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学中的意象阐释

田媛媛

“以虚为蕴，实以为期。若不经虚，实亦有疵。譬如男女，其欲也饥。半推半就，情调方滋，虚实变换，乃出奇姿，翼以想象，可大兴之。”《新二十四诗品》（许自强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中的这段话，强调文学作品的虚与实、意与象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学说重视虚实，以“意”“事”“细节”为三要素，而回族作家作品中的意象也有此含义，通过一种意象的寄托，来阐释一种根性的东西。在《新二十四诗品》“写意”中又说：“壶殇独酌，素琴自挥。白云由态，水绕翠微。佳人调笑，青春胜衣。与物俯仰，情畅神归。每一刹那，转瞬已非。大匠之作，随处见机。”此处“见机”定位意象的寻见。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有“见机”的巧妙之处，无论是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借牛这一意象来表达亲人对逝去亡人的哀思，还是李进祥在小说《换水》中借水来表达马清和杨洁在大城市中对于信仰的坚守，也都是一种“见机”。

把一种无形的东西写成有形的东西，那就是一种境界。但是无形的意象成就写作的灵感，是离不开环境对人的影响。美丽的凤凰、独特的湘西，成就了沈从文；偏僻的海原、贫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成就了张承志和石舒清；贫穷的同心、承载着回族同胞们的命运的清水河，成就了李进祥。他们都有一颗敏感而多情的心，他们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都通过自己心中的意象，表达了出来，无论是信仰，还是对自己家乡那片风起云涌土地的热爱。

回族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是作者写作的一种寄托，也是作者写作表达的一种方式。随着回族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通过一种意象的寄托，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意象已经是作家心目中的一轮圆月。也就是这轮圆月，才让张承志在小说《残月》（《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中把杨三老汉的生活比做一弯残月，“记得那天透过坍塌的顶棚，他看见了那个锈斑累累的，残了一块的镰月。那牙铁月亮漆黑地立到上面，承重而神圣。”首先，“残月”是清真寺的一部分，紧接着就写到清真寺，然后过渡到残月的残缺是一种遗憾，也是人心的一种遗憾，所以就通过残月的意象，来表达杨三老汉的一种深深遗憾。

当杨三老汉看到了新修的清真寺的瓷砖闪烁着点点光斑，文章就完成了由残月到新月的过渡，“清真寺上，浑圆的尖高高地举着镰月”，作者想要表达的旨意，就已经升华了。而通过意象的升华来达到文章主旨的升华，李进祥的《换水》是做到了淋漓尽致。小说中，马清为了让自己的年轻的媳妇子过上城里的生活，就把刚结婚三个月的媳妇子杨洁带到了城里。他们走之前换了一次水，虽说这是出门前必须要做到的，但是杨洁却把这次“换水”看作是一种到城里一种不变的“标志”，也是一种坚强的“标志”。在城里无论再怎么变，只要有一壶洁净的水，一切的困难都能过去；只要一壶洁净的水，好像一切丑陋都能被洗净。小说再提到他们换水的时候，是在马清的一条胳膊摔残了的时候，他们在租住的新家里的最后一次换水，杨洁提出了想回家，可是马清果断地拒绝了，马清是个要面子的人，他不想让村里的人说，一个男人在城里没有干出一番成绩，就回家来了，他硬是坚持着。小说中第三次提到换水是马清主动提出来的，而且还跟杨洁说着，要回家，这次的说出是在半年后。“半年里，他们都换了十几份工作，而且，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每次下班回家，都要在澡堂子洗个澡，认认真真的，不敢错过身体的每个地方，马清觉得清水河里的水，咸水，有股冲劲儿，洗到哪里，哪里能干净，而城里的水甜，水也软，没有劲道，总感觉哪里都洗不干净。”而杨洁也是每次回家之前都要洗澡，又一次，水是他们身体洁净的标志了。但是后来，杨洁在一次发高烧中，被马清带到了医院，查出来得了性病。这一次，两个人都同时达成了共识，想要回家。小说的最后，第四次提到了换水，“他们在城里租的房子里，烧了一壶水，他们换水准备回家。马清还说，清水河的水好，啥病都能治好。”两个人将希望寄托到清水河的水上了，他们觉得清水河的水是生命质朴的根源，也是自己生命的根源。

