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心理的驱动使当代汉语词语模得以运用自如

三、语用心理的驱动使当代汉语词语模得以运用自如

（一）当代汉语词语模可以满足语用主体的求同、求异心理

词语模可以满足语用主体的求同心理，求同主要表现为从众行为。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群体动物具有明显的从众本能，群体动物的这种一致行动的趋向性是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进化优势。人类具有一种模仿他人行为的天然的冲动，这也是进化过程中的产物，是与生俱来的。集体狩猎成功的概率大于单独狩猎成功的概率，与别人做相同的事可以节约大量时间和精力，这就是所谓社会从众行为。从众心理可以满足人们希望被他人、被规范性社会所接受的需要。所谓社会的规范，是指一个团体关于可接受的行为、价值观和信念的内隐或外显的规则。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之一，每一个人都有模仿他人的需要，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接纳和喜爱。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接纳和喜爱而从众的。从众行为是人类因其社会性而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有利于增强集体意识，集中全力达成共同目标；有利于养成良好的作风和习惯；有利于学习他人的经验，扩大视野，克服固执己见和盲目自信，修正自己的行为。从众心理的产生，从众行为的引发，受个体对事物的了解程度、情境条件、个体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时，引起从众行为的压力可能来自真实的存在，但也可能来自个体想象中的群体优势倾向，这种想象中的压力会使个体选择与想象中的大多数人相一致的行为。有时，群体压力可以在个体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使个体通过理性选择而从众，也可以在个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使个体随波逐流，盲目跟从。有时，尽管从众并非个体本意，但却是个体的自愿行为，表现为明显的自愿性。

从词语模的传播运作过程来看，语用主体的从众行为主要呈现出下意识、自愿性的特点。一般来说，从众心理带有被迫性，它是在外来压力下做出的符合群体要求的行为，并非出于个人的自觉自愿。但是对某个词语模的从众行为却很难理解为“被迫”。语用主体在创造新词语时之所以选择词语模，完全出于一种下意识的由新事物、新现象和新观念引导、激发和维持的内在认知机制和内在心理动力——纳入已有的经验框架，迅速造出新词语，迅速使他人理解，迅速进行传播。众所周知，群体内信息的传递机制包括谈话分析和社会认识两种方式，人群中的沟通会产生传染，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形成了以集体为单元共同行动、共享信息的机制，这种机制便是词语模得以自如运作的内部机制之一。

词语模也可以满足语用主体的求异心理。尽管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有积极作用，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很可能压抑个性发展，束缚思维，扼杀创造力，让人变得缺少主见、墨守成规。而“求异”则能够开拓创新，求异创新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从人们的创新动机看，人们之所以天生具有冒险精神，是因为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充满了好奇，对那些创造性的体验充满了神往。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等，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944）在《文化论》一书中提出的功能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于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43）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所谓“需要”，指的是有机体对内部环境或外部生活条件的一种稳定要求，需要是有机体活动的源泉。马斯洛认为：人们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其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就包括对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需求。创新需要是社会主体创新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使人的本质力量在更高的层次上得以证明，能够激发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从而使人自身的内涵获得极大的丰富和扩展。

当代汉语词语模为什么能够满足语用主体既求同又求异的心理需求呢？

首先，从词语模自身的特点来看，这种满足得以实现的基础是词语模特殊的结构框架和它独有的词语生成方式。词语模构式提供了语用主体可以用来模仿类推的框架，其中不变的模标成分便是导引和标识；而模槽的空位则提供了语用主体可以创造发挥、推陈出新的广阔空间，模槽成分便是可以被替换的新鲜元素。这样就使得词语模在使用时既可以照章操作，又可以适当发挥；既能够不断地求同，又能够不断地求异，从而绵延不绝地创造出新的词语。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词语模是求同与创新的统一。热熵定律认为，每种事物都有一个熵值，自然规律一定是“高熵值”向“低熵值”流动，自然熵值总是趋向于平均化。熵具有一种新奇功用，“熵值与概率的大小有关：熵值越高，概率越小；熵值越低，概率越大。因此语言运用中对高熵值的追求，反映了熵的新奇作用。一种违反‘情理、逻辑、习惯’的表达方式，一种违反语法规则但又不至于让对方听不懂的语言表达，往往具有高熵值。因为这种‘违反’，平时出现的概率很小，与受者对这种语言表达的预见和估计发生很大的偏差，不确定性增加，信息量增大。上海话中‘不要太潇洒’一类的用法，最初就具有高熵作用”。⁽³³⁾此处的用例“不要太×”正是一个词语模，出自上海方言“不要太好、不要太嗲”等用法，意思是“极其×、实在是×”，后因著名广告语“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而广为流传，衍生出“不要太漂亮、不要太完美、不要太超值、不要太幸福、不要太有趣、不要太好玩、不要太惊喜、不要太美、不要太帅、不要太酷、不要太COOL”等等。这个例子说明，词语模具有熵值，模标形成之后，虽然模标具有确定性，但是由于可以被填充替换的模槽元素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所创造出来的新词语就会仍然具有新奇感，因此，词语模就完全可以保持常用常新的高熵值。

