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商业经济中传统行业全面发展

在近代甘宁青地区，就回族的私营商业而言，大部分是本小利微的小商小贩。但由于他们在人数和分布地域上占用绝对优势，经营内容又与人们日常生活极为密切，随着他们在城镇摆摊设点和在乡村走街串巷，甚至将足迹延伸到人烟稀少、信息闭塞的广大牧区，原本萧条的甘宁青大地开始呈现出一些勃勃生机。回族一般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和传统优势为出发点选择自己的经营领域，牛羊皮毛贩运业、百货业、清真饮食业、医疗制药业、珠宝古玩业等都是回族擅长的传统行业。在回族商业经济中，正是这些传统行业占据主导地位。民国时期，回族受政治、经济、宗教生活习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行业开始全面发展。

(一)皮毛业

1．回族皮毛贸易的兴起

近代以后，中国开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料出口地和产品倾销地，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内陆市场的拓展，羊毛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掠夺的纺织原料，开始大量出口，盛产羊毛的甘宁青便成为了对外输出羊毛的重要地区。在这场贸易当中，回族商人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一度成为推进皮毛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

19世纪末，甘宁青地区的传统商贸业结构已明显改变，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皮毛及其附属物在近代商业贸易中所占比重愈来愈大，其中以羊毛最为突出。同时，一些外国的皮毛洋行通过北京、天津的商人在甘宁青等地收购羊毛。当时也有一些本地商人将青海、宁夏等地的羊毛用驮运或用皮筏沿黄河东运，经过河套、张家口运往天津，直接售给英、俄、德等国外商行。1895年左右，英国利用其买办在张家口开设洋行，通过驼帮大量采购青海羊毛，国际市场上出现“西宁毛”的名称，声望很高^[3]。1900年，英、美、德等国不断在甘宁青地区设立洋行，如在甘肃的兰州开设有英商的新泰兴、聚利、高林洋行，德商瑞记、兴隆等洋行。在青海的西宁有英商仁记、新泰兴、瑞记、平和、礼和等洋行，丹噶尔也有洋行十余家，规模较大的有英商新泰兴、仁吉、怡和，美商平和，德商美最时、瓦利等家^[4]，当时洋行几乎遍布回族分布的两条聚落线上。在近代西北地区资本最雄厚的是英商新泰兴洋行，据有关资料统计，新泰兴洋行在甘宁青每年收购羊毛的数量大概要占到所有洋行收购数量的一半^[5]。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甘肃省政府宣布废除一直以来洋商特许的“三联单制”，取消其内地免税和子口半税制度，规定洋商购货也必须照章纳税，自此各洋行纷纷撤庄回天津，由洋行直接控制皮毛购销，从中牟利的局面得以结束，甘宁青民间皮毛贸易有了自由发展的条件。此后，凡熟悉蒙、藏语言，有一定资本并有经营能力的回族群众都纷纷投身到自贩自运的皮毛运销队伍之中。蒙、藏牧民亦结伙赶上牛羊、驮上皮毛来地方市场上自行销售，甘宁青地方经济日趋活跃。在此过程中，凭着勤奋吃苦的经营习惯和团结冒险的商业精神，回族商人在资金和人数上得到了迅速增长，由行商的流动、零星经营逐步变为以坐商为主、行商为辅的群体经营，在与山陕商的竞争中也日益显露出整体实力和行业优势，迫使对方不得不退出皮毛市场而转向其他商品的经营，回族商人逐渐成为甘宁青皮毛贸易中的主角。尤其是进入30年代以后，随着马家军事集团势力的日渐膨胀，回族官绅大量涌现，回族皮毛商的地位变得日益举足轻重。据统计，20世纪20～30年代，临夏的皮毛坐商有10家，全是回族，其中有5家资金达到100万元，最少的资金也在10万以上;拉卜楞的皮毛坐商有11家，其中有8家是回族，资本多在4万～10万元之间，有2家达到100万元^[6];张家川从事皮毛经营的大商号有18家，资本一般都在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之间^[7];吴忠出现四大回民商号，其中天成和商号从一个只有20余峰骆驼的专业运输队起家，此时已发展成为当地第一大商号，资金积累达26万多银元^[8]。由此回族商人已在皮毛贸易的自由竞争中具有绝对优势，“在整个羊毛购销外运过程中，回族羊毛中间商人占据主宰地位，在他们的精心组织下，带动了一大批从事羊毛运销业——收购、择晒、打包、驮运、筏运”^[9]。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战爆发后，皮毛作为统购统销的军用物资，在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上受到甘宁青地方政府的全面垄断，由民间自由贸易变为官方垄断性贸易，以马氏家族为首的回族官商阶层成为甘宁青皮毛市场的主宰者。

