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经济的困境与出路——三论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市场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本课题主持人:伍柏麟

参加讨论者:尹伯成王战王克忠王志华伍柏麟朱永华民余开祥陆德明陈伟恕张军张晖明俞忠英徐桂华高汝熹(按姓氏笔画为序)

执笔者:俞忠英王战陆德明(按执笔先后为序)

《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和1990年第1期，曾发表了我们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市场的“一论”与“二论”。前两论主要针对1988年以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展开，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准行政性垄断和准自由竞争这样两类市场并行的格局，进一步的改革和治理整顿只有按照垄断竞争市场的改革取向推进，才能摆脱恶性循环。本文将针对市场疲软和经济萎缩的现状，再深入一步探讨1989年以来市场疲软的前因后果和治理整顿的困境与出路等问题。

一、市场疲软与治理整顿

1．要分析两年多来的治理整顿效应，必须对十年改革与发展的变化作出相应判断。首先，我国经济的增长引擎是否已经变换，是继续由投资积累推动，还是同时已由消费需求拉动?总需求管理(或治理)的效果如何?其次，我国的市场模型是否已经变化，依旧是行政性完全垄断，还是已变成准行政性垄断与准自由竞争并存?流通秩序的整顿应以哪一个为原型和目标?

(一)消费需求牵引与总需求治理

2．改革前的30年，我国经济主要由投资需求牵引，而投资的供给又主要来自积累。因为储蓄很少，且不转化为投资。为了满足饥渴的投资需求，30年间我国的积累率一直很高。每一个国民经济计划(不论是年度计划，还是五年计划)都体现出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倾向。在具体的部门安排上，表现为重工业—轻工业—农业这样的序列。总需求中的消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增长较慢。尤其是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即使不考虑人口增长和价格上升因素，30年间的增长也不足2倍。而同期的投资需求增长达7．65倍(见表1)。

表1　1952—1978年各种需求的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

3．经过1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已经或者正在位移。随着重积累、轻消费倾向的纠正和农轻重关系的重新确立，消费品工业的增长逐步牵引着整个经济的增长，成了结构变动的轴心或主线。也就是说，原来主要由投资积累推动的经济，已经或正在转变为同时由消费需求拉动。例如1978—1988年间，消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的增长加快，而投资需求的增长相对放慢(见表2)。

表2　1978—1988年各种需求的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4．当经济主要由投资积累推动时，经济计划(包括年度生产计划和五年发展计划)的制订比较容易。因为社会需求不受重视，只要相应拟订一个投资计划即可。当经济主要由消费需求拉动时，经济计划制订的难度增加，往往挂一漏万。因为这时的社会需要成千上万，非常复杂。计划制订者对消费偏好、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等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

5．当主要由投资积累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热时，压缩需求就能使经济冷却，而且不会造成市场销售疲软。因为这时压缩的主要是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不会有太大的直接影响。所以，这种以砍压基建项目为主的投资紧缩实际上是一种供给管理，只要具有相应的行政性强制条件即可。它在改革前的30年行之有效。

当经济由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过热时，压缩需求也能使经济冷却。但由于它压缩的主要是消费需求，因此将直接导致消费品市场销售下降，并引起连锁反应和全面滑坡。如果这时的价格为市场价格，由供求竞争决定，则需求压缩，价格下降，在需求规律和需求弹性的作用下，市场销售有可能反弹或者得到缓降。但如果市场机制不具备或不完善，价格被垄断，则市场销售必然疲软。可见，在消费需求牵引的情况下，总需求管理需要相应的市场条件。否则，需求治理或需求紧缩政策的有效性令人怀疑。改革后10多年来的几次收—放—收或膨胀—紧缩—再膨胀式的恶性循环，特别是1984—1985年那一次和目前这一次的效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市场双轨并行与流通秩序整顿

6．改革前的30年，我国经济实行的是行政性完全垄断，也可模拟为市场。撇开黑市交易或地下经济不说，这种单一性的行政垄断市场由国家或政府独占。企业为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或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它依附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而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价格也被行政垄断，既不反映价值，又不反映市场供求。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由中央计划当局通过指令配置资源。

