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历史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而且深刻影响和制约着政治文明自身的诸多发展。政治文化通过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取向等对政治行为发生作用，进而又通过人们的政治行为制约政治体系和宏观政治活动。例如，梁漱溟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行为方式的影响时曾指出，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里，占主体地位的是家庭关系，以情为纽带，而不是西方的以势相抗衡。所以，“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融失于伦理情谊里，彼此互以对方为重，而变成自己仿佛不为自己活着，倒好像为他人而存在”。[20]概括起来讲，政治文化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
政治文化规定着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成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倾向和规范，支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更以一种执著的政治目标深刻、稳定、持久地指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指导政治行为是政治文化的最基本功能，具体来说，政治文化对个体政治行为的指导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导向功能
一定的政治文化为人们的政治行为做好了必要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形成了“实际反应以前的预备”，使人们能在社会刺激下迅速而稳定地作出定向反应。例如，那些有着积极政治参与态度的社会成员，一旦遇到合适的参与机会，就会踊跃参与，关注参与结果；而对于缺乏政治参与态度的社会成员，不仅在参与时态度消极、敷衍了事，甚至也常常意识不到参与机会。又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规定了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毕生的政治追求和行为取向；而“子民—臣民型”的政治文化和“畏官、崇官”的传统心理则深刻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政治人格。
(2)规范功能
政治文化具有规范和约束人们政治行为的功能。一方面，政治文化通过政治价值取向和评价活动，即“软约束”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选择、性质和倾向，把社会成员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秩序之内；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也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政党、政府等力量，即“硬约束”来规定人们政治行为的边界和范围。
(3)调节功能
当个人的行为不符合他们所隶属的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时，体系的共同取向就会对这种行为产生否定性的评价，并通过这种评价对行为者产生压力，从而促使其调整自己的行为，使各种主观选择达到最大的一致性。社会成员的行为总是处在经常性的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往往是通过政治价值取向对政治行为的调节功能来完成的。
2.政治文化维持政治稳定
任何政治体系的存在和维持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一旦这种和谐的关系被破坏，就可能导致体系的生存危机，甚至解体。
(1)政治文化与合法性的获取
政治合法性的存在是政治体系能够维持和延续的重要保证，这种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心理上的认同意识，即他们对自己与体系间的归属关系以及体系所确立的行为规则的承认。有了这种认同意识，社会成员才能在政治活动中自愿地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因此，秦王嬴政靠武力统一六国之后，首先做的事就是统一各国的文字、法律、货币和度量衡，力图通过文化、经济、政治的各种机制向社会成员灌输和渗透对统一的中央权威的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意识对于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在特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社会成员对政治目标所持的态度直接影响政治体系的稳定。当社会成员认为政治体系及其运作符合他们所选择的价值标准时，就对其具有认同感，就会支持和维护政治体系；反之，他们就可能采取某种不利于政治体系的行为。当原本一致的政治价值取向发生改变甚至被抛弃时，人们就会对政治问题感到困惑，这往往会对社会共识带来不利的影响。一般而言，政治取向的不同未必是破坏政治稳定的因素，但是，如果政治价值取向间的差异达到根本对立的程度，那么，就一定会对稳定构成威胁，这是因为对立的价值观将会导致政治行为上的对立。这种行为的对立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所以是难以调和的。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统治，为了维持它的稳定和发展，都要不断强化其政治合法性，培养公民的政治认同感。
(2)政治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维系
政治体系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另一个条件是社会政治关系的基本稳定。这需要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中政治角色、政治结构的地位以及行为规则形成比较稳定的认识和态度。在这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从孔子开始创立的，以血缘为基础，以礼、仁等观念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关系、习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并积淀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21]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对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两千余年的重要原因。这种政治文化不改变，传统的政治关系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3.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指政治体系内各种结构之间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是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一个政治体系中政治制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但社会的政治文化在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及其模式选择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处在大体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会存在差异。
(1)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的建立
任何一种政治体系外的政治力量的产生，几乎都是从意识形态的创设和传播开始的。在政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政治文化的引导和定向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新制度的建立总是以一定的理论蓝本作为依据，并在某种纲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新建立的制度总是要反映理论形态的政治信仰，是政治建国纲领的具体化。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取代旧的政治制度，总是在一定意义上对旧政治制度的否定。在观念形态上，新制度提倡什么，赞同什么，反对什么都是相当明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政治制度建立的例证。社会主义制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而建立的社会制度，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之前，这种学说在体系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物化在具体的制度上，渗透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层次中。
(2)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的模式
