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及出路

民族档案学是我国当代档案学领域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任重而道远，学科发展和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实践都需要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如果不能坚持特色化建设，把档案学的一般原理与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会产生治学、科研、人才培养上的教条主义，也就不能更好地坚持“两个服务”（为民族地区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服务，为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发展服务）的宗旨。因此，加强和完善学科建设，是档案界学人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一、我国民族档案研究的现状

（一）民族档案学科的形成

民族档案是近30年来才逐渐形成的一个边缘学科。在此以前，民族档案属于民族史和民族史料研究的一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特殊性、民族地区档案工作落后的普遍性以及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发展速度缓慢的趋势引起档案界的关注。不少档案工作者将目光投向少数民族档案问题，并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思路，于是民族档案开始从民族史和民族史料研究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档案学研究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二）民族档案研究涉及的重大问题

30年来，档案界从历史学、考古学、古籍学、文献学、史料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少数民族档案和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有的从管理的角度，有的从开发利用的角度，有的从抢救保护的角度等来研究少数民族档案问题。研究内容多以总结性、介绍性、综述性研究为主，核心是保护问题。概括地说，20世纪90年代侧重进行民族档案定义、特点、价值的研究，民族档案收（征）集、整理、保管的研究，民族档案编纂、公布、开放的研究。跨入新世纪后，档案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有：（1）重点、濒危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修复及特殊保护；（2）流失民间和海外的珍贵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征集和追索；（3）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和（支柱）产业档案的开发利用；（4）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5）少数民族档案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建设；（6）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7）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抢救保护；（8）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建立和管理；（9）民族档案文化品牌的打造和树立；（10）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民族档案研究的相关机构及重要成果

目前，从事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相关机构较多，主要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此外，在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省区，其档案馆、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会、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办公室、民族大学及一些宗教、文物、考古、图书、博物等部门也有一定的研究力量。^〔283〕如成立于1988年的云南大学档案系在档案学硕士、博士点设有“民族档案学”研究方向，培养民族档案研究人才。经过几代师生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以民族档案整理与研究为核心、以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为主攻方向的教学和科研特色，并有多个民族档案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它们是民族地区口承文献的保护与利用研究（2010年）、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文献价值及其数字化语音库建设（2010年）、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2011年）、云南傣族医药古籍文献整理及其基础数据库建设研究（2011年）、西部散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集中保护问题研究（2012年）。

云南省的档案专家和档案干部依据中国当代档案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结合少数民族档案的特点和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发展的实际，全面、系统地对少数民族档案管理工作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研究，明确了民族档案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民族档案工作研究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初步构建了民族档案学的总体框架。并公开发表了《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民族档案学形成与发展刍议》《民族档案学研究的问题及发展趋势》《民族档案学的建构与展望》《范式转换——民族档案学的学科建构之路》《论当下民族档案学科研究对象的塑造》等学科建设的专题论文，掀起了民族档案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云南省档案局完成的2011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与保护方法研究”在总结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经验，分析少数民族档案形成和管理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了少数民族物质档案、非物质档案保护模型和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体系，提出了以采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和收（征）集少数民族档案资料为主要内容的系列工作方法，并成功应用于云南独有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的具体实践中。^〔284〕

民族档案研究的论著，迄今为止共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其代表性著作有杨中一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此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第一本专著。此外还有华林著的《西南彝族历史档案》《傣族历史档案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管理学》《藏文历史档案研究》，陈子丹著的《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研究》《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民族档案学专题研究》《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何永斌著的《西川羌族特殊载体档案史料研究》，郑慧著的《瑶族文书档案研究》，赵彦昌著的《满文档案研究》，郑慧、朱兰兰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珍品研究》，仝艳锋著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以云南为例》等。

二、民族档案研究面临的学术困境

民族档案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学术困境。如果不能走出这一困境，要实现民族档案学的学科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

（一）民族档案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

尽管民族档案研究已有30年的历程，但目前尚处于草创阶段，还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科体系。现有的涉及民族档案学的著述，主要是具体的民族档案史料或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评述，多数仅限于一两个地区、一个或若干个民族、一种或若干种档案，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至今尚无一部有代表性的、高质量的、系统反映其主要研究成果的《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学》著作问世。从严格意义上说，还谈不上从学术角度来进行探索，而且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从一门学科的角度来准确表述民族档案的根本属性、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

（二）民族档案学一直处在学科的边缘

没有理论支撑的学科，就不具备生命力。理论研究首先需解决学科的概念、体系问题，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尽管有些论著涉及民族档案的概念、体系问题，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学科的概念和体系，即使是关于“民族档案”这一基本概念，仍然没有得出一个史学界或档案界公认的定义。尽管近30年来一直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被使用，但“民族档案”至今无法清晰地界定，既没有一个符合学科要求的“名字”，也没有一个适当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在“大档案”学科体系中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

（三）没有作为独立学科的标识性身份特征

中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有一亿多少数民族人口，有8000年以上用“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甲骨文”算起，汉族用汉字书写的文明史只有3200多年），但民族档案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学科地位，既没有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档案专业教育，也没有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纳入档案学学科体系。种种内外部原因造成了“民族档案学”今天的尴尬——没有自己的特殊理论，没有自己的分析框架，没有自己的逻辑范畴，没有自己的工具方法，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甚至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标识性身份特征，民族档案学与主流档案学“两张皮”的现象十分明显。动辄以“主流档案学”自居的一些学者对“民族档案”学科不理解，甚至责难。民族档案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需要解决外部“不承认、不接受”，内部“不连贯、不成型”这两大难题。