7．改革后的10年，引进了市场，形成了不规范的竞争或准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的主体是大量中小型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体户(包括农村承包家庭)等。他们的经济活动大都直接面对市场。价格也由供求决定，随行就市。与此同时，原来的白市经济即行政性完全垄断部分也被放松或弱化。国有企业获得了部分产供销自主权并承包经营。价格也不再是单一的计划价格和行政定价。这样，撇开地下黑市经济不说，整个社会就形成为准行政性垄断和准自由竞争这样两种市场双轨并行的格局，并在双轨运行的重叠部分形成非白非黑的灰市经济(参见我们的“一论”与“二论”)。

8．市场的双轨运行导致了流通过程的混乱，对此进行整顿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整顿的对象主要是依法取缔“黑市经济”和规范“灰市经济”行为。例如:打击投机倒把，特别是“官倒”;惩罚行贿受贿，尤其是惩治“腐败”;防止偷税漏税;严格管理物价;堵塞预算内的白市资金向预算外的灰市渗漏;制约由于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存在而出现的“释租”与“寻租”行为，等等。整顿的目标或方向，应该是使市场由准行政性垄断和准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的和规范的市场推进。但遗憾的是，由于清理整顿的界线不明和目标方向不明，在取缔黑市的同时，把一些正当的灰市也给限制、约束甚至关闭了。这样，整顿的结果使得白市与灰市合二为一，部分地向传统的行政性完全垄断复归，表现为专营、专卖及行政性指令计划的过度强化。目前，回归旧体制一方面遇到了地方和企业的层层抵制与重重阻力，另一方面正在逐步丧失改革带来的利益动力、竞争压力和经济活力。

(三)两年来的治理整顿效应

9．两年多来的治理整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机制性的前提条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上面总量紧缩，下面市场收缩，结果市场销售疲软和经济增长衰退不可避免。1988年10月国家实行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以来，在需求萎缩、销售疲软和增长衰退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因果相关性(见图1)。

10．1988年10月开始紧缩，1989年6月开始疲软，1990年3月开始松动微调。至今，市场销售和工业生产有所回升。但是，要不是亚运、国庆和中秋，今年9月份、10月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就不可能增加那么多。工业生产的增长回升，也非市场需求拉动，而是为增长而增长，产出大都转化为库存，财政税收落空。因此，目前的市场实际上仍没有坚硬起来，整个经济尚未走出困境。

11．这次市场疲软和经济衰退之所以那么持久、面广和强烈，是因为改革后开始起作用的市场按“乘数”放大了紧缩的负效应。它表明，我国经济除了供给短缺性的资源约束外，又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性的市场约束。即市场销售疲软及由此引起的产品库存增加、资金周转受阻和企业停工减产等一系列不景气因素制约经济增长。

图1　1988年10月—1990年10月工业总产值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指数(以上年同期为100)

12．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启动经济措施，之所以收效微缓，主要是因为所需相应的市场条件尚不充分，而且整顿后的市场还在进一步缩小。例如利率两次下调，储蓄反而继续增加。在我国缺乏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机制，投资的利率弹性趋于零。启动资金的大量投放(包括现金和信贷已超过3 000亿元)预示着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形成。如不抓住时机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则治理整顿带来的良好机遇将转瞬即逝。

二、市场疲软与结构调整

13．市场疲软首先是由总量紧缩引起的，但总需求不足仅仅只是初始表层原因或诱发因素。因为，1988年前总需求过度，单货币结余购买力(现金加存款)就达5 000多亿元，大大超过总供给。但1989年压缩掉3 000多亿元，1990年又投放了3 000多亿元。据商业部对600种商品的调查，目前市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达60．3%，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者分别占22．4%和17．3%，这表明，目前的市场供求总量已基本复常。如果说疲软单纯是总量性的，那么市场不会启而不动。实际上，我们只要浏览一下市场就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商品，供需对路、优质创新的热销;供求不符、质次陈旧货滞销。这说明，困扰我们多时的市场疲软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并发症，而其主要原田或内在深层的病根是市场供求结构性错位，表现为生产—供给结构不符合消费—需求结构的矛盾。

