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文化中的冷暴力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本尼·迪克特揭示日本人“残暴而温顺”的一体两面性以来，“残暴而温顺”似乎就此成了日本人性特点的定论。后来研究者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都承认这一点，但为什么日本民族具有这一特性，则极少有人深究下去。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致辞是《暧昧的日本的我》，大江想说的是日本民族特性中存在着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现象，那么是不是日本民族“残暴而温顺”的矛盾特性也可以用暧昧一词加以解释呢?相比较而言，村上春树就深入一步，他曾用英语毫不暧昧地断言：“violence，the keytoJapan（暴力，是打开日本的钥匙）.”^[21]其后，他又明确地说：“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结束后没有把那场战争的压倒性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偷梁换柱地以非常暧昧的言辞说‘再不重复这一错误了’，而没有哪个人对那个暴力装置负内在责任……我所以花费如此漫长的岁月最后着眼于暴力性，也是觉得这大概是对于那种暧昧东西的决算。”

村上春树所说的“暴力装置”和“暧昧东西”是什么呢?他和大江是小说家，他们的任务是用形象来解释他们的研究与思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此进行条分缕析的论证。奇怪的是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也不去深究。在日本人汗牛充栋的国民性研究中，明治以后的研究多为赞美，二战以后的研究多为折中，出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便加以批评，作者还被威胁以子弹，更有部分日本学者干脆就以“暧昧”来标榜民族特性。然而他们也只是研究日本人喜欢暧昧的言行表达等肤浅的表层形态，根本不去深究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暧昧”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是怎么成了暴力装置，又是如何塑造日本人“残暴而温顺”、言行不一的暧昧的国民性特征的，特别是，说残暴是在哪些方面展示，说温顺又是在哪些方面表现，二者又是依据什么机理统一在普通民众身上的。连学者都不愿意去正视和研究，碰到如此追问往往集体失语，也就难怪普通日本民众根本就不承认“残暴”这一说法了。本节试图从日本社会运行的机制入手，揭示冷冰冰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运行规则是如何构织成密而不透的网，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日本国民残暴而温顺的特性，并构成冷暴力的社会装置的。

二、等级制下的“暧昧”行为与冷暴力

制度（含法律，下同）是知识的产物，制度的需要在于规范民众的行为。不过，决定民众行为的不仅仅是制度，还有民族习惯行为规则，需要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力，也就是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机制决定了每一个国民的行为方式。不论他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只要他想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下去，他就必须遵守制度，同时也要遵守当地的约定俗成和各式各样的规则。

当今日本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是出自美国大兵之手的美国式制度的翻版。如果仅仅翻看法律条文，谁都会认为日本是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但在所谓“民主制度”下的日本并没有出现美国式的民众行为，而依然是典型的日本式行为，原因是日本民间存在着强大的民族习惯行为规则。曾在日本长期工作的林桦说：“由于文化和传统上的原因，欧美公司在对内和对外关系上重视成文的法律、公司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而日本公司则更加注重某些不成文的规定和习惯。”^[22]而正是这种民族习惯行为规则与社会制度的结合，以世界上最严密冷酷的等级制和无所不在的泛家族规则，在有形与无形之间组合成最典型的日本式冷暴力的社会装置。在日本生活并娶日本人为妻的荷兰人伊恩·布鲁玛就曾深刻地指出：“在表面上，今天的日本似乎是相当先进而且比衰退的英国还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在内里，它在许多方面更接近欧洲中古时代，也就是在基督教扫除异教徒信仰遗迹之前的那个时期。”^[23]林桦所说的“某些不成文的规定和习惯”在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存在着，上至政党组织，下至企业、社区乃至家庭邻里，其内涵主要是前文中已经反复论述的泛家族规则，又突出表现在五个不清不楚含混模糊的方面，也就引起通常所说的“暧昧性”。