其次，从语用主体的主体能力来看，语用主体的主体能力指能动地驾驭外部世界的各种条件和因素以推动自身才能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能力，它包括多方面的能力，其核心能力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模仿与吸收能力、整合与创新能力、延伸与超越能力等。其中模仿与吸收是一种基础能力，整合与创新能力是在模仿与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们一般总是先进行模仿与吸收，然后再进行整合与创新，模仿与吸收是语言整合与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整合与创新是模仿与吸收的提高与发展。可见，模仿与吸收能力跟创新与整合能力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在模仿与吸收中渗透着整合与创造的成分，在整合与创造中包含有模仿与吸收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到延伸与超越。曹春静（2007）指出，“多数创新者的目的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希望引领新的语言使用的潮流，引起其他人的效仿。因而在创造新词时，必须考虑到其可接受程度，是新词，但又要很快为大众所接受。词语模则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词语模模槽中的语言成分自由灵活，满足了创造者的求新欲求，而模标具有的类义已为大众所接受，由此创造的新词，并不令人感觉陌生，反而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³⁴⁾例如词语模“×霸”中的“霸”，在古代并没有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蛮横不讲理”的意思，其主要意义是指“春秋战国时诸侯的盟主”或“做诸侯的盟主”，诸葛亮《草庐对》有“诚如是，则霸业可求”之语，“霸”的引申义为“称霸”。在现代汉语中，“霸”常用来指“强横无礼、依仗权势横行一方的人”，如“恶霸、渔霸”等。在这个意义上，新词语中又增添了“路霸、电霸、财霸、车霸、煤霸、油霸、市霸、血霸、球霸、水霸”等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在“霸”的古义“盟主”的基础上引申出“在同类当中（自以为）某个方面最好、最优秀的个体”的意思，语义范围由指人扩大到指物，含有“超胜于人”的意味，⁽³⁵⁾最早出现的是“声霸”。声霸卡（Sound Blaster）是创新（Creative）公司在PC多媒体领域的知名品牌。1989年，Creative推出用于个人电脑的第一块Sound Blaster声霸卡，此后引导了多媒体音频的革命，逐渐享誉全球。可见“声霸”的“霸”是个音义兼顾的外来成分，Blaster在英语中原是“导火线、爆破手”的意思，译成汉语时选用“霸”字，意在强调它在PC多媒体发展史上引发变革、引导潮流的地位和作用。“在同类当中某个方面最好、最优秀的个体”这一含义是一个新鲜用法，一经问世便引发了人们的竞相模仿，最终形成了“×霸”词语群，如“图霸、视霸、影霸、浴霸、词霸、考霸、力霸、毒霸、彩霸、译霸、搜霸、解霸、凉霸、速霸、电讯霸”等，表明这些商品在同类产品中处于优势地位或领头羊地位。

（二）当代汉语词语模的广泛运用充分体现了语用主体的求简心理

言语交际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它所要传递的是交际者的意图，是特定的信息。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总是采用一定的方式或手段，把一定的信息传递给一定的交际对象。“求简”就是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语用主体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去获得尽可能大的认知收益和信息收益。语用主体的求简心理充分体现出语言经济原则的影响和制约。

经济原则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实质就是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1976）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人的行为万变不离其宗，各种人类行为都可以归源为效用的最大化。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美国经济学家雅可·马夏克（Jacob Marschak，1965）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并认为这是影响语言和经济两种活动的内在机制。