(一)消费需求结构与收入结构

14．改革前，我们基本上是生产什么—供应什么—消费什么。生产供给结构决定着消费需求结构。改革后，随着商品的丰富和收入的提高，消费者选择的余地和自主权增大了。社会消费需要开始反过来对生产起着导向作用，消费需求结构独立于生产供给结构而变化。

15．我国的消费结构变化因种种原因而呈现出某种明显的不合理状态。其主要特征为:

(1)消费需求趋同或结构雷同。首先，居民家庭的生活消费基本上都按同一个吃、穿、用、住次序和比例排列。其次，对一些耐用的高档消费品(如电视机、收录机和洗衣机等)则表现出一致的追求兴趣和争购热潮。这样，整个社会呈现为排浪式的消费，大家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这种消费同构化或无差异倾向，常使得市场处于涨潮与落潮的冲击和回旋之中。

(2)消费欲望“超前”或“早熟”。按照消费规律，消费需求应该是根据生存、发展、享受这样的层次，由低到高逐步地发展扩大的。一般在人均收入2 000元左右时，人们不可能追求享受资料，而先要解决温饱与住房等问题。但是，由于消费的攀比倾向和示范效应，我国居民的消费表现为宁可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也要想法凑足现代化的“几大件”，追求时尚。

(3)由于福利制度不合理，福利待遇面广量大。有些消费，如文化娱乐的支出比重过低。有些消费，如公用服务和住房等近乎免费，或者说支出尚未商品化和货币化。

16．导致消费结构变形的原因有许多。例如消费的心理、偏好和习惯，价格、福利和产供销的制度，等等。但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经过10年改革已有了变化。但全社会尚未形成正态分布，并不呈两头小(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中间大(中产阶层)的橄榄形。而是表现为:一方面，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收入的差距在拉大;另一方面，平均主义倾向尚未改变。例如，据对上海市500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近年居民人均收入最高户与最低户之间的收入差不断扩大(见表3)。收入差拉大是因为一小部分人先富，而大部分家庭仍处于平均主义低水平，没有合理拉开收入档次。目前的7 000亿元左右(现金加存款)货币购买力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先富者(包括暴发户)的致富财源大都为“灰色收入”，有些是“黑色收入”。平均主义貌似公正，实则极不合理。因为它与每个阶层和每个人所作的贡献不成比例，“脑体倒挂”，吃“大锅饭”，没有体现按劳分配。由于少数先富者，进行高消费示范;大部分人消费攀比，跟着寻找第二职业，追求“灰色收入”。于是，大家一起上一起下，形成无差异的消费同构化和需求排浪式冲击。

表3　人均收入最高户与最低户之差(元)

(二)生产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

17．产品结构不对路。一方面，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产品，既由计划控制，又由市场调节。有些“首长项目”则取决于长官意志，不受任何调控。所以，产品在数量上短缺与过剩并存，难以根据市场供求按需增减。往往短线更短，长线更长。例如前几年竞相引进，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已各有100多条生产线。另一方面，产品大多品质低劣，没有创新，有的几十年不变样，陈旧老化。名特优新产品所占比例不大。

18．产业结构不合理。首先是三个产业之间的大结构失衡。第一产业即农业的基础不稳固。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业等严重落后。有些服务业也跟不上。其次是工业部门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小结构失调。表现为加工工业过于庞大;能源、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薄弱，难以支撑加工工业的增长，成了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工工业中的消费品工业和投资品工业比例、消费品工业中的耐用消费品与基本必需品工业的比例等也不尽协调。

19．企业组织结构或产业组织结构分散凝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度和市场占有率相对较高，但尚未达到规模经济水准。中小型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等，则更是分散经营、自由竞争。各类企业均隶属或依附于各自的主管部门，或者被行政垄断，或者只是准自由或半自由竞争。因此，企业不会破产倒闭，企业与企业之间没有优胜劣汰式的市场兼并，大中小企业各自为政。即使近年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企业集团，也大都只是一些松散型或半紧密的横向经济联合体，尚不是一级独立法人，有的甚至是行政性公司的翻版。由于组织结构的分散凝固，垄断有余，竞争不足，致使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常常受阻。