小说的主人公把生命的意义寄托到了家乡的清水河上，而作者李进祥通过换水这一习俗，来表达农村人进了城里的无奈。小说最后，马清说：“走，咱们回家，清水河的水好，啥病都能洗好！”这句话很好地诠释出回族的清洁精神，也给人一种生活下去的希望。

一、同一种意象的对比阐释

石舒清的小说渗透着浓郁的回族文化色彩，也透露着西海固地域文化的特色。他的作品的选择的意象都是简单的，但由于他独特的细节描写和表达方式，小说表达的主题鲜明而深刻。在《清水里的刀子》这篇小说中，他通过牛这一意象，传达出自己对生与死等终极命题的思考。牛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化中的形象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佛教文化中，牛是神圣的；在道教文化中，牛是二十八星宿之一；而民间传统中，牛则是十二生肖之一。在回族文化背景下，牛是高贵的生命，石舒清抓住了汪洋大海中的一根浮木，用细腻的笔调写出一段关于生命的传奇。

《清水里的刀子》中写道，“自从和自己床上滚蛋蛋滚了十几年的老婆子走了之后，马子善老人站在坟院门口，引发了生与死的思考”，而儿子耶尔古拜主动提出要为“亡人”宰一头牛来搭救，在耶尔古拜的眼里，宰一头品质卓越的牛实在是能免除一份很大的罪过，因为与宰一只鸡相比，“牛可以凭着它不可改的忠厚和善良堂而皇之地走进一切巨大的宫殿之门”。耶尔古拜是这样想的，再加上家里养的这头牛一直是家里的命根子，所以把家里最重要的东西，若是虔诚举意了，把牛用到了好路上了，那会搭救亡人的。马子善老人“心猛地一紧，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在宰牛的当天，马子善老人借故走开了，并且“拿出一块很白很厚的毛巾来，说，宰的时候用这个把牛的眼睛蒙上。”在宰牛这么简单与普通的事情上，马子善老人作出这样的举动，不难看出，他觉得牛已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也是自己生命与生活的一部分了，虽说与黄土相伴，但是也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敬畏，以及对于亡人的一种哀思。

死亡，是一切生命形式的共同命运，具有绝对权威的否定性。作为人类，关于文学，死亡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代文坛上，张贤亮《习惯死亡》、毕淑敏《预约死亡》、余华《活着》等作品都能从个体对生与死的刻骨体悟，缓解生存与现实、生命与死亡的紧张关系。牛在被宰之前，耶尔古拜给牛吃的是干净的青草，喝的是清水，而且还会给牛刷洗身上的牛毛，他是如此的敬畏这只牛，因为他觉得敬畏这只牛，好像就是敬畏亡人与敬畏生命一样。这只牛在小说的高潮，已经有了生死敬畏的意义。而在宰的前几天，牛已经不吃不喝了，为了洁净自己。小说中写道“牛好像看到了清水中的那把刀子，那把宰自己的刀子”，所以才不吃不喝的。小说中的这头牛，是通过自己的不吃不喝来洁净自己，而马子善老人也是从牛的身上理解了生与死的意义。

