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衰落的时代（世纪）

19世纪60-70年代，英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国，它凭借纺织、采煤、钢铁、机器制造等支柱产业和海运、出口、金融等方面的优势维持着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仍旧是世界的“工场”和贸易中心。

在关键性的制造业中英国依然没有对手。在铁路建设方面，19世纪中叶已形成覆盖全国的铁路网，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国内主要干线完成后，英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承接铁路工程。1850-1870年间欧洲大陆和美国总计修建了14万公里的铁路，英国为此提供了大部分设备器材，包括铁轨、机车和车厢，以及技术人员与资金；仅1869年出口到美国的铁路器材就有30万吨。1858-1867年，英国在印度铁路建设上也投资了6000万英镑。1863年1月10日，世界第一条地铁在伦敦通车，揭开了人类交通历史上新的一页。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他国家也跟在英国之后兴建本国的铁路网，形成了世界新的交通体系，英国多年来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中心。

随着铁路时代来临，英国钢铁出口加快，1849年是55.4万吨，1853年增加到126万吨，其中2/3的是价格贵重的铁条、铁杠、铁棒和各种制铁。1871年与1857年相比，钢铁制成品的出口增加4倍，其中像机械和蒸汽机设备大量出口德、法、美等国，体现了英国的工业化中心的地位。英国铁产量此时占全世界的一半，为此，甚至连英国人对英国是否能保持1853年的水平也感到怀疑。然而30年后英国铁产量又提高了3倍，到1871年，英国铁产量依然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1850年英国钢产量为4.4万公吨，1865年达到22万多公吨，比美、德、法三国钢产量总和多出7万多公吨。

在煤的生产和出口方面英国仍居世界第一。煤产量在1854年是6000多万吨，1873年翻了近一倍。因为煤在这时依然是法、德等大陆国家迫切需要的主要动力资源，20年间英国煤的出口增长了3倍多。

造船工业也在快速发展。轮船建造速度超过帆船，从1852年的20.9万吨增长到1866年的82万吨，1870年，经过改进的船用蒸汽机得以应用，节省了大量用煤，使轮船在远洋航行上开始占据优势。1850-1870年，商船吨位从360万吨增加到569万吨，超过了美、德、荷、法、俄等国的吨位总和。英国保持着世界最大商业国的地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一直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港口。

在保持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两大优势的同时，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加强。在伦敦出售的外国有价证券在1860-1866年间年平均为3300万英镑，1870-1876年间达到6000万英镑。仅在1867-1876年10年内，英国投放到外国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有5亿英镑左右，1872年，英国在本土以外的投资为11亿英镑。资本输出的增加促进了银行业的快速发展，1904年英国已有50家殖民地银行，下属2279个分行，这个分布极广的银行网，触角几乎遍布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当时法国只有20家银行和136个分行，荷兰有16家银行和68个分行，德国有13家银行和70个分行。伦敦在19世纪末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

英国的强大是与英帝国联系在一起的，殖民地是英国保持世界霸权的重要保证。光荣革命后，英国就对海外扩张尤其关注，此后近一个世纪中，英国与欧洲各国争夺殖民地，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已建立起以北美殖民地为中心的庞大的“第一帝国”。

第一帝国的指导思想是重商主义，第一帝国是一个商业帝国。英国很早就执行晚期重商主义，强调发展手工业，强调以生产为基础的商业扩张。托马斯·孟对帝国在商业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它把殖民地看作是对外贸易的基本环节。1630年，他写成《英国得自海外贸易的财富》一书，系统地提出了贸易差额论的新主张。他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刻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强调要从全局的角度追求总体贸易顺差，为此应重视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贸易，认为这是英国致富的源泉。第一帝国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在第一帝国，英国是生产国，殖民地提供原料、接受产品，通过这样双向的贸易，英国大发其财。

为争夺殖民地，英国投入世界范围内的争霸战争。18世纪，英国共参与七场争夺战，它们是1689-1697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702-1711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9年爆发的“詹金斯耳朵之战”，和后来随之跟上的更大规模的欧洲冲突即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66-1763年的“七年战争”；1776-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1792-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其中“七年战争”是关键的一战，它奠定了英国殖民霸权的地位。

