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

关于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

内容提要：异化和归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是翻译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回顾和分析了我国译界就两种翻译方法争论的历史，指出，是用偏向归化的译法还是异化的译法要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读者的审美情趣，以及翻译文本及翻译目的、不同的源语及目的语等因数的支配。本文认为，译者应根据具体情况或采用归化译法或采用异化译法，或两者兼而有之，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各种文化间交流的加强，异化翻译法将是总的趋势。

关键词：归化　异化　动态变化

Abstract：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as two major translation techniques have long been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in translation circle.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is debate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and points out that whether foreignization or domestication should be applied is subject not only to specific social，cultural，political factors，but also to readers’tastes，text types，specific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or the translating objectives.The paper holds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base their translating strategy on specific conditions，and that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is the general trend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exchange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dynamic changes

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历来是翻译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异化是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翻译文本及翻译目的、不同的源语及目的语，在翻译过程中就应用相应的不同的翻译方法，或采用归化译法或采用异化译法，或两者兼而有之。

1.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处在动态变化中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间的交流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也不一仅仅是翻译工作者的个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要受到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因素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和审美情趣。作为两种主要翻译方法的归化和异化，必然要受到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随着以上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在我国100多年的文学翻译史中得到了证实。

我国翻译历史悠久，但文学翻译约有一百多年。在这100多年中，先后有四次繁荣的高潮时期。第一次为20世纪头10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10年；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至文革前的17年；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

在20世纪头10年，由于当时的社会变革的需要，小说被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它具有“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1889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答、雅”，但晚清的文学翻译并未实行这三字表准。(孙致礼，2002：40)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博得读者的喜爱。另外，当时文言文仍然流行，对译者束缚很大，翻译起来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删节，因此译者大都采取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以林纾为例，他在翻译中基本上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以适应晚清时期的社会及文化发展状况。

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翻译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时期。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的文化运动和社会发展，在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文化巨匠的带领下，许多翻译家和作家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化，丰富汉语语言、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译者一般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力求译出“原汁原味”的作品，用以引进大量的西方词汇和句法结构，从而逐步克服了汉语词汇贫乏和句式单调的弊端，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发展和成熟。此外，异化的翻译方法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等文学形式，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汉语语言文化。这一时期译界采用的异化的翻译方法是为了适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适应当时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读者的需要。

但是这一时期的汉语虽已用白话文，但仍带有文言文的某些特点，采用异化方法译出的作品往往晦涩难懂，不能引起一般译文读者的兴趣。翻译家张谷若30年代开始翻译的时候，主张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即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不能逐字死译”。虽然张谷若先生的翻译主要采取了归化的方法，但他的译风严谨，中文地道，较林纾的翻译要准确严谨，因此他译的《还乡》、《德伯家的苔丝》等英国长篇小说取得了成功，受到了当时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一时期的主要翻译家还有朱生豪、付东华等。他们较强调译文与原文的“神似”，不太注重原文的表达形式。他们的译作主要采用了偏向归化的翻译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我国外国文学翻译进入了第三次高潮。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及实践空前繁荣，以卞之琳等为代表一些翻译家赞成用异化的翻译方法，提出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求‘信’的主张；付雷、钱钟书等倾向归化方法的翻译家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把“化境”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但这一时期不论是异化派还是归化派都没有采取绝对化的翻译手法，似乎有在异化和归化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趋势，这一趋势在老舍的文章“谈翻译”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世界文学名著不妨有几个译本。像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与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可以译为浅显的散文，供文化不太高的读者阅读，使他们知道这些伟大的作品里都说了些什么。有诗才的译者便应以诗译诗地去译这些作品，使读者不但知道书中说了什么，而且知道怎么说的。”老舍将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与当时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联系起来，这正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动态对等”、“读者反映论”的主要思想。如果说这一时期我国译界在寻找平衡点中仍然偏向归化翻译方法的话，那么20世纪最后20年则偏向了异化翻译方法。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文学作品，加强了与海外的交流，从而大大增进了对异国文化尤其是西方国家文化的了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异化翻译法普遍地被采用，并取得了成功。这一时期用异化的翻译法翻译的作品有很多，其中包括华东师大教授叶治(笔名：主万)主持翻译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等长篇小说。为了表彰叶治教授在中美文化交流及翻译工作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美国政府向叶治教授颁发了翻译奖。

从我国近代一百多年的文学翻译的历史来看，是采用偏向异化还是归化的翻译方法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及读者的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支配的，而这些因素往往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中，因此作为翻译标准主要内容的异化和归化也随着以上的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文学翻译界在不同时期对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持不同的态度。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外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兼容性也越来越大，因此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在动态变化中的总趋势将越来越趋向异化。

