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文化中的软暴力研究

一、日本民族文化中的软暴力极少令人关注

软暴力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以一定形式引导和宣扬极端行为对人的精神构成内在或外在伤害、进而可能导致暴力行为的一种社会现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杀人的软刀子”。在这里采用的极端一词，用于区别日本民族文化中的极致一词。在前面极致文化一章中已经论述过，极端不是极致，走极端只是极致文化中的一个不好的倾向。换句话说，如果把握不好，极致文化有可能导致走极端的错误行为，而走极端通常并不能走向极致。严重的走极端，并非必然导致暴力，但有相当一部分最终出现暴力行为，不是杀人就是杀己。

1.日本主流文化中存有宣扬暴力的因素

日本民族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在主导意识形态上以儒家文化融汇佛教、神道教和武士道为核心内容。中华儒文化包含有等级制和对人性约束等说教，在实际运用上演化成各种各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甚至是严酷的对个人欲望的约束规定。佛教在宣扬慈悲为怀的同时，也有清除心魔、拔禊涤秽之说。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在宣扬善待自然、洁净自我、惩除邪恶等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在宣扬暴力、不择手段、欣赏狰狞等方面也存在着消极因素，特别是无论善恶，死后一律成神，更有鼓励现世为恶之嫌。靖国神社冒天下之大不韪祭祀战争罪犯，福知山御灵神社祭祀在日本不受待见的明智光秀，都是神道教的一辙之印。本书第五章已经论述了日本武士道从古时的忠于主公，变化为明治以后的忠于天皇，导致二战时的让军民“玉碎”、让女子“奉公”，直到现在存在于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忠诚、奉公思想，都与武士道文化一脉相承。为了奉公可以杀身，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非但不受谴责，反而得到赞赏。这种理念在提振国民士气的同时，也滋养着暴力元素的扩散。忠臣的残暴不受谴责，以残暴手段来达成忠臣名誉的行为更是受到歌颂。神道教和武士道的某些精神实质至今依然是日本右翼势力鼓吹的理论基础。

2.日本的制度文化中对尊卑有序与统一言行的赞美挥之不去

森严的等级制通常是暴力的温床，而越是严酷的等级制越是经常打着尊卑有序、进退如仪、统一言行、礼貌周全等文化的旗号。到底是等级制产生了上述这些文化，还是这些文化的固化产生了等级制的社会制度和规则，恐怕是另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尽管当今日本社会的基本制度学自西方，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涵和理念也同样形成了极具日本特色的制度与规则，不仅仅是对西方制度的异化，甚而是与西方制度的某种耦合，形成杂烩式的社会机制。

比如，股份制的外衣穿在等级制的壮汉身上，股权的平等与资本对劳动的不平等被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家长和家臣公开成为企业领导者与骨干自诩的名片，在奉公、牺牲、服从等方面，大到丰田这样的大公司，小到家庭作坊，几乎都是相差无几的“家长制”。在整齐划一的指标下，“别人能做到，你也应该做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至于个体受到的伤害，只能打落牙齿带血吞。抱怨的结果只能是领导的歧视和同事的嘲笑。

比如，只要能出成绩就不断挑战人体极限的魔鬼式管理在日本普遍受到赞美。企业、军队、体育甚至教育都概莫能外，魔鬼训练法、魔鬼教练、魔鬼指导等称呼出现在各个领域，日本人对其欣赏远大于对其批评。只有付出血的代价才会稍稍引起议论做出调整，不等事态平息人们又在期待着下一个“魔鬼”的出现。在日本，这种暴力从来不是“暴力”。

比如，在日本企业内部，民主的制度始终不如统治的制度受欢迎。前辈施虐后进，竞争就是战争，被认为天经地义。统一制服、统一行动、统一口号所追求的整齐划一，并不仅仅是领导者个人的偏好，而是制度层面对员工心理的设计。统一，在某些领域是利大于弊，但在另一些领域对人的个性伤害则弊大于利。但是，对心理的摧残从来没有被列入日本公司的暴力目录。

