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文化身影_费孝通：中国文士的一生

费老远去十年，但是，他的文化身影却是愈加清晰起来。在他生前，对于他的认知已经高山仰止；在他身后，他的文化意义更是意味深长，余韵浓浓。无论对于学术界，对于民盟，对于中国，这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弥勒佛”喜相的智者，永远是一种精神方位以及定位，无法绕过，更无法回避。

现在，自称大师或被他人称为大师者林立，却多是争议纷纭。费老却以时代的纯粹性和个人的纯粹性，当之无愧地成了大师，并和他们的那一代人一样少有争议，因为他们是道德与文章合于一身，志向与纯情集于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人格形象，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心灵典范以及人生模范。

一是文士风骨。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历史上少有严格意义的文士，现在被称为文士的许多历史名人，他的第一身份往往是政治家、军事家甚至商人，“学而优则仕”，乃是中国文士挥之不去的理想人生图景，文士加官员以及文士与官员之间身份游动，便成为中国文士的基本人生以及精神生存状态。

余英时曾称：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当时笼统地称为“士”吧，似乎都认为自己对社会承担着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责任，这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由教会来承担这种责任很不相同。然而，在封建极权之下，这种承担就带有很大的虚假。进入近代之后，西方出现了教会之外的“俗世化”（secularization）知识分子群体，试图“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而中国知识分子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近代定位。

此话很有启示意义，却也似乎并不全面。由于“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文士读书的现实目标即是为官，而且，多数可能是年纪轻轻即踏上仕途，作为纯粹的文士身份并不很长，并没有锻铸成熟的文士风骨，加上封建极权政治生态，文士与官吏扮演的不同社会身份之间也就容易形成分裂、抵牾以及虚假。

费老有幸，他是到了年长才开始从政。此前，他已经练就了文士的铮铮风骨。1945年11月25日晚上，费孝通等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图书馆门前6000多名学生举行的反战时事晚会上发表演讲，国民党军队悍然包围会场，断电开枪，费老在台上奋不顾身大声疾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1957年，费老在《重访江村》一文中对当时的“农业四十条”提出质疑，认为：“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因此，罹难“右派”，“文革”之中又抄家，关牛棚、挨批斗，1969年下放沙洋干校劳动改造，1980年始平反昭雪。23年学术“空白”的生涯，文士内心已经坚实厚重，储藏了无穷的“济世”能量。因此，“文革”以后走上国家政治核心岗位，即开始承担自己对于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责任，“一介书生，一生富民”，将政治活动与自己的学术内容结合起来，成了一个“政治型学者”，这也是与其他“国学大师”级的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他将自己的全部才学贡献给了国计民生的国家振兴活动。例如从1984年9月开始，费孝通七到定西考察指导工作，撰写了《边区开发——定西篇》、《关于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又一次访问定西》、《小城镇、大战略》等众多文章，使该地区脱贫致富。2003年，93岁高龄的费孝通再次来到定西，看到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以后，他说：“现在我可以放心了，以后也可以不再来定西了。”

费老以他时间不算长的为仕经历，重复了中国文士的千年信条：“为士者，不仅为谋求职业，更贵在职业上尽其行道守义的更高精神。”因此，他的第一个文化身影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学术，晚年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则是长袖善舞地将知识奉献给了国家政治活动，实现了一个中国文士的终极梦想——治国平天下，他仍然是沿着中国知识分子最本分的路径前行，以文士的结局终其毕生。

二是行走无疆。中国历史上长期科举考试的“申论”格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抽象以及模糊逻辑特点，“知行”和“行知”的悖论一直困惑着传统文化的敏感部位，书斋黄灯夜读也就形成中国文士的历史身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书斋成为中国文士安身立命之处。

费老自然也读“圣贤书”，但是，却重视和喜欢“行走”，即“田野调查”，在“知行”和“行知”的悖论关系中，他更推崇和实践“行知”。这也许与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有关，却是他一定感觉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瘀血”和“肿块”，必须“行走”考察“中国文化第一发生现场”，用实证主义的文化态度“治学安邦”，因此，他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生存方式，“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新方向。

1935年秋天，他与妻子王同惠新婚宴尔，即开始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学术考察，行走广西大瑶山的峻岭密林之间，没有想到妻子为了拯救因为迷路而误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的丈夫，在下山求救中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暴发冲走。费老在第一次“行走”中痛失爱人，“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却是更加坚定了费老行走中国大地寻找富国富民道路的步伐。获救以后的费老回到家乡养病，他开始进行对于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一个多月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到达英国以后，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之下，撰写出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作为研究内容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当时的学术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六十多年以后，他把晚年结集出版的调查研究著述，命名为“《行行重行行》”。