第一，没有专制制度的专制场。日本历史上有着长期专制的社会传统。不可否认，现代日本依然存在着世界上最严密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并不必然产生专制，但是当等级制的某些环节缺失制约时，专制就是必然结果。日本的社会架构是民主的代议制，但在每一组织内部则是典型的等级制。这种二元制的客观组合导致对每一组织顶层无人真正负责，同时还缺失必要的监督与制约，专制也就成了日本人人不承认、又人人感同身受的社会现实。企业一如家庭，一如国家，殊不知在集团的领导下，企业实际控制人并不承担最终责任（往往让别人当替罪羊），却因为并无实质性监督，而大权独揽。家长的严酷与企业的严酷同样天经地义。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日本首相常受质询，可没有几个人能够想象得出他是如何对待他的阁僚的，阁僚们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下属的。支撑他们颐指气使的，便是他们清楚，在明确的制度规定之外，属员们自觉遵循的泛家族规则和文化才是他们可以专其制、独其裁的土壤。日本人的“温顺”就是这样被长期驯化的结果，实际上严格的、限制重重的泛家族规则和文化在每个日本国民儿时就被严肃而认真地灌输了。

伊恩·布鲁玛就深刻指出：“有个日本谚语说：‘凡是露出来的钉子都必须捶进去。’顺从于外在既定的行为规则的压力，其残酷无情的程度，比起西方国家超过了许多。多数的日本人非常害怕看起来奇特和奇怪，总之就是怕与邻居不同。绝大多数日本人引用‘平凡’作为他们最渴望的事情。”^[24]不与别人不同，源于对可能受到的惩罚的恐惧。这种恐惧有时并非来自制度的责罚，而是来自对共同认知的叛逆。所以，最好的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长官的认识就是自己的信条，服从长官（包括不与众不同），专制于是就由承受者创造出来了。大多数在日本生活或研究日本人性的学者都指出这一方面的情形。但是，他们忽略了另一方面，那就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今，专制从来都是上对下的，专制形成的同时形成了对专制者监督制约的缺失。日本社会运行机制上对长官的宽松，正与组织内部长官对部下的严酷构成反比关系。而这种反比关系，既导致失去制约的长官经常引领集体放纵及至施暴，比如集体屠杀、集体性爱甚至集体自杀；也导致严酷现实中不得不“谨小慎微”的日本人内心始终有着强烈的“焦虑感”。布鲁玛指出“焦虑在（日本）大众文化中扮演了一个巨大的角色”，并特别说出日本人的内心与外观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焦虑与感官的矛盾，正是日本人精神的绝大部分”^[25]。过去很多研究者将日本人的焦虑感归之为岛国的天灾濒仍，其实更大程度上产生于社会组织和家庭，而源于严酷等级制下的焦虑感正是日本人“温顺而残暴”的重要原因之一。温顺是外在的、不得已的，而一旦温顺的外在条件消失或取消，长期积郁的焦虑就会瞬间爆发。日本男人下班后去喝酒的习惯、在公司酒会上放纵、外出旅行时出现各种丑行、害怕独处、欣赏甚至模仿自杀等现象，都可以从专制的长期存在与强度方面找出解释。

第二，没有约束制度的约束带。前面说过日本企业一如家庭，其实，日本企业对员工的管束程度远远超过家庭。家庭有血缘关系的维系，在日本企业组织内部虽然可能没有血缘关系的维系，却普遍存在着亚血缘关系的家族式约束带——家族式的人际关系。领导与下属形成类似于父子关系的关系，同事之间强调搞好兄弟关系，都是以大家庭为号召，让人无从反对也无从逃避。而建立这样的关系，实质上要求的是员工对企业无私奉献、勤奋工作以至过劳死、令人难以理解的忠诚，甚至自杀谢罪。凡此种种，没有哪一项可以从企业制度中找出规定来。过去的研究者对这些行为多有称道，认为这些是日本民族天生具有的奉献精神，而没有看到这是日本企业文化中的泛家族规则约束下的被迫行为，毕竟没有人敢于宣称自己是“家庭”的反叛者，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在社会上便等同于无信用。来源于民族的历史深处的泛家族规则，充斥于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各种组织之内，成为左右着日本民众日常行为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成为他们苦不堪言的桎梏与绑索。这些已经被大量的日本记录者所证实，却在明文制度体系中找不到其踪影。它们打着传统习俗、民族习惯、约定俗成、惯例等旗号，成为看不见却摸得着的人性的温柔绞索。问题还在于，严密规制下的人如同囚笼里的动物，让他走出其熟悉的环境他便充满了胆怯，如同圈养的猴子放出笼子便不敢多迈一步。同样，当猴群首领号令它扑杀同类时则表现得无比残酷与无畏。这些已经被动物学家证实的猴群之中的行为，其存在基础正是猴群中有等级制，这才有了猴王的专制。日本民族特性中体现出来的“温顺和残暴”，与生活在专制下的其他民族的特性一样，既不奇怪也不可笑。