(三)市场供求结构及其调整

20．紧缩前的经济扩张期，扭曲了的消费结构误导生产结构，造成一种虚假的需求和繁荣。好像不管生产什么、无论生产多少，一切都是供不应求、都能卖掉。有时甚至不论好坏均被抢购一空。这样，假象掩盖着供求结构矛盾。当紧缩开始并实行治理整顿时，矛盾就暴露了。局势稳定和消费热冷却后，人们发现市场上的好多商品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想买的没有。于是，在收支预期的作用下，消费者开始量入而出，重又按需要挑挑拣拣。至今，消费心理、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等已开始恢复正常。但生产结构却因体制僵化而凝固了。企业依附于行政组织，不能随机应变。价格不反映供求，误导市场信息。这样，消费者按变化了的结构选购商品，生产者按原来的结构供应商品，结果市场的结构性疲软不可避免，而且一时难以坚挺。

21．既然市场疲软主要是结构性的，那么启动市场、摆脱困境的出路就在于调整结构。总量启动已经到位，如不适可而止，则将使治理整顿前功尽弃，有可能重复新一轮的恶性循环。结构调整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运用收入政策调整消费需求结构，另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调整生产供给结构。

22．收入政策，即工资—物价政策。根据消费需求函数，收入与价格是决定需求的两个主要因素。收入增加，需求上升，两者同方向变化;价格下降，需求上升，两者反方向变化。因此，根据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我们可以通过收入与物价来调节供求，启动市场并引导消费。

首先，调整工资，增加收入。根据按劳分配原则，打破平均主义，逐步纠正分配不公。(1)在增加绝对收入的同时，增加相对收入。即拉开各个阶层的收入档次，通过有差别的收入结构调整无差异的消费结构。(2)稳定未来收入或预期收入，并通过它调节现期支出，避免消费浪潮的冲击和市场供求波动。具体可将工资增长率控制在大于物价上涨率和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增长与约束机制。(3)规范或制约“灰色收入”，依法取消或没收“黑色收入”。

其次，调整不合理的比价，放松工资—物价管制。一方面，对需求弹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继续采用“支持价格”政策。但要逐步减少直至取消财政补贴。应提高粮、棉、肉和油等农副产品及相关产品的价格，并通过收入的相应增加，变暗补为明补。另一方面，对需求弹性较大的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中高档耐用消费品，除了继续采取“限制价格”政策以外，目前则应降低销售价格，刺激消费需求，启动市场。

23．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由于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因此，只有通过后两者才能调整产品供求结构和启动市场。

首先，在各产业部门之间，对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住宅建筑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等进行重点投资，实行倾斜信贷和倾斜财政政策，包括实行优惠性的差别利率和差别税率。增加公共工程和基础产业等的投资，不仅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结构，而且可以增加就业、增加收入、刺激需求、启动市场。

其次，对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实行扶优限劣式的倾斜信贷、倾斜投资、差别利率和差别税率等。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让高效优势企业兼并低效劣势企业，形成公司化或集团型的组织结构。通过企业组织的重构，淘汰一批滞销劣质产品，增加一些名特优新产品，调整产品结构，启动市场。

三、市场疲软与深化改革

24．政策层面上调整的是增量结构，但增量结构不合理的基础是存量结构。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即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体制性的，通常它有两种调整机制或转换方式:一是计划，即通过行政命令，先集权，后关停并转一批企业。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那次调整就是如此。二为市场，即通过竞争性的价格机制使企业破产，然后通过企业兼并机制实行资产的重新组合。一种体制是否有效的标志之一是看它是否有结构转换能力。如是市场经济，则一旦宏观收紧，微观就能自动调整。我国传统体制的行政转换方式成本高、代价大。目前的“双轨制”则既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转换机制、调整结构，又难以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关停并转(因为现在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初不同了)。所以市场长时间疲软，资源配置与重新配置的效率极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国营企业亏损。要摆脱目前的这种困境，根本途径只有一条:利用市场疲软的机遇深化改革。向旧体制复归或维持目前的“双轨制”不变是没有出路的。