2.从不同的源语和目的语看归化和异化的相对性

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方法与源语和目的语的语种有关。就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来说，由于经济和历史上的原因，英语国家的文化对我们汉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文化对英语国家的影响，也就是说，我国的读者总的来说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程度远远高于英语国家的读者对我们的了解程度，这就造成了英汉和汉英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的情况。具体地说，在英译汉中，我们目前较多地运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在译文中较多的保留了异质文化因子；而在汉译英中，我们却较多地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在语言文化上较多地去适应英语语言文化，这是我们翻译工作者常遇到的情况。如在英译汉中，我们通常将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译为“美是主观的”或“观者眼里出美景”，基本上采用偏向异化的翻译方法。如用归化的译法将其译为“情人眼里出西施”就会让读者感到滑稽，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英语国家中没有“西施”一说。但在汉译英中，我们却通常把“情人眼里出西施”译为：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采用了向目的语归化的翻译方法。在汉译英和英译汉过程中采取不对等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渗透。相对来说，汉译英是弱势文化的载体——汉语被译为强势文化的载体——英语。因此，汉英翻译中常根据英语表达习惯将汉语译为英语，即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一点也可从现代英汉和汉英文学翻译作品中可以看出：汉译英作品中归化的译法成分要比英译汉作品中归化的译法成分要大得多。但在汉英翻译中，这一归化的翻译方法，随着汉语文化地位的加强以及英语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增加，将逐步向异化接近。这一变化的过程是长期的，不断的，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在汉英翻译中，除在语言表达上多采用向目的语归化的翻译方法外，在篇章结构和语体风格上(尤其在对外宣传中)也常采用归化的方法加以处理，以使受者有较好的“读者反映”。如笔者在为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翻译“在美国旧金山圣玛利亚大教堂和平祈祷仪式上的致词(2001年12月，在9.11事件不久)”过程中，对该原文的开场白做了较大的向目的语归化的处理，旨在让美国受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起到我们预想的效果。该致词第一段的中文原稿为：

“女士们、先生们、大主教：

“当圣玛利亚教堂的钟声在低沉回响的时候，当我们手中的蜡烛在悠悠燃烧的时候，美丽的旧金山已经经历了了一天的喧嚣，笼罩上了浓浓的夜幕，无边的灯海穿透了城市向四周漫延，与远处太平洋波涛拍岸的搏击声融为一体，旷古的自然与旧金山都市的文明交相辉映，使人们油然生成的联想飘向久远。”

这段开场白是按汉语的习惯写成的，它在表达及篇章上都带有很浓的汉语特色。行文讲究声韵对仗，渲染气氛，开头讲究铺垫，慢慢展开。如果完全按照汉语原文表达方式和风格译出，势必会给讲究直观和简洁明快的英语受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并且还会大大降低这一祈祷仪式的庄严肃穆的气氛。基于以上的考虑，笔者将以上一段中文译为以下英文：

The most Reverent Archbishop，

Ladies ＆ Gentlemen：

In this beautiful city of San Francisco，amid the candlelight，we pray for peace and for the victims of the outrageous atrocities and terrorism.

这种完全适应目的语民族文化习俗的汉英翻译方法实质上是向目的语归化的译法。但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英语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将逐步加深，这种汉译英中归化的比例将逐步减少，异化的比例将逐步增加，因为异化的翻译方法如果受者能够接受的话，毕竟能通过译文吸纳异质文化因子。例如中文中的“功夫”以前我们译为Gongfu，one of the marshal arts，用同位语对Gongfu加以解释，使英语受者能够接受。但现在由于西方人对中国这方面的文化有所了解，因此我们现在也可以直接按汉语拼音将其译为Gongfu或Kungfu(广东音)；以前将中餐中的“宫宝鸡丁”被译为Spicy Chicken with Peanuts，但随着西方人对中餐的了解，现在可以将其直接译为Gongbao Chicken。这说明，在汉英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同样处在从趋向“归化”到趋向“异化”的动态变化中。

3.不同的文本翻译有着不同的归化和异化标准

一般来讲，任何文本至少都具有信息性、情感性和诱导性三种功能中的一种，而且往往以其中一种为主导功能，以另外两种为辅助功能。比如文学作品的主导功能是情感性，而信息性和诱导性是辅助功能。正由于文学作品的情感性功能使得文学翻译不仅要译出原著中说了些什么，还要译出怎么说的，要准确地传递异域文化因子。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在受者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采用异化的译法，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中异域文化的特色及语体风格。文学作品的异化翻译法可分为两个层次：“语体风格层次”和“文化特色层次”，保持文化特色比保持语体风格更重要，所以应尽量避免将文化特色用归化的方法译出来。

在对外宣传材料与文学作品不同，它是以信息性功能为主的，其翻译目的主要是让受者掌握有关信息，而不是让受者去欣赏异域文化。因此，在翻译中，尤其是在中译英的翻译中常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突出主要信息，设法化解或避开会使受者感到累赘或莫名其妙的修饰或文化因素。金堤和奈达在他们合著的著作《论翻译》曾讨论过信息度的问题：“如果译者不向假想读者调整信息负荷量，受者就有可能失去信息中心的一些关键因素，或觉得译文太难懂而停止阅读，除非他们有很强的动机，所以，译者必须调整译文的信息量”

不同文本的翻译应采用不同的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德国翻译理论家诺伊贝特(A.Neubert)也就不同文本的翻译，划分了以下几种情况(转引自《中国翻译》1996第5期)：

1.以原文为重点，如科研领域。

2.主要以原文为重点，如文学作品。

3.原文与译文应兼顾，如专业文献。

4.主要或完全以译文为重点，如对外宣传。

按照Neubert的观点，科研领域的翻译要采用完全以原文为重点的异化翻译方法，他的这一观点与我们目前的翻译实践是一致的。科研著作或文献资料的翻译我们应严格按照原文准确地翻译出来，如果一些术语等译文读者不能接受，那么也只能采用加注释的方法加以处理。Neubert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应以原文为重点，这一观点与我们近年来的翻译实践也是一致的，即在读者能接受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Neubert认为专业文献翻译以及对外宣传翻译应分别采用原文与译文兼顾和主要以或完成以译文为重点的观点也与我们目前的翻译实践一致的。Neubert的上述观点为我们在不同文本翻译中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对我国译界影响很大，该理论认为，原文与译文应分别对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产生相同的效果，使读者作出一致的反应。而读者是个变量，他们对原文或译文的反应会随着各自文化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及影响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层不变的。因此，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较好地从动态发展的哲学观点解决了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问题，为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在不同的文本翻译以及不同的源语和目的语情况下，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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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