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主持下的小城镇研究

（一）“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主持下的小城镇研究

第一阶段的小城镇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在费孝通先生的主持和引导之下展开的。而费孝通先生之所以选取小城镇问题作为自己重获学术生命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课题，一方面与当时我国、特别是费先生家乡所在的江浙一带小城镇的复苏有关，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它。”⁽¹⁾但另一方面，小城镇的研究也与费先生在“志在富民”这一志向之下于早年即已展开的课题一脉相承。早在《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著作中，费孝通即指出，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更不可能养得起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起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因此，实际上“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但是，近现代以来，乡土工业由于无法与扩张进入中国的西方工业竞争而走向崩溃。乡土工业的崩溃直接激化了围绕土地问题而产生的农村社会矛盾，因为，“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现在，乡土工业崩溃了，但地主并不因此减收或不收地租。于是农村社会的阶级冲突日益突出。土改、减租、平均地权等革命举措可以缓解农村围绕土地而发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冲突，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农民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因此，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使农村和农民走向富裕的根本出路是恢复和发展现代乡土工业。⁽²⁾显而易见，费孝通之所以能在中断学术生命二十多年以后于小城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刚刚出现复苏苗头的时候即敏锐地抓住这一课题，并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与他早年即已形成的这一认识是分不开的，费孝通之小城镇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作为传统乡土工业之当代形式的乡镇（社队）企业与小城镇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事实上也是小城镇研究第一阶段的核心主题。

一开始，费孝通主要集中于传统农村集镇的商品流通功能来看小城镇的复苏、发展与建设。他认为：“由于进一步贯彻生产责任制、发展专业户等政策，农村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会更高，农民的收入会更快地增加。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两个问题，‘出’与‘进’的问题。‘出’就是农民的商品到哪里去，‘进’就是农民钱多了买什么东西……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镇。我们感到农村不能一个一个独立地发展，它必须依靠许多农村一齐发展，并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市镇。”⁽³⁾他并且预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将冲击小城镇原有的那种国有商品流通渠道包揽式的商品流通体制，迫使其改革，从而大大促进小城镇商业的发展。但是，不久之后，费孝通即通过实地调查认识到，仅仅从商品流通或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小城镇的发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他说：“由于看到小城镇周围农村生产的单一化和镇本身商品流通职能的丧失导致小城镇的衰落，在1981年又看到农村家庭副业的兴旺和听说那几年吴江小城镇建设也在繁荣起来的情况，我曾产生过一个错觉，以为是农副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了小城镇的复苏。后来经过实地调查，才发现，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而不能说是多种经营、商品流通的结果。”⁽⁴⁾“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处于衰落的原有小城镇。”⁽⁵⁾小城镇的兴盛主要是社队（乡镇）工业发展的结果这一发现，显然更加直接地契合他早年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处境及其出路的认识，从此以后，费孝通便围绕着乡镇（社队）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问题，或者说，在“‘小城镇’的课题下……在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的大道上放马四闯”。⁽⁶⁾

综观在费孝通先生主持和引导下的第一阶段的小城镇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如上所述，这一阶段的小城镇研究与乡镇（社队）企业发展的研究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乡镇企业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乡镇企业作为传统乡土工业之当代形式，在费孝通眼中是我国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因此，这一阶段的小城镇研究从根本上讲是从属于农村研究的，是农村研究的延续和拓展。因此，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主要是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等这些角度来考察分析的：“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⁷⁾事实上，关于小城镇研究从属于农村研究这一点，只要看一下费孝通对于“小城镇”这个名称的讨论，就很清楚。在《小城镇，大问题》这一名文中，费孝通虽然肯定小城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⁸⁾但他又明确认为，尽管从小城镇的“城镇”的字义看，“它似乎应该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因此，为了避免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费孝通建议称这种社区为“集镇”，并主张将这种农村的中心归到乡这一边。⁽⁹⁾第一阶段小城镇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尽管费孝通指出小城镇（集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区，也曾表示要关注小城镇（集镇）本身的建设和小城镇社区本身的分析研究，还提出要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问题等，但是，总体上看，对于小城镇这种社区本身及其社区生活基本上没有着墨，而主要从小城镇与外界的关系中来分析考察小城镇——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地位，最初主要着眼于与更低一层的农村的关系，后来则扩展到从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关系中来考察小城镇（乡镇企业）在“区域性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¹⁰⁾对此，费孝通也有明确的说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把它看作是城乡的结合部。从这个角度我提出‘类别、层次、兴趣、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¹¹⁾费孝通先生主持和引导下的第一阶段小城镇研究的以上两个特点，特别是第二个特点，实际上也影响到了以后关于小城镇的研究。⁽¹²⁾

在上述两个基本特点之下，费孝通先生主持和引导下的第一阶段小城镇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影响、有启发，当然在日后的发展中也不无争议和值得商榷的命题和观点。

