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社会结构
1800年前后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衰落征兆逐渐显现，对外战争屡遭败绩，依然统治着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地区。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数量并无准确的统计，然而瘟疫、饥荒、战争、移民无疑是影响奥斯曼帝国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根据相关资料的推测，奥斯曼帝国的总人口在苏莱曼当政期间约为1200万，16世纪末增至2200万。[161]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的总人口约为2500—3000万[162]，其中巴尔干半岛约有人口900万，安纳托利亚约有人口600万；在阿拉伯世界，埃及约有人口350万，马格里布约有人口450万，叙利亚约有人口175万，伊拉克约有人口125万，阿拉伯半岛约有人口100万。[163]奥斯曼帝国的不同地区在人口密度方面表现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密度是安纳托利亚地区人口密度的两倍，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密度是新月地带人口密度的三倍，阿拉伯半岛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人口密度不及安纳托利亚的五分之一。[164]
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生活，依旧处于农本社会和个体生产的历史阶段。奥斯曼帝国约85%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农业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基本经济部门，土地税直至19世纪中叶依然是奥斯曼帝国首要的岁入来源，约占奥斯曼帝国财政岁入的40%。[165]在理论上，土地税占农作物收成的十分之一。然而，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征纳的数额取决于国家控制的程度。[166]农民普遍沿袭休耕和轮种的耕作技术，采用家庭耕作的传统方式，农具简陋，技术落后，粗放经营，自给自足。[167]奥斯曼帝国传统农业的典型作物是以谷物为主的粮食作物。冬小麦构成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秋季播种，春季收割。夏季作物种类繁多，水稻、亚麻、棉花、烟草、甘蔗和咖啡在诸多地区广泛种植。[168]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地区，游牧经济广泛存在。
村社组织和部族群体作为中东地区的古老传统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长期延续，农民普遍生活于具有浓厚血缘色彩和封闭倾向的村社和部族之中。村社首领和部族长老控制水源的分配和耕地的使用，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征纳赋税和仲裁纠纷的职责，构成联结国家与农民的中间环节。农民作为土地的耕作者，依附于村社首领和部族长老，处于村社和部族的保护之下。分成制是中东地区由来已久的租佃方式，地主与农民根据耕地、水源、劳动力、农具和种子五项要素划分农作物的收成。农民主要缴纳实物地租，同时承担一定的劳役，货币地租尚不多见。[169]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制度，以及村社和部族对于土地的共同占有权，排斥着农民支配土地的个人权利。
1800年前后的奥斯曼帝国沿袭传统的贸易模式，贸易活动包括地方贸易、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三种类型。地方贸易构成最重要的贸易活动，经营者大都系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通常采用实物交易的方式。区域贸易系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如安纳托利亚与埃及的贸易、埃及与叙利亚的贸易、伊斯坦布尔与其粮食供应地之间的贸易，往往采用集市贸易的方式。国际贸易包括中东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以及中东与中亚、印度等地之间的贸易，后者的重要性超过前者，红海和波斯湾构成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根据欧洲旅行家的记述，18世纪末，埃及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占埃及对外贸易的45%，埃及与红海地区的贸易占埃及对外贸易的35%，埃及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占埃及对外贸易的14%。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四条路线，即通过里海和黑海与俄国之间的贸易，通过巴尔干地区与奥地利之间的贸易，通过地中海与西欧之间的贸易。[170]
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约15%的人口生活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171]另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年前后，安纳托利亚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约有人口75万，伊兹密尔约有人口10万，布尔萨约有人口5万，安卡拉、厄尔祖鲁姆和科尼亚亦有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埃及10%的人口生活在开罗、艾斯尤特、马哈拉、坦塔、罗赛达、迪米耶塔、亚历山大等城市，叙利亚20%的人口生活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哈马、耶路撒冷、的黎波里等城市，伊拉克15%的人口生活在巴格达、摩苏尔、希拉、巴士拉等城市。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1800年前后中东的城市人口比例高于同时期的基督教欧洲。[172]奥斯曼帝国的城市手工业普遍采用行会的经营方式。据欧洲旅行家的记述，1801年的开罗有至少74个手工业行会。城市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包括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建筑业、金属加工业、制革业和木材加工业。行会作坊设备简陋，资金匮乏。[173]