比如，在日本家庭内部还远没有基本人权一说。香港的健吾先生指出，其实在日本家庭也存在这种情况，正如一个“要下属追数（做足够数额的生意）”的上司，会在公司四处张贴堂而皇之的标语，如“达成××志在必得”“拼死也要拿下××”“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日本父亲严厉敦促孩子学习，也会在孩子的房间贴大字报，提出分数目标，如“不成功，便成仁”“没有分数，就没有人生”“考不好，一切都完结”；等等。^[28]这种级数的语言暴力，给青少年带来不小的压力。语言的暴力，在日本家庭和日本公司，从来都不被视作暴力。

3.日本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对鲜血与虐杀的畸形欣赏

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大都以揭示划时代的人性而著名，可是在欣赏日本“流芳”传世作品的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有对人性的深刻展示，还有抹之不去的鲜血与暴虐。流传至今的五组能乐剧本中规模最大的一组是恶魔能（鬼畜物，kichiku-mono），而且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四组能乐剧种。15世纪最著名的剧本《葵之上》在感叹韶华易逝的同时，也让观众看到了狰狞魔鬼的作祟与恶战。1748年首演的戏剧《忠臣藏》在歌颂坚忍卓绝的同时，还让观众同时受到集体自戗血流满地的震撼。1933年出版的《春琴抄》在歌颂忠贞不贰的爱情的同时，让人不忘的则是双目流血的人生自残。传统歌舞伎里的剖腹自杀式效忠表演曾经让嗜血的麦克阿瑟将军都受不了而一度被禁演。^[29]这些作品至今仍然不断被以各种艺术形式翻演着、欣赏着。就是广为流行并成为日本“名片”的浮世绘中，也并非都是霁风晓月、美人风情的画作，而同样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狰狞刳腹、淫荡摧残的作品，直接培育着当今日本动漫的部分内容和形式。可以说，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大量存在着残暴的理念与内容并流传至今，究其原因，并非只是一时一世艺术家们喜欢暴力、喜欢畸形，而是民间始终存在并流传着对畸形和暴力的欣赏需求。

4.日本民间习俗中始终存在着极端宣泄的反常表现

日本管理严格，人们习惯于服从集团、循规蹈矩，这一点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然而，日本民间习俗文化传统上的一些放纵行为也让世人瞠目结舌。这大概就是物极必反的一种社会现象，压抑得越久越深，反弹得越猛越烈。日本神社被视为庄严肃穆之地，那里却有一些疯狂的“祭”（活动），如爱知县稻泽市尾张大国灵神社的年度裸体祭，据《朝日新闻》2014年2月13日报道，2月12日有20万人参加，9000名男子裸体参与以请“神男”除厄。这些参与者有多么虔诚信神难说，更多的恐怕还是不想错过难得的一次宣泄的机会。宫崎县的青岛神社、和歌山市的伊太祁曾神社等也都有类似的裸祭，还有其他许多神社的“新年祭”“春祭”“拔祭”，等等，都说明日本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大规模的宣泄活动，那是民众生活中的现实需求。直到今天，日本人在酒会上的放纵、在年末聚会上的大声发作，不仅不会得到责怪，而且会得到默许。在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中，汗流浃背、奋力抬着木偶的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白领阶层的人们，其实并非虔诚信徒，一如窈窕淑女抱着硕大的男性生殖器模型参加游行也并非真正崇拜生殖一样，更多的意蕴还在于想放纵一次。在严密的控制下，黑社会成员偶尔公开打砸，警察都懒得管“小混混的发泄”。在法律的严格禁止下，男人或女人的“偶尔放纵”催生出规模庞大而多样的卖淫活动，成就了色情产业。问题不在于日本社会至今处处体现着这种管束与放纵的二律背反，而在于管束越严，放纵越厉。放纵的程度难以控制时，暴力便应时而出。现今日本右翼分子中有一新派，被称为网络右翼，平日里循规蹈矩、大唱和平与友好的谦谦君子，一旦上网却到处喊打喊杀，完全一副暴徒的嘴脸。^[30]为什么会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网络匿名形成的个人放纵与控制缺失。这些网络右翼往往因其肆无忌惮，影响舆论，成为所谓的日本“民调”，为日本政治家所利用和驱使。