对于回族在皮毛贸易中的重要作用，有人作了较为恰如其分地评价，他写道:“介于中原和中亚文化、地理之间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在羊毛贸易兴旺中国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扮演了中间人这一很重要的角色。羊毛贸易给回族商人与青海、甘肃、宁夏和中国北部其它生产和收购羊毛地区的联系提供了经济利益，甚至在后来的1910年至1920年北洋政府软弱无力时，回回商人曾像中央机器一样控制了全中国的羊毛贸易……”而“边境地区的羊毛贸易，无论是从羊毛产地青海、甘肃、宁夏的收购羊毛，还是从正在发展成为商业中心的包头地区转运羊毛，回回商人们被深深地卷进”，在西藏和青海的牧区，可以看到“一些牧民在他们的帐篷附近与从事贩运的回回商人进行贸易，用他们的羊毛和其他一些土特产品换取茶叶、布匹、丝绸、茶壶等日用品”^[10]。

2．回族皮毛贸易的营运方式

(1)经营方式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甘宁青地区的回族商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他们往往身兼数职，集东家、采购、会计以及运输于一身，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大大小小的牧区皮毛产地市场、农牧交界地与内地的皮毛集散市场、中转市场之间，也正是由此，他们才逐渐积累起最初的商业资本。与此同时，在经营方式上，甘宁青回族商人主要采用的是合伙不合股的办法，虽多有搭帮结伙，彼此照应之时，但在具体经营方面基本上以各家资本各自经营为准，这一点与当时山陕商的多股合资经营方式迥然不同;此外，即便是30、40年代，在皮毛贸易中占居主导地位以后，回族商人仍采用行商和坐商两者兼备，互相依靠、互为补充的经营方式。当时甘宁青已出现不少回族商人开办的大商号，如同兴店、步云祥、王盛公、复兴隆、福顺祥、天兴隆、天盛隆、天盛和等，这些回族大商号在经营方法上与洋行颇为相似，他们在临夏等地设有总号，从事着坐商经营活动，又派熟谙藏语的人分赴拉卜楞、循化、保安等地设分号，通过订立合同，预付现金等方式就地收购羊毛、皮张;同时，还派出规模不等的大小商队，利用牛、马、骆驼等牲畜，或交易时节奔走于偏僻的蒙、藏部落开展收购皮毛的行商经营活动。接着，回族商人把皮毛从牧区产地靠牛、骆驼、骡马车等畜力或凭借黄河、湟水及其支流筏运到各集散市场，再经船运、筏运或畜力运送到兰州等中心市场，最后运到津、京、沪、汉等各大商埠出售并顺路运购布匹、百货等日用品以供商号经销。而且，一些较大的回族商号还在内地沿路设立商行、开办货栈供商队来往方便。如天成和商号，除固定资本外，设流动资金19万银元，购置往来运输的骆驼200多峰，并在吴忠、包头、归绥等处开设有转运货铺200余间^[11]。由此，通过皮毛市场和围绕市场形成的皮毛产业链，回族商人在甘宁青地区形成了皮毛收购、转运、销售一条龙经营，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大小行商、坐商、驮户、脚户、筏客及各类皮毛加工服务业人员彼此协作的良性循环。正是这种多样化的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为回族商人在减少经营成本的同时积蓄了财力，使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大。

为了具体说明甘宁青回族商人运销皮毛的整个过程，下面以河州回族商人的经营活动为例。

河州连陇右，接河湟，通洮岷，达金城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这里的回族商人很早就参与到对甘、川、青藏区和西藏的茶马贸易中。气候严寒、客商极少涉足的甘南及青海藏区，是他们进行贸易的主要区域。他们学说藏语，了解、熟悉藏族的生活习俗和需要，从而得到藏族的信赖，并在藏区商业活动中建立了诚信。他们逐渐在拉卜楞设立商号，成为当地坐商。近代拉卜楞地区著名的回回商号就有同心盛、同心马、义兴马、世兴锡、德兴元、公兴元、天顺祥等，这些商号的回族商人均能讲流利的藏语，他们与当地寺院喇嘛、活佛交往密切，同藏族群众关系融洽，因而基本垄断了这里的贸易。河州的回族皮毛商在经营方式上以坐商为主，行商为辅，其坐商商号拥有较多的资金，形成了一定的经营规模，如表2－1所示。

