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悖论

平等的悖论

平等（equality）是西方民主的奠基石，是西方民众最为尊崇的价值观念。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民众喊出的口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美国独立宣言也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平等真地可以存在吗？

不幸的现实是，人是生而不平等的。出生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当一个生命开始孕育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生命将出生在世界的何处，出生在哪个家庭，具有哪种肤色，是男是女，是美是丑，是聪明还是愚笨。

出生地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出生在发达国家和出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就大不相同，出生在城市和出生在乡村也大不相同。这种差异不但是生活水准的差异，也包括长大以后机遇的差异和眼界的高低。

家庭的差异当然不可忽视。出生在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切可能拥有的资源，长大以后还可以利用父母的社会资源更上一层楼，而对于出生在下层社会家庭的孩子而言，这一切则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的。

肤色的差别，男女的差别，美丑的差别，以及才能的差别也无一例外地提示不平等的存在。有色人种（Colored people）容易受到歧视，女性不容易得到晋升，相貌的美丑和求职的难易密切关联，才能低下的人很少有发展前途。这样，先天的差异到了社会上，就变成了地位的差异，财富的差异和权利的差异。换句话说，个人的差异演变成了社会阶层的差异，个人间的不平等演变成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既然不平等是与生俱来的，为什么西方的民众还要高举平等的旗帜呢？答案很简单，他们追求的是法律的平等。一个人，不管他的权力多大，地位多高，财富多巨，在法律面前，他的身份应该与一个无权无势无社会地位无财富积累的平常人一样。

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毕竟不是每天都和法律打交道的。相反，我们倒是每日每时观察到、感受到、体会到地位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平等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平等在理论上可以成立；另一方面，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成立。

事实上，现实的平等还是可能存在的。它并不一定存在于法律，但是可以存在于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一个人的心理行为特征的总体。从人格的角度说，虽然地位、财富、权势存在着不平等，但是，一个人不必因为别人的地位、财富或权势高于自己就自觉低人一等，因而对人曲意奉承，卑躬屈膝。相反，尽管别人的地位、财富或权势高过自己，只要自我感觉人格上并不输于别人，他就可以在人格上和别人平起平坐。

德国大文豪歌德曾和大音乐家贝多芬在1812年相会，并相伴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有一天，他们一同出去散步，远远看到奥地利的皇后和一群皇室成员向他们的方向走来，歌德立刻恭恭敬敬地站到路边，脸上显出谦卑的微笑，而贝多芬则抬头挺胸继续向前走去。贝多芬告诉歌德：“您大可不必这样做，贵族们的派头是愚蠢的……他们可以把勋章别在任何一个人的胸前，但这个人绝不会因此变得更优秀些，他们也许可能使一个人成为七品或三品文官，但在任何时候也造不出歌德或贝多芬来。”贝多芬痛心地对歌德说：“您对他们过分尊敬了。”

尽管歌德和贝多芬一样，都是天才的人物，但是，在人格方面，他要比贝多芬逊色。贝多芬不向权势和地位低头的做法，是人格平等的最好写照。贝多芬的故事告诉我们，平等是可以存在的，一个人是否实现与别人的平等，答案有时不在于别人，而在于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