，但并不是说没有违反的情况。假使违反而对方能够察觉时，对方就会越出表面意义，于是就会产生“会话含义”。

格赖斯认为可能会有四种“不遵守”准则的情况，其中第四种是：说话人可以藐视某一条准则；就是说，他可以明显地不去满足它……这就是典型的可以产生会话含义的情况。对这第四种情况，即故意利用违反准则，说不符合事实的话来传递会话含义，格赖斯举过一个隐喻的例子：

隐喻——You are the cream in my coffee.（你是我咖啡里的奶油。——喻指精华。）这句话字面上是解释不通的，因为说话人故意说了不符合事实的话，违背了质的准则，因而传递的是会话含义。可见，在格赖斯看来，当听话人发现话语的字面解释违背了质的准则，或者是该字面解释被证明是非常有缺陷时，就很有可能对这一话语作隐喻解释。正是在这篇讲话稿中，格赖斯最先提出把隐喻视为违反“会话合作原则”的一种情况。⁽⁴²⁾

塞尔（J.Searle）进一步用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的一般理论（即语用推理）提出一种推理的原则。他建议把间接言语行为纳入包括隐喻、讽刺等说话人的意图和句子意义有重大变异的其他现象在内的更广阔的范围⁽⁴³⁾。他认为，在不包含隐喻的话语里，词句意义（word or sentence meaning）和说话人意义（speaker’sutterance meaning）是同一的。在隐喻话语里，词句意义和说话人意义这两种意义是不相同的；隐喻义属于说话人的意义。也就是说，听话人无法按字面意义解释语句时，就会超越字面意义，考虑语境因素，努力用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来解释说话者的真实含义。塞尔举例说，说者在说出“Sally is a block of ice”（萨丽是一块冰）这一隐喻句子时，显然是想表达与字面意义不同的“说话人意义”：也许是说，萨丽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塞尔认为，隐喻话语的通常的形式，就是说者说出一个“S是P”的形式的句子，实际上包含的是“S是R”这样的隐喻意义。因此，为了正确理解说话人的真实意思，就必须找出说话者之所以能如此说的原因。为此，塞尔在《隐喻》（1975年）一文中提出了确定说话者表达说话人意义的策略的八条原则：

原则一：P事物根据定义是R。通常，R可能是P的突出的限定性特征之一。

原则二：P事物偶然是R。特征R应该是P事物的一个突出的或为人熟知的性质。

原则三：P事物常被说成是或被认为是R，尽管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可能知道这是假的。

原则四：P事物不是R，也不跟R事物相似，也难以联想到R，但人们的感觉或文化因素常常很自然地把它们联系起来。

原则五：P本身与R不相似，也不被认为像R，但某些状况有相似之处。

原则六：P和R在意义上相似或接近，但其中一方（通常是P）的应用范围有限，并且在字面上不适用于句子。

原则七：上述原理也可用于关系隐喻和句法层面上的其他隐喻。

原则八：转喻和换喻是隐喻的两种特例。

例如，Sam is a pig.（山姆是只猪。）根据原则二，可以理解为Sam is filthy，gluttonous，and sloppy，etc.（山姆很脏，很贪婪，很马虎，等等。）又如，You have become an aristocrat.（你成了一名贵族。）根据原则五，这句话在表达隐喻意义时，并不是说某人真成了贵族，而是指变得像一个贵族了，也许是指他的地位和境况似乎像贵族了。⁽⁴⁴⁾

斯波伯（D.Sperber）和威尔逊（D.Wilson）的“关联理论”，也是在批评和发展格赖斯的“合作原则”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理论。他们批评格赖斯的四条准则“界限不明”，会话含义的推导过程也不清楚，并提出以关联性为唯一准则、以演绎推理为途径的会话含义理论，这就是关联理论。他们认为，当且仅当一个假设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某一语境效果时，这个假设在这个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这一关联性，不仅取决于语境效应（contextual effect），还取决于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即所谓加工力（processing effort）。在同等条件下，语境的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为进行加工处理而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就越强。在他们看来，隐喻的使用和理解都是受关联原则支配的。根据关联理论，隐喻只是一种松散的谈话，只是为选择不直接解释说话人思想的话语的结果，是为了寻求最佳关联而采取的一种方式。例如，可以设想一个情景：你见到John的房间很脏、很不整洁。于是你对John说：

This room is a pigsty.（这个房间是个猪圈。）这一隐喻很容易使得John与下述的一个百科知识的图式相接近，即：

Pigsties are filthy and untidy.（猪圈是肮脏的、不整洁的。）根据关联性假设，John会获得房间是脏的、不整洁的这些含义。最佳关联性期望使John进一步去搜寻更多的含义，如脏与不整洁不符合清洁卫生的规范，他应该为此负责，等等。John理解这一隐喻的额外加工力将为被这些语境效应所弥补。因此，斯波伯、威尔逊认为，“隐喻并不需要特殊的解释能力或过程：它是言语交际中所使用的一些非常一般的能力和过程的自然结果。”⁽⁴⁵⁾