费老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他的行迹遍及祖国山山水水。据他身边工作人员粗略计算，费老最后20年，每年都有150天左右行走各地调查研究，2001年已是九旬高龄，他调研了170多天，而且，越是贫困落后的偏远山区，他去得越多，他去了甘肃定西7次，多次往返于贵州毕节。社会学学者陆学艺在费老去世时缅怀说：“只要身体允许，费老都会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带学生、下乡调查、写书。去年春节我去给他拜年时，他不顾年事已高，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文章，让我既惊讶又佩服。2003年，93岁高龄的他还坚持下基层去做调查研究，他的调查不是只坐在办公室问问题，而是真正下到农村调查第一线的资料。正因为他始终坚持在学术第一线，所以即使到了晚年还能讲出很多真知灼见，其中有许多观点比我们还超前。”[1]家乡农民回忆道：“他基本上每年都会来村里走走看看”，“费老从80年代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来村里，因此，不少村民都成了他的老熟人、老朋友。”[2]他在农村考察，总是走进农户，仔细观察农户家里发生的细微变化，例如灶具，从烧煤到煤气灶，将其一一记入笔记本中，再根据这些现象进行学术理论的阐述和提升。

因此，他的第二个文化身影是：以行走的文化身影，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治学方向，他的论文、著作来自中国大地，又反哺“写”在中国大地上。

三是平和态度。费老貌似“弥勒佛”，也有着“大肚能容之心”，总是气定神闲，在微笑中把握乾坤。与现在许多喜欢以“惊世骇俗”出名的文士比较，费老却是一个中规中矩者，他不喜欢走极端，更是拒绝哗众取宠。他在坚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也就同样可以坚实地总结出辩证而理性的观点惊动世人。

同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重建”理论与费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观点，“一个强调的是文明的冲突，一个强调的是文明的共存；一个强调的是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秩序来规范和统一世界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另一个强调的则是通过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对话以及相互欣赏、尊重来解决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世界秩序。这两种角度和思维方式都重要，但相比之下，费孝通的思想更加柔和及富有弹性，对世界未来的和平发展更有建设性。”[3]这种“更加柔和及富有弹性”的思想基调，也就成为费老的基本文化表述风格。它体现了一个智者的成熟，也是一个高等级文化人的人格力量。余秋雨如此称赞“成熟”：“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冷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圆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4]在一个从审美演化到审丑、审怪的时代，知识分子似乎不以“声嘶力竭”不能言语的环境中，费老的平和文化姿态显得多么弥足珍贵。

因此，他的第三个文化身影是：以理性即深度的平和态度，为中国知识分子作了文化行动示范，“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圆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

四是远望身姿。目前，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复古思维、损毁机制和民粹意识，费老却是喜欢朝前看的。他的“文化自觉”思想，即是一种文化战略意义的前瞻眼光。苏力在论及费老的文化自觉时称道：“在费孝通先生强调的‘文化自觉’中，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直面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的真实问题；而不能仅仅关心中国传统文献或西学文献中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教条主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知识人的最大毛病。他们似乎总是更相信话语的力量，总是试图从书本或‘文化’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妙药，包括在文本上逃离某个传统或进入某个传统，来回答中国的提问。”“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说基本背离了传统儒家的教义学或阐释学传统，他很少直接触及儒家经典，他运用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律和功能主义来解说儒家文化的实践形态和有关这些形态的表述。但这些解说是非常强有力的。与费大致同时代的坚信儒家学说并试图据此达致内圣外王的人，无论是梁漱溟、熊十力还是牟宗三，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没有获得费孝通的影响。他们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信仰者，但也许不能算是智慧的学人；他们甚至可能在学术史上也占据一席之地，但历史在记住他们的名字之际，很可能会淡忘他们的学说。而费孝通的著作则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理论基石之一。”“这是另一种文化自觉”。[5]显然，如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说基本背离了传统儒家的教义学或阐释学传统”，在文化态度上是超前的，乃是一种思想家和战略家的文化自觉。

近些年来，我有幸参与费老的几位学生方李莉、麻国庆、周星主导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相关活动，成为学会的第一、二届常务理事，而这个学会就是费老晚年最后几年倡导成立的。当时，他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阐述建立艺术人类学学会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他离开的第三年，该学会在北京成立。费老认为将人类学研究方法与艺术研究结合，将带来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气质和面貌。如同余秋雨评述的：“早在上一次世纪交替，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一些最优秀的学者发现，人类的充分进步和整体悲剧，使得各种条块分割式的研究失去了意义，而‘人类的生存方式’，成了‘诸学之魂’。”[6]费老将“诸学之魂”的文化人类学与艺术学嫁接与融合，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首创之举。

因此，他的第四个文化身影是：他总是深情地注目于现实并自然远望到未来，对于未来的战略思考，使他成为中国少有的几位具有文化自觉的哲人。

[1] 赵明宇：《学者农民同悼费孝通》，《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4月26日。

[2] 严俨：《“江村”人忆费孝通》，《江南时报》2005年4月27日。

[3] 方李莉：《世界秩序的重建——从亨廷顿到费孝通》，《群言》2012年第12期。

[4] 余秋雨：《成熟的光辉》，《文摘报》2015年4月16日。

[5] 苏力：《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6] 余秋雨：《“诸学之魂”与戏剧学》，《文汇报》2015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