首先，这种影响体现在不同国家中政治机构的设置上。英国和美国是两个较早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所不同的是英国至今仍保留着世袭的君主作为国家元首，而美国的国家元首则是民选的总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英国的政治文化中，国民对君主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在他们的心目中，君主是英国国民性的象征，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君主的存在赋予了政府以尊严和正统性，并能保证英国政治制度的延续和稳定。而对于曾经饱受英王专制统治之苦的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来说，英王却是残暴统治的象征，因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没有效法它的宗主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是建立了总统制共和政体。其次，这种影响还体现在各种政治机构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同样是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联邦德国的总统在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没有实权，是一个“虚位元首”；而美国的总统不仅掌握着国家的行政大权，还可以通过否决法案或任命大法官来对国会和最高法院进行制约，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国民对于总统这个政治角色认识上的不同。德国历史上的魏玛宪法中曾经设置了一个与议会处于平行地位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但这一体制却为后来希特勒上台推行法西斯专政提供了便利条件。出于对重蹈法西斯独裁统治覆辙的恐惧，波恩制宪会议的代表竭力主张削减总统的权力，以议会内阁制取代总统制。而在美国，对于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是他们改变邦联体制下中央政府的软弱地位、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保证国家统一的必然选择。
4.政治文化调控政治运行
政治机构及其行为规则只是政治制度的静态方面，只有当政治体系的成员进入这些机构，扮演相应的政治角色，从事一定的政治活动，这种动态的政治运行对于政治体系才具有实际的意义。特定的政治体系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将会产生不同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力。
(1)政治文化影响政治体系的决策风格
有人曾对一些欧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作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法国人倾向于把“客观的”科学知识作为合理决策的决定性组成部分，因此法国的政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依靠技术专家治国以及坚持从各个培养精英的学校录用人才的传统，政府制定政策，主要依靠其直属的分析研究机构，几乎不大征求外界的意见，议会和利益集团在决策中的作用比较弱。美国则有所不同，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者都把政策研究成果当做政治斗争中加强自己地位的论据，并不认为政策问题可以找到科学上“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议会、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和智囊机构都试图并在实际上对政策制定施加重大影响。[22]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各国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决策风格。
(2)政治文化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效力
政治文化的类型和发展水平对一种政治体系的运行效力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残留在人们观念中的封建政治文化对我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负面作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意识在作祟。
5.政治文化制约政治发展
政治体系是动态的系统，它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总是由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人去推动和完成的。因此，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变革的目标、方式的认识水平和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制约着政治体系变化的进程及其结果。当政治文化符合政治发展规律时，人们将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能量，通过政治实践去推动政治发展。反之，则会阻碍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政治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就是人的发展，政治文化通过旷日持久的潜移默化和传播灌输不断塑造着社会成员的政治人格，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对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每一次大的政治发展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政治发展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但是，二者的变动速度并不总是同步的。按照历史的逻辑，一种新质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应该先于政治发展的实践。那些率先感受到新的生产方式内在要求的先进阶级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机制渗透于广大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它又反过来成为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这种关系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突出。那些反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的思想、理论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广泛传播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内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大众心理基础。
(2)政治文化可能推动政治发展，也可能阻碍政治发展
由于政治文化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一种新质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十分复杂和缓慢的，政治文化可能推动政治发展，也可能阻碍政治发展。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开始到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大爆发，其间经历了两三百年的时间。而且，这样的历史进程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即世界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各国的政治生活比较封闭，其政治变革大多直接源于国家内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是一种原发性的变革。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世界体系的形成，一些国家政治变革与发展的因素变得复杂起来。在这些国家中，政治文化的变化与政治体系其他层面的变化相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甚至造成了政治变革的结果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的局面。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就深切认识到，国民陈旧的心态是建立新制度的最大障碍，因此开始大力倡导要以新思想造就新国民。实际上，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所致力的政治变革都面临着非常艰巨的构建新的政治文化的任务。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这种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也必须重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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