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极致文化的行为规范

一种文化不仅要有明确的思想内涵，更要有其社会实践上的行为规范。文化的行为规范不仅仅是指文学艺术的各种表现载体，同时也包括社会组织体系的制度设计、行为规范、社会观念和习俗仪规，正如企业文化绝不仅仅是企业员工的才艺表演，而是包括制度在内的对人、财、物管理设计的精神理念体现。极致文化，对日本民众日常行为产生着内在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日本社会组织形态的构造；而民众的行为和社会组织的构造，经过漫长的积淀和衍化，形成了一些显而易见却又少见于明文规定的行为约定和习俗仪规。许多外国人不可理解的行为，在日本民众那里却得到了肯定甚或赞美，而恰恰是这些行为和范式，同样成为日本民族极致文化内涵的构成部分。这里试举其中最典型的六大行为规范简述如下。

第一，“以最为要”的处事原则。判断是非的标准并不完全出自对个体利益的考虑，而往往以是否构成奉献、是否达到极致为标准。最平凡的事只要做到纯熟精深也能达到崇高；最琐碎的事只要做到简要精准也能达到致美；最复杂的事只要做到精达致密也能收获奇功；最困难的事只要做到锲而不舍往往也会绝处逢生；等等。这些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普通的人也许无大作为，但只要奉献和忠诚，投入其生命的全部做到了极致，便能获得社会的赞扬和肯定。大阪的一位小学校长和名古屋的一所幼儿园的园长每天早晨在校门口分别与走进学校大门的800个小学生和300个幼儿园儿童打招呼“早上好”，风雨无阻，年复一年。这种行为也许在日本并非罕见，却因其极普通的行为表达出的极致性奉献精神，震惊了来自中国的年轻家长。^[13]失败者在日本是得不到关注和尊敬的，但失败者能够做到极致，也就能够得到赞叹。自杀，尤其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切腹自杀，不仅是摆脱失败耻辱的明志行为方式，更进而衍化为追求生命灿烂的境界，这种境界外国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日本的自杀率始终位居世界前列，其自杀是一种极致的方式，是要向别人证明什么，它并非纯粹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自杀者追求极致的民族认知，至少是其自杀率高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

第二，“以严为要”的组织制度设计和管理力度。严密，是每个组织管理设计的基本要求，但把严密的设计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无处不在，最后内化为被管理者的自觉行为，日本人堪称世界第一。也许日本作家在小说中对此的精确描写还算不得例证，可以作为例证的是日本公交车和地铁公认的准点与守时，其背后制度设计之严密与管理力度之大，非有极致性的要求不可能达到。企业流水线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但把流水线做到“零库存”，则不仅需要庞大而细密的设计，更需要严格到丝丝入扣的管理力度，这是日本的极致性创造。在日本工作多年的“东京博士”写道：“日本人制作的一件日常用品，连商品的容器都用高价的自动检测设备去剔除微米级的外观瑕疵，他们认为如果消费者觉得商品容器有微小瑕疵，这种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质量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企业的文化和精神正是反映在这些细小的看似无关紧要之处，由此严谨的企业信誉和理念，是成熟的社会和成熟的消费者培养起来的，反之，一个粗制滥造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也就一目了然。”^[14]

第三，“以内为要”的审美判定。日本人的审美活动更倾向于或者说更注重于人的内在主观需求。比如日本人对生活的设计追求宁静冲淡——不论是否主观意识到。有相当多的因素是为了平衡对冲在现实工作中激烈竞争所产生的内在焦虑。在工作搏杀之外，人们希望通过舒缓洁净的生活方式，以求内心的平静。再如对庭院的要求，无论是家庭小院还是寺院园林，日本人甚至会干出废掉自然却又模仿自然的无理之举，就是为了突出一种苍冉凝练的静止，还是为了人的内心感受。再如茶道中对茶室简洁的要求，更是典型的约束内心、以静达致的例证。就是对日本女人的要求，比如和服，固然有承继唐装的范式，但日本人加上去的就很值得玩味：繁复的衣饰不仅为了眩目，更为了约束女性的步幅；颜色不仅要素洁，更要与环境相匹配；着和服的女性不仅要碎步，就连说话也要细声。总之在男人看来，女人不仅要静娴雅致，还要达到男人内心世界的审美平衡。林桦说过一段留学巴黎时的往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日本楼的茶道表演。虽然，我们并不一定完全看得懂其中所有的内容，场面也远没有其他楼举办的活动那样热闹、煽情，但日本留学生表演时的那份认真投入、专注执着，以及动作之优雅，背景之简约、质朴，却在隐隐地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和美的享受。”^[15]其实在那儿的日本留学生并不完全是为了表演，她们自己也在享受那一刻的内心沉静与祥和。

