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研究超越了句法和语义学的研究

转向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研究的是语言与使用者、话语与语境的关系。结构语言学、生成语法学和大众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令人失望，而实用主义研究超越了句法和语义学的研究。其起源和发展有多种表现形式，很难一概而论。它是分析哲学[尤其是卡尔纳普（Carnap）、弗雷格（Frege）和罗素（Russel）的研究]的发展延续，即在数学论证形式的模型化语言失败后，从哲学追寻转向日常语言分析，同时也包含着理解语言的事实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的愿望。它的另一个来源是心理学、社会学或教育学：贝特森、瓦兹拉威奇从病理学和治疗学层面分析语言使用者与语言的关系；语言被社会铭写，不同社会圈子拥有的语言资源不平等，并利用这些资源对抗文化统治，布尔迪厄和巴兹尔·贝恩斯坦（Basil Bernstein）认识到这些事实，并加以运用，从根本上批驳了唯心主义语言学。还有一些语言学家[如奥斯瓦尔德·杜克罗特（Oswald Ducrot）]和修辞专家[如哈伊姆·佩雷尔曼（Chaïm Perelman）]质疑了在话语分析领域建立起来的分类。

两位学者突出体现了符号学的实用主义转折。第一位奠基人是皮尔斯。他在20世纪初就用过这个表述，后来的人阅读他的作品，受到他的影响。皮尔斯希望建立一种普遍的符号学，把思想和符号包含的内容放在一起。他率先提出了将符号和阐释（符号固有的组成部分）以及阐释者挂钩的理论。如今，很多思潮自称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实用主义符号学思潮，这种思潮尝试把文本、电影作品的内部分析和研究者想象中的接收者立场与期待分析结合起来。另一位奠基人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的清晰和早熟在哲学演进朝实用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标志性的作用。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沿着罗素的思想轨迹，将语言类同于逻辑命题，认为所有无法用逻辑命题说出的，就是不可能说出的。神秘性就是意义的局限：“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论文集《哲学研究》于1953年出版，他被这个局限的概念折磨，因为这个局限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某种形式科学是理解符号交流的唯一向导，他最后只好承认个体就是爱说话的，即可以超出理论假设的句法的限制来表达自己。符号不在普世的语言当中，而是在行为的情境当中，意义从来不能独立于语境而存在。讯息所处的环境被命名为“言语的游戏”（jeu de langage），后又被命名为“生命的形式”（forme de vie）。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一个不合常规的名单，以突出使用可能带来的无穷惊喜：命令或服从，描述，提出假设，用图画呈现，编故事，戏剧表演，感谢，诅咒，祈祷……维特根斯坦倒推了导致意义封闭的所有尝试，最终放弃了系统化，走向了纯粹描述性、非理论性的目标。与维特根斯坦思路相近的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约翰·瑟尔（John Searle）等人，则努力追求理论化，希望对话语行为加以盘点。约翰·奥斯汀区分了见证机制（régime constatif）（信息表述，提出包含信息的事实）和表演机制（régime performatif）（戏剧表述，制造效果），并且尝试运用借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活动来说明这一区分。见证机制尊重了名称与事物的区别，表演机制则混淆了现实和符号：说“我给你洗礼”或者下个命令，就是在说话的同时制造了一个世界，就是通过说来做。约翰·奥斯汀的作品是对语言及其力量展开复杂研究的起点，他试图把语言行为分解成不可再分解的简单元素，但结果出现了矛盾：可分解成事实的行为机制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语境的行为机制，往往不能被清晰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