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

“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的分析

罗曼•雅各布森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1896-1982），苏联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出生于俄罗斯一户富足的犹太人家庭。随着俄罗斯的动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他辗转捷克、瑞典，最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执教直至退休。雅各布森建立和发展了一套语言结构－功能理论。凭着在语言、诗歌和艺术的结构分析的先驱者地位，雅各布森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

1928年，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有联系的几位语言学者，带着他们对会议组委会设计的基本问题的大幅草案来到海牙，参加语言学国际会议。他们都以为，自己偏离传统教条的思想不会受到鼓励，甚至可能会受到强烈的反对。与此同时，在第一届语言学大会的正式讨论（尤其是私下讨论）当中，都证明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学者中，不乏近似观点和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冒着风险建立同盟的学者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是共同事业的战士。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是由研究理论问题的年轻人组成的非正式的组织，并成为新潮流的核心。他们为第一届斯拉夫学者国际会议（1929在布拉格举行）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提纲，就语言学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并且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的最初两卷支持这个纲要。《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是一个系列，一直出版到1939年，在国际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布拉格召开了语言学国际会议，会上生动而深入地讨论了语言研究的新方法，尤其是语音系统的基本原则。

在那些年之后，“布拉格学派”的称呼在语言学界已经流行开了。毫无疑问，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国际社会为使语言学方法完全科学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捷克的文化传统以及捷克在二三十年代的发展都有利于这样一种首创精神。然而，当我们考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一段时期的时候，我们发现，常常被视为是布拉格学派对现代语言学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在很大程度上看上去都是当时欧洲不同国家的学术生活当中汇合潮流所共同具有的基础。在二三十年代，布拉格氛围的特点是对东西方各种文化冲击的兼容并蓄。1926年，眼光远大的捷克学者马泰休斯（Vilem Mathesius）创建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该小组以早于它的俄国年轻探索者的先锋派组织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当时刚刚成立的美国语言学学会为榜样。不同国家学者之间的合作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活动的关键。如小组得以巩固的1928年，在小组内部宣读的13篇论文当中，有5篇是捷克学者的，1篇是法国学者的，7篇是俄国学者的。其中3篇是来自苏联的访问学者，他们是托马舍夫斯基（Boris Viktorovich Tomashevskii）、泰涅诺夫 （Jurii Nikolaevich ）、维诺库尔 （Grigorily O. Vinokur）。把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中的捷克、德国、俄国合作者的语言学信条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比如，把马泰休斯、施洛蒂（Friedlich Slotty）或者特鲁别茨柯伊（Nilolai Sergeevich Trubctzkoy）与荷兰的格鲁特（Albert Willem de Groot）、波斯，法国的邦弗尼斯特、泰尼埃尔（Lucien Tesniere），挪威的索墨菲尔特（Alf Alexsson Sommerfelt），丹麦的布伦达尔（Rasmus Viggo Brondal）、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波兰的库雷沃维奇（Jerzy Kurylowicz），罗马尼亚的罗塞梯（Alexandru Rosetti），匈牙利的龚伯克茨（Zoltan Gombocz）、拉茨克丘斯（Gyula Laziczius），俄国的波利瓦诺夫（Evgenii Dmitrievich Polivanow）、布布里赫（Dmitrii Vladimirovich Bubrix），或者另一个半球的萨丕尔、沃尔夫（Benjiamin L.Whorf）的观点进行比较，可以容易地找出这些杰出的创新者贡献的个体特征，但是很难找到把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作为一个整体与上述其他学者区分开来的统一模式。与此同时，有一种典型的趋势把所有这些探索者的工作连为一体，把他们与旧有的传统和不同的教条严格区分开来。这些传统和教条在30年代同样也有直率的表达。

本文的题目把这一共同的趋势定性为：为建立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所作出的努力。这些努力的出发点是一种普遍承认的语言观，即语言是交际的一种工具。诸如语言是一种工具、仪器、载体之类的说法，在任何教科书当中都可以找到。奇怪的是，上个世纪的语言学传统却未能从这一真理推导出显然是其义自明的结论。因此，从语言所要实现的功能这一观点去分析语言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一基本要求变成了一种勇敢的创新。对语言手段—目的关系的长期忽略，至今还保留在一些学术偏见之中，其历史原因在于一向害怕研究与目的导向相联系的问题。所以，对语言发生的研究远远多于对语言取向的研究，对语言先决条件的研究取代了对语言目的研究。

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系统理论的最初一批成果包括结合声学效果研究语音的发生，分析语言的时候始终兼顾语音在语言中所实现的各种功能。当然，否认早期的语言学者对这些问题有过初步的思考，那是错误的。如同所表明的那样，以目的为导向的分析态度可以追溯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克鲁舍夫斯基、温特勒和斯威特等。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位切实提出过进行这种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因为他们还仍然受控于他们那个时代所接受的发生学教育。

