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的历史渊源

这里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秦文化”?“秦文化”既不同于之前的“周文化”，也不同于之后的“汉文化”与“唐文化”。虽然，他们都基本产生形成于长安和关中地区，但因历史渊源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其文化内含与文化构成也就完全不同。

就此而言，应当说:秦文化就是嬴姓氏族或秦人氏族艰苦创业的产物，是秦人族群在立足于关中地区，应对种种挑战以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历史长河中创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它又是秦时文化与秦地文化的有机统一。

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许多地处东方或西方的不同氏族部落，也逐步向肥沃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移动，与当地部落集团(如黄帝和炎帝氏族集团)汇合而成为历史上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华夏族。

其中的商人氏族和秦人氏族，都是来自于东海之滨，而周人氏族则来自于西方。据说，秦人氏族来自于东方山东半岛的邹鲁一带。传说中秦人最早的祖先叫大业，是一个名曰女修的姑娘“吞食玄鸟(黑色的燕子)之蛋而生”。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因为大业的后人伯益曾为舜训过鸟兽，还帮禹治过水，所以，舜便“赐”秦人祖先“姓赢氏”，故司马迁说:“秦之先为嬴姓。”因为“燕、嬴，实为同类双声”，可能是因幼燕叫声嬴嬴。

殷商时期，秦人祖先的一部分去为商朝奴隶主守护“西陲”，是一个很顺从的氏族。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后，秦人氏族又成为周人的氏族奴隶，因其族人又参与了商纣王儿子武庚的反周叛乱，遂被周人称为“顽民”而举族迁往西周边陲，今甘肃天水附近，即清水县秦亭一带守护边境。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所以，古(秦)字像双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

西周末年，秦人祖先仍过着游牧生活，养马依然是他们的特长，《史记》曰:“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他们居住的地方叫“犬丘”(天水)，首领叫“非子”，因“非子”善养马而被周孝王召至“汧渭之间”(今扶风、眉县)，负责给周王室养马。因其养马“守西陲”有功，遂被重用提拔为“大夫”。

公元前770年，史称春秋时期，由于周原一带依然戎狄猖獗，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阳，秦襄公亲自率兵护送，周平王见其诚心护送，便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以西之地赐予秦”，允许其建国。平王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史记》这说明秦在“立国”之后，能否存在仍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事实说明:秦人的祖先即嬴姓氏族，是一个“三无一有”、“一穷二白”的落后氏族。所谓“三无一有”，即无身份、无地位、无国土而只有一双手，即是在周平王允许其建国定居之后，秦人氏族仍然面临着如何战胜西方戎狄，改变落后面貌，站稳脚跟，赶上当时东方文明诸国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秦人依然生活在文明、荒蛮的夹缝之中，一边是荒蛮的戎人和狄人，一边是文明的东方诸国。它如果不发奋图强，不是被东方诸国边缘化，就是被戎狄征服而继续成为荒蛮氏族。

秦人坚定地选择了前者，他奋发图强、立志改革、延揽人才、发展经济，前后用了六七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于关中平原，并一举统一六国，成为强盛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为中华文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文明提升或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秦之所以能由弱变强、由分离到统一、由弱势文化转变为强势文化，主要是因为在秦人族群的思想深处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生成着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人才意识这样一些生存理念，以及由这些理念所支配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

其一，秦人的忧患意识，是同当时戎狄部落的侵犯干扰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后来东方一些诸侯国家一再瞧不起秦人，蔑视秦人有着很大关系。

周平王之所以东迁洛阳，就是因为当时的“丰岐之地”及其以西的大片土地，经常受到戎狄部落的侵犯或干扰，在“丰岐之地”的东边，即关中东部还有西周留下来的梁、芮小诸侯国。这使秦人无驻足之地。更增强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并由此激发了他们东征西伐的历史使命感。在秦襄公到秦穆公的时代，先后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消灭了秦国边境上的两个小国——梁和芮，又“用由余谋”离间西戎首领，并将其彻底打败。至此，从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至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地方，都由秦国所控制。这就是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丰功伟绩。

秦国的声望由此而远扬域外。秦也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如古波斯人称中国为“赛尼”，古希伯来人称中国为“希尼”，这都是“秦”的音译，后来这一词由西方传到印度，则变成“支那”或“China”就是秦的音译。

秦人虽已威名在外，但由于在旧的奴隶制改革方面落后一步，因此，又出现被动挨打，甚至被东方诸侯大国视为“戎、狄”的现象，连会盟都不要秦人参加。这对年轻的秦孝公刺激很大，认为“丑莫大焉”(《史记》)，决心变法图强，发展经济。