但是李进祥的小说《宰牛》和《屠户》中的牛却有了别样的意义。在小说《宰牛》中，李进祥写道，因为伊哈牙挣了大钱回来了，在宰牲节上宰了一头牛，无论是父亲不同的对待还是弟媳妇的态度变化，都让易卜拉欣心头很不是滋味，他看到了因为金钱的驱动，让人们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连在大殿里礼拜都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小说中写到“现在弟弟有了钱了，被乡老让到了前排了，村里的人都又把弟弟捧在人前，乡老一让，弟弟也没有推辞，就到第一排跪下了，父亲也紧挨着伊哈牙跪下了，父因子贵哪！让到最后，没有人对易卜拉欣问候一声，易卜拉欣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是他自我安慰：“经上讲，进寺的人都是主的臣民，一律平等，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因为这样的待遇差距，才有了小说后面的易卜拉欣想要请阿訇到家里念经，但是乡老说了句：“谁也拜节呢，就你们家拜节呢？你宰个鸡娃子算啥呢？”易卜拉欣分辩说，经上讲宰牲是随心的，宰啥都一样。乡老就说：“咋能一样呢？一个牛算七个牲呢，一个羊算一个牲，鸡娃子宰七个才算一个牲呢，咋能一样呢？你有本事也学你兄弟宰上一头牛，阿訇第一个到你家里。”因为乡老这句话的刺激，易卜拉欣回到家里和妻子有了争执，然后他就出来了，几经辗转，就去了母亲家，母亲要给易卜拉欣包一疙瘩肉呢，正好碰见了父亲，父亲看到易卜拉欣，就指着母亲说着：“你咋给这个狗东西给肉呢？他没有了就不要吃了！”然后转向骂易卜拉欣，说：“你兄弟给我给了这么多肉，你呢？你兄弟宰了一头牛，给我和你妈一人算了一个牲，你呢？”父亲的话再一次刺激了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回到家里，就一叠声地喊着说要宰牛呢……”小说的最后，易卜拉欣的那一棒落到了儿子的身上。整篇小说，写牛的笔墨不是很多，但是通过一个虔诚举义宰牛过“尔麦里”到主人公开始觉得宰牛，成了人与人之间比金钱、比富有的一种工具时，那宰牲的味道也就变了。在《宰牛》小说中，通过村里人和父亲对待宰鸡的易卜拉欣和宰牛的弟弟伊哈牙的态度的对比，引发我们的思考和担忧，金钱对农村社会道德伦理和文化信仰的侵蚀多么严重！与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中宰牛的意义相比，李进祥的《宰牛》就有些批判的意味。

对牛这一意象，李进祥在小说《屠户》中，又给出了不同的诠释，又给了人们不同的思考角度。马万山来到城里卖牛肉，是为了婆姨和儿子能过得好。他一直都想让儿子成为城里人，可是小说的最后，自己的儿子却被自己养的黑犍牛戳死了。这一切是因为马万山为了多挣钱，就在牛吃的饲料里加了牛血，没想到悲剧上演了。“他一直想着把儿子供养成城里人，但是没想到培养成一个城里的坟堆。不幸发生后，他要宰掉肇事的牛，动刀之前，他的手还是有些软，他没顾上蒙黑犍牛的眼睛，就看到黑犍牛的眼泪，那眼泪让马万山的心肠突然硬了起来，手起刀落，一个硕大的牛头几乎被截断了，牛喉管里的血冒得很欢畅。他突然觉得，他宰的是自己的儿子，是自己的根……他一刀一刀地把黑犍牛的肉割着卖给了城里的人，他从心里给每个到他的肉架子前割肉的人说，我把儿子割给你们吃了，我该有扎站之地了吧？”小说的最后，这句话很令人思考，马万山宰了黑犍牛，而且是自己宰的，他不是一个阿訇而是一个屠户，这看似与信仰习俗有了很大的冲突，但是就是这种与信仰习俗的正面冲突，才更加让人触目惊心。而且李进祥也写道“用东西蒙住牛的眼睛”，这里与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表达的共同点是：不想让牛看到那把刀子，那把生命之刀，而不同点是：石舒清笔下的牛是有端庄举义的，是为了搭救亡人的举义为主之物；但是李进祥笔下的牛，已经有了淡淡的“报仇”之味，通过此来换得自己在城里的一席之地。这样苟延残喘的求得，不禁让人有些齿寒，也不禁让人有些遗憾，为马万山遗憾，也为马万山的思想遗憾。

石舒清和李进祥笔下的牛，不同的境地，不同笔调，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引发了人们不同的思考，对生与死的思考，对于名与利的思考，对于富贵与虚荣的思考。这也是我们通过回族文学中意象所引发的思考与重新的审视。

二、不同意象在不同环境下的阐释

回族作家的小说中，往往以一种平常的物为背景，但是将这种物赋予不同的生命与文化意义时，这个看似简单的物就有了不同凡响的作用。石舒清、李进祥等作家选物的独特视角，是令人钦佩的，不光有牛、羊，有树木、花草，还有清水河，借助物的承托，他们的文字背后又隐藏着盛大的人情“狂欢”，有伟大，有丑陋，有正面，有负面。

