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局动荡中的宗教潜流

日本政局动荡中的宗教潜流

高　洪

在现代社会中，政教分离是各国普遍奉行的政治宗教关系准则。然而在日本，政治同宗教的暗中纠葛却十分密切。观察近年来日本政坛分化组合过程，运筹帷幄的政客大多觊觎稳定的“宗教票田”，而宗教界的政治参与不仅是促使政局变化的诸多原因之一，而且对跌宕起伏的政治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日本型政教关系的演变

日本古代天皇制下，君权与神权浑然一体。以天皇为中心的宫廷贵族一方面信奉由原始信仰形成的早期神道，同时尊崇象征着大陆文明的佛教，构筑起世俗权力与宗教信仰合而为一的统治结构。进入中世纪，武家政权继续将宗教作为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佛教与本土文化的浸润交融，逐渐完成日本民族化历程。及至江户时代，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更是利用佛教排斥异端、管理百姓户籍，使佛教一度包容神道，达到万流归宗的准国教地位。

近代以后，明治政府为建立天皇大权下的新体制，废佛毁释，扶植国家神道，以此统摄、控制民众精神，结果给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打上了“天照大神”的宗教印记。进入20世纪，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更是公然践踏《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形同虚设的政教分离原则，向国民强行灌输国家神道信仰，把宗教作为对内禁锢民众思想、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工具。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通过发布《神道指令》，取消天皇神格，废除国家神道对国民政治生活的干预，并通过颁布《宗教法人令》等措施，在形式上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日本国宪法》和《宗教法人法》更为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排除了政治干涉宗教的可能。但是，日本毕竟是一个经历过长期封建统治的东方国家，千百年来民族精神的传承与积淀，使日本民族文化成为一种宗教含量很高的价值体系。历史传统的巨大影响使政治同宗教的内在联系得以保持，政教分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今天的日本社会里，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因素随处可见，政治非但没有与宗教彻底分离，反而盘根错节，构成相互依存的伴生关系。1995年以来修改《宗教法人法》的政治攻防战，不过是冰山之一角，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形成的日本型政教关系使然。因为在政教分离原则背后，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不可能无视教团社会实体的巨大存在;教团作为独特的利益集团往往也需要在政界寻求自身利益的代言人。部分政客对待宗教的功利主义态度与宗教界由来已久的入世倾向相结合，使得政治家愈发青睐宗教，而宗教在今天的日本政治生活中常常发挥着活的社会功能。

二、现行政治结构中的宗教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必不可少的补充。近年来，日本原有社会利益格局出现多元化趋势，各种利益集团通过金钱和选票向政党、政客乃至政府部门施加影响，换取符合自身需要的政策主张的做法，已成为政治权利运行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现行政治结构中，宗教利益集团有着独特的作用。

第一，宗教既是观念性上层建筑，又是体制性上层建筑;既可以作为思想理论去影响群众，又可以作为组织制度去统辖群众。动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教团(尤其是佛教、神道系统的超大型新兴宗教组织)中的信徒，本身也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他们的政治标准和选票投向往往因宗教信仰受到教主左右。政治家倘若得到教主及教团上层人士的支持，就意味着获得大量稳定的团体选票，这在日本国民政治冷漠、投票率一再下跌的今天，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宗教利益集团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能够起到政治家自身无法发挥的作用。按照日本《公职选举法》，“选举中任何人不得为获取或失去选票之目的进行家庭访问”，“任何人不得为获得选票或失去选票，对选举人开展签名活动”，“不得在选举中以任何名义向选民提供饮料、食物……”，政治家为阐述政见所作演讲的时间、地点，动用宣传车辆台数、期限，张贴海报、告示一旦超出限定范围，都将被视为以强制性手段对选民灌输政治意图，属侵害公民政治意志自由的严重违法行为。^[1]

然而，上述限制对于支持某一政党或政治家的宗教团体几乎不产生任何效力。教团可以在贯彻信仰自由原则的名义下，对信徒施加一定的影响。而新兴宗教组织甚至直接召集或家访信徒，指示信徒的选票投向。例如，1992年7月26日参议院选举后不久，日本《新潮周刊》便披露了创价学会为选举组成“选举部队”到会员家中逐一落实选票的消息。1994年12月，公明党加入新进党后，来自创价学会的600万张选票又成了新进党的基本“票田”，结果爆发了修改《宗教法人法》的政治攻坚战。事实上，利用宗教“票田”取胜并非新进党独擅，在政治家独自拥有的“后援会”远远不能满足选举需要时，几乎所有政党在利用与自己形成双向联系的不同教派团体，去影响、制约一部分选民。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宗教利益集团都是超大型组织，根据日本学者推算，除去虚张声势的水分，实际控制的选票总量为1200万张左右，^[2]足见宗教利益集团的巨大政治能量。

三、以往各党派的宗教战略

鉴于宗教团体的巨大能量，日本各政党、朝野政治势力无一不在明里暗里建立同教团的联系。

早在60年代中期，针对创价学会扶植公明党迅速崛起的局面，佐藤荣作政权便将拉拢宗教组织提到自民党议事日程，着手在宗教界建立起以“政治性的大同团结”为目的的“宗教中心”。1977年7月，自民党在第11届参议院选举中成功地阻止了在野党的攻势，投票结果的分析表明，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存在大量“宗教票”。全国选区的22名自民党候选人中，有14人得到不同宗教团体的支持，11人当选。1977年底，自民党率先成立了由34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宗教政治研究会”，谋求来自宗教界的竞选赞助。1989年夏季，自民党总裁宇野宗佑在参议院选举前夕专门拜访了立正佼成会、妙智教团、生长之家等教团总部，希望给予协助。同年11月，刚刚就任首相的海部俊树匆忙赶到立正佼成会，亲自为会长庭野日敬祝寿，稍后又率领自民党干事长、全国组织委员长等主要干部同新宗联常任理事会干部联谊，其醉翁之意自然是在谋求对方在大选时给予支持。^[3]