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结构呈现为马赛克镶嵌的状态，定居社会与游牧世界、城市与乡村、贵族与平民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诸多的社会群体利益各异，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信仰差异尤其构成划分社会群体的首要因素。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地区，基督徒大都分布于巴尔干地区；奥斯曼帝国征服以后，在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克里特和保加利亚，为数众多的基督徒改奉伊斯兰教。[174]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分布于巴尔干地区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以及马其顿和色雷斯，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亦有少量的基督徒。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穆斯林大都属于逊尼派，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分布着少量的什叶派穆斯林，苏菲教团的影响遍及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175]基督徒划分为诸多教派，其中东正教的信众人数居多，形成伊斯坦布尔、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四大主教区。
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
奥斯曼帝国地处亚非欧大陆的核心区域，长期控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具有尚武的传统，热衷于圣战事业，鄙视商业。欧洲基督教商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成为沟通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重要纽带。1536年，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签署通商条约，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赐予法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自由贸易权和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此后，欧洲基督教诸国竞相效尤，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一系列享有同样特权的通商条约。
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无疑是建立在农本社会基础之上的东方传统文明。自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新政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形成西化的色彩和重商主义的倾向，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之间的贸易交往明显扩大。坦泽马特时代，正值欧洲经济的繁荣阶段。1838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商务协约，规定奥斯曼帝国政府从英国进口货物按5%征收关税，出口则按12%征收关税。此后，其他西方国家亦从奥斯曼帝国政府获得类似的贸易优惠。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之间的贸易额，1783年约合440万英镑，1845年约合1220万英镑，1876年约合5400万英镑。安纳托利亚港口城市伊兹密尔与法国港口城市马赛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1750年为985万法郎，1850年增至6726万法郎，1881年达到3.2亿法郎。[176]另据估计，1840年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产品约占国内生产总量的4%—5%，1870年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产品约占国内生产总量的7%—8%。[177]1800—1900年，安纳托利亚、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对外贸易额增长10倍，年贸易额从不足1000万英镑增至超过1亿英镑。[178]
19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传统贸易，主要是中东地区手工业制品的输出以及包括伊朗、印度在内的东方物产的贩运，来自奥斯曼帝国以及伊朗、印度的纺织品、金属器皿、纸张、玻璃、蔗糖、丝绸、香料畅销于欧洲市场。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贸易模式经历逆向的变化，中东地区的农作物出口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工业品在奥斯曼帝国市场的倾销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工业品和所谓的殖民地产品即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咖啡、甘蔗，主要经过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亚历山大，以及叙利亚沿海城市伊斯肯德伦、拉塔基亚、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阿克，或经过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179]
1800年以前，来自马赛的法国商人控制中东与欧洲之海路贸易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在利凡特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领域独占鳌头。[180]法国商人主要经营法国毛纺织品出口中东的贸易；与英国的高档毛纺织品相比，法国的毛纺织品价格低廉，在利凡特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随着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后，法国的贸易优势逐渐丧失，英国商人开始控制欧洲与中东的海路贸易，进而导致英国工业品在中东市场的倾销，棉纺织品成为英国商业扩张的主要工具。以利凡特地区为例，1816年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英国在利凡特的出口额约为30万英镑，其中19万英镑系棉纺织品；1818年，英国在利凡特的出口额增至8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55万英镑。[181]1828—1831年，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的棉纺织品增长10倍；1835—1855年，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的棉纺织品再次增长10倍。[182]1850年，英国出口安纳托利亚的商品总额为252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198万英镑；英国出口叙利亚的商品总额为3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27万英镑。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英国工业品集散地，安纳托利亚则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英国工业品市场。19世纪中叶，英国出口奥斯曼帝国的商品中75%销往安纳托利亚的市场。与此同时，英国工业品经过利凡特港口城市贝鲁特，进入叙利亚腹地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直至销往伊拉克市场。[183]
