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的扬弃

小康理想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务实传统,大同理想则代表着中国文化的超越传统。这两种理想持续发展,相互影响,不断融合,构成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礼记·礼运》代表的是大同文化传统,尽管并没有为实际的政治运作所吸纳,但对皇权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制约。^[54]同时,对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如道教的太平世界、儒家的井田情结等)与哲学转型(理学的“破私立公”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西方启蒙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流入,传统的大同理想获得了西学奥援,披上了现代新装,或者二者融合在一起,对近代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政治界、经济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期盼大同主义不下于民族主义,不论是转型时代初期的改革与革命思想,还是“五四”时代的思想,都有这一面。^[55]近代大同理想,张灏区别为积极型与消极型两种。消极型大同主义相信,大同理想会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实现,自己并不能积极地去推动,以促成其尽快实现,如康有为、胡适等。积极型大同主义则相信,自己应该以积极的行动去推动历史,尽快促进其实现,而不是消极地静候历史,遵循其固有的次序节奏,做缓慢的演进,如邹容、李大钊等。^[56]这两种大同主义实际上是渐进型(循序渐进)与急进型(极速赶超)的。由于近代中国面临深重的内忧外患,因而迫切需要改变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快速赶超先进的现代化国家的渴望非常强烈,使得积极型大同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并且逐渐把苏联模式看作最好的样板,乃至我们学习的榜样。于是,苏联模式落后的一面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空想社会主义混合在一起,导致“人民公社”在中国空前绝后地发展起来。

大同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滋长,是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就其必然性而言,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中国陷入西方殖民主义的牢笼之中,迫切需要摆脱这种境遇,走上独立、自由、富强之路,因而需要探索新的救国方案与美好愿景。另一方面,中国被卷入了科学化、民主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自西向东而来的启蒙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现代化思潮以及西方与苏联的实践,使我们看到了一幅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美妙图景,这些思想、理论与经验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引领着我们去探索和追求新的大同理想。就其合理性与积极性而言,大同主义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指明了希望所在,无疑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开展与成功,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提供中国人以信仰的支柱和精神的力量,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以心灵的抚慰和前进的希冀。

但其褊狭性与空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其一是反对商品、商业、货币与价值规律,反对商品生产,反对市场经济,乃至反对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按劳分配、工资制度等,把这些都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挂上钩。主张纯正的计划经济与供给制。主张立即进入按需分配、产品调拨的共产主义。结果是平均主义流行,共产风肆虐,生产者普遍缺乏积极性,经济效益低下。1958年11月,毛泽东发现,“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起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57]其二是提倡破私立公、大公无私,乃至反对一切私有制残余,让小生产立即绝种,让资本主义立即绝种,让私有制立即绝种,提倡单一公有制,并追求单一国有制。结果是试图想一步到位的共同富裕变成为经济的停滞与普遍的贫穷。日本历史学家溝口雄三指出,在中国革命中(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无私”的口号),私屡屡作为相对于公(平等、公正)的利己、偏私而遭到斥责,或者如清末相对于“国民之公国”(即国民公有之国)的“朝廷之私国”(即朝廷私有化的国),相对于“众人之自利”的“一人之自私”等,经常作为对于私的否定出现于革命派的言论中,这种否定完全是从其原理性方面进行的。^[58]

矫正中国大同主义褊狭性与空想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现代化战略。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 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59]12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 000美元。虽然是‘小康之家’,肯定日子比较好过,社会存在的问题能比较顺利地解决。即使我们总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也许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超过它。”^[60]这是一个面向中国现实、合乎中国实际的阶段性发展战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小康”是中国落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人的“雄心壮志”。“现在中国还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300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800美元。800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是雄心壮志。”^[61]虽然把“小康”目标定得很低,但这是中国落后生产力发展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是实事求是的发展战略,是吸取以前“极速赶超”教训的结果。“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62]

矫正中国大同主义的褊狭性与空想性的核心力量是生产力,是应该大大发展的生产力,是具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限增长能力的生产力,是现代化的科技与大工业(含第一、二、三产业),是现代化的城市与企业,是经历现代化洗礼之后与城市化一体发展的乡村。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3]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建立现代大同社会的可能。即使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也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4]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65]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6];“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67]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68]因此,现代化是我们的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69]

矫正中国大同主义的褊狭性与空想性的基本方法是,必须反对单一公有制与单一计划经济,主要以市场配置资源,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推行开放政策,不断扩大国际交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全球化,使普遍性的世界交往成为可能。即使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现代共产主义,也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70]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特别强调,“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71]1956年12月7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针对公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以及公营企业出现的产品质量与效益问题,毛泽东觉得“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提出可以重新搞列宁式的“新经济政策”,“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72]邓小平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3]