(一)商品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

25．传统经济理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了第一次突破: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而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突破导致了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

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命题已基本确立，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就是市场经济的观点尚未得到承认。人们仍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把它看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或者排斥在外，或者只是利用一下。这种“市场恐惧症”阻碍了改革的深化，也使得我们难以走出目前的困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第二次突破:勇敢大胆地承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这样“三位一体”的统一性。

26．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由自然经济发展演进而来的。它们两者共同的前形态——自然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因为取决于当时的低生产力水平，生产的产品只能满足自己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开始有剩余产品逐步进入交换。用于交换或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交换的过程、关系和场所形成市场。马克思说:“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¹⁾。列宁也说:“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²⁾。可见商品与市场、从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产生于同一基础，即社会分工。两者是同一经济形态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表述:从交换的对象看为商品经济，从交换的关系看即市场经济;从经济体制看是商品经济，从经济的运行机制或协调机制看即为市场经济。

27．在近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应于中央计划经济而言的。西方国家为了区别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把他们非统制的经济称为市场经济。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目中和观念上，市场经济也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商品经济是对应于产品经济而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初避忌资本主义，讳言市场经济，因而只说商品经济。但实际上，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产品经济，这两对范畴从资源配置的方式看是同义的。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是指社会资源的价值配置方式，即由价值规律或价格机制调节生产、流通和分配。传统的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是指社会资源的行政配置方式，即通过计划当局的行政命令调拨和分配社会总劳动。因此，从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协调机制角度看，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各自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制度和体现的生产关系。

(二)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

28．人们之所以不承认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是因为将市场经济看作是无计划的自由经济，即自由竞争或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在发展，它的演进早已跨越了自由竞争。计划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和管理形式，早就已被包含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计划并非社会主义特有，就像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

29．市场经济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种。

(1)完全竞争型市场经济。整个社会完全无计划，由“看不见的手”盲目自发地调配资源，表现为无政府状态。这是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抽象。

(2)完全垄断型市场经济。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实行完全的计划和行政垄断，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或计划指令统一调配资源。这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模拟。

(3)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全社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以宏观指导性计划为主;企业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企业与企业之间由市场协调;市场由国家干预或政府调控。具体从各个部门看，铁路、邮电、自来水和煤气等公用事业部门实行自然垄断式“可竞争”(潜在竞争);汽车、钢铁和石油化工等大规模经济部门实行寡头垄断竞争;其他一般性的工业部门则实行产品差别化垄断竞争。

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由于它本身已经内涵着计划调控，因而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机制选择和目标取向的具体化(参见我们的“一论”与“二论”)。

(三)公有产权明确的市场经济

30．人们之所以恐惧市场经济，是因为将市场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国外学者也大都认为，在市场交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商品所有者的权力和利益的相应交换。因而只有私有产权明确的才是市场经济。

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就像资本主义社会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分离一样。具体地说，财产(主要指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处分权(如转让买卖)和部分收益权属于所有者，但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部分收益权和产品的处分权可以属于承包租赁的经营者。因此，只要公有产权明确，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就像私有产权公共化后实行市场经济一样。

31．目前我国的公有制，产权责任不清。但这不是公有制本身的问题，可以通过公有制具体形式的改革，明确界定产权关系。例如国家所有制，目前为实物型直接占有。如果通过股份制形式，改为价值型占有，由国家控股(投股或抽股)，然后承包租赁，则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提高经营效率。股份制有两种形式:一种以社会个人分散持股为主，它的基础仍是私有制;另一种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控股为主，也可以由法人相互持股，它的基础是公有制。中国要搞的是后一种即公有股为主的股份制。

32．我们主张用股份制形式改革传统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实行公有产权明确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如果是完全竞争型的，则以完全的私有制为基础，例如古典资本主义;如果是完全垄断性的，则以完全的公有制为基础，例如传统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可以建立在以私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之上，例如现代资本主义;也可以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之上，例如现代社会主义。这后一种公有产权明确的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型市场经济，有待于实践的创新。

原载1991年第2期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718页。

(2)《列宁全集》第1卷，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