“宗教票”的巨大作用，也刺激了在野党纷纷采取相应对策。社会党设立了“宗教问题特别委员会”、“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1989年4月还专门成立了旨在加强同宗教界联系的“计划小组”，由山口鹤男书记长亲自领导。民社党也不甘落后，加紧对立正佼成会等教团的笼络，在众、参两院选举中得到新宗联强有力的支持。^[4]公明党由于和创价学会的特殊关系，一直享有稳定的“票源”。日本共产党也转而采取灵活姿态，于1974年同创价学会缔结了为期10年的《创共协定》，双方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其独立性，创价学会不与共产主义为敌，共产党承认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保护信仰、布教的自由。后来《创共协定》并未导致创价学会对共产党的支持，因而被讥讽为“一纸空文”，但这一事件本身仍从客观上说明了教团对政党的重要性。

四、当前政治攻防中的杀手锏

几十年来，日本的政治和宗教像一对孽缘夫妻在暗地里纠缠，由于公明党曾为势单力孤的在野党，所以其他党派对其也就不愿过分认真，以免被人揭开自己头上的疮疤。

1995年春，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社会舆论哗然。自民党乘此机会提出修改《宗教法人法》，试图通过政府对教团的监督、审核教团财政，削弱享有优惠税制的超大型教团。为了使创价学会声名狼藉，由参议院提案传唤池田大作，努力揭露政敌宗教参政的面目。

为此，自民党与新进党就修改宗教法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纟厷一强调“宗教与议会制度奉行的民主主义不相容，民主主义基于相对的价值观，而非宗教的绝对的价值观”，力图斩断创价学会同新进党的联系。而新进党面对自民党咄咄逼人的进攻则一反常态，在小泽一郎率领下公开指责自民党“借助国家权力压制宗教”，声称“如果导入教团的申报制度，则有战前《治安维持法》那种统治、取缔一般宗教之嫌”。^[5]表明了“坚决阻止修改《宗教法人法》的政治阴谋”的态度，甚至筑起人墙，包围参议院宗教法人特别委员会会场，把政治宗教的矛盾斗争暴露在世人面前。白热化的政治攻防使新进党和创价学会陷入被动，但自民党方面紧逼教团的策略引起负面效应，大部分教派担心立法后自身利益受到限制，结果“四月会”纠集的反创价学会大合唱也不欢而散。与此同时，新进党抓住“住专”问题猛攻桥本政权，极力把国民对宗教参政的愤感转移到自民党贪赃枉法方面。双方在国会围绕改法问题展开反复较量，结果经幕后交易，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于12月28日通过了《宗教法人法修正案》。

目前，这场政界的宗教战争表面上走向平息，不过政治动荡中的宗教潜流依然如故。新进党正在消除宗教争端给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自民党还在酝酿更为严厉的《政教分离基本法》草案，以便釜底抽薪，在未来的大选中取得优势。可以说掌握宗教“票田”，仍旧是日本政治攻防中的杀手锏。

五、日本政治宗教关系前瞻

纵观日本政坛变化，新旧保守势力的角逐将愈演愈烈。政界的宗教争端也难免投射到宗教利益集团，牵动宗教界的分化组合，形成教团分别支持新旧保守势力的混战局面。

一方面，从理论上讲，政治作为调整不同阶级、集团利益的手段不能不同宗教这种特殊意识形态发生关联，政教分离本身就是用政治手段处理政教关系的产物。日本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直接牵涉宗教事务。例如，政治家公职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由此引发的神社本厅同广大宗教界人士的对抗行动。后一类貌似宗教纷争的对立，已经越出了教义理念的分歧，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政治斗争。换言之，只要宗教利益集团存在，政治同宗教的瓜葛就不可能彻底断除，两者互相利用、渗透乃是日本特定的政治结构中药石难济的沉疴。

另一方面，宗教伦理与习俗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包含政治道德在内的社会道德，间接左右着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烙有宗教的深刻印记，就连政治家本人也不能免俗。譬如，每当选举过后，当选的总理以及议员会无一例外地到神社、寺院为祈求胜利而购置的菩提达摩偶像点睛还愿。我们观察不同年龄层次的政治家，已经退居幕后仍笃信宗教的老牌政客(如定期到全生庵坐禅的中曾根康弘)不胜枚举，得到教团援助的壮年党魁(如曾依靠灵友会支持问鼎参议院议员的前首相细川护熙)大有人在。即使是年轻一代政治家，也往往怀有浓厚的宗教感情，渴望得到来自教团或准宗教团体的支持。

总之，政治上的风谲云诡必然牵动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而教团作为现行政治结构中特殊的利益集团也将随之调整战略，采取或是维护、支持，或是反对、敌视的不同策略来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不难想见，在未来的岁月里，宗教同政治相互利用与渗透依然是日本政治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原载《日本学刊》1996年第5期)

【注释】

[1]［日］末川博:《六法全书》，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55～84页。

[2]此数字根据宗教政治研究会编:《神佛与选举战》(德间书店1990年版)各章节选票数据统计而成。

[3]［日］神田利夫:《宗教和历史的进步》，新日本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209页。

[4]［日］山本青义:《现代日本的宗教》，新泉社1991年版，第90，95页。

[5]［日］《朝日新闻》连载未署名文章《创价学会与选举——在政治和宗教之间》，1996年7月3～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