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概况

四、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概况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无疑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复杂性,恐怕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首先,它包含了参加大革命的个人和群体所有话语(discours)和实践(pratiques),以及由这些话语和实践所反映出来的全部明晰的和模糊的观念形态。作为一种历史的创造,这种政治文化既确定个人和群体活动的目的,又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活动不断得到精炼和发展;它维持政治活动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同时它自身也在这种政治活动的过程中,随着新要求的提出和旧要求的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结果,异质的话语常常相互重叠,变化不息的实践常常迭加在一起,共存于日常生活和人们的意识之中,某些时期的话语和实践似乎已经被清除了,可实际上它们的痕迹却仍然能够影响新的话语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无论就本书的篇幅还是就笔者的学力来说,要对如此庞杂的政治文化体系作一个那怕是大致的界定,都是不可能的。

其次,革命政治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当时法国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互冲撞、相互修正、相互渗透、相互对抗又相互融合的产物。既然如此,它就不仅包含有复杂多变的精英文化的各种因素,而且包含有源远流长的大众文化的许多经过修正的和未经修正的因素,那景象又该是多么的扑朔迷离!

再者,革命政治文化本身又绝非铁板一块。由于法国革命者是一个成份极为复杂的社会群体,其中不仅有阶级、阶层的差异,而且有职业、身份、教养、性别、籍贯等等的不同,所以他们对革命政治的认识、感情和价值判断也必然千差万别。这就是说,在相对统一的大革命政治文化内部,盘根错节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亚政治文化。

任何头脑清醒、尊重事实的法国大革命史学者恐怕都不会否认这种亚政治文化群的存在。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K. M.贝克就这样明确指出:政治文化的概念“并不否定社会利益对政治实践的实质性影响,尽管这个概念确实认为(由于个人可以被视作许多相关地位的占有者,因而也可以被视作许多可能使他们各各相异的“利益”的拥有者)各相关的社会群体的个性和它们各自要求……的性质不是事先就有的,而是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被确定下来的”,研究政治文化“也不是企图把一个关于话语的概念领域凌驾于社会生活的‘各类现实’之上,相反,它把整个社会生活看作一种无所不在(因而意义重大)的因素,并把概念的活力看作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贝克还认为:政治文化并不一定是一种严格单一性的结构,社会中相互竞争的各种要求总是在许多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磋商;尽管这些政治语言的游戏常常错综复杂地叠盖在一起,它们却不一定是单一性的或同质的;事实上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即在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危机的情况下,当严峻的革命形势“像磁石吸铁屑一样”把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聚拢到一起来的时候,当各种异质的要求和复杂的社会活动被按照能引起社会大部分成员共鸣的方式迅速简化,从而形成一些清楚的、一致的选择的时候,各种政治游戏的用语才能汇合成一个统一的‘词汇场’,政治文化才能在骤然间成为革命者意识中的一种“各对立面的统一体系”。显而易见,既然政治文化是这样一个亚政治文化群的对立统一体,那么,要真正了解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就应该弄清该政治文化中亚政治文化构成的实际状况和各亚政治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无疑又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巨大课题。

作为一个极初步的尝试,本书无意于也不可能穷尽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至多只能就该课题的一些个别方面做一些相当疏泛的探讨。可是就我们的研究范围和目的而言,在进行这些探讨之前首先对下面两个关于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般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或假定,似乎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1.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

应该说,明确了这个问题,也就抓住了大革命政治文化众多因素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因为它是同众所周知的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特点密切相关着的。

近代法国革命迭起、动乱不已:有1789-1799年或1814年的革命,1830年的7月革命,1848年的2月革命, 1870年的9月革命,最后还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可是说也奇怪,尽管有这么多次革命,但在史学讨论中只要一提到“法国大革命”,甚或只要一提到“法国革命”,无须提及其年代,人们的潜意识就会立即反应出这指的是1789年发生的那一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唯有1789年发生的革命才能称得上是“革命”似的,此后的历次革命,实际上都不过是企图颠覆旧政权的人民起义或暴乱而已;如果说所有这些事件都算得上是“革命”的话,那么,能冠以“伟大”或“大”这类修饰语的,也只能是1789年发生的那一次。因此,几乎完全不必担心像“法国大革命”或“法国革命”这样简略的指代会引起年代理解上的混乱。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整个近代世界。那也是一段风起云涌、非同寻常的革命史: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法国革命之外,还有1566-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1775-1783年的美国革命。稍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了席卷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在19世纪中叶,又发生了席卷欧洲大陆各国的1848年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发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伊朗、印度等国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大起义;到近代史末期,又发生了1905年和1917年2月俄国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及辛亥革命……。如此众多的革命事件,尽管都不无自己重大的历史意义,尤其是英国革命还被认为具有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意义,可都没有一次能够像法国1789年革命那样被人们响当当地称作“大革命”,这又是为什么?