表2－1　1920～1937年河州皮毛坐商

资料来源:临夏市政协:《临夏市文史》，1986年。

河州的回族羊毛商人在洋行撤走以后，一方面派人到拉卜楞等地设庄收购羊毛，有时也与这些地区的回族商人定立合同，预付现金，去远地收购后作价整交。从拉卜楞收购羊毛后，这些皮毛商人就把收购来的羊毛等畜牧业产品运往河州集中，打包整理。羊毛在河州地区被集中后，就由同兴店、昌新店承揽的运输，通过陆路或水路运往兰州。兰州并设有专营羊毛业的毛商，但是活跃在市场上经营羊毛的皮货店，从事运输业的筏子店或骆驼店基本上掌控在回族手里。从河州运往兰州的羊毛，就通过回族经营的筏子店和骆驼店把羊毛运往甘宁青的转运市场——包头。除拉卜楞、河州、兰州，近代以来甘肃的肃州、甘州、张家川、平凉、凉州等羊毛市场，也都是回族商人积极活跃的地区。

(2)运输方式

在甘宁青皮毛等货物的运输中，最为主要的运输工具有两种:一是承担水路运输的皮筏子，二是承担陆路运输的骆驼。在甘宁青的许多地方，水路和陆路运输几乎由回族经营。

用皮筏子运输货物是西北黄河上特有的一种运输方式，黄河水流湍急，滩石较多，木船难以行走，而汽船则由于吃水较深，更难于航运，西北各族百姓便因地制宜创造了皮筏运输这种特殊的方式。皮筏有两种，即牛皮筏和羊皮筏。牛皮筏“用生牛皮包缝如猪形，鼻一长颈，由颈装入羊毛，每只容量二百余斤”^[12]。其操作程序是先将皮胎在水中泡软，如遇筏上载运羊毛，即在皮胎中装满羊毛，扎紧口子，再用大木椽六根，小木椽四十根作骨杆，然后将皮胎串起来。最大的牛皮筏需用牛皮胎一百二十个，载重一般是二十吨，也有达三十吨的^[13]。羊皮筏的构造程序大致和牛皮筏相同，但其形制略小，将整剥的羊皮四肢及脖颈用绳索扎紧，用气吹胀，一般分为三种，“大者用二十四个，分成三排，中间用木连接，次者十二个，小者九个，亦分三排。大者载重一千七百余斤，中者载重八百余斤，小者载重五百余斤”^[14]。牛、羊皮筏最大的优点是无需任何动力装置，全凭水上推进漂浮前进，缺点是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水而上，所以甘宁青的筏户一般把羊毛等物品运到包头后，只能雇佣驼队把放气后的皮胎运回，以备下次再用，而木排则按木料的价格在包头卖掉。

除了水路运输，就是陆路运输了。在甘宁青地区的物资搬运中，被喻为“沙漠之舟”的骆驼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长期的编组驮运队从事远距离驮行运输时，广大的西北回族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行了一套严密的管理办法，并结队而行。“骆驼队的组织一般20头为1链，2链为1把，5把为一项房。一项房骆驼队约有200头骆驼组成，由10名驼夫统领，带蒙古包一个，食品及日用品若干。”^[15]一般驼运货物的骆驼为全部骆驼数的四分之三，剩余的四分之一是用来驼运日用品、饮用水及一些备用的工作器具。因为在这些驼队行走的路上“没有地方可以供生活上的用品”，“从中间出发到终止的地方，中间所需要消耗的东西，虽如火柴针线之微，亦得自己带上”^[16]。因此驼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驼运旅途中所要消耗的生活用品。