每个作家所选择承托的意象，都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环境，因为环境才有了意象背后深刻的含义。作家贾平凹这样说他的故乡：“我恨这个地方，我爱这个地方。”正因为有如此矛盾复杂的心理，贾平凹创作了《小月前本》《秦腔》《高兴》等大量反映农民与“农村—城市”的小说。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也说：“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而李进祥说：“当我更深地触及这块地方、这群人时，我更感受到一种博大和悲壮，像清水河也会发洪水一样，这块土地上也曾无数次风起云涌，展现出人生应有的刚烈。我想，一条清水河，够我写上一辈子了。”不同的作家因为不同的环境，而有了不同的写作灵感与写作方式。

马梅萍说，李进祥很善于写被挤压的处境以及人性中被挤压的东西，也善于写女人，在他特具关怀的笔触下，女人的故事被演绎得或忧伤、苦涩，或婉转、凄美，读之令人感慨，思绪万千。所以，这样干净纯洁的心才有了他《女人的河》这样的作品。他也说走不出清水河，像走不出一段爱情；走不出清水河，像走不出一种宿命。小说中的阿依舍，一个羞答答的女人，守着一片土地，守着一条命运之河，心里的埋怨早已经在等待男人回来的日子中消磨殆尽，剩下的是无尽的期盼与等待，与婆婆一起守着家。“男人漂泊到哪里，女人的心就跟随到哪里。究竟是漂泊的人苦还是跟着漂泊的心苦呢？阿依舍也不知道。”小说通过一条流向远方的河，一条有形的河，就把西海固女人无形的苦难的命运表现了出来。相比阿依舍，婆婆的命运之河就狭小寂静很多。“阿依舍一直觉得婆婆的心肠太硬，这会儿才认识到，婆婆是把情感都收拢到一口窖里，藏成了一窖清水。窖里的水看上去是死水，但沉静的表面下，有比一条流淌的河更宽的内容。”无论是阿依舍，还是婆婆，西海固的女人与河已经同命运了。而李进祥也就是借助绵延的河，把女人苦难的命运演绎得质朴而温润，苦涩而凄美。在李进祥的小说《害口》中，人生和理想各异的桃花和杏花，不同的理想让她们有了不同的命运，小说朴实的语言叙述给了我们一份真实感，塑造了两个活生生的农村女孩形象。小说戏剧化的结尾，却让我们大吃一惊，也有些惋惜，也有些打抱不平。因为桃花以一个大部分女人思想的代表，为自己的命运做了选择，“她觉得凭苦挣来的钱还是踏实些，她也觉得还是乡里人踏实些”，所以选择了老实的李子。而杏花嫁的是餐厅的哈老板，她觉得哈老板能给他想要的生活。她们选择的不同，生活便有了很大的差距，小说也才有了那样戏剧性的结局。一切看似是情理之中，但是又觉得有很大的不合理之处，这不禁要让我们思考，一个女人，一个农村的女人，真正适合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李进祥以看不见的“理想”为意象，把两个女人的命运进行了对比，细心地描摹着她们心里的悸动与酸楚，而小说的结局，不得不让我们不停地追问和深思。郎伟在（《悲悯的注视——读李进祥的小说》）中说：“也许，对于耽于沉思的李进祥而言，关注女性命运，刻写动人的女性形象，只是他探寻生活与人性奥秘的一个特殊的视角。李进祥喜欢描写美好的女性，一方面，显示他对女性命运深切关注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借女性这一文化符码，赞扬与呼唤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曾经拥有的那些美好的生存信念和价值情怀。”李进祥对意象的恰到好处的选择，使他的小说有一种以小见大的力量，通过很小的一个故事传达出深刻的思想意蕴。他的许多小说，都有《麦琪的礼物》那样的艺术效果。

小说的意象就是小说的精髓，也是小说的升华，更是小说的灵魂。好的作品，就是情、理、象三者高度和谐完美统一。情，是作者独特的感受和强烈的感情；理，是作者对于生活理解性的哲学的思考和评价；象，是经过作者艺术典型化了的那些具体的、生动的、个别的意象，而后者是最能构成一篇小说的核心，而意象的核心构建，更是一篇小说思想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