19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盛况空前。亲自莅临典礼的有西方七个主要发达国家和二十七个第三世界重要国家的首脑人物,许多国家还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仪仗队,加上专程前往采访或观光的4500多名各国记者和300多万名游客,使这一天成了全世界人民的节日。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协和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马赛曲》高亢激越的旋律激动着整个世界。试想,近代史上还有哪一次革命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世界认同,能够博得如此崇高的历史殊荣?!

看来,法国革命之所以“大”,的确是由于它具有某种非同凡响的特殊意义。为解释这一点,列宁说过这样一段经典性的名言:法国大革命——

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⁶⁾

照此看来,列宁显然是把19世纪资本主义辉煌成就的“头功”给了法国革命,因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整个事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远不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按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法国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已经举行过两次反封建制度的大决战:第一次是德意志宗教改革,第二次是英国革命。如果说宗教改革的主要成果只是通过反封建教会的斗争促进了思想解放,提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理论武器,那么第二次决战却毕竟是以封建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的失败而告终的。既然如此,列宁又为何要“重法轻英”,大力强调法国革命的首创性,而只字不提早于法国革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呢?

因此,法国革命之所以“大”,一定还由于它有什么明显“优”于英国革命的地方。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请看恩格斯的这段极其著名的比较分析: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它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⁷⁾

我们几乎看到了恩格斯在谈到法国革命独特的、空前的彻底气概时眉飞色舞的兴奋神态。的确,英法两国的革命,尽管性质相同、目标一致,但在行为方式上却显出强烈的反差:前者妥协、保守,后者激进、彻底。法国革命之所以“大”,之所以“优”于英国革命,其根本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激进性和彻底性,在于它“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了,按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它通过恐怖统治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⁸⁾——总之,在于它“同过去的传统”实行了“完全的决裂”。

这就涉及到了英法两国革命在对待过去传统的态度上的一个重要差异:前者表现出谦卑温顺的虔敬,后者则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绝。而这种差异,无疑是英法两国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差异的深刻反映,它规定着两国革命政治文化不同的发展趋势,也规定着两国革命不同的政治行为方式、不同的历史影响和不同的历史地位。

所以,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也就应该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观念或信念。

在法国革命人士的言论中,关于这种“决裂”信念的表述俯拾即是。如一位名叫马拉-莫热的某无套裤汉组织的领袖曾这样宣称:

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革命不进行到底就会流产。历史上所记载的及当代人所试图发动的历次革命之所以均告失败,都是因为人们要用旧习惯匡正新法律、用旧人物管理新机构的缘故。……革命者应当无视一切形式和一切规则;革命者应当踢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坚定不移地把革命进行到底。

作为著名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的比约-瓦莱纳,也在他发表于共和三年的一份题为《社会制度的更新原则》的小册子里指出:“重要的是在崭新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而不是修修补补。在已经动摇的基础之上决无可能筑起坚固的大厦。”

托克维尔则这样生动地描述过当时法国革命派的这种“决裂”心态:

法国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他民族都不曾作出过的巨大努力,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并在他们迄今为止的历史和他们所希望的未来之间开出一道鸿沟。为此,他们谨小慎微地极力不把任何过去的旧东西带到新环境中来,并给自己规定了种种限制,力图养成一套不同于他们父辈的习惯。总之,他们殚精竭虑地要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⁹⁾