第三，没有组织制度的组织群。人们都知道日本人爱抱团，这种集团性产生于历史传统，再进一步说，是在泛家族规则的引领下，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而产生的行为，高度的集团性是实施上述约束和专制的组织基础。人们极少注意到的还有两个不同。一是日本的专制从来不是个人专制，更为显著的特征是集团专制。二战期间实行法西斯统治最严酷时期并不是首相东条英机的个人专制，而是军国主义分子的集团专制。因为家族规则严重泛社会化的日本国内，集团无法落实责任，而个人可以不负责任。这一点，本书第四章已详细分析过。二是为了反抗专制，个人无能力，而组织起来“以下克上”自然就是专制之下的不二选择。历史上的浪人武士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暗杀“英雄”，其背后大多有着严密的组织。这就是日本没有组织制度的自组织现象。它造就了日本民族的抱团成性，造就了集团专制下的日本人奴性的温顺，也造就了专制参与者无所不用其极的暴虐。面对无论是庞大集团还是小集团，个人都是无足轻重的，个人的反抗是无力也无助的，个人只能顺从集团才能没有危机感，个人也可以假借集团推卸自己的责任。2013年1月21日本本时事社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56.7%的日本民众赞成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固然有周边国家强烈反对激起的民族心理反弹因素，但民众内心深处的那种集团参与者无责任的意识恐怕是更主要的因素。没有大批议员的集体参拜，没有议员背后的集团选票支持，首相不敢如此明目张胆。明治后期并不是无人看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危险，一如今天日本有人指出日本走向右倾的危害。然而当年日本朝野全部倒向军国主义，让人们有理由为日本今天军国主义可能复活表示担忧。因为正如村上春树所言，日本社会组织的基础“并没有改变”^[26]，而这种抱团的组织基础，正是冷暴力的社会温床之一。

第四，没有尊崇制度的尊崇源。说日本人是狂热而冷静的矛盾组合体并不准确。日本人的狂热源自于其强烈的尊崇制度，而日本人的冷静源自于其冷漠的人际关系，这本是不同方面的不同表现罢了。战后，日本连天皇崇拜一度都被刻意削弱，古代传承下来的尊崇制度如敬神、敬英雄、敬精英贵族等明文制度被一扫而空，代之以狂热的西方文明崇拜。但在民间，敬天皇、敬神、敬英雄、敬精英特别是敬领导的规则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日本。特别是敬领导，直接源自于日本的家教，不仅领导要敬，哪怕是先进几天公司的“前辈”也要敬。大嘴巴被扇得“啪啪”，也要“哈依”，固然有等级制的约束，但认为这种行为天经地义则是泛家族规则所形成的尊崇在起作用。这种对尊崇的渴望如同源泉一般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不断涌现，对尊崇什么倒并不十分在意，这常常导致普通民众的盲目追随，尊崇别人的尊崇。大者如反抗幕府制度的西乡隆盛、击败沙俄舰队的东乡平八郎和自杀殉葬天皇的乃木希典，直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鼓动全民参战的榜样，至今受到尊崇；小者如著名棒球手用手绢擦汗就能导致全国手绢脱销。尊崇里面没有个人选择，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崇拜对象的极致行为常常成为自我暴虐行为的借口。三岛由纪夫崇拜武士道，做下切腹自杀的疯狂之举，至今还有很多的崇拜者。暴力的追随者至今还在用信仰与崇拜来为自己的残忍行径寻求借口。同时，英雄的崇拜常常与小民的吊诡心理并存。幻想着某一天自己成为英雄，能够扇别人嘴巴，通常是人们不愿意说出的内心纠结。在日常表现中，纠正一个下属的行为很容易，但纠正下属的泛家族规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那些规则是上级自己也要尊奉的。