（四）缺乏直面重大现实问题的勇气

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在体制、机构、人才、技术、经费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加之民族文化多样性、民族语言文字复杂性、民族档案形成管理分散性、突发自然灾害毁灭性等都加大了工作的特殊性。^〔285〕如何立足于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划，又紧密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形成富有集体智慧的工作模式和机制，应当是民族地区档案人肩负的使命。但事实证明，在民族地区档案工作遇到的诸多难题和挑战面前，我们的研究既不能有效预警，也不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例如西南地区的云、贵、川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近年来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族记忆屡遭重创，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学者却因种种理由几乎集体缺席这场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档案的学术战役。

（五）没有黄金梯队，依然是非主流研究

民族档案研究者零星散布于全国各地，在各自的学术田地里辛勤耕耘，时有收获。虽有云南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高举大旗，号令天下，但迄今尚无有效的组织、机制以凝聚力量，汇集智慧，塑造团队，集中学界精英，打造学术上品。故虽摇旗呐喊，但其声势微弱，仍然难以改变边缘化、非主流研究的尴尬处境，无法形成学科建设足够强大的气场。

三、民族档案学科化建设的实现路径

民族档案的学科化建设要求实现路径的创新。面对民族档案学“事实上存在、研究上尴尬”^〔286〕的现实困境，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认清“少数民族档案”的概念

“少数民族档案”或“民族档案”的命名在研究范畴中极易与民族古籍、民族史料、民族文物、民族文献、民族信息等混为一谈，虽然有的民族档案有多重身份，但民族档案的本质属性应与上述几种概念划清界限。现在，关于这个概念的表述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完全可以实现定义的最大简约化，这就是关于少数民族档案（包括历史档案和现行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和民族档案事业，不必做精细化的考证。

（二）从核心概念出发设计学科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很难划分出单一民族地区，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和民族融合的加快，纯而又纯的单一少数民族现行档案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所以，民族档案学的学科建设，其重点不是为了“身份确认”，而是与时俱进地反映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发展阶段的判断、发展主题的确定、发展因素的解析、发展路径的选择等一系列科学发展问题。学科体系建设应更多地从影响和制约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政策性因素、技术条件因素、人为水平因素等方面来进行架构设计。

（三）构筑民族档案学的理论王国

我们的想法是把档案学的一般原理与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实际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族档案研究和学科化建设，把民族档案学打造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优势学科。但从目前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档案史料的介绍和评述上，没有对民族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民族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都缺乏深入的探讨，导致研究方向不明确，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手段不科学，特别是经过近30年的建设，究竟取得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不足？今后的路该怎样走？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不认清过去，把握现在，就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档案的探索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需要我们遵循学术研究的普遍规律，从实践的积淀上升到理论的抽象，在当代有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学科坐标中，努力寻找民族档案学的恰当位置，并参照主流档案学的理论体系，构筑自己的理论王国。

（四）以“少数民族文书档案”为研究主体

除了注重传统民族档案的研究，如原始记事档案、民族古文字档案、民间历史文书、土司土官档案外，还应关注新兴专门档案、新型载体档案的研究，如外交外事档案、边务界务档案、边境贸易档案、跨境民族档案、民族声像遗产、电子文件、数字档案、民族科技文献、民族调查手稿、民俗调查资料、口述历史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等。这些都应当成为少数民族文书档案研究的新领域、新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的学者生搬硬套地引（植）入了民族学、人类学，甚至旅游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非但不能自圆其说，反而给学科建设添乱。

（五）借鉴国外先进的民族档案事业管理经验

如美国印第安部落发展档案事业的具体实践就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在遵循美国文化事业发展模式并深受美国档案工作传统影响的同时，紧密结合自身所处的部落环境，探索出一些独特的方式方法。其成功做法主要有以构筑文化平台保存记忆、以获取支持打牢基础、以周密规划统筹发展、以广泛收集扩大馆藏、以安全高效赢得主动。^〔287〕我们可以从中吸取那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做法。

（六）努力创建民族档案学教育平台

专业教育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应坚持“两个服务”为宗旨，坚持特色化办学思路，力争把“民族档案学导论”打造成精品课程，争取出版一系列教材和专著，密切关注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结合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档案学的学术研讨活动，不仅要实现在高校本科教育中开设民族档案学课程，还要争取获得民族档案学的硕博学位授予权，加大青年教师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组建可形成梯次的学术创新团队。

【注释】

〔283〕陈子丹，解菲.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4）.

〔284〕殷俊燕.云南省两项档案科研项目通过国家档案局专家评审［J］．云南档案，2012（11）.

〔285〕陈子丹.构建边疆多民族档案资源体系的思考——以云南为例［J］．档案学研究，2013（6）.

〔286〕梁黎.民族新闻学：事实上的存在与研究上的尴尬［N］．中国民族报，2014－12－12（6）.

〔287〕陈文娟.美国印第安部落档案事业的发展及启示［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