“七年战争”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争夺海外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实行垄断。战争的结果对英法双方来说都极为重要，谁能获胜，谁就控制殖民霸权。英法争夺主要在北美、印度和海上进行，战争开始后，英国的军事优势，包括海上优势很快就显露出来。在北美、加勒比地区及印度的陆战中，英国军队取得辉煌的胜利；而海战方面，英军先后击败法国地中海舰队与大西洋舰队，法国的海上力量基本上被消灭。176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坐到了谈判桌前，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

根据和约，英国在美洲得到加拿大、新斯科舍、布雷顿角及附近岛屿，还得到了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权利，这对于同印第安人开展贸易十分重要。这样，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势力几乎被根除，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帝国基本形成。在印度，尽管英法双方互相交换了各自占领的领土，但英国在印度的优势已经很清楚。在加勒比地区，英国归还了战争中征服的一些岛屿，但得到了圣文森特、多巴哥、多米尼加、格林纳达等岛屿。此外，英国还得到了非洲的塞内加尔，收回了欧洲的梅诺卡；哈瓦那与马尼拉则归还给西班牙。这样，随着法国的溃败，英国的殖民霸权与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英帝国已经形成。

殖民地对英国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18世纪，以英国为核心、辐射到各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圈出现了。在这个贸易圈内，“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提供工业品或生产制成品，美洲殖民地提供烟草、鱼类及海防仓库，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蔗糖及其他热带农副产品，印度则提供香料。”据材料显示，1720-1763年间，英国的商品出口总额从800万英镑增长到1500万英镑，英国的货船吨位数也从45万吨增长到65万吨，相当于欧洲货船总吨位数的1/3左右。在英国的对外出口中，绝大多数是制造业产品，主要包括毛纺织品、亚麻织品、丝绸织品、棉纺织品、金属织品等，英国的贸易对象，也从欧洲转向了殖民地，尤其是美洲殖民地。光荣革命前，英国总出口商品中欧洲所占比例高达90%以上，美洲所占比例不到10%；到美国革命前，欧洲所占比例就下降到50%，美洲所占比例达到了37.3%；18世纪末的英国对外贸易中欧洲所占比例下降到30%，美洲所占比例则进一步增长到57.4%。

但英国的殖民事业在美国革命中受到沉重打击，第一帝国解体了。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不和早已有之，英国未能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七年战争”后北美殖民地提出“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要求进行改革。英国政府不愿意做出让步，导致局势不断恶化。英国的强硬态度终于使战争在1775年爆发，经过6年的战争，1781年10月，英军向北美大陆军投降。两年后，英国终于痛苦地做出让步，承认了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建于北美的殖民基业几乎毁于一旦，法国与西班牙多少恢复了它们的势力。

北美独立也极大地冲击了重商主义体系，商业垄断已经很难推行了。恰在此时，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优势迅速确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改弦易辙，放弃重商主义，而向经济自由主义方向发展，帝国也从重商帝国向自由帝国变化。正是在自由帝国的旗帜下，一个前所未有的“日不落帝国”走上世界舞台。英国在反法战争（拿破仑战争）中再次击败对手法国，滑铁卢战役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走向了它力量的顶峰。

英国组织反法战争，一方面是出于对革命的厌恶、反对法国革命；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英国一贯坚持的欧洲均势，不让任何国家取得对英国的挑战权；第三方面，争夺世界商业和殖民霸权也是重要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看到：当反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的军队进行厮杀时，英法之间对殖民地的争夺也异常激烈，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个世纪的世界霸主。

这场战争有多次重要的海战，其中一次是1798年在埃及亚勃基尔湾举行的海战，结果法国舰队战败，法国争夺东方殖民地的企图就此终止。另一次是1805年的特拉法加大海战，这是英国与法、西两国海军的总决战。这场战役决定了英吉利民族和英帝国的命运，正如英军统帅纳尔逊所言：“情况很明朗，只有打败拿破仑，英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必须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主人。”海战进行得十分惨烈，纳尔逊也受重伤阵亡，但坚实的经济后盾以及强大的海军实力终于确保了英国的胜利，通过这场战役，再也没有国家可以在海上与英国较量了，英国取得了绝对制海权。由此，“日不落帝国”的基础已经奠定，英国在反法战争中完成了帝国重建的任务。