第五，没有歧视制度的歧视渊。有尊崇必然有歧视。尊崇意识流的成立，必然形成了社会舆论对另一方面的歧视和压迫，在泛家族规则的驱动下，进而形成组织上、行为上的歧视与压迫。尤其可怕的是，这种对别人的歧视一旦形成，当事人不仅尊严全无、颜面尽失，而且会生活无法继续，生不如死。比如对失败者的歧视，歧视的程度之烈，范围之广，使失败者不仅只是“无颜以见江东父老”，而是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以致不得不采用剖腹这种残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勇敢，挽回失败的颜面。再比如对弱者的歧视。日本对少数民族不仅是歧视，甚至干脆就不承认，少数民族连法律地位都没有。古时候日本人有将老爹老娘背到山里扔掉的习俗，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学习中国古代尊老爱幼的儒家文化的。近代以后虽然废止，但地震、海啸、火灾与老爹，仍被日本家庭视为四大灾难。还有对外国人的歧视。一些多年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都共同感叹无法融入日本社会，就在于日本民族骨子里的排外性，大有我国古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践行。1999年日本媒体喧哗于“北海道温泉事件”，就是因为温泉店门口挂着“外国人不准入内”，结果遭到一位自认为已融入日本社会的美国人和一位德国人的起诉。林桦说：“本案的深刻启示就在于，日本虽然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多年，而且日本也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日本社会并没有真正吸收西方民主社会的精华和实质。”^[27]乍一看可能迷糊，这日本民族为什么文化可以是别国的好，神仙都可以从别国借用，而邻居却只能是自己人?其实说白了，这种排外性与一群狐猴凭气味对自己领地实施排外性保护没什么两样，而动物学家们早已经证实，狐猴们夺取和保卫自己领地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集体厮杀。当阿Q认定小D比自己弱贱时，小D的任何不恭言行都必然招致阿Q的暴打。所以鲁迅的《阿Q正传》在日本同样广为喜爱，因为它同样刻画出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引起心灵的震撼。

上述这五种社会行为，在任何一个日本家庭、社会组织都很难找到明文的确认，却是这些家庭和组织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奉行并教育下一辈奉行的习惯，如同纳豆一般，虽然酸臭，日本人却甘之如饴，不可或缺。问为什么如此喜爱，却又都说不清，暧昧之处便在泛家族规则及其文化之中。中华文明中的“臭豆腐现象”便是其根源。

三、泛家族规则下冷漠的人际关系与冷暴力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日本民族古代长期学习中华文明，近现代以来长期学习西方文明，尤其是二战之后几乎全盘引进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却在社会运行中保留了相当程度的传统规则，造就了日本式的非驴非马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构造。其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泛家族规则大行其道。上述专制、约束、组织、尊崇和歧视等人文现象，只是日本式泛家族规则所派生出来的行为方式，在制度与非制度层面上对人性的影响与控制，构成了冷暴力装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中还有一部分，那就是长期在泛家族规则下生活与工作的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温顺与残暴的两面性。

第一，“家人”不是家人带来的双重压抑。日本企业等组织内，无论规模大小，一个显著的文化理念就是强调“大家庭”之功效，组织内的人与人的关系经常被泛化为家人关系。这是泛家族规则盛行的典型标志。组织的领导者在强调家庭化所带来的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好处，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应该奉献与牺牲时，有意无意地忽视如此“大家庭”对个人的精神压力与精神扼杀。日本从业者在家庭与工作单位两个方面都必须做出无保留的贡献和无底线的牺牲，这带来了全民族的双重压抑。如果没有对自由的渴求，压抑感也许不会那么强烈，偏偏日本又是标榜西方化的民主自由国家，西方文化提倡的个性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对日本人内心的压抑产生格外的冲击，远比中国人要更加强烈。这种压抑在集团组织的“家人”和家族的家人中都无法发泄，便只有在外部“没有关系”的时候和地方寻求发泄。一旦有了脱离家人与“家人”互相制约的可能，或者得到某种授权，日本人要么乖得像个听话的孩子，要么一反平日温顺的常态，变得残忍，残忍到自己不认识自己。2014年4月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侵华日军士兵×田国秋给朋友的信中记述了他们部队奉命在一个村子里持续的烧杀罪行，士兵们把村里所有男子全部枪杀，连孩子也不放过，他本人就“狠心地将其（小儿）扔到了火中……此村落杀死的人数达150人”（图9-4）。温顺而残暴便是如此在日积月累中源源不断地产生的。

