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多研究者将日本人这种穷极能事的行为的原因，归之为日本岛国环境和资源匮乏的客观条件，使之不得不特别珍惜到手的有限资源，因而尽最大努力加以运用。这确实是日本民族做事认真细致、物尽其用的重要方面，却并不是日本民族产生极致文化的必要条件。世界上资源匮乏的国家和民族比比皆是，可并没有太多的民族如同日本民族一样产生极致文化。解释个中原因，还必须着眼于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深处，去探寻问题的答案。
米虫（こめのむし）一词，在日本历史上是有特指的（图7-1）。受中国影响，日本的家庭很早就采用了嫡长子继承制，家庭的名号、财产、事业均由长子继承。比中国更彻底的是，日本家庭中的其余子女不仅没有继承权，连分配家庭部分财产的权利也没有，因而在独立自谋生计之前，这些子女通常无事可做。这些无事可做、只会嚼米的儿子们就被称为米虫。米虫们长大后，如无一技之长，只能靠长子的施舍度日，因而生活一般都比较艰辛。为了摆脱这种命运的安排，日本的米虫们就只有另辟路径，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无论是天潢贵胄还是平民百姓，属于米虫的就只有自谋出路—创业。这种制度性安排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迫使大多数米虫们学会并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并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习惯。至今，在日本社会还时常可见这一传统的影响。前面提到的那个日本北海道的柳月甜品公司，就是由于创始人不是家中长子，不能继承家业种地，二战回去后无所事事，不得已创办公司以维持生计。[26]盛田昭夫虽是长子，但不愿继承家业去酿酒而要和伙伴一起创办索尼公司，便惹得父亲非常生气。一个家族有继承权的毕竟是少数，这种家族制度给下一代多数人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没有继承权的大多数年轻人或不想继承传统家业的人都必须尽早自立门户，建功立业。日本民族勇于进取的精神代代不息，可以说日本家庭的这种承继制度是其重要的社会根源之一。
图7-1 米虫
第二，古代基层社会地位的不可更改促进了社会阶层的精进行为。
日本古代从中国学去了“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划分，虽然实际上可能如一些学者所言划分得并不那么严格，但社会等级是客观存在的。由于没有从中国学会应科举、举孝廉等可以打破社会地位的通道性制度安排，如此社会等级森严的结果只能是农民的儿子会耕田，“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属于哪个阶层的就只有在自己的领域里一心一意，在技术上不断追求精进，在行业中不断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才能出人头地，闻达于社会。以日本制陶艺人为例，无论他们制造出多么精美的制器，成为达官贵人的宠爱，也不太能改变他们的身份，他们不能成为武士，进入“士”这一阶级。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制造出新的更精美的陶瓷精品，以获取更多的金钱，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他们不可能倾其所有供养儿孙走其他的道路以改变身份和社会地位，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技术做到“独此一家”的地步，让儿孙继承下去，发展下去，这样才能保证儿孙过上富足的生活。同样，除了极少数人的机缘偶遇得以改变身份外，绝大多数商人无论多么有钱，无论其豪宅香车多么奢侈，也不可能成为贵族。
日本没有科举，也就没有范进中举那样的悲喜剧；日本没有员外郎式的卖官制度，也就没有花钱买官身的官场另类（当然亦有变相的买官，丰臣秀吉后期的许多官职就是通过供奉天皇而得来的，但那不是公开的制度）。在日本古代，并没有什么刻意的制度性安排来鼓励人们做事精益求精，努力创新，那不过是社会底层百姓无路可走的无奈之举，是生存之道。这种自发的生存之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养成了日本普通民众静心做事而不做他想的习惯。在日本，鲤鱼就是鲤鱼，鲤鱼跃龙门的事不会发生，鲤鱼们也不会去想，它们做梦都想的是怎样成为鲤鱼中领头的那个。直到今天，尽管社会上已经没有了不可逾越的等级阶层，但这种历史养成的民族习惯依然让日本人在技艺的追求上偏爱走向极致。
寿司是日本民族的传统美食，日本的寿司店不计其数。东京银座四丁目的冢本总业大楼的地下一层，有一家只有10个座位的小餐馆，名字叫“数寄屋桥次郎寿司店”。创始人小野二郎做寿司近60年，每年只休息一天。他技艺精湛，弟子满天下，可谓师傅中的师傅、达人中的达人。进他的寿司店吃一顿寿司须提前一个月预定，人均消费3万日元起（约合人民币1552元），吃饭的时间还有限制。《米其林美食指南》将他评为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大厨，并郑重地告诉人们，一生值得为这顿饭特别安排一趟旅行。美国导演大卫·盖尔布将其拍成电影《寿司之神》（JiroDreamsofSushi）在美国上映。2014年4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东京进行国事访问，晚餐时专门去这间店里品尝了时年89岁高龄的主厨小野二郎亲手做的独一无二的寿司。