反法战争开始时英国的殖民地只有26个，而战争结束后达到了43个。英属殖民地的分布范围大致为：北美的加拿大、西印度群岛，澳洲大陆及附属岛屿，东方的印度以及一些据点或岛屿，如开普、锡兰、马耳他等。占领这些殖民地，基本上是为了拓展对外贸易，它们有的是原料产地或产品销售市场，有的能确保海外贸易航线的通畅。“贸易优先”的原则在新帝国的形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由于英国一个国家控制了海洋，因此它不必再坚持重商主义的贸易垄断政策，相反，它开始向“自由贸易”方向、向“自由帝国”的方向发展。

“自由帝国”的思想早就被提出来了，亚当·斯密认为：母国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不仅对殖民地不利，对母国也不利。他主张开放殖民地的对外贸易，最终实现贸易自由。他说：“要把英国从这种危险中拯救出来……唯一的政策，似乎就是适度地、逐渐地放松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很大自由为止。”继斯密之后，李嘉图也推崇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应该使进出口尽可能处于自由状态。他说：如果“可以自由出口或进口而不加限制，那么国家……所享受到的将是举世无双和简直难以想象的繁荣和幸福”。“自由贸易”理论动摇了重商主义的根基，培育了英国人的新帝国观：殖民地的作用，已不再是土地本身，而在于它对世界贸易的意义；因此在帝国重建过程中英国占领的地方要么是能确保帝国贸易线路通畅的战略要地，要么是非常重要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地。“贸易优先于统治”的口号成为新帝国的原则，“无形帝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无形帝国”不把土地作为主要目标，而是依靠海上霸权，进行全球性的世界贸易。一些国家如果接受英国的“贸易”，那么英国就不使用武力，也不谋求政治控制权；这些国家如果不肯就范，英国就要炫耀武力，动用军舰实行“炮舰政策”，将其打败，迫使它接受英国的“贸易”。当时英国在东亚和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采取这种政策，它没有用独霸世界的武力去占领大片土地。

在这个帝国中，印度是“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整个帝国以印度作为中心，正如20世纪初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直言：“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第一；如果我们失去印度，我们将降成三流国家。”印度对英帝国的价值，一是商业与贸易上的重要性，印度是英国海外财富的最大源泉，仅1757-1815年间东印度公司就从印度攫取财富达10亿英镑；19世纪中叶以后列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变得激烈，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印度对英国的意义就更不言而喻。二是印度的军事意义不容忽视，英国人在印度训练出一支数十万人的土兵，这支军队不仅用来驯服印度的土邦王公，而且也用来征服邻近国家。正如罗纳德·海姆所说：“从军事角度，正是这支英印军队，才使不列颠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印度在被征服过程中变为英国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在殖民当局政策引导下，印度农民被迫种植英国所需的工业原料，如棉花、蔗糖、靛青、鸦片等，另一方面其众多人口又是英国产品的倾销对象。

在“自由贸易”的原则基础上英国构建了一个“自由帝国”。自由贸易瓦解了殖民地的民族经济，将这些地区强行拉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英国由此大获其益，更加强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但维持这样一个“自由帝国”从根本上说还在于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没有国家能够与英国相抗衡，这才使其他列强不敢轻举妄动。英国在自由主义旗帜下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本身就是强大的表现。

然而时代终究是要变的，殖民地也开始出现变化。首先是白人殖民地发出了争取权利的呼声，这导致白人殖民地自治政府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也出现一些热衷于殖民地改革的理论家，他们对白人殖民地的要求表示理解，他们相信只有让殖民地实现自治，才能不再出现像美国革命那样的分离事件，同时，又能减轻母国的财政负担。在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包括“自由帝国”的理念）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种观点。从19世纪中叶开始，白人殖民地向自治殖民地发展。

自治的尝试首先从加拿大开始。1837年加拿大发生起义，英国当局为避免出现第二个美国，于1839年发表《达勒姆报告》，允许加拿大建立责任政府。至1855年，英属加拿大全境都建立了责任制政府，这标志着英国政策、以及英国与殖民地关系的重大变化。加拿大又为澳大利亚提供了范例，1842年，英国议会准许新南威尔士通过选举建立自治政府，一种全新的以地方自治为特征的责任制政府建立起来。新南威尔士的成功激励了其他地区，在1853-1856年间，责任制政府先后在维多利亚、范迪门、南澳大利亚等地建立起来。此后，在新西兰、南非等白人殖民地，英国也先后建立自治政府，并获得了成功。自治殖民地的建立维护了帝国的纽带，它在短时期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向心力和团结，使空前绝后的“日不落帝国”显得更加有力。但实际上这里面也隐藏着后来帝国分裂的种子，一个个新的国家就在帝国自治的壳子里开始孕育了。