穆斯林商人通常经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方贸易和区域贸易，国际贸易处于基督教商人和犹太人的控制之下。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扩大，导致奥斯曼帝国境内欧洲移民人数的增长。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利凡特地区的沿海城市，俨然是欧洲人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新的家园。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欧洲移民一方面与欧洲银行保持密切的信贷联系，另一方面与土著商贩建立密切的商业联系，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纽带和桥梁。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私人投资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私人投资的领域主要是铁路、公路、港口和银行以及其他与出口联系的公共部门。
坦泽马特时代的新政举措，特别是组建新军和扩充官僚机构，耗资巨大，奥斯曼帝国财政入不敷出。由于与西方贸易的不断扩大，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的货币充斥于奥斯曼帝国的市场，成为帝国境内重要的交换媒介，货币贬值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传统方式逐渐淘汰。亚美尼亚商人开办的银行尽管向苏丹政府提供借贷，然而数额有限，且需支付高额利息。1851年，大维齐尔拉希德帕夏与英法政府签署借贷5500万法郎的债务协议，遭到苏丹的否决。1854年，奥斯曼帝国迫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需要，与英国签署债务协议，首开向西方列强举债的先例。[184]此后20年间，奥斯曼帝国政府13次签署债务协议，至1875年债务总额达到2.42亿英镑。[185]1876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即位时，奥斯曼帝国财政岁入的80%用于偿还外债，政府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186]1881年，奥斯曼帝国允准成立奥斯曼债务管理局，由来自英、法、德、意和奥匈等国的外国债务人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该机构，负责管理以税收作为基础的帝国岁入，偿还公共债务。奥斯曼债务管理局充当奥斯曼帝国政府与西方债权国及投资者的中介机构，旨在维护西方债权国和投资者的利益。[187]奥斯曼债务管理局的建立，严重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市场化进程的启动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尽管经济活动依旧建立在个体农业的基础之上，然而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无疑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扩大，为中东地区的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工业品倾销的直接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农产品出口的急剧增长。赋税和地租的货币化亦是加速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农作物播种的区域性分工日益明显。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安纳托利亚西部、叙利亚和黎巴嫩山区，面向流通领域和国际市场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不断扩大，棉花、生丝、甘蔗、烟草、鸦片产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随之逐渐提高。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内陆地区普遍播种粮食作物，依旧维持自给自足的传统经营模式，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低下，由此形成与沿海地区农业经营模式的明显差异。[188]
中东地区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作物出口的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非通过改善农业技术、改进经营方式和增加农业投资，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旧采取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主要依靠耕地的扩大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延续传统的小生产模式。尽管如此，交换关系的扩大刺激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规模的垦殖运动和耕地面积的增加则是农作物市场化程度提高的逻辑结果。另一方面，国家土地所有制以及村社和部族的土地共同占有权日渐式微。尤其是1858年奥斯曼帝国土地法颁布以后，私人土地所有制呈上升趋势，私人地产明显扩大，越来越多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导致乡村社会的剧烈分化。无地农民日渐增多，沦为雇佣劳动力。
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西方工业品倾销的另一结果，是奥斯曼帝国传统手工业的衰落。“奥斯曼工业的总衰退，在时间上可以一直回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的土耳其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正经受着不断扩张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势如潮涌的大量廉价工业品不断流入土耳其市场。进口货中最重要的是纺织品，老式的土耳其棉业和丝业织造者因而受到了打击。其他进口货物包括铁器、刀、时钟、纸张和食糖，而对于这些东西，土耳其的地方工业照样无法与西方竞争。”[189]至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逐渐沦为西方工业国的农产品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传统手工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城市的行会组织尽管长期延续，然而其传统的经济社会职能逐渐丧失。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排斥着行会经济的垄断地位，政府机构的完善否定着行会原有的社会影响。随着乡村家庭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行会手工业的衰落，工业生产与行会组织的同一状态逐渐消失。[190]