不要以为小野二郎的故事在日本是个别现象，韩国中央银行曾对世界41个国家和地区的老铺企业做过统计，发现有200年以上经营历史的共5586家，其中日本就占了3146家，而日本百年以上的老铺企业更是在10万家以上。这些老铺之所以长存，其过人之处并非在于其拥有独特的技法，而在于其将某种技法传承下去的极致性培训方式。在很多国家，如中国，“一招鲜”吃遍天，但其独特技法能够创造出来，却往往因为其子孙心有旁骛而无法传承久远。
小野二郎训练弟子时说：“一旦你决定好职业，你必须全身心投入工作，你必须爱你的工作，不要有怨言，必须穷尽一生磨炼技能。”他的学徒要成为“职人”，须花费至少10年光阴。首先从为客人拧毛巾开始学习，毛巾很烫，并不好拧，没学会拧毛巾不能动刀子打理鱼。然后才是做生鱼片料理，手捏寿司。10年后可以学习如何煎蛋。一位叫中泽的徒弟在经历200多次失败之后终于学会了做色泽、软硬度、口感都恰到好处的优质煎蛋，才得到小野二郎师傅认可为“职人”。可以想见，中泽以后轻易不会改行，万一改行，无论做什么，都必然会把从师傅这里学去的极致精神用在自己的职业上，而且还会传承给自己的弟子。极致精神便是如此通过一个又一个职业、一个又一个行业中的“达人”言传身教，传承培训，最终汇成全民族的一种特色：行业不分尊卑，“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也没什么不好，看谁的洞打得最好。民间的这种老铺传承精神形成了极致文化的社会基础。
第三，岛国的汲取主义文化传统客观上推动了极致文化的发展。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明，从古至今，日本人善于学习，但并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汲取主义，有益的留下，无用的弃之，外国的东西最终成了他们自己的。日本民族如何汲取外国文化，在汲取过程中又是根据什么进行有选择的筛选，则众说纷纭。
考察日本历史上大规模引进外国文化的过程，则不难发现，由于岛国很小，每一样新玩意引入日本后，大体上都要经过三个阶段。
图7-2 日本农民使用的收割机（图片来源于百度）
第一个阶段是群起膜拜，顶礼而效之。毕竟古代远洋货运的代价非常高，不可能大批量进口，刻意模仿自然就成为普遍现象。这在世界各个民族中都如此，并非日本民族的特色。要说的是，这个阶段促成了日本民族特别爱跟风的习惯，至今时见。2008年秋天，一位女星在某电视节目中谈到她吃香蕉减肥的经验，没想到，随即掀起了民众轰轰烈烈购买香蕉的热潮，日本超市一度被买空。[27]
第二个阶段是吸收改进阶段。群起模仿之后，自然就要比较高下，由于岛国资源有限，吸收并根据日本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做小、做精、节省原材料等方面就成为模仿者自然而然关注的目标（图7-2）。日本生产人造肛门，在引进欧美新产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适用于日本人，并成功返销欧美。日本人制造的癌症化疗制剂，也是在引进欧美产品后针对东亚人的体质加以改进，并大量出口东亚各国。
第三个阶段是在改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方面的例子太多，比如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目前都已经脱离改进阶段而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了。
在上述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岛国经济资源匮乏，贸易成本较大，是驱使日本人走模仿—创新路子的必要条件；而岛国残酷的社会竞争压力，才是真正驱使日本人走上极致化发展路子的根本原因。其研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钟表制造业就是典型的案例。在中国，清朝乾隆时期就有西方人贡献钟表，深得乾隆及大臣们的喜爱。后虽有国人模仿生产，然而，因为是进贡“主子们”的消费品，始终认定了原装为佳，所以西洋钟表始终供不应求。天朝上国的阔绰，加之愚蠢地认为那不过是些淫巧之技，不足为学，让中国的钟表业在200年后也没有形成气候。而日本差不多也是在同一时期引进了西洋钟表，经历过三个阶段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钟表业的发展就足以与西洋钟表相抗衡。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军曹一级士兵多戴有手表，而中国军队团级以上军官戴手表的也并不多见。这不仅反映出两国政府对待工业发展的态度，也折射出两国在新事物引进、吸收、消化功能上有无极致文化驱动的巨大差异。今天的日本钟表业依然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根本原因还是二战以后，日本钟表业虽然是在一片废墟上起步，却能在竞争的驱使下，始终瞄着世界前沿技术，不断研发和开拓，这同样反映了其背后走向极致的文化传统因素。
第四，创新规律与日本传统文化相通促进了日本民族的极致文化。