在甘宁青的羊毛运输中，虽然有水运和陆运两种方式，但是人们通常采用的运输方式是水运。因为无论是费用还是运输的速度水运相比驮运都有更大的优势。以西宁至包头的运输为例，用骆驼每运送1担羊毛的费用多则15元，最少也要10元，而水路运输同等数量的羊毛最多不过9元^[17]。而且同一运送路线，在运输时间上水路也比陆路节省20余天。所以，水路运输是近代甘宁青商人们乐于采取的运输方式。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商人们也不得不采取陆路运输。因为黄河上的水路运输带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仅有150天到200天的不冻期，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是黄河冰冻时期，不能从事运输。骆驼组成的商队虽然缓慢，价格又昂贵，但骆驼从事运输也有自身的优点，就是它和皮筏运输恰恰有互补性的一面，夏季骆驼因脱毛，容易生病，所以一般不能役使。骆驼运输一般是从初秋到第二年春天，所以在每年九月至来年四月这一寒冷的季节，当黄河冰封的时候，骆驼就能将羊毛顺利地驮运到包头^[18]。

3．回族皮毛贸易的历史作用

民国时期的回族皮毛生意，对当时回族商业贸易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甘宁青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交融。这一时期，甘宁青的皮毛交易基本上为回族所控制，而皮毛运输业几为回族所垄断，尤其是由黄河筏运包头的皮毛运输商队几乎全是回族，因此就皮毛贸易而言，其影响和势力至少可与控制北部商业贸易的晋商一分高下，因为青海、甘南藏区是我国最大的皮毛输出基地，占整个西北羊毛输出的半壁江山。“甘肃、青海底重要贸易，如羊毛业，如与番人间的各种贸易，回教徒占有极重要的地位。”^[19]在一些地方，“按现在情形来说，回民操藏民的重要经济权”，而“汉人则委蛇于各种人之间”^[20]。民国期间，随着羊毛、皮货业的兴盛，回族商人进入藏区贸易者更为普遍。由于多民族、跨地区皮毛贸易的开展，农牧区间的经济互补性得以实现，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得到加强，甘宁青各民族间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经济联系，而“这种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正是把各个民族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由此而使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21]，一度充当中间商角色的回族商人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催化剂作用。尤其回族皮毛商人从内地运输民族用品，直接进入牧区进行收购皮毛的活动，给牧区带进了技术、信息和文化，刺激了牧区近代商品经济的兴起，对封闭型的牧区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瓦解作用，为民族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相互间以通有无的交往中，加强了回族与藏、蒙古等游牧民族之间的友谊，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情感，也沟通了高原牧区与中原农区之间在经济、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交流。

(二)百货业

这是甘宁青回族商业经济在失去唐宋元代经济优势后向民间发展的一种商业经济门类，它从内地将甘宁青少数民族地区、偏僻地区所需要的日用百货、生产用品运来，换取当地土特产品，再销往内地。从事这一商业活动的既有大商人或商号，也有小商贩。举凡珍珠玛瑙、琥珀翡翠、金银首饰、针头线丝、绸缎布匹、锅碗盆勺、米面干果、食糖茶叶都能与甘宁青当地的鹿茸麝香、虫草大黄、干草贝母、牛羊皮毛、沙金及马匹进行等价或不等价交换。民国以来甘宁青回族中的这类小商小贩增多。在河州地区，一部分回族商人根据藏族的生活习惯和日常需求，将茶叶、布匹、宗教用品及各种小百货用牲口驮运到拉卜楞等地向藏族群众销售，然后从当地收购羊毛、皮张等土特产品返回临夏，销售给中东部地区的客商。1905年，青海循化、甘肃临夏的回族商人，先后来到四川阿坝地区，征得麦桑土司的许可后，便在当地修建商场，藏族群众因见其身穿汉装，说甘肃、青海汉语方言，便称这条街为“甲康”。这些甘青回族商人经营的商品中以茶叶、食盐、布匹、绸缎、日用百货的数量为最大。

民国时期，宁夏回族经营的商品除了皮毛外，主要有当地出产的干草、发菜、枸杞、粮食、油料、豆类、山货、牛羊肉、清真食品、药材、食盐等等，从外地运进的商品主要有丝绸、布匹、成衣、海味、首饰、食糖、蔬菜、小农具、棉花、小五金、火柴、蜡烛、肥皂、毛巾、帽子等各类百货以及回族生活中特需的汤瓶、吊罐、白帽、拜毯等^[22]。吴忠回商将宁夏的土特产品羊毛、羊皮、大麻、枸杞、药材，通过水运运往包头，再转运到绥远、张家口及京津等地。再将京津地区购进的绸缎布匹、日用百货、金银首饰等运到包头，再驮运到吴忠等地销售。

