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因为日本时常宣称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因而有相当多的人误以为日本文化等同于日本民族文化。其实，一国之文化，是存在于本国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又融合于当世各种文化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综合性文化。而植根于特定民族历史和社会之上的基础性和独特性的文化，才是其民族文化的根本内容。这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通俗地说，不能简单地从日本一时一地奉行某种文化的人数多寡来判断哪些是其民族文化，一如不能从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亿玉碎”“一亿白痴”的举国行为，就判定日本民族文化中存在着“军国文化”一样。而应该从影响人们日常行为的内在意识，从历史的角度和独特性的角度来揭示支配和影响日本人的行为与创造的东西，那才是其真正的民族文化内涵。
回看日本的发展，真正由日本人原创并奉献给世界的东西并不多。但是，大到空间探测器、大型机械、重型装备、节能设备，小到大米、苹果、生活电器、垃圾处理器等，一经日本人的手，其性价比都较原创者提升很多。日本人推出的一代代产品让全世界竞争对手紧张焦虑，让原创者压力倍增。普通消费者在乐享其成的同时，也往往感叹日本人的聪明才智，而经常忘却了原创者是谁。
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外来的东西，这是事实。但对日本民族稍有研究便可知道，日本民族真正的本领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就曾指出：“日本文化古来就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3]实际上日本人汲取中国文化的时间历经千年，拿去的东西非常之多，不取的也远不止这些。人们以往过多地关注于他们如何取舍，其实真正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日本民族在取舍之后，会对他们取到手的东西持续不断地加以改进，孜孜以求，不离不弃，直至登峰造极。为什么会持续如此，而且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如此?在这些民族文化表象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一种可以概括出民族内在精神的“极致文化”?是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的存在，并深深植根于日本民众内心深处，才影响日本在引进—吸收—创新的极致道路上出现全民族的高度一致?
也许称其为极致文化学界未必都能认同，因为它并不像其他日本民族文化那样具有鲜明的外在表象，在日本国内和国外的学术界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论述和研究。说极致的有，说极致文化的似乎还没有，尽管大家在不经意间都会脱口而出一些相类似的词汇，如“较真”“注重细节”“锲而不舍”“好钻牛角尖”“执拗”“偏狭”等。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在日本诸多文化现象的背后似乎还有一种精神、一种意识、一种文化在支配或左右着他们的言行。它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却顽强坚固，如深藏大山中的矿藏，支撑着大山的体魄，却并不经常显现。极致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主要意识形态内核之一，正是这样每日每时激励着日本民族孜孜以求、进取不止。这种全民族精神上的极致文化，才是历史上两次促成日本在较短时间内跃居世界强国的真正内在原因之一。被称为“狂人”的小泽征尔，虽然长期在西方学习、生活与工作，这位“连头发都可以调动乐队情绪”的世界级著名指挥家却在中国曾经训练某乐团首席小提琴师至其失声痛哭，他却温和而执着地说：“请再来一次。”这让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见识到什么是日本人的“认真”和孜孜以求。[4]
然而，在日本，极致文化并没有被哲学或社会学正式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充其量只是一个话题，是一个口中都有而著述却无的“民间传说”。事实上，日本国内对极致文化不是没有思考和研究，但大多散见于别的名目之下，并且经常以极端而名之。说明日本人自己并没有注意极致与极端、具有极致意识与爱走极端之间存在着多大区别。这里试举几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3年，日本出版的国立小学课本在分析国民性缺点时如此表述：“生活于狭窄的岛国，在安逸乐土上享受和平，国民容易陷于极端沉思，缺乏奋斗努力的精神……”[5]1972年心理学家宫城音弥评论说：“日本人的优点是表面看似内向、计划性高、勇敢、自制力强、屹立不摇，但也有不守信用、不妥协、不服输、自我中心等缺点。日本人的疯狂行动常常吓倒外国人，这些行为看似抗争性的偏执，其实是抗争性的歇斯底里。”[6]历史学家天沼香1987年撰文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容易成为狂热分子，无法自我抑制，只会朝单一方向前进。”[7]在汗牛充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中，这样的研究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在于岛国上的学者，无论是明治时期的、昭和时期的，还是今天的，一是习惯于拿外国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本国问题，二是习惯在各专业领域内走向精深和极致，缺乏跨领域的视野和勇气，三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限于民族感情或限于政治需要，不愿也不能去加以研究。