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格局也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快速发展，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开始丧失，它对世界海洋的控制权也日益受到挑战。列强重新争夺殖民地，英国的“无形帝国”已不能再维持。这样，保守党的迪斯雷利政府改变了“自由主义”政策，从“无形帝国”向“有形帝国”过渡。1874年迪斯雷利政府上台伊始就兼并了太平洋岛国斐济，这是英帝国政策转变的标志。紧接着，1875年英国通过购买苏伊士运河股权的方法控制了埃及，1882年又以武力占领埃及，将埃及置于英国的控制下；一战后埃及成为英国的保护地。1883年英国派兵入侵苏丹，最后也将苏丹收入囊中。19世纪最后30年，争夺土地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最显著特征，在争夺中英国不仅得到上述北非的埃及和苏丹，还得到西非的尼日利亚和南非的贝专纳（博茨瓦纳），东非的桑给巴尔岛、乌干达和肯尼亚，中非的南、北罗得西亚，亚洲的缅甸、俾路支、塞浦路斯等等，并将对香港的占领扩大到九龙和新界。1887年，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之际，英国召开第一次殖民地会议，殖民地政府首脑大多都出席了会议，表示对英国的忠诚。十年后借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之际又召开第二次殖民地会议，各殖民地代表再次齐集伦敦。英帝国这时似乎达到了极盛，它的殖民地面积达到930万平方公里，人口3亿多。1914年，英帝国总面积更达到3380万平方公里，人口4.4亿，相当于陆地面积的1/4，当时人口的1/4，其面积比英国本土大150多倍！一战结束时，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世界上到处可以看到英国的米字旗，一个“日不落帝国”好像要永世长存了，但恰恰是这个帝国，使英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英国的强盛与英帝国的强大联系在一起的，但英帝国对英国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广大的殖民地是英国原材料供应地和巨大的商品销售和资金投资市场，英国享受着作为帝国之首的荣耀；另一方面，英国在控制和经营殖民地事务中也必须付出，承担保护和发展殖民地的责任。英国的殖民地版图越大，英国所承担的任务也就越多。实际上，在“英国从殖民地究竟是得到多还是付出多”的问题上，英国内部一直争论不休。1899-1902年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让英国人深刻地体会到殖民地作为负担的另一面。

布尔人是荷兰殖民者的后代，它们长期在南非居住，占据南非殖民地。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控制好望角殖民地，逐步向外围扩张；布尔人则北迁，建立了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两个独立国家。19世纪80年代，一个在南非靠挖钻石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塞西尔·罗得斯成立“英国南非公司”，他一心要实现宏大的“双开”计划，即为英国争夺在非洲最大的殖民地盘，把英国控制区从开罗一直连接到开普敦。这个计划意味着吞并两个布尔人国家，于是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冲突，战争在1899年爆发。

战争初期英国思想准备不足，认为最多造成几百人伤亡，在3-4个月内可以结束。布尔人却为保卫家园而拼死奋战，投入全部兵力，他们利用熟知地形的优势，在1899年12月9-15日，连续三次大败英军，歼灭英军2500人，这个星期成为英军“不祥的一周”。消息传回英国，引起英国朝野震动，已经80岁高龄的维多利亚女王明确表态：英军不能失败。为了扭转败局，英国迅速增派兵员，到1900年初，英国在南非的军队达到15万人，其中包括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殖民地的士兵。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战局开始向有利于英军的方向发展。5月24日，英军吞并奥兰治，9月1日宣布征服德兰士瓦。

但战争并未结束，布尔人利用熟悉的地形，神出鬼没地与英军周旋，全民皆兵，发动了游击战。英军不断增加兵力，使总数达到近45万人，而当时布尔人总人口也只有25万，兵力4万——5万人。持续的战争使英军伤亡惨重，上至新国王爱德华七世，下到英国普通百姓，都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于是，英军运用碉堡战术，采取残酷的三光政策，烧毁房屋，捣毁农田，驱赶牛羊，只要是布尔人，在战争中不分老幼格杀勿论，并将大批布尔人赶进集中营。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人终于败下阵来。1902年5月布尔人认输，他们失去了独立的国家，却赢得了光荣和全世界人民的尊重，英国虽然打赢战争却答应向布尔人赔款，并许诺尽快让他们自治。为了征服一个很小的民族，英国花费3年时间，伤亡近2.2万人，耗资20多亿英镑，还失去大国的道义，受全世界指责。如此高昂的代价震撼了英国，也动摇了英国人对殖民地的信心。