这四方面的合力作用，形成了日本独有的软暴力文化因子。它们隐藏在文化的光环之下，散落于民间传统之中，构成了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时无处不在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日本著名文化人自杀者之多居世界前列，每个人似乎都有特定的原因，但共同的原因则是制度的冷漠与文化的冷漠使得这些民族习性的探求者，或者患上严重抑郁症而自杀，或者直接成为这种文化的帮凶追随而去。现在逃避到美国去的村上春树，极有可能成为下一名日本软暴力的受害者。而民间，无处可逃的这类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日本今天走向右倾不仅仅是因为几个政客的言行与引领，真正应该引起东亚国家高度警惕与忧虑的，是其背后深层次的民间暴力文化意识，这才是可能再次产生国家暴力集团的土壤和基础。

二、日本民族文化中软暴力因素的主要内涵

如果对日本文艺作品做一个粗线条的勾勒，不难发现，日本文艺作品宣扬暴力和残忍一面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奴役与被奴役的服从观念

快意主宰别人的生命，是奴役的暴力；而盲目忠诚的奉献，是被奴役的暴力。这两者都被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以各种艺术形式所歌颂。打不过的强者就是崇拜的偶像，奉以忠诚；不如己的弱者就是可欺凌的对象，任意奴役。这在日本文化中一直传承，并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成了天经地义之理。织田信长火烧比睿山、多次灭门焚杀妇孺的行径连追随者丰臣秀吉都说太过残忍，丰臣秀吉在三条滩上公开斩杀养子秀次一门妇孺的行径也毫不逊色，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却都成为日本人民心目中文武全才的英雄，这与各种文艺作品明里暗里的称颂不无关系。号称剃刀将军的东条英机剃掉的不仅是被侵略国家的民众的生命，也包括日本每一个家庭里的成员。他所参与并领导的日本军国集团对日本人民的奴役制度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持续不断地出现为战争罪犯翻案和歌颂的作品。战后的电影《军阀》《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等都直接歌颂战争罪犯的服从与忠诚；1998年出笼的电影《自尊，命运瞬间》更是直接为东条英机翻案；2007年由石原慎太郎一手策划的电影《吾为君亡》把军阀们组织下层士兵去送死的神风特攻队美化为“勇气和美丽”，更是根本无视人的生命与尊严。石原慎太郎之流之所以敢于公开为军国主义招魂，就因为他们深知日本国民善于服从、服从者无罪的理念根深蒂固。他们只要不用奴隶一词，只要不告知民众践踏生命的尊严和人格的尊严是对道德最本质与最严重的暴力，他们就可以大肆宣扬强者的尊严，就可以宣扬奴役。其实，强者的尊严并非人的尊严，而是权势的尊严。在日本一般国民的意识中，弱者不仅没有尊严，而且在强者的面前根本就不是人，就不配叫作人，就该受到鄙视与唾弃。这一点在日本的文化中至今没有多大改变。

2.牺牲与被牺牲的坚忍精神

牺牲对于他者而言是一种奉献，对自身而言却是一种暴力的剥夺。被牺牲不仅不受到谴责，反而被歌颂为坚忍和从容，则更是一种极致的残暴。那个一直被各种文艺作品歌颂的武士道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杀人如草芥，20世纪以来仅关于他的电影就拍了38部之多。如果说这些电影有什么共同的核心内容，那只有一个：歌颂其坚忍卓绝以达到无人无我的境界。1974年3月12日，一则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在战争结束30年后因没有接到投降命令而继续战争的日本少尉小野田宽郎从菲律宾卢邦岛丛林中回到了日本。全世界所忽视的一个情形是，他受到了日本全国英雄般的欢迎。这位在战争结束后仍然杀死杀伤无辜平民和劝降警察130多人的皇军少尉，对他人和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却极少有人谴责那场战争和战争的制造者。当官方、军队和媒体把他捧成日本英雄精神的象征时，则不能不让人感叹日本国民对牺牲和被牺牲的欣赏与旧军国时期没有什么两样。同样，2005年佐藤纯弥编剧并导演的《男人的大和号》激起日本民众极大的反响。外国人看到的是联合舰队的灭亡，而日本人震撼的是舰上官兵慷慨赴死时的内心挣扎与拼死一搏，这正是日本民族文化中勇于牺牲的坚忍表现，是一种彻头彻尾宣扬暴力、美化暴力的“爱国主义”教育。二战期间日本电影界就是如此歌颂皇军的坚忍卓绝，以此为扩张侵略的不义战争摇旗呐喊的。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人也不懂日本民族文化中这种宣扬暴力、励志国民的传统。据笔者粗略统计，到2012年12月，优酷网上对《男人的大和号》表示赞赏的评价比反对的评价高出近5倍。