矫正中国大同主义的褊狭性与空想性,还必须改变财富观念,把革命年代对财富的轻贱鄙视转变为建设年代对财富的理性合法追求。以前我们总是提倡“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74],甚至提倡“越穷越革命”。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有利于对广大穷人的动员,有利于革命的进展,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提倡这种观念,则会严重影响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影响人民的科技与管理创新,影响人民对富裕生活的追求,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制约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利于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改变这种观念,提倡“致富光荣”,“致富不是罪过”^[75],“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76],“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77],“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78]

矫正中国大同主义的褊狭性与空想性,还必须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与铁饭碗,“搞平均主义不行”^[79],“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80],“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81]反对轻视知识、脑力劳动与知识分子,提倡勤劳致富、创新致富、科技致富、知识致富等多种致富方式。提倡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按要素分配、基本社保等多种分配形式。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可以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科学管理、发明创造先富裕起来,走先富、先富帮后富再到共富之路。“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82]“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得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83]

矫正中国大同主义的褊狭性与空想性,还需要同情、理解并吸收中国小康文化传统,走大同文化与小康文化相通、相容、相融的互动发展之路。“新加坡学派”的代表人物许通美归纳的“亚洲价值观”就包括了从中国传统小康文化之中继承而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如重视家庭,尊重教育,发扬储蓄、节俭和勤劳的美德,关心他人和团队工作的重要性等。^[84]人类学家杨懋春也看到了中国传统小康文化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如果中国移民的这一传统的恋家特征得以保持,那么乡村一定会更健康、更称心如意,乡村地区一定更易受现代文明的影响”。^[85]

矫正中国大同主义的褊狭性与空想性,还需要依法治国,“搞法制靠得住些”。^[86]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由于“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87]而中国近现代的大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趋向于消灭家庭,乃至消灭政府,相信个人高度自觉的非秩序主义、反秩序主义或无秩序主义。影响所及,致使制度建设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浪漫的大同主义在阶级斗争的气氛下激发了破坏和摧毁现行规则与秩序的运动,特别是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下,对各种制度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破坏。以致毛泽东不得不出来澄清对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混乱使用,明确“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88]没有长期的、稳定有序的国内和平环境,小康建设也是不能成功的。因此,法制、规范、秩序必须加以健全并切实维护。

近现代中国大同主义的褊狭性与空想性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它是和中国“古代”式的生产力水平、粗陋低下的生活水平、文盲充斥的文化水平相一致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已经明确指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蕴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89]“人民公社”的理论与实践是这种具有高度褊狭性与空想性的大同主义的典型代表。罗平汉教授指出,“人民公社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可以说是空想主义色彩,这又与毛泽东早年接触过的某些政治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空想主义、国外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旧思想,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90]其实,其他的大同主义者也没有摆脱这种褊狭性与空想性,而且,这不仅是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浸润的结果,更是中国近现代落后的生产力与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

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失为满足信仰需求、提供精神动力、提升精神境界的好办法。但是,倘若要把大同理想转化为社会现实,建立大公无私的大同社会,则需要具备基本的条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第一个稿本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提出了实施“财产公有”制度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生产力与生活资料的极度丰裕与持续增长,即不仅已经产生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而且生产力和生活资料还具有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第二个条件是信仰或觉悟的高度自觉性,即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财产公有”的原理与原则而无须加以论证。第三个条件是科技的高度发达,即机器和其他发明有可能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出获得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第二个稿本即《共产主义原理》中再次提出了“废除私有制”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与《共产主义信条》基本相同,强调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与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后两个条件与《共产主义信条》不同。第二个条件是阶级分化与阶级矛盾,即必须要有资产者与无产者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在不断强化,以致达到后者难以忍受的程度。第三个条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91]倘若不具备这种基本条件,那么这种大同社会只能是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92]要求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吸纳了近现代中国大同主义的合理内核,如高尚道德、共同富裕、科技发达、机器生产、平等、公正、自由、民主的理想,但消解了其中的空想性与褊狭性,如贫穷光荣、忽视发展生产力、以农立国、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平均主义、极速赶超、不重法治等。小康社会建设理论,自邓小平提出以来,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小康理论与指标体系建设均受到高度重视,小康社会建设也得到切实推进。到20世纪末,小康基本实现。但由于我们的小康仍然是低水平、不协调、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到了21世纪,小康理论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把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延长到2020年。不仅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同时开始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先进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小康”仍然是中国21世纪的鲜活话题,也是中国21世纪现代化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