经济原则（the economy principle）也称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美国学者George Kingsley Zipf（1949）在学术界最先明确提出省力原则。Zipf从说话人和听话人两个角度对用词的最省力与最费力进行了辨析，认为：从说话人的角度看，最省力的是用一个词表达所有的意义，这样，说话人就不需要花费气力去掌握更多的词语，也不需要考虑如何从一堆词语中选择一个合适的词语，这就是所谓“单一化力量（the force of unification）”；但是如果从听话人的角度看，最省力的是每一个词都只有一个意义，词语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完全一一对应，这样，听话人就不要费力费神地决定说话人所说的词在某个特定场合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所谓“多样化力量（the force of diversification）”。“单一化力量”与“多样化力量”是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两种力量必须协调并达成平衡才能实现真正的“省力”。Zipf在研究英文单词出现的频率时发现，如果把单词出现的频率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则每个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的名次的常数次幂存在简单的反比关系，简而言之，语言中的短词很明显地比长词更受到人们的欢迎，这就是著名的Zipf定律。它表明，在英语单词中，只有极少数的词被经常使用，而绝大多数词很少被使用，实际上，包括汉语在内的许多种语言都具有这种特点。

继Zipf之后，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法国语言学家安德烈·马丁内（Andre. Martinet，1962）在《语言的功能观》一书中提出了“语言经济原则”。马丁内认为，“省力原则”与“交际需要（the requirements of communication）”是构成语言经济的两个主要因素，因此，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从内部促使语言运动的两种力量，一种是人类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一种是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惰性。在言语交际中，在保证语言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作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这是由人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自然惰性造成的。⁽³⁶⁾人们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始终处于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一方面，说话人需要传递信息、表达观念，希望采用更多、更新、更复杂、更有推动作用的表述形式，从而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另一方面，人们表现出来的来自身心的惰性又尽可能地要求减少脑力和体力的消耗，希望采用比较少的、省力的、已经熟悉的或比较习惯了的或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表述形式，从而达到最大的效益。受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语言总是向着简单、经济、便捷的方向发展，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形式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这是人们对语言的基本要求。

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1978）提出一条支持自己会话含义理论的原则，即“若无必要，不应该增加含义”，这也是对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定律”⁽³⁷⁾的修订。其实“奥卡姆剃刀定律”的实质就是一种思维经济原则——化繁就简。美国语用学家Laurence Horn（1984）将“省力原则”首次引入当代语用学研究，将Zipf的省力原则与Grice的会话准则结合起来，提出了基于听话人的Q原则（即“听话人省力原则”）和基于说话人的R原则（即“说话人省力原则”），并且认为这两条原则互相补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³⁸⁾

由此可见，语言经济原则不是简单的“省力”、“少用词”，而是语言中“省力”与“交际需要”两个方面的整合，只有将“省力原则”与“交际需要”相结合，才能达到真正的“省力”。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得语言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并且总能够在成功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达到相对平衡和稳定——省力。经济原则是言语交际的普遍原则，它影响着言语的生成、表达和理解，对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起着重要的作用。“信息传递的第一个要求是准确无误，第二个要求是省时省力，合起来可以称为‘效率原则’。对语言来说，最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确的前提下，用最经济的手段达到交际的目的”。⁽³⁹⁾可见，言语信息经济性是简洁与效果的统一。人们会在交际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语言进行经济性的处理，以尽量少的语言投入实现信息的有效传达，寻求效用的最大化。但是经济性并不意味着越简单越好，还要求信息的完整、清楚，以取得最好的交际效果。产生不了交际效果的言语信息是毫无经济性可言的。

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反映到语言运用上，便要求以最简单的形式迅速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当代汉语词语模正可以将“省力原则”与“交际需要”结合起来，将“从众求同”与“求异创新”结合起来，一方面不断仿照复制已知的、现成的词语模构式，另一方面不断更新显现未知的、备用的模槽成分。如此这般，说话人就可以便捷地不断创造出新词语，听话人也就只需要付出相对小的努力便能理解交际对象的意图，比较容易地理解新词语。从认知机制角度来看，词语模最直接的作用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结构形式上提供了最大量的信息，反映出感知世界的结构；二是在功能上达到了认知的经济性，以最小的认知投入提供了最大量的信息，减轻了语用主体认知过程中的负担。