3.颠覆与被颠覆的破坏美学

把美好的撕碎，对善良的蹂躏，本是一般悲剧的基本表现手法。但在日本，这种表现手法被大大地拓展，被推向了极致。其典型的手法是过分突出撕碎和蹂躏，以目不能睹为标准，构成破坏性画面，并借来美国的暴力美学以冠之。日本人拍摄的凶杀、虐待、恐怖、惊悚影片的数量之多，占其影片总量的比例之高，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比肩。因拍摄凶杀而闻名的“异色导演”铃木清顺说：“我讨厌建设性主题。牢记在我心中的形象，都是破坏性的画面。”^[31]遗憾的是，在这些冠以暴力美学美名的影片中，真正具有美学意蕴的影片不多，大多只剩下暴力。

日本文艺作品中对传统规范以践踏，对文化审美以颠覆，对恐怖鲜血以欣赏，凸显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生命存在意义上突出对生命短暂爆发的欣赏，这是对人类追求长期生存的颠覆；二是在社会内容上突出对一切道德规范的践踏，这是对现实中的循规蹈矩的颠覆；三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突出为所欲为的宣泄，这是对日常生活中自我约束的颠覆。其共同点在于：现实中得不到的享受，日本人需要在文化艺术上得到放肆。在这种放肆的感官与精神享受中，暴力的审美也在慢慢地滋长。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寓意着对灿烂中的飘零的欣赏。日本音乐中半音阶的突出，短促而变声，又何尝不是对生命短促变幻无常的咏叹！日本成年人喜欢看连环画，曾经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固然与日本人希图以较短时间完成阅读有关，但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精神需求。在日本动漫书籍中，英雄与流氓都是欣赏的对象，没有道德的约束，也没有他人的批评，更不会影响到自身外在形象，在“看着玩”的过程中，日本成年人释放和排解着自身的压抑。笔者曾在日本一所大学的学生餐厅入口处看到随意取阅的书架上80%的书籍都是各类漫画书，仅看书名就可以看出以凶杀、恐怖居多，而进入餐厅的学生大多都是边读漫画书边吃饭。日本动画片中渲染的暴力情节大多伴随着大和民族所崇尚的“崇拜强者，蔑视弱者，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而且“邪恶的人也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他的行为（无论谋杀与否）有某种风格，只要他看起来很棒”^[32]。旅日作家李长声在推荐《面具下的日本人》一书时就指出：“从社会压抑下唯一的解放是游戏，压抑越强，游戏越荒唐。可以在空想中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使暴力行动在现实中得到抑制，彬彬有礼，秩序正常。对于空想的暴力，日本人不是用道德，而是以纯粹的审美来判断。”^[33]如果说这种审美只是一种观念也就罢了，问题是当这种观念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潜意识时，一旦外在条件失去对日本人的控制，比如某一集团下达了指令，日本人的暴力审美便很快付诸实施，暴力游戏便成了暴力行为。

