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的悖论

翻译源自各语族间交流的愿望，而人类实现语族间的有效交流是一个漫长、复杂和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翻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语族间交往的复杂性在于，各民族都有其充满个性的生存式样，其语言都有独特的形成背景和发展环境。其独特的民族情感、思想色彩、异国情调和传统习俗等，只有通过其本族语言形式才能透彻地、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对俗语、典故、诗歌的翻译，对概念的不对称问题，文化的空缺及语言结构差异等方面的处理，堪称古今中外无数译者的“滑铁卢”，因为既保留作品的形式与神韵，又不损害其内容与意义，这绝非易事。早在中世纪末期，诗人但丁就对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富于音乐、和谐感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坏其全部优美与和谐感”^[1]。忠于原文形式，两种语言系统的结构性差异会导致译文生硬、拗口，甚至漏失原义；既忠于原文内容又遵循译语表达规范，恐会丢失原文的语言、修辞与艺术风格，正所谓“形”之不存，“神”将焉附？而翻译的悖论正是在于，它既难以“形神兼备”地完全复现原作，却又有效地承载着各族群文化间互通、共生的历史使命。正如保罗·德曼所说：“翻译卓越地而且出乎意料地证实了翻译的不可能性。”^[2]

翻译的诟病还在于，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会有异样的阐释效果。鲁迅曾说，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推翻清朝统治，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翻译策略，比如，17世纪法国作家、翻译评论家夏尔·索雷尔在其一篇名为《评希腊、拉丁、意大利和法语作品的译本，兼论优秀译作的译法》的文章中，对当时追求优雅翻译的时尚嗤之以鼻，认为用当代术语翻译古代术语不合时宜，译者不应该说些原作者不曾说过的东西，不应超出他们的原意；但随后他又走向自己的反面，主张使原著再现于各个时代，按照各个时代流行的风尚改造原作，认为这是“译者的特权”^[3]；最后，他又成了骑墙派，折中了自己的两种说法，提出既不受原作者的言词或意义的过分束缚，也不相去甚远的“明智”方法。可见，译者自身对翻译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各种翻译思潮共生的环境下综合考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