看来,“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这一观念,作为大革命时代法兰西民族所特有的一种信念或价值取向,的确是法国革命中一切激进的、暴烈的行为方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心态根源。林·亨特就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她还正确地指出,早在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国民议会”成立之前,法国社会中就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个以某种不断成长着的同过去彻底决裂的信念为实质的先期革命进程”,从这一信念之中,将引申出包括民主政治语言在内的“革命语言的一切其他主要原则”。所以,尽管我们还无从对大革命政治文化的复杂内涵加以明确界定,但其最根本的特征还是十分醒目的,而抓住了这一根本特征,便掌握了理解革命政治文化各内在因素之间的逻辑联系的锁钥。

2.大革命政治文化的基本构成

应当看到,尽管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普遍流行着这种“决裂信念”,但这一信念在革命阵营的不同派别之间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和等值的,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程度深浅的不同。我们承认法国革命者怀有“决裂旧传统、重建法兰西”这一共识,并非企图掩饰或抹煞革命阵营内部各派别在政策选择和政治理想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破坏旧世界和按照什么样的蓝图建设新世界的问题上,革命阵营内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对立乃至生死拼搏。一般说来,在政治上愈是激进的派别或群体,它们同旧世界决裂的态度亦愈是坚定和彻底。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强调一种大致共同的“决裂信念”以及建立在该信念基础之上的相对统一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存在,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时法国的历史条件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无论其表现形式多么尖锐,都远没有,也不可能严重到足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程度。当时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都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矛盾。正是这一对主要矛盾,决定了法国革命者政治心态的大致共同性,因而也决定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相对统一性,而革命阵营内部各种不尽一致、甚至尖锐矛盾着的政策选择和政治理想,实际上只具有在相对统一的全国政治文化内部的各种亚政治文化的意义。

然而这些亚政治文化却是无论如何不容忽视的,因为忽视了它们,便忽视了法国革命者社会成份的全部复杂性,从而忽视了对大革命政治文化内在矛盾性的分析。显而易见,法国革命者的社会构成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不仅有阶级、阶层的差异,而且有职业、身份、教养、籍贯等等的不同,所以这个大群体实际上可以按不同的分类法划分成无数个小群体,而每个小群体又都必然地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或文化,也正是所有这些各各相异、杂乱纷呈的价值观或文化之间的矛盾运动,为整体的大革命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演变提供着基本的动力。

可是,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结构既然如此错综复杂,那么还有无可能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呢?

企图一下子弄清这种结构的全部奥秘,当然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只能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其主要层面的基本构成作一个大致的假设。

我们承认,把18世纪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为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阶级的矛盾,看起来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这忽略了太多的细节、太多的例外、太多的偶然性因素。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概括显示了一种伟大的洞察力,为我们透过杂乱无章的历史表象来认识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指出了一条重要的途径。同样,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的复杂构成,从本质上看,仍应当从革命参加者的阶级或阶层的构成中去把握。而是否应该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治文化问题,也正是西方学者在政治文化观方面的一个重大分歧点。如西方现代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创始人阿尔蒙德、韦尔巴等,就因把“全国文化”看作独立于社会分成社会阶级现象之外的一个整体而招致物议。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很中肯地指出:“阿尔蒙德和韦尔巴的研究无视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就会忽略同一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同全国文化保持着不同关系这一点,而全国文化是由统治阶级强加的。如果认为肯定存在着适应各个阶级的亚文化群,认为统治阶级企图把本阶级的文化同整体文化融为一体和把这种文化强加于人,或认为阿尔蒙德和韦尔巴的调查浮于表面,因为他们不懂得阶级及其亚文化群,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批评是站得住脚的。”由此看来,承认不承认各阶级亚文化群的存在,实际上也正是一个承认不承认在社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必然联系的问题。

如果承认文化与社会有一定意义的联系,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总体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参加革命的各阶级或各阶层亚政治文化的总和。而大革命参加者的成份虽然庞杂,但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无非是这样两大社会群体:一类是资产阶级,一类是以小资产阶级为基本成份的人民大众(城乡平民)。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也就可以相应地大致划分为两大组成部分,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亚政治文化和人民大众的亚政治文化。这种分野,尽管与前面讨论过的“精英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分野有部分的重叠性,但反映的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不可加以混淆。也就是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中,不仅存在着精英文化和群众文化的对立统一,而且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文化和人民大众文化的对立统一;前者反映了一切文化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后者则体现了大革命政治文化所特有的阶级性特点。