创新的目标通常都是要以最小的投入博取最大的利益，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简约。毫无疑问，通往简约的过程必然需要坚忍的精神，调节坚忍苦痛的唯一方法在于保持内心宁静。创新的规律正与前文中已经说明的以泛家族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日本传统文化存在着相当大的共性和互通性。而正是这种共性和互通性，共同促成了日本人面对自己的工作能够静下心来，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以达极致。
比如日本武士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简约、坚忍和宁静。通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武士道全民化过程，简约和坚忍保留了下来，更深入日本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时至今日，武士道所提倡的简约和坚忍等精神与文化改头换面，成为日本现代企业文化或组织规章，继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在经营管理和创新进步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日本著名的设计师、优衣库艺术指导佐藤可士和的设计室（图7-3）曾让中国的同行“很吃了一惊的。偌大的会议室，纤尘不染，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只有一张长长的会议桌，二十把椅子和雪白的墙。把环境中的干扰因素，清理到最低限度”[28]。中国同行惊讶的内容正是其追求简约上的极致程度，但如果把他和此类行为放在历史的武士道文化传统背景中来看，便不会有过多的惊讶。再比如，2014年11月10日高仓健去世，这位以坚忍的硬汉形象而著称的演员，其实在其一生中也无不在坚忍中拼搏。去世前四天他写完了应《文艺春秋》战后70年纪念号的约稿，在文章的结尾他诠释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往路精进，坚忍无悔”。可以说，这八个字成就了他在日本影坛至高无上的地位。
图7-3 佐藤可士和的设计室（《佐藤可士和的超整理术》一书插图）
同样，神道教文化所宣扬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也与创新规律相一致，并贯穿于日本人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在创新的过程中，没有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过来，正是因为有了奉献和牺牲精神，才可能在创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去寻求新的自我突破。日本文部省最新审定的中学生道德课，第一部分第二课题目就是：人生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课中所例示的榜样级人物就是宇航员南波六太的事迹，他说的“我的敌人就是自己”，就是要老师们告诉孩子们这其中的道理。日本人经常参与神社活动，其场所大都洁净安静、细巧精致。这种精致环境的熏陶和对神灵的敬畏，是从孩提时代就深入日本民众内心深处的，而儿时的记忆与习惯会终身相随，在成年后转化为对工作和生活的精致细微的偏爱与敬畏，这成为追求极致的重要心理因素。这一点已经为现代心理学所证实。
当然，日本民族这种极致文化的形成并非由一次性教育促成，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或民间专门教育，而是如前文所述，贯穿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组织教育之中，也就是说，贯穿于日本人成长的各个阶段。大体上说，在家庭里完成的是敬畏、奉献和节俭等传统教育，在学校完成的是尊崇、汲取、创新等传统教育，在单位组织中完成的是礼仪、敬业和坚忍等传统教育。翻一翻日本著名人物传记或回忆录，便会发现家庭和学校对他们影响巨大这一点几乎是共同的内容。极致文化的教育也见诸各类管理典籍、文学名著的巨大影响力上，同时也表现在茶道活动、神社活动等各种社会活动中，还体现在日常具体工作、营销服务的细节中。差不多可以说在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都能发现追求极致的现象和行为展示，加之媒体每日的提示和激励，形成了日本浓郁的追求极致的氛围和习惯，只不过没有用“极致文化”四个字进行标注而已。俞天任在《东瀛住院记》一文中记述道：“这家医院在对患者提供检查的方便上下足了功夫，地面上画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线条，上面注明了心电图、X射线、B超、CT或者是核磁共振MRI，患者只要顺着线走就一定能找到地方。”[29]作者去的这家医院叫“德州会病院”，并不知名，只是距离作者住所最近，相当于中国的社区医院。也许有的读者会觉得做过了头，其实没那个必要。但无可否认他们的服务意识多么精深细致，他们已然将服务的概念尽可能地做到极致。而在这样的医院就诊的病人，肯定会有一部分将自己的工作与他们的工作进行对比，从中找出差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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