(三)清真饮食业

西北回族清真饮食业的发展，是在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族起义之后，许多回族被迁赶出故地，财产冲公，不得已而白手起家。饮食行业虽然利微，但好处在于本小，先摆小食摊，以本赚利，再以利入本，逐渐扩大。回族有制作清真食品的传统，它吸收中国传统烹调文化精髓而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并加以创造性发展后进入商业领域，便获得各民族的欢迎。甘肃的牛肉拉面、宁夏的清真全羊席、西宁的咸牛肉等，是西北回族清真饮食中富有特色的品种。西北回族的清真食品种类繁多，以宁夏为例，“面食类:馍类主要有发面油香、烫面油香、炸馓子、葱花饼、干粮馍、锅盔、麻花、肉夹馍、蒸馍、荞麦圈圈。面类有羊肉稍子面、青拌面、浆水面、麻食子、长面、荞面、生汆面、揪面片……肉食类:以宁夏当地产的羊、牛肉为原料，辅之以细粉条、葱丝、蒜、花椒、香菜、姜片、桂皮、味精、精盐、木耳、淀粉、醋等等。做法有煮、炖、焖、蒸，做成后味道清淡、鲜辣、酥香、鲜嫩，脍炙人口。最出名的有羊杂碎、羊肉水饺、手抓羊肉、羊肉粉汤、清汤羊肉、羊肉炒焖肚、羊乔码、清蒸羊尾、牛头肉、羊头肉、单炒羊肉、蒸羊羔肉、烩小吃、腊羊肉等”^[23]。

西北回族社会的清真饮食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回族社会活动空间扩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回族商业经济门类，它首先保证了外出长途跋涉、旅行或经商的回族穆斯林的生活需要，从生活习惯方面巩固了西北回族社会群体的稳定。更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是，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辟了一条恢复西北回族社会经济的简单而又可行的新途径。

(四)其他行业

1．珠宝业

珠宝业是回族商业的一个传统经营项目。由于回族善于识宝，又善于经营珠宝，所以在明代就获得了“识宝回回”的称呼。在珠宝玉石经营中，回族商人加强了本民族内部在商业经营中的合作，往往不分亲疏、不分教派、不分地域，根据自己的特长、能力，组织一个个商业团伙，利用民族关系、商业信用、商业伦理观念从事这一传统经营项目。

民国时期回族玉器珠宝业的经营内容，显然较之更为广泛。它不仅指传统的宝石、翡翠、珍珠、玉器等，还包括了首饰、古代雕刻、陶瓷、铜器、古玩、字画等历史文物。甘肃临夏珠宝商主要经营妇女首饰，珊瑚、琥珀、玛瑙、象牙做的项链、宝石耳坠、金戒指、玉翠手镯。为满足这些需要，珠宝商人不辞辛劳，去“北平等大城市采购珠宝，甚至到东南沿海及台湾采购”^[24]。此外，解放前临夏有瓷器商几十家，有些还将“藏碗”用耗牛驮运到西藏的拉萨销售，倍受欢迎。

2．医药业

民国时期，各地有不少回族名医和回族制作的疗效极佳的药品。在甘宁青地区，被誉为甘肃四大名医之一的马风阁便是回族;宁夏吴忠回族老中医最早的有马玉海、马光德、马金良，其后有苏盛华等;西宁地区著名的回族中医有米乐天、苗秀。这些回族老中医，医术上各有所长，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声誉。

3．屠宰业

近代，就西北回族商业经济来说，除了一部分回族上层官吏和富商大贾有雄厚的资本进行大宗的商品贸易和开设商行外，大部分回族群众，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困，只能从事一些本小利薄的商业活动来勉强维持生计。“屠宰”是其普遍从事的行业，所谓“屠宰”包括饲养、贩卖和屠宰牛羊、制皮货、织绒褐等内容。民国时，甘肃的兰州、临夏、张家川、平凉，宁夏的银川、吴忠、固原，青海的西宁、民和等地的牛羊屠宰，几乎为回族所操纵。如永登回族“率以贩卖、务农、屠宰为业”。而在藏区拉卜楞“屠户占全体商户百分之十三强，业是务者，皆系临夏移来之回民，资本多借于寺僧”^[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