至于日本之外的研究大家，如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埃德温·赖肖尔，荷兰的伊恩·布鲁玛和中国的戴季陶、蒋百里、周作人，等等，都以极其赞赏的态度去评价日本人做事精细、讲求效率和认真负责的民族特点。蒋百里先生就曾经说过：日本这个民族“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亚洲，即可以征服世界——西方自杀的文明没落了——一低又低到了地狱。贫富不均，生活困难，革命共党，虚无主义，暗杀手段……不仅把舵的失却了罗盘针，全民族也就导入了一种疯狂状态，战争！革命”[8]。其后的研究者，也大多提及日本民族好走极端，但对于该民族性格中的极端与极致的区别鲜有研究，专门对日本民族的极致行为进行一番文化属性研究的就更少。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读者对日本民族特性的一些误读，如上文所举的是偏执还是认真、是坚忍还是狂热、是温顺还是残暴以及本尼·迪克特列举的所谓系列矛盾体。人们往往不清楚究竟哪一面才真正代表着日本民族文化的主旨，或许日本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矛盾体在今天似乎已成公论，却还是没有回答日本人为什么是一个矛盾体，还是在一个误区内打转。
民族文化通常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显性的民族文化内容，主要是以文字、影视、美术、建筑、工艺、音乐、舞蹈等有形载体表达出来的民族思想和感情。二是隐性的民族文化内容，主要是以法律、制度、规章、习俗、惯例等无形载体所体现的民族意志和认知。对日本显性文化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而对隐性文化的内容，很多专家在某一方面进行过独到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相对来说，跨学科的研究，对隐性文化中所包含的主流意识、群体意志和共性认同等方面，都阐述了各自的感觉，却缺乏系统性的整体指认。比如很多人都指出日本人的精细与呆板，也有人研究了日本人精细能细到什么程度，呆板又能呆板到什么地步，却极少有人指出日本人的精细与呆板内在的统一因素是什么，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中接受了哪些主流意识的培养和熏陶，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着一代又一代“呆板的精细鬼”。主流意识是构成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核，是渗透所有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是促进独特民族文化产生的基础动因。极致文化便是这种主流意识之一，其本身也是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有必要在前人各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从更高的层面去研究这些矛盾体是如何产生、发展，又是如何作用于普通日本民众的日常行为的。这里提出日本民族文化中的“极致文化”，是对日本民族已经在各个方面创造出来的极致成果给予客观的肯定，更主要的是从管理学角度出发，以日本岛国社会的宗法、组织、习俗、泛家族等综合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日本民族是如何在各种现实“鞭子”的抽打下走向极致并形成极致文化的，探寻它在民族行为与心理发展上的规律和作用，研究其巨大的优势与缺陷。相信这样的努力将有助于人们重新解读日本的过去以及可能的未来，有益于去探索日本民族文化的内在特性，并解析日本民族特性看似矛盾的两面是如何统一的。
日本天皇的诏书，已经对什么是极致文化给出了一个最简洁的通俗解释。本章开始时也只对极致文化概念做了简单说明，希望能够引起讨论或争议。因为有争议，有否定，才有可能逐步把对日本民族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有一点是肯定的，民族文化必须是这个民族自身发展起来的富有民族特征的文化内容，它产生于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融汇于民族日常生活内，影响于民族思维与行为的深处，不需要也不可能用另一种文化来解读或否定。日本极致文化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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