第四，“以外为要”的待人举止规范。日本人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这是他们尽可能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原因，也是他们容易跟风、崇拜的原因。居家的日本主妇最关注的是别的家庭如何如何，并影响到孩子们从小就关注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跟风和服从的习惯。在日本，虽然不乏特立独行的人，但特立独行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因而在平民生活中往往是反面教材。普通日本人既无能力达到从印度传去的枯禅境界，也无能力达成从中国传去的阳明心学内心修为，却想让别人看到自己修为深厚的一面，只好借助外在力量比如简洁环境的帮助。礼敬如仪，是在严酷的家庭教导下养成的。即便身在陋室，虽然不能让外人看到“回也不改其志”^[16]，也起码要洁净，起码要彬彬有礼，这几乎是每个日本家庭的优秀家教内容之一。同样，通过外在的强制成就某种规范行为，是日本各类组织训练员工最常见的手段。布鲁玛曾描述过日本的百货公司是如何训练女孩鞠躬的：“有一根钢棒在女孩背上，把她们推向需要的角度：十五，三十或四十五度，这些全部仔细地记录在数字荧屏上……这不只针对新进人员，年资较深的职员也不时喜欢使用它，做点行礼的练习。”^[17]这些借助外在的强制以达到精准极致的做法，显然并不全是为了当事者的内心需求，却是为了他人。

第五，“以敬为要”的有所崇范式。研究日本人看重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当今世上谁比他们强，谁比他们强他们就看重谁。尊敬或崇拜强大的对手，哪怕这个对手昨天还是生死对头，只要今天自己落败或处于弱势地位，便立马崇拜学习。他们并不是排荡于两个极端之间，而根本就是从一种极致跳到另一种极致，无须过渡，也没有边线。二战末期“一亿白痴”的日本人没有“一亿玉碎”，在天皇的诰告声中这边刚放下武器投降，那边就开始崇拜胜利者美国人。在与中国设立某合资公司的初始过程中，日本人是傲慢的，中方管理者想去日方公司参观都不准进入车间，只准在窗户上扒着看；可是当中方管理者经过几年奋斗将该合资公司管理得比日本公司还要好时，日本人是谦虚的，立即组织所属公司成批量地前来学习。前倨后恭的原则就是谁比他强（也就是谁更做到了极致）他们就无条件地尊敬谁。

第六，“以欺为要”的有所贬范式。同样，日本人对不如他们的人或民族态度轻蔑，并不顾忌欺世、欺心、欺人、欺己之名。比如政治家们“欺世”的举动比比皆是，就拿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来说，供不供奉战殁者那是日本民众自己的事，可政治家们去哪儿、祭拜什么样的死人那就是政治的事了，日本政治家脑筋再差也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可因为日本国内外的抗议者多不如他们，日本政治家们就愣是装傻，不仅个人参拜，还硬是披上代表国民意志的外衣去进行集体参拜。对盟友的背叛或利用，都可以在利益的驱动下随时变换并处之泰然，可谓“欺心”。德川家康最喜读《吾妻镜》，并非因为对历史感兴趣，而是因为那里面记载了前人是如何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他自己也确实是战国时期背叛和利用盟友的第一高手。2015年1月21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登文章称：史上五个最不靠谱的美国盟友，第一个就是日本帝国^[18]，皆因为当时狂热的帝国精英们大多认为美国已经不如他们。“苛め”行为即“欺人”行为在日本社会更是普遍而广泛，从小学就开始“训练”将来如何在社会乃至国际舞台上欺负人，学生在校园里找准了比自己弱的人，大家一起去欺负，不加入还会受到群起攻之。日本校园常常爆发“欺人”事件致人自杀案，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人善于“欺己”的情况同样显著。如果问日本人最看不起哪个民族，其实就是日本民族，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总是以弱者的角度看待自己。日本人骨子里的自卑，已经被诸多学者指出，这里不再论证。为了掩饰自卑，通常人们的表现是自傲，而日本人是遗忘。此遗忘并非真的遗忘，主要还是为了自欺、欺人，是为了掩盖内心深处的孜孜以求。周作人曾谈及恩师章太炎当年在日本愤书《孟子·离娄下》中“逢蒙杀羿”的一段话赠日本人，感叹：“天下的负恩杀师其原因并不一定为的是愈己，实在有许多也因为太不如己了。”^[19]那意思是日本人残杀中国人，实在是因为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堕落到不如日本人的地步，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这话深得日本战争贩子之意，也吻合了日本民族历史形成的这种欺凌“不如己”者的习惯。日本侵华之意，始于丰臣秀吉，到明治维新后再次提出，确是在发现老师已经太不如自己之时。日本从儒文化中学去了尊师重道，讲究师承也已经成为其民族传统，但尊师的前提是老师必须成为后学者无法逾越的高峰，否则不予尊重，这是日本人的创新。欺师和尊师，并不矛盾。

这六种行为规范是否概括得准确，尽可商榷。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点到为止；限于水平又未必都点到了。更多的内容和更精确的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