其二，秦人的发展意识也是被逼出来的。秦人在一百多年的东征西伐战争中，深深体会到利用一切有利资源和条件发展农业经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秦人的有利条件是地广人稀，既“收周余民”，又不断扩大领地。这样秦国就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里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周原。古周原气候暖和、湿润，河流溪涧，星罗棋布，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周平王东迁以后，“周余民”便成为秦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好农耕”，经验丰富，生产技术水平又高。对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随着领地的不断扩大，许多戎人、狄人也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一支力量。商鞅变法以后，秦人又以优厚的条件招徕临近的晋人来秦垦荒种地，到战国末年，关中地区大部分已成肥沃良田。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埌沃野千里。”

秦惠文王时，又西取巴蜀，这样，秦国便“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铙”(《史记》)即不但有关中之富饶，还有巴、蜀“天府之国”，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富庶之地，粮食和物资生产供应绝对是不成问题的。应该说，这是秦之所以强盛乃至统一六国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三，秦人的改革意识也是从其忧患意识中生发出来的。一提到改革，人们必然联想到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其实在此之前，秦献公已从政治制度方进行了一些改革。诸如:废除人殉制度、取消“野人”与“国人”的区别一律被编“入伍”，并在边远地区设置带军事性质的县制，如陕县、蓝田县等就是那时设置的。

秦国的改革具有一些不受儒家宗法观念影响的特点。比如，对周王朝提出的嫡长子继承制，秦国并不以为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所以，被一些宗法贵族斥之为“夷”。从秦襄公立国至秦穆公时的九代国君来看，计兄终第继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立次子者一人(襄公)，立孙者二人(宪公、出子)，不明嫡庶者一人(文公)，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二人(武公、宣公)。穆公以后也无定制，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在秦并不确立。再如人才选拔，同族人被重用者不多，国外的有用人才却能在秦国得到重用。

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则是在秦孝公时期依靠商鞅变法来完成的。商鞅原是卫国国君后裔，本名“卫鞅”或“公孙鞅”，后因秦封其为商君，所以称为“商鞅”。商鞅先到过魏国，但不得志，后见孝公求贤令，便来到秦国，先和秦孝公谈过四次:他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道家“无为而治”的“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又说以儒家“仁义治国”的“王道”，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才说以法家“事决于法”的“霸道”，竟引起极大兴趣;第四次便讲到如何“会盟称雄”的“术道”，孝公却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并当即采纳商鞅的法家理论，在当时人民“归心于农”、“勇于公战”的前提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耕战”的政策，发布了垦草令和奖励耕织的种种举措，且以暴力推行之，推动了秦国封建经济的大力发展。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但秦惠文王一上台就将商鞅处死，由商鞅变法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却没有任何的改变。可见商鞅变法及此前的诸多改革也是秦国强盛乃至最后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秦人的人才意识却是秦国优良传统的一项重要内容。秦国不但有着招徕三晋及其他国人来秦垦荒种地的光荣传统，而且也有选贤任能招徕宾客的优良作风。早在春秋时期，在秦国参与出谋划策的外国人就有:百里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内史廖、随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这些人中有来自当时敌国晋的就有丕豹、随会;还有来自戎人的由余。由余原是晋人，后逃至戎，穆公见其贤惠而任之，因由余谋伐戎狄而“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商鞅变法后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除聚集了一批法家人物之外，还有兵家和纵横家，这些谋臣良将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如纵横家张仪入秦率兵攻魏，献出上郡十五县，后又西取巴蜀，为以后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仅就秦始皇时代而言，就有:王齮、茅焦、尉缭、桓齮、昌平君、昌文君、李信、王绾、冯劫、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赵婴、蒙恬、宗胜等。他们皆非秦国人，却为秦国出力，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难怪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秦国富兵强的事实，驭斥秦王逐客的种种“理由”，并使其改变主张，撤销了逐客之令。因此，这篇《谏逐客书》也成了历史名作而被收入《古文观止》。

以上几点，充分说明秦文化的历史渊源来自于秦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并折射出秦文化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内含和基本要素。但在秦国迅速崛起之后，却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仅放出一阵耀眼光芒而又迅速消逝。秦氏王朝十五年而亡的短命历史又告诉我们:浩气凛然、雄伟壮阔的秦文化其内在包含着的消极因素也应引起人们重视。这主要是:治国策略的单一少变，只重法家专制极端的一面，而轻儒家仁爱亲民的一面;胜利后又好大喜功，恣意享乐，腐化堕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是秦之所以短命而亡的最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