关联理论的隐喻观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话语的“关联性”主要根据语境效应和“加工力”这两个因素去衡量，没有客观标准，有明显的随意性。此外，也缺乏具体操作的方法，很难在指导语言实践中发挥作用。因此，尽管关联理论能解释“会话合作原则”所无法解释的一些语言现象，恐怕作用也很有限。

关联理论，以及在它之前提出的相互作用论、会话合作原则、隐喻认知论等理论，还有莱柯夫及其合作者最近提出的“隐喻的神经理论”⁽⁴⁶⁾，无疑都加深了人们对隐喻现象的认识，丰富了隐喻分析的手段。然而，隐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特殊人文现象，目前的研究，离真正把握隐喻的实质和全面理解它的丰富内涵还差得很远。因此，隐喻研究仍有待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不断拓展，以及各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

参考书目：

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卡西尔《隐喻的力量》，见其所著《语言与神话》第六章，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05、111页。

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利科《语言的隐喻使用》，佘碧平译，见胡景钟、张庆熊主编《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M.Black，“Metaphor”，in Models and Metaprors：Studies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2.

Lakoff，G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S.C.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L.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

【注释】

(1)亚里斯多德（徐按，译者所译亚里斯多德，目前通常译为亚里士多德，在正文中笔者从后者。）《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73页。译文中“隐喻字”的“字”，是指名称。

(2)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183页。

(3)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4页正文及附注。

(4)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三联书店，第105页。

(5)雅可布逊《隐喻和转喻的两极》，见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7-72页。

(6)参见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06-107页。

(7)L.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second print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p.93.

(8)L.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p.48.中译文见冯晓虎《隐喻：思维的基础，篇章的框架》，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9)参见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15-116页。

(10)参见冯晓虎著《隐喻：思维的基础，篇章的框架》，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11)M.Black，More about Metaphor，1977，p.393.中译文见冯晓虎著《隐喻：思维的基础，篇章的框架》，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2)邦弗尼斯特指出：“由于语词彼此配合，它们承载了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的意义，这些意义甚至与它们从其他地方获得的意义相矛盾。”转引自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13)利科《语言的隐喻使用》，佘碧平译，见胡景钟、张庆熊主编《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88页。

(14)利科《语言的隐喻使用》，佘碧平译，见胡景钟、张庆熊主编《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15)同上书，第588-589页。

(16)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7、180页。

(17)L.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p.35.采用冯晓虎的中译文，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18)同上书，第32-33页。

(19)昆提利阿努斯，又译昆蒂良（Quintilian），公元一世纪罗马修辞家。见《语言与神话》中译注。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

(20)卡西尔《隐喻的力量》，见其《语言与神话》第六章，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11页。

(21)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06、102页。

(22)参见甘阳为《语言与神话》中文版写的序言，见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第12-13页。

(23)卡西尔《隐喻的力量》，见其《语言与神话》第六章，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05、111页。

(24)Lakoff，G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5)见李福印《语义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8页；参见冯晓虎《隐喻：思维的基础，篇章的框架》第三章，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4年。

(26)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77、81页。

(27)P.Schulz，Principales hypothèses d’une critique de la métaphore，见互联网的La métaphore en question（隐喻问题）网页。

(28)保罗·利科《言语的力量：科学和诗歌》，朱国均译，见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99-230页。

(29)转引自冯晓虎《隐喻：思维的基础，篇章的框架》，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4年。

(30)利科《语言的隐喻使用》，佘碧平译，见胡景钟、张庆熊主编《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87页。

(31)L.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p.94.

(32)M.Black，Metaphor，中译文见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33)见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9页。

(34)转引自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35)同注①，第129页。

(36)见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37)同注①，第304页。

(38)见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39)Searle J.R.，Expressions and Mean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见王文斌《西方隐喻研究理论视点述要》，《宁波大学学报》2006/3，第28页。

(40)S.C.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48.

(41)S.C.Levinson，Pragmatics，pp.150 -151.

(42)见程雨民《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与有关的讨论》，《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第19-21页。

(43)参见Levinson《语用学》，见《国外语言学》1986/4，第167页。

(44)参见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9-200页。

(45)Sperber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Blackwell，1986，p.237，见《外语学刊》，匡方涛等《隐喻的认知语言学研究》2002/4，第45页。本节有关关联理论的介绍，均据此文。

(46)“隐喻的神经理论”是莱柯夫及其合作者依据当代神经科学的神经元连通论和模拟论提出的最新的隐喻理论，详见王寅《隐喻认知理论的新发展》，《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