第一，直接导致了小城镇复苏和发展的乡镇（社队）企业植根于中国农村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是这一传统开出的新花。延续费孝通早年在《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著作中即已形成的认识，他指出：“所谓离土不离乡的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就植根于这种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乡镇工业补贴农业并促使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这种作用，在形式上类似于历史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乡镇工业是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农工相辅已不再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而是以集体经济的性质出现。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进步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使农民的富裕得到了保证。”⁽¹³⁾费孝通的这一认识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在其小城镇研究的初期这么说，到90年代后，也依旧这么认为：“乡镇企业的根是深深扎在千家万户的农民求生存和要过好日子的基本动机上的。在农民的心眼里这些办在乡村里的工业是一种集体副业。他们是用对待家庭副业的态度来对待它的。”⁽¹⁴⁾

第二，小城镇是人口的蓄水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根本性的出路。有鉴于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大中城市人口膨胀以及东南部人口稠密、西北人口稀疏的问题，费孝通认为：“要做活人口这盘棋，必须做两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为城乡之间的人口蓄水库；二是缩短地域间差距，加强人口流动，化密为稀。”⁽¹⁵⁾就第一个“眼”而言，多年以来却存在着两种相反的人口流动：一种是涌向大中城市的自然流向；另一种是将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的政策流向。这两种流向导致大中城市人口的膨胀和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与此同时，那些处于大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县城和集镇的人口则普遍下降。但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中一部分劳动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这种“离土不离乡”的人口流动方式将有效地改变我国的人口分布，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另一条途径是所谓“离乡不背井”，即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打工）。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估算，到2000年，小城镇将容纳全国人口的40%。⁽¹⁶⁾

第三，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乡镇（社队）工业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小城镇的发展，开创了以工养农、以工补农、城乡互惠的局面。费孝通一再指出，乡镇（社队）企业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离土不离乡”使得农民可以兼顾工业和农业，就像过去的家庭手工业。“现在农村有如一个大家庭，有工又有农，每个家庭有人业工，有人业农，还有人搞副业。以农村的集体来说，它从工业里取得的利润，一部分成为全村的公共积累，不从事工业的人也有份。其余的利润由集体成员共同分配，不从事工业的人也有份。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养农’。”⁽¹⁷⁾“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农民靠集体力量办起来的工业，它不但不会损害作为自己基础的农副业，而且能在为国家财政收入作出一定贡献的同时，主动承担起支农、补农、养农的责任，形成了……我国工业化的新道路。”⁽¹⁸⁾费孝通认为，有一个调查发现的事实应该大书特书，那就是，那些由于工业办得好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而在绝对数字上却相应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工业不发达的乡村快。这表明，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¹⁹⁾不仅如此，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小城镇的兴起不仅发挥了以工养农、以工补农的作用，而且改变了农村与大中城市的关系，加强了城乡联系。事实上，一开始，关于乡镇（社队）工业与大中城市工业的关系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乡镇（社队）工业的发展是钻了城市工业停滞的空子，因而城市工业的发展会严重威胁乡镇（社队）工业的生存；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城市工业与乡镇（社队）工业不但不相克，而且相辅相成。费孝通认同的是第二种观点，他认为，大中城市工业可以起到、而且现实中也确实起到了帮助农村乡镇（社队）工业发展的作用，两者之间是一种“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关系，而通过以“一条龙”、“产品脱壳”等方式与乡镇（社队）工业建立联系，城市工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自身所面临的诸如土地贵、污染重、工资高等问题。⁽²⁰⁾在《小城镇，新开拓》一文中，费孝通进一步从中心城市辐射影响的角度，提出：“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标志着一个区域性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时期的到来”，而“江苏农村在大中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也脱离了半自给的封闭状况。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乡镇工业是城乡连接的环节”⁽²¹⁾。

第四，在上述几个命题，特别是在上述第三个命题的基础上，费孝通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在陈述了上面所说的那个在费孝通看来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实之后，他紧接着将这一事实与西方早年工业化的历史进行了比较。欧洲在工业化的早期，与都市大工业的兴起相伴随的，是农村的濒于破产，农民的流离失所，不得不离井背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但是，我国农民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闯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迥然不同的新道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热情举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不断繁荣兴盛的新局面。”⁽²²⁾也就是，不是将企业集中到少数大都市，而是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实现“工业下乡”。而“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的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说城市扩散到乡村里去。这可能是我国工业化的一个特点。”⁽²³⁾当然，也可能是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一个特点。甘阳曾经认为，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初步提出来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实际上已涉及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其中之一即是：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centralized mass production），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Fordism），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decentralized）工业发展的道路？⁽²⁴⁾事实上，在《江村经济》发表数十年后，费孝通自己对此问题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工业规模越大，越能趋向合理化，这是别国的经验。我们不该不假思索地把它硬搬过来。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怎样在发展工业中解决农村中居民的生活问题，而不应该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²⁵⁾大体上，可以这样来概括费孝通所设想的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工业下乡—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发展—农村城市化—城乡协调发展—社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