图9-4　被禁发的侵华日军家书（图片来源于新华网）

第二，“暗箱”不是暗箱带来的定位焦虑。日本民族很喜欢团体这个概念，一个大团体内还有若干小团体，不足为奇。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小团体绝不可能通过在一起喝几场酒唱几次歌就可以形成，而实质上是可以进行暗箱操作的对等者互相建立的协作关系。通常上级与上级之间更容易形成这样的小团体以控制下级，而下级与下级之间也会形成小团体以对抗上级，只有特定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上下级之间组合的小团体。团体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参加者确定其在集团中的位置。事实上，在泛家族规则的作用下，每一个人都在单位里不断寻求着自己的定位，并随着岗位的晋升或下降而不断寻求着属于自己的小团体。上级可以对下级平等，比如约下级一起喝顿酒发泄发泄，但下级绝不能要求与上级平等，因为下级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适合上级的真正小团体的成员。在单位、家庭甚至是公众场合，人们都按习惯寻求着自己的位置，寻求着不是暗箱的一个个箱子，蹲在里面才会感觉心安。这种无休止的寻求和比较，带给每一个日本人的是定位茫然与社会困惑，茫然与困惑带来的心虚和不安不断加剧着日本人的焦虑感。毫无疑问，一个长期焦虑的人在无法解决自身问题时，一旦寻找到发泄焦虑的机会，无论是伤人伤己，其后果都是非常可怕和可憎的。

第三，“礼仪”不是礼仪所带来的人际冷漠。礼仪本来是家族规则间的润滑剂，家天下的时候如此，泛家族规则盛行的地方礼仪必盛行。在日本，礼仪之多之繁，无法逃脱，无法回避，无法拒绝，甚至无法抵制。见人鞠躬如捣蒜，开口就是“谢谢”“对不起”“请多关照”，已经是大家所熟知的日本范式。芝麻点小事也要送礼表示感谢或友情，每年中元节和年末更是必须送礼给亲朋好友或同事上峰，且各种送礼又有特别讲究，实在是让想融入日本社会的外国人望而生畏。“虽然有些烦人，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句话是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举办各种仪式时经常说的话。至于入学、入职的礼仪，结婚的礼仪，参加各类祭祀活动的礼仪，甚至穿和服这种民族服装的礼仪，那更是纷繁冗杂，举不胜举。这些礼仪常常还要伴随着使用抬高对方的敬语、贬低自己的谦语、低头哈腰鞠躬等肢体语言来表达对别人的尊敬。至于内心也许根本没有真正尊敬，抑或更多地只是为了表示自己“不失礼”的形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礼节烦冗，自然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圈子里行礼也方便自然些。更重要的是在没有等级制的情况下也要分出三六九来，典型的东方式自然组合，就可以形成势。就连幼儿园孩子的母亲也有着不同的群，不同的群体仗势攻讦甚至欺压他人也并非罕见。这个势，就是同等职务或收入之群所带来的尊严、地位、范围、荣誉等各个方面的实际收益。礼仪群势，单讲哪一类似乎并无不妥，日本人还因为是礼仪之邦而自豪，可如果把这么多的礼仪群势综合起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些礼仪群势组合起来后派生出来的人际交往各种规则，正所谓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长期如此运行的社会，会出现大问题。当礼仪外化为程式，如送礼不是为了结交而仅仅是为了不失礼时，真诚与虚伪也就成了一回事。多方面虚伪的长期积淀，乖戾是其必然的产物。日本校园暴力，除了表现为孩子之间“势”的概念外，对老师的虚伪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学生的父母也在不同的“势”的圈子内，钩心斗角，维护着自己的“势”。原本没有等级制的地方，应该是人自由呼吸的地方，也出现了这样让人嫉恨、受人折磨的“势”的范围，总让人产生出无法摆脱的心理压力，感受到生活的窒息。礼仪上也要求永远与人保持距离，除非约定，否则绝不亲密地喝顿闲酒。宁可借高利贷，也不向朋友或亲属借钱。邻居的忙是可以帮的，但邻居家的事绝不过问。单位里即便不是竞争对手，只要不是本圈子成员，便绝少走动，理由是怕添麻烦。这种关系造成的同事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冷漠的外表是平静的表象，内里是残忍的基因。