4.压抑与被压抑的双重心理

日本讲究上下尊卑有序，人们习惯于仰慕权势，崇拜权力。权力的压抑与被权力压抑，都是产生严重心理压力、造成精神抑郁的重要因素。极少有人意识到这是对心灵的暴力。在日本，几乎人人都说“ストレスがたまっている”“なかなか解消できない”，即“压力山大”“无法排解”。事实上，这些压力除了来自外在的命令，同时也来自内心的臣服驱使，是慢慢积累而成的。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罗姆在论述人们受虐冲动时写道：“这些人非常有规律地呈现出极度依赖于自身之外的权力、他人、机构组织或自然。他们不敢伸张自我，不去做想做的事，而是臣服于事实上或假想的这些外在的命令。”^[34]权力甚至会控制人们的想象能力。村上春树在《奇鸟行状录》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剥皮鲍里斯对间宫中尉告诫道：“记住，间宫中尉，在这个国家求生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想象……这是我的无价忠告：想象让别人去想！”^[35]村上春树还说，写作这部作品就是想揭示日本的“暴力装置”，如果把剥皮鲍里斯换上任何一位剥皮土肥原，把这段话放在任何一间日本大公司的生产车间，相信不会有人否认其全都成立。谁都知道，日本人的笑脸是世界上最不可信的表情，因为他们笑的时候常常心里并非真正高兴。人在不痛快时自然不笑，但日本人不得不笑，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压抑，使他们认为笑脸是对别人的尊重，而对自身感情的压抑是无所谓的。礼仪的压抑，假面的生活，让大多数日本人在无意识中积聚着心灵的压力，祭祀就是他们发泄的绝佳机会。日本漫画家安彦良和在2006年12月6日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人心中实在是非常的压抑……（书写右翼作品）其实这在某方面解决了日本人在动摇中的自我认同，所以会很有人气。当时像江川达也这样书写右翼的氛围的作品是十分受欢迎的。这并非是说江川为了受欢迎而写了右翼的作品。现在的日本还是如此，只要右翼式的作品都有不错的人气，因为日本实在是压抑得太久了。”^[36]不去分析与改正国民受压抑的国内原因和国际原因，而只想着把受到的压抑发泄到那些还不如自己的地方去，安彦良和的话正好说明，被压抑的、受虐的日本人通常不会去反抗压迫者和施虐者，而是去寻找自己可以压抑或施虐的人。他们就如同帮凶的猴子，不仅残忍，而且生怕那维系等级的礼仪与假面被破坏。

5.组合与被组合的潮流心态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组合的民族。人们常常惊叹于日本制造的“小、微、精”无人可及，而且也研究出日本制造的“小、微、精”大多来自于多种技术的嫁接和组合，却极少关注这种企业行为是植根于其文化上的“小、微、精”组合的。日本传统文化多是拿来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上，日本人能够做的不仅仅是专注于阐发“微言大义”，同时还很善于进行文化的组合。《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模仿中国史书的痕迹非常明显，它们与日本民间传说的组合则是显而易见的事。明治维新之后，模仿外国小说创作自己作品的日本作家比比皆是，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很多故事与中国的民间故事惊人地相似。《铁臂阿童木》的作者手冢治虫就公开承认自己是借鉴了中国的孙悟空形象。推理小说并非日本产物，却在日本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作者将凶杀和犯罪的残忍与现实不可行进行了组合，在此组合上再与罪犯人格（变态或畸形性格）逻辑的合理性进行了组合，然后再加以多种犯罪的组合，从而达到极致的推理效果。这种组合极致的效果同样被引入社会管理和公司运营的创新之中，个人除非加入组合之中，否则难以有效成功。组合与被组合的社会规制和文化影响，也加剧了“随大流”行为成为日本最普遍的社会现实，以至于不“随大流”者往往被视为异类而受到排斥。人的天性是独立的、平等的，期望着自由，在现实中不得不循规蹈矩参与组合或被组合的普通日本人，其内心的压抑与抗拒，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述文化因子的交融所形成的文化导向并非总是正向的，其反向的结果将非常可怕。这些文化因子来源于社会上的泛家族规则，也是构成泛家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在于一个人生活在上述各种因子组合的文化环境中，久而久之，潜移默化的不仅仅是对工作与生活“精、细、微”的特别关注，同时也自然而然产生另外两种倾向。

一是尽量适应社会文化的精神诉求，也就是所谓“我不能改变社会，我只能适应社会”的自我约束。比如注重精神，轻蔑身体与生命，至今在日本仍被称道。切腹的少了，如电影《春琴抄》中那样残忍自虐的少了，更多的人都认为通过严酷的训练甚至是对肉体的摧残来达到技艺的高纯度，或者是通过对精神的摧残来达到坚忍的化境并没有什么错。自我加压的事在日本比比皆是。快乐足球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日本的大企业家打高尔夫球、滑雪、裸登雪山都已经不是业余爱好，而往往成为8小时的耐力比拼，是一种享受折磨的快感刺激。前面列举的“松下政经塾”，是企业出资于1979年创办的以培养领导人为目的的社团学校，现任的自民党和民主党领袖有不少都出自“政经塾”，其培养方式就是每天透支体能的训练和每年一度24小时100千米的越野跑等。很显然，这样的训练与其说是体能训练不如说是精神训练。