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开始创办现代工业，主要生产军需品。阿卜杜勒·马吉德即位后，从欧洲引进技术和设备，现代工业进一步扩大。奥斯曼帝国的早期现代工业，大都分布在巴尔干半岛、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以及利凡特地区，萨洛尼卡、伊兹密尔、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现代工业的中心所在，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191]布尔萨是奥斯曼帝国的丝织业中心，1845年开始出现瑞士人经营的丝织企业，采用蒸汽动力，至1876年，采用蒸汽动力的丝织企业超过14家。伊兹密尔有地毯编织厂多家，雇佣工人千余人，另有面粉厂、榨油厂、玻璃工厂、造纸厂、棉纺厂、织布厂，大都由西方商人投资兴办。1853年，黎巴嫩有丝织企业9家，产品销往法国。1861年颁布的矿产法，结束政府对于矿产开采的垄断，允许私人投资开采。此后，西方商人投资采矿业，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矿产资源随之流向欧洲基督教世界。[192]
人口的增长与新旧秩序的更替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800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人口年增长率约为1‰，其中19世纪后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19世纪前期。[193]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19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从650万增至1470万；伊拉克的人口1860年仅120万，1914年达到320万。[194]另据资料统计，1800—190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口从30万增至240万，巴勒斯坦的人口从30万增至60万。[195]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瘟疫和灾荒的减少，是导致人口增长的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分布出现明显的变化，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呈持续上升的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从40万人增至110万人，伊兹密尔从10万人增至30万人，安卡拉从20万人增至40万人，贝鲁特从0.6万人增至15万人，耶路撒冷从1万人增至8万人，巴格达从5—10万人增至15万人，巴士拉从0.4万人增至2万人。[196]另据统计，1850—1900年，阿勒颇从7.7万人增至9万人，海法从0.1万人增至0.5万人，雅法从2万人增至4万人，大马士革从5万人增至8万人。[197]此外，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游牧人口与定居人口亦经历着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农田的扩大与牧场的减少成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游牧部落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
直至1800年，奥斯曼帝国依然沿袭古老的交通运输模式，内陆运输普遍依靠商旅驼队，帆船航行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周边海域。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中东市场化进程的启动，奥斯曼帝国在交通运输领域经历革命性的剧烈变革。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初步建立，明显加速着人流和物流的运动，进而构成推动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市场化进程和瓦解传统社会之封闭状态的重要杠杆。
奥斯曼帝国境内最早出现的现代交通工具是西方制造的蒸汽船。19世纪20年代初，蒸汽船首先出现于多瑙河流域。1828年，第一艘蒸汽船抵达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西地中海之间的定期航线随之开通。[198]30年代，蒸汽船进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域。19世纪后期，蒸汽船的平均排水量达到1000吨，相当于传统帆船排水量的10—20倍。[199]1895年，奥斯曼帝国共有各种船只50000余艘，其中蒸汽船约3000艘。1905年，奥斯曼帝国的各种船只总数增至6900万艘，其中蒸汽船达到4800余艘。[200]19世纪60年代，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港的各类船只中，传统帆船是蒸汽船的4倍；1900年，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港的各类船只中，传统帆船仅占5%。[201]随着蒸汽船的广泛使用，港口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贝鲁特、伊斯肯德伦、亚丁、巴士拉成为奥斯曼帝国现代航运的重要枢纽。[202]1830—1913年，进入贝鲁特港的船只吨位从4万吨增至170万吨，进入伊兹密尔港的船只吨位从1.5万吨增至220万吨，进入巴士拉港的船只吨位从1万吨增至40万吨；伊斯坦布尔作为东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1913年进港船只吨位达到400万吨。[203]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交通运输领域最重要的变化是铁路的开通。如果说蒸汽船的出现标志着航运领域的革命，进而影响着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那么铁路的开通标志着陆路运输的革命，进一步密切了广袤的内陆世界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始建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1866年，自伊兹密尔通往安纳托利亚内陆的铁路动工兴建。伊斯坦布尔至维也纳的铁路始建于1868年，1888年完工。[204]阿卜杜勒·马吉德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通车里程达到452公里，分布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1874年，比利时人巴龙·德·希尔什主持建成著名的东方铁路，自伊斯坦布尔经埃迪尔内至索非亚，全长560公里；1888年，东方铁路经贝尔格莱德延伸至奥地利边境。自伊斯坦布尔通往东方的铁路，1873年到达伊兹米特，1892年到达安卡拉，1896年到达科尼亚，1914年与巴格达铁路相连，直至到达波斯湾，是为名闻遐迩的中东铁路。