正是由于考虑语言的语音成分所实现的功能，才使得研究者逐步用一种分析关系的方法取代了主要为定性的和定量的描述方法，把流动的语言连贯体分解为离散成分。与此相同的密切注意研究关系的态度也使用到词法和句法的研究之中，从本质上改变、简化了我们对于语法系统的设想，揭示出了它的内在逻辑。如我们所知，因为相对性与不变量原则密不可分，所以寻找音位学和语法学当中的不变量成为语言分析的根本方法。对语音成分所要实现的功能的日益关注，揭示出在语法成分、语法范畴的区别和用以表达它们的语音模式的层次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索绪尔从斯多葛学派和经院哲学的传统那里继承了语言符号二元性的思想。如果从手段—目的统一的角度重新审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任何对语言符号二元性的强调必然导致新的结果。索绪尔的两条“基本原理”——符号的任意性和直线性——都已经被证明是幻想。

在研究语言的两种基本活动（选择和组合）的时候，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研究语言的聚合方面和组合方面的时候，手段—目的的模式特别有助于说明语言的聚合方面。选择语言的单位或者选择这些单位的组合，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它与没有选择、纯粹是任意的组合形成对照。在音位学和语法学层次上，已经有学者成功地研究过认真区分自由变体和组合变体的问题。最复杂的网络系统之一是聚合系统突出的层级结构，已经有学者，特别是库雷沃维奇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意义始终如一的关注（这是整个这场运动趋势的真正产物）、对语法意义的系统分析（严格区分一般意义和语境意义），这些都要求对词汇意义进行类似的研究。在第一届斯拉夫学者国际会议上，特鲁别茨柯伊全面主张必须把词汇作为“一个相互协调并且相互对立的词的复杂系统”。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第1卷刊登的《提交第一届斯拉夫语文学会议的论纲》中，布拉格语言小组坚持语言的目的性，勾勒出对具有广泛功能的语言进行研究的蓝图，并且注意到这些功能的不同格局。在这个有诸多研究任务的语言学的文件中，诗学功能研究成果最丰富。对语言多样化的把握使布拉格语言学小组避免了一种过于简单、生硬、单一的语言观；语言被认为是一个系统，尤其是马泰休斯关于统一语言内部不同音位格局共存现象的论文开辟了新的视野。

对不同“功能方言”的关注，换句话说，对语言的不同文体的关注，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语言变化的看法。一个变化正在进行的两个阶段被重新解释为语言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变体；变化要求考虑语言的整个体系，进行手段—目的的检验。历史语言学因此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变革。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印欧研究，像邦弗尼斯特1935年所说的那样，“对形式所进行的大量的努力，并没有导致任何对其进行认真解释的尝试”，那么在此之后，他指出，有必要不再把重构的语言视为一成不变的符号的库存，而是“视为处于流动状态的语言”，而且要正视所涉及的成分的功能。

当对语言后天获得的同一性（语言联盟，Sprachbunde），特鲁别茨柯伊创造的术语，强烈关注取代了对语言先天的共同性（语言家族，Language Families）的传统研究的时候，比较在语言学当中的作用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变得多样化了。因此，时间和空间在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当中找到了内在的位置。最后，比较的第三种形式，同时也是意义最深远的形式，类型学比较把语言的普遍现象引入语言的模式当中。20年代，类型学比较被描绘成国际语言学趋势的最终目标。1929年，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把国际语言学的这一趋势命名为“功能和结构的分析”。

如果说我们的概述回避了“功能和结构的分析”这种说法，那只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结构”和“功能”已经成为语言学当中最含糊、最死板的词汇。尤其是常常有人不加区分的使用“function”这一同形同音异义词，从手段—目的的角度看，它的意思是“作用，人物”；而从数学角度看，它的意思是“函数”，指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对应。正如拉兰德（Andre Lalande）在《哲学词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1926）当中所告诫的那样： “这里有一个混淆的源头，它使得我们时代的某些篇章几乎不能理解。”他的告诫很有道理。就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语言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经历的狂飙突进，已经让位给目前大规模的广泛而精密的语言科学的基础工作。这是一项联合的、负责任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国家乃至大洲之间的专题讨论会使以往的差异逐步失去了相关性。同样，不同学派之间许多刚发生过的宗教讨论，突然给人一种属于遥远的过去的感觉。在当代语言学里（无论是理论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那些语言模式当中，手段—目的模式提出的问题达到了新的层次，而且和语言学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