二是寻求突破“被奴役”“被颠覆”“被压抑”“被牺牲”“被组合”的精神诉求，也就是反向的精神诉求。当这种寻求突破的精神诉求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现出来，或者根本不可能时，就只能借助于某种特殊情境下的释放和宣泄。这种特殊情境就是奴役、压迫、组合、牺牲的要求暂时消失的时候，此时，日本人宣泄的动能便如火山爆发一般无所顾忌，呈现出特别过分甚至残忍的一面来。很简单，一个连自身身体与生命都予以蔑视的人又怎么可能重视他人的身体与生命权利呢?

三、软暴力产生于冷暴力，是硬暴力的文化基础

1.日本软暴力是人类的兽性在岛国环境制度中的畸形发展

动物学家已经证明，追逐权力是动物的本性。狼群在冬季开始行动，森严的等级制度，造成了集体行动的高效率，也形成了狼群超一流的生存能力。猴子的世界里也有着等级制。当猴王惩罚某只猴子时，那些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猴子往往最卖力地帮助猴王实施惩罚，因为这不仅是取媚猴王的机会，也是由此在那些地位比自己更低的弱者面前确立权威的绝佳时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独裁者往往受到拥戴。^[37]暴力也是人类兽性的自然反映，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人类的兽性得到抑制；反之，如果得不到社会规范的有效控制或者控制过度，兽性会演变为暴力。从过去到现在，日本社会不是有效控制人们的兽性，而是控制过度，这与日本岛国自然限制、人类无法迁徙逃避、只有听任权力拥有者控制奴役有着极大的关系。过度的压抑，短暂的放纵，使兽性在这个国度极易演变成暴力。森严的等级制和泛家族规则驱使下的人是怯懦的，也正因为精神上怯懦，这些人才更欣赏个人的独断专行乃至暴力，更强调精神上的涤罪。布鲁玛通过自己的观察给出答案：“在日本有个顽固的信念，也就是肉体的痛苦和剥夺乃是纯化涤罪的体验。站在闷烧的篝火上或者寒冬中赤身裸体涉过冰冷的河川—列举两个令人不舒服的例子—和官能的欢乐，甚至色情的狂喜，两者在神祇庆典中携手同行。”^[38]在《奇鸟行状录》中，懦弱无能的冈田最后用棒球棍打烂了权力追逐者绵谷升的脑袋。这也恰恰揭示了另一面真实的暴力行为，即现实社会中正好相反，通常是权力追逐者绵谷升这类人的棒球棍打烂懦弱无能的冈田这类人的脑袋。人们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做出的事，作家替他们在想象中完成，以求得到精神上的宣泄。

2.日本软暴力是日本硬暴力的催生床

莫斯科大学心理系主任东佐夫说，对权力的服从性可以使人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在心理上就比较轻松。^[39]如果你按照主子的指示做了荒唐的事，你可以把责任推到主子身上，自己有一种安全感。主子可以惩罚你，也可以保护你。你可以对明天十分放心，因为游戏规则是十分明确的。你已经习惯了主子的颐指气使，没有必要去思考、去痛苦，你已经逆来顺受，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为什么独裁者会受到拥戴?因为奴才的期盼比较简单，即受驱使、受奴役，但被豢养，不需要选择，可以生活在一个明确的可预见的世界里。反过来，一个习惯于对权力服从的民族，是最容易产生暴力的民族，如果不能施暴，也会产生对暴力的欣赏。受虐者最期待的就是施虐欣赏。描写暴力、施虐、凶杀的小说及影视作品在日本国内层出不穷，备受人们喜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更为严重的是，追求极致文化的人们在推崇残暴、欣赏残暴的同时，自然也要努力将残暴欣赏推向极致。三岛由纪夫的小说《牡丹》讲述的是一位侵华日军军官退休后在自己的小院里种下了一大片牡丹，每一棵牡丹代表着他在中国虐杀的一位姑娘。无论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还是来源于真实的，小说所展示的思想和基调正如日本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分析这部作品时说的，“三岛并没有将杀害中国女性视为残暴的性犯罪，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恶作剧式的欢愉来描写的”^[40]，正是在那不动声色、不事评判的平淡描写之下，一个虐杀大批姑娘的恶魔没有受到一句批判，却让二战过来人和后来的年轻人自己去体会主人翁的那一份得意、那一份骄傲、那一份逝去的美好和那一份毁灭的悲哀。试想这个恶魔虐杀的如果是日本姑娘，三岛还会如此欣赏这种令人发指的“恶作剧式的欢愉”吗?说三岛在宣扬军国主义一点也不冤枉他，说三岛是暴力的迷恋者（不幸还是实践者）同样没错。这种小说惯用手法，那位石原慎太郎也相当精通。大量的暴力文学的存在，熏陶和滋养着日本年轻人，在媒体和权力的引领下或条件具备时，知识的精英同样会成为集团暴徒。前面已经说过，东京名牌大学生能够接二连三犯下轮奸案，杀父杀母杀亲人杀自己的悲剧几乎年年见诸日本媒体，这些都不过是这种暴力意识的日常表现。