当代汉语词语模以其简洁的结构形式、简易的操作方式以及简明扼要的语义提示仿拟、类推出理论上无穷无尽的新词语，使人们洞察到其内在的和谐性和秩序性，使人们在处理言语信息时不至于耗费过多的精力。由此可见，在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下，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便是语用主体追求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的过程，只有在交际者表达的信息所产生的语境效果与交际对象为获得这种信息所付出的努力之间取得了平衡，才能使交际双方获得最大的认知收益和信息收益，词语模构式就是这样在语用主体的交际过程之中被约定俗成并且大放异彩的。语用主体借助词语模这种相当凝练、凸显、快捷的语言表达方式彰显了自己的语言创新能力，记录了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满足了自己的交际需要。

□小　结

影响当代汉语词语模传播与运用的语用主体参数包括：

1.语言观念因素。语用主体语言观念的与时俱进营造了当代汉语词语模活跃表现的良好氛围。语用主体观念的更新与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对人自身的重新发现和肯定紧密相连。语用主体语言观念的变化还体现在语言文字工作者对待语言规范化、对待新词新义新用法等问题的态度和做法上。

2.语言创新能力因素。激活、释放人们语言创新能力的基本条件是当代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语用主体语言创新能力的空前释放使当代汉语词语模大量生成、广泛传播。在当今社会，语用主体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利用各种词语模，运用类推机制，灵活自如地创造新词语，并且使当代汉语词语模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之中，这体现出语用主体不断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3.语用心理因素。语用心理的驱动使当代汉语词语模得以被人们运用自如，当代汉语词语模既可以满足语用主体的求同心理，也可以满足语用主体的求异心理。从词语模自身的特点来看，这取决于词语模特殊的结构框架以及它独有的词语生成方式；从语用主体的主体能力来看，这取决于语用主体的模仿与吸收能力、整合与创新能力、延伸与超越能力。当代汉语词语模的广泛运用也体现了语用主体的求简心理，这取决于语言经济原则的影响和制约，词语模在结构形式上、功能上都能以最小的认知投入提供最大量的信息和产值。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3)苏金智：《台港和大陆词语差异的原因、模式及其对策》，《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4期。

(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6页。

(5)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6)齐沪扬：《传播语言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7)吴亮：《新媒体浪潮》，《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7期。

(8)李舒、季明：《新媒体冲撞》，《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7期。

(9)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10)参见“英语借词”，维基百科（Wikipedia）。

(11)马国荣：《秦汉时期西域羌族、车师和月氏的社会生活》，《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12)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13)黄现璠等：《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14)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卷七》《何满子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5)梁晓红：《论梵汉合璧造新词》，载周荐编：《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1页。

(16)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17)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18)林伦伦、朱永锴、顾向欣：《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19)陶炼、贺国伟、陈光磊、彭增安：《改革开放中汉语词汇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20)[英]D·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7页。

(21)《实录：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新闻发布会》，中国教育新闻网新闻中心，2007年8月16日。

(22)李宇明：《当今三大语言话题——在2008年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专题报告》，中国语言文字网，2008年2月28日。

(23)于根元：《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载《现代汉语研究与应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24)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转引自郭伏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25)刘大为、巢宗祺：《两种能力的课程分化——关于“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2期。

(26)于根元等：《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27)于根元：《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教学》，《汉语学报》2000年第1期。

(28)赵俐等：《语言以人为本——第三轮语言哲学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29)赵俐、于根元：《语言创新及语言创新能力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

(30)张小平：《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33页。

(31)赵俐等：《语言以人为本——第三轮语言哲学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32)“おたく”本义为“贵府上”，日本著名社会评论分析家中森明夫1983年在漫画月刊《漫画ブリッコ》上连载的《「おたく」の研究》专栏中初次正式使用这一名词。

(33)齐沪扬：《传播语言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34)曹春静：《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兼论新词新语》，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

(35)任竞春：《“×霸”新词产生方式及成因探析》，《语文学刊》（高教版）2005年第9期。

(36)周绍珩：《马丁内的语言功能观和语言经济原则》，《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4期。

(37)百度百科：奥卡姆剃刀定律，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年至1349年）提出。奥卡姆（Ockham）在英格兰的萨里郡，那是他的出生地。他在《箴言书注》2卷15题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38)姜望祺：《Zipf与省力原则》，《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

(39)吕冀平、戴昭铭：《当前汉语规范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