[205]1892年，法国商人和英国商人分别投资兴建耶路撒冷至雅法的铁路和大马士革至阿克的铁路，是为叙利亚最早的铁路。1908年，自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希贾兹铁路建成通车，全长1320公里。[206]铁路是西方投资的重要领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主要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承建。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投资占法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投资总额的62%，占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投资总额的86%。1911年，奥斯曼帝国共有铁路4000英里，从事铁路运输者1.3万人，运送旅客1600万人，运送货物260万吨。其中，巴尔干半岛1054公里的铁路运送800万旅客，安纳托利亚1488公里的铁路运送旅客700万人。相比之下，在地广人稀的阿拉伯诸省，1488公里的铁路仅运送旅客90万人。[207]
智力的觉醒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进程，首先表现为法国对于奥斯曼社会的广泛影响。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热衷于法国文化，追求法国的生活方式，引进郁金香等法国花卉，采用法国的建筑风格，身着法国服饰，尤其是学习法国的军事技术和聘请法国军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期间形成的政治思想传入奥斯曼帝国，开始挑战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强调统治者的权力与臣民的义务；统治者应当遵循公正的原则，所谓的仁政构成理想的政治模式；臣民理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至于臣民拥有的权利则无足轻重抑或无从谈起。阿拉伯语中曾有如下的格言：“如果哈里发为人公正，那是他的赏赐而你应该表示感谢。如果哈里发为人不公正，那是他的罪过而你应该保持耐心。”[208]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念，由此可见一斑。所谓的“自由”在传统社会是相对于“奴隶”的法律概念，在现代社会则是与“公民权”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1789年爆发的法国革命，赋予“自由”一词以崭新的政治内涵，主权在民成为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自由主义成为反对人身依附之封建思想的理论工具，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成为民众向往的政治典范，而民族主义则成为巴尔干地区诸多基督教民族反抗苏丹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助长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继巴尔干地区基督教诸民族之后，阿拉伯世界亦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和争取独立的革命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印刷业，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巴叶济德二世当政期间来自西班牙的犹太移民建立的印刷所。“印刷术似乎是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后，由西班牙的犹太难民带到中东地区。”[209]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印刷术的传播与火器的传播经历了不同的道路；火器的引进旨在用于圣战的实践，印刷术的引进则与异教思想的出现密切相关。因此，当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请求巴叶济德二世准许在土耳其建立印刷所时，巴叶济德二世吩咐犹太人只能印刷希伯莱文字和欧洲文字而不得印刷土耳其文字和阿拉伯文字。172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第一家穆斯林经营的土耳其文印刷所。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24年，伊兹米特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31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第一份土耳其文周报，发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210]19世纪后期，苏丹政府对于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211]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千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56种，语言类图书255种，历史类图书184种，小说类图书175种，政府公报135种，科学类图书77种，数学类图书76种，经济和财政类图书23种。1840—1860年，英国记者威廉·丘吉尔创办中东的第一份民间报纸，打破官方的新闻垄断。[212]奥斯曼帝国最早的报纸，发行于1840年，近似于官方的政府公报。1862年，奥斯曼帝国出现第一种民间发行的报纸，具有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色彩，包含对于政府的温和批评，至60年代末趋于激进。[213]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报纸和出版业成为传播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的载体和工具。阿卜杜勒·哈米德当政期间，报纸种类增加，发行范围扩大。然而，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以及批评政府的内容受到明显的限制，传统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宣传以及科学和文化的内容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此外，19世纪30年代以前，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教育载体。兼设传统宗教课程与现代世俗课程的官办穆斯林学校始建于1839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现代教育的初露端倪。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令，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官办学校接受教育。阿卜杜勒·哈米德当政期间，创办新式学校多达1万所。[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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