3.日本软暴力产生于冷暴力装置，同时又是日本冷暴力和硬暴力的文化基础

制度的产生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同时也是一定文化的产物，而文化又从固化的制度和习俗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日本战后初期生产水平处于极低的起步阶段，但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日本人的劳动技能和生产水平并不低。在美国的卵翼下日本生产水平迅速提升，但在刺刀下复制的西方制度没有复制出西方社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人顽强地传承着“优良”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有形无形中建构着社会制度的另一组成部分。而正是这一组成部分的作用，在日本基层组织中完成了对战前制度的“继承”与复制，传递着冷暴力的机制和力量，同时继续制造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成软暴力。对身体的轻贱甚至对生命的轻贱源自对灵魂洁净的高度尊重，这种似是而非的生命观是武士道精神至今不衰的根本原因，其坚忍牺牲的精神便一直成为很多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仍在上演的日本民间曲艺净琉璃集大成者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并非为了宣扬暴力，但其描写杀人与自杀的手段之细腻，在传递忠诚和牺牲理念的同时，将残酷和冷峻一并灌输到民众内心世界。《近松门左卫门》中写道：“毕竟何心，忍将亲手来戕。/几番硬起心肠，还是刃锋摇晃。/诵佛鼓金刚，凝神坚定向。/两三趟刃光闪亮，方一刀中得喉膛。/直至力尽精疲魂丧。/见她也，两臂空宕，四苦八苦，断末魔障。/又怕自身落了后，赶着死同时候。/取剃刀，插入咽喉；/一任柄儿折，刃儿勾；/剜得咽喉穿透，便也眼翻气绝命休。/[唱曲]应了他时辰八字，晓光初漏。”这种对暴力行为有意无意的渲染，透露出对生命的无视。对生命的无视，并非近松门左卫门个人的独创，而是在那以前很久就已经形成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成就了制度或运行规则中对个体的轻蔑。净琉璃流行的时候，明代在中国为寇的一批日本囚犯被遣返回国，在半路上就被日本官员装入瓮中全部煮了倒进大海。清代中期中国人郁永河曾经记载日本“治尚酷刑，小过辄死”的社会制度^[41]，那便是蔑视个体生命的传统文化固化下来的制度设计。

对个体和生命的轻蔑，构筑了日本现实生活中的冷暴力规矩与制度，暴力机构和制度又源源不断地营造蔑视个体和生命的软暴力文化。这样的社会中，普通民众在不得不服从、不得不低头尊奉、不得不温顺地遵守的同时，其内心深处长期郁积起戾气。一旦有了释放的可能，其破坏力之强和残暴度之烈是无法预料的。日本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江户幕府“大政奉还”之后日本社会一度出现的社会剧烈动荡、杀人如草芥的局面，便是如此。今天的日本，社会组织、非暴力机构的制度和机制仍然在每时每刻制造出一批批前面提过的网络右翼分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实质上便是这种戾气的一种发泄形式。平日里的温顺形象与网络上的暴徒形象，为“残暴而温顺”的概念提供了新的注脚。不过现在人们可以看清楚，他们温顺是在什么时候，残暴又在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既温顺又残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