第四，“社团”不是社团所带来的精神危机。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社团。社团不同于抱团，通常是某一共同爱好的自愿集合体，是兴趣与爱好等精神活动追求的平台，同时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或制衡作用。然而，日本的社团还是有一些自身的特点的，在泛家族规则的影响之下，从开始组织时的自愿组织很快就能发展成有领袖、有规则、有目标、有纪律的组织，甚至能发展成不那么自愿也必须参加的组织。协会是产业自愿自助、自我约束的社团，可日本企业如果不参加所在生产经营领域的产业协会，并接受其约束和指导，很可能连一份订单都拿不到，农工商概莫能外。明知那些协会、联盟、团联等实际都有产业寡头在幕后操纵，但排他性让中小企业别无选择，只有“非常自愿”地参加。参加这些全国性协会的年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从组办者到会议参加者到会议举办形式，都与中国政府部门的年度工作会议非常相似。前面章节里已经说过，日本社区组织的一些活动属于区域性社团活动，社区里的居民如果经常不参加活动，那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类，那是很可怕的事。所以一般居民尽管不情愿也要“欢天喜地”地参加。著名的松下政经塾是个社团学校，以培养日本未来领导人为目标，可怎么看怎么像个准军事组织。它的学习制度安排，学习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安排，都与军队极其相似，其体能的训练强度甚至超过军队。就如登山、钓鱼、集邮这一类的纯业余爱好，一旦结成了社团，便也有了目标和极致要求，某企业家爬山俱乐部参加者必须在冰天雪地之中裸体攀爬，美其名曰是对精神和肉体的磨砺，谁退出意味着谁就是懦夫，很可能会被同行所唾弃，还能不能达到“俱乐”目的，实在难说了。这样的社团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社团，而成了不是组织的另类组织，精神在这类组织中得不到休息抚慰，甚至变本加厉变得更为粗糙、凶狠和冷漠。可是日本人大多喜欢，并乐在其中。

四、产生冷暴力的机制比硬暴力更为残酷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上述这些方面的单独作用，而在于其综合性地对日本国民精神层面产生着巨大的作用，也就是社会机制问题。这种机制无法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描述清楚，更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并不愿意正视，而是笼统地用“暧昧”一词来指代这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社会运行机制。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在欧美大陆都产生了相差无几的社会构造，在远东却产生出另类，有人称之为非驴非马的社会制度。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欧美等国社会制度的设计以个人为中心，而东亚诸国的社会活动大多以集团为中心。无论是照搬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在远东都必然与当地传统人文运行的规则和习俗构成相当程度的对冲或变形，形成新的社会运行规则和范式。这些规则和范式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并不表现在制度层面，却与法定制度一起，共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些社会公认的规则与范式，和法定制度一起，编织起社会管理的无形之网，没有人能够逃脱其摆布，也没有人不受其压迫。而岛国环境的日本国民在这样的社会网中生长，经常表现出一种猥琐的逆来顺受就不奇怪了。就以礼仪群势四个方面对普通日本人形成的压力来说，这种无形的又无边无际的压力，在塑造日本人彬彬有礼的外在的同时，其在下意识和潜意识层面却在一点点地扭曲着日本国民性格，影响到每一个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当一位日本小学生不得不在规定的时间给规定的人写贺卡时，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别扭与不高兴，还有莫名其妙的心理压力开始堆积，遭受扭曲的心灵又成为别人的炼狱。无情的法律、冷漠的规则再加上这种无边无际的网状人际关系，使得人们害怕与别人特别是陌生人交往，即便交往也不得不把自己真实的面目收敛或掩藏起来，毕竟谁也不想让别人看到一个压抑、焦虑、抑郁、变态的自己，虚伪也就成为常态，以至于被称为“面具下的日本人”。

长期戴着假面具所产生的压抑、焦虑和危机感总要寻求缓解或发泄的，而一旦得以脱离那“网”的束缚，对个体生命的不尊重、对人格的鄙视和对道德的逆反，导致其行为表现出残忍乖戾也就同样不奇怪了。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日本国民性残暴而温顺的一体两面特性，更多的是来自于冷暴力的社会运行机制，而非硬暴力团体的约束和指使。冷漠，是绝望的基石，而绝望的人要么自杀，要么杀人。日本人杀人杀己手段之残忍，是世界公认无出其右的，这一现象也许可以从这里得到部分解释。

解释清楚日本人的“暧昧”源自于日本社会机制的长期培养，就不难理解以温顺优雅自诩的日本人何以总是给人以沐猴而冠的感觉。因为残暴并不仅仅表现在温顺之外的另一面，而正是表现在温顺其中，就如同冷酷并不经常表现在横眉冷对之时，而经常表现在温柔体贴之时一样。日语中形容维系好人际关系的词叫“绊”，深入了解了日本人，也就可以体会到其中所表达的艰难之意了。在日本，人们特爱看马拉松比赛，大约就源自于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就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只不过这场马拉松比赛不允许退出、不允许弃权，也不允许抗议，其终点只能是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