应该说,也正是这两大阶级亚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强烈的个性色彩。因为很显然,这两大亚政治文化的划分,实际上涉及到了大革命政治文化中领导阶级文化与被领导阶级文化,或者说(尤其在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的分野,而统治阶级的文化往往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至少有这种力图取得文化上的统治权的倾向。正如迪韦尔热所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总是“企图把本阶级的文化同整体文化融为一体和把这种文化强加于人”,要让整体文化为它服务。当然被统治阶级也不会对这种旨在维持物质统治的文化统治一味地逆来顺受,所以才有大革命中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同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及其所支配的整体的大革命政治文化之间的对抗。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导致整体的大革命政治文化在革命的上升阶段步步走向激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能量源,这就是人民大众的那种显然比资产阶级热烈、激进得多的自由平等观,或者说人民大众较之资产阶级更为坚定和彻底的同旧世界决裂的信念。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具有那种英国革命望尘莫及的“彻底性”,在大革命中形成的近代法国政治文化传统之所以带有突出的激进性、分裂性和二元对抗性色彩,以及大革命后的法国之所以长期存在一股异常强大的左派势力、存在近乎势均力敌的左右派对垒(以致人们常说存在着“两个法国”),都显然与大革命时代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所起的重大作用有深刻的关系。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迫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人民大众结成过联盟。一般说来资产阶级由于既有钱又有闲,富于教养和学识,较之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广大劳动群众,自然在文化上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然而这种情况也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我们知道,在大革命的高潮期间,伴随着封建大地产的被暴力分割、最高限价法令的颁布及惩治阴谋家和投机商的断头台的树立,还出现了穷人的“小红帽”取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帽”而成为至高无上的革命象征物,以宽大的长裤、工作服、平坦的头发和红色无边软帽为特征的平民装束成为流行装束,18世纪温文尔雅的上流社会语言为卑贱粗野的平民语言所冲击,骄奢淫逸、轻佻放荡的资产阶级风气为俭朴勤劳、严肃刻苦的无套裤汉风尚所扫荡的等等社会文化现象。这说明资产阶级为了动员人民大众的革命伟力来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曾一度向人民大众作出了重大让步,以致让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在一定阶段取代了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尽管人民大众在政治文化上的这种主导地位只是有条件的、暂时的——随着形势的好转,资产阶级很快通过“热月反动”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文化统治,但正如一句法国格言所说的:“任何复辟都是革命”(Toute restauration est r #volution,意即一切复辟都保存着部分的革命成果),热月党人终究无法彻底清除革命政治文化由于人民大众的大规模参与而被打上的激进民主主义烙印。果然,在19世纪的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中,作为“小红帽”变体的、常常呈红色的“弗里吉亚帽”仍一直被人们奉为典型的革命象征物,而巴黎工人在1832年6月反七月王朝的起义中打出的红旗则鲜明地反映了“小红帽”革命象征意义的发展与升华。1849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内政部长福舍专门颁布法令,禁止人们使用所谓“带煽动性的标志”,声称:“红旗是对起义的召唤,小红帽使人想起鲜血和悲伤,树立这些令人伤心的标志无异于怂恿违法与暴力。”实际上,红色直到今天还是世人公认的革命的颜色,仅这一点,就有力地证明了法国大革命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的长时段影响。

所以,从阶级关系上去把握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中最基本的亚文化构成,重视资产阶级亚政治文化和人民大众亚政治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仍然是理解整体的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条不应忽视的途径。

【注释】

(1)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2)D.卡瓦纳夫:《政治文化》,麦克米伦,1972年,第10-11页。

(3)《马克思恩格斯》,第1卷,第629页。

(4)菲·阿利埃斯:《心态史学》,载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95-196页。

(5)莫比乌斯带:莫比乌斯(Mobius,August Ferdinand,1790-1858)系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莫比乌斯带”是他发明的一种单侧曲面——用一狭长纸条扭转180°之后粘合两端所形成的环状带,构成此带的纸条会从此失去两面性。

(6)《列宁选集》,第3卷,第85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9)A.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巴黎,1986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