英布战争是英帝国史上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帝国不断上升，在此之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战争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英国的扩张能力不是无限的，殖民地并不是越大越好。但帝国对英国的大国地位又极其重要，于是英国开始把注意力从扩大帝国转到巩固帝国上来。这次战争使英国停止了大规模领地扩张，将巩固殖民地的统治作为维护帝国的中心任务。但巩固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英国的殖民地可以分为三类——自治领、印度和附属帝国。自治领就是白人移民殖民地，它们从19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实行内部自治，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被认为效果很好。在自治领形成的过程中，“帝国联邦”成为英国政府追求的目标，帝国联邦就是把各自治领结合成一个政治实体，英国是联邦之首，实行统一的法律、议会、贸易和对外政策。1897年英国正式提出建立帝国议会的主张，但殖民地对此不热心，希望维持现状。1907年英国正式将“殖民地”改为为“自治领”，据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自治领，加上已有的加拿大，和后来的南非、纽芬兰，这些就是帝国自治领成员。

印度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从狭义来说，印度不是殖民地，而是用武力征服的属地。印度在帝国内占据特殊地位，是“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即使在自由帝国主义最盛行的时候，也没有人主张放弃印度。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标志着英国对印度的全面统治。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英国认为对印度应改用“仁慈专制”的统治方法，1898年寇松担任总督后开始执行这种方法，他一方面发展经济，改革陋习，关心民众疾苦；另一方面又加强统治力度，确保英国对印度的控制，他限制地方自治权，把印度人排除在高级文官之外。“仁慈专制”在一段时期里取得效果，巩固了对印度的统治。

除自治领和印度，其他殖民地都是附属殖民地。附属殖民地又分为直辖殖民地和保护领两类。前者归英国殖民部管辖，后者保留原有管理体系和旧统治者，但依照英国的指令行事。这些殖民地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80%以上分布在非洲、亚洲。它们数目众多但规模不大，本身情况又千差万别。在英国统治下，新的因素渗透到原有传统社会之中，使其发生变化，而在原本分散落后的地区，也开始孕育新的国家。

实事求是地说，殖民地在完全成熟之前，还是愿意保留在英帝国之内的，宗主国和殖民地在英帝国体系中都可以得到好处，并不完全是一方得益，另一方受害。但宗主国与殖民地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又各有利益所在，所以时间长了矛盾就积累，遥远的时空距离加大了分歧，离心的过程慢慢酝酿。事实上，自治领形成的过程也就是离心的过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殖民地快速发展，他们为自身利益考虑也就更加明显。在海外出生长大的移民后代与英国的关系已不像其祖辈那么亲密，一旦自治领感到可以很好地管理自己，一种新的认同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民族”开始形成。有了新的认同，脱离母国并建立独立国家就是迟早的事，这就像儿女们长大后自立成家一样。如果不是实施自治，离心的速度就会更快，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中发生的那样。但自治与独立也仅是一步之遥，自治领实际上是未来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不仅白人移民殖民地是这样，其他殖民地也是这样，只是过程各有特点而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殖民地离心的倾向已相当明显，但长期建立的母国与殖民地关系不是一两天内中断的，尤其是英国的殖民政策中有不少“开明”的表现，使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效忠能长期维持。在英布战争中3万殖民地军队与英军并肩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殖民地派出了250万之多官兵，并提供大量物质援助。这些让英国人感到长期的努力有了回报，由战争激发起来的帝国自豪感达到高潮。战后，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转交英国“托管”，英国一直期待的“双开”计划终于实现，英帝国似乎比以前更强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一次大战实际上成为殖民地对英国离心的催化剂。自治领在大战中的表现，充分证明它们已经具备独立国家的资格和能力，战后自治领基本上已经可以与母国平起平坐了，离心性加强，最终导致自治领独立。其他殖民地也爆发民族主义浪潮，爱尔兰要求独立，印度也向自治方面迈步。战后不久，印度在圣雄甘地领导下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向独立方向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全面瓦解的进程开始了。

1931年，英国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在法律上承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和纽芬兰的独立地位。法案规定：未经自治领议会同意，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将不再适用于任何自治领，自治领拥有制定完整的法律的权力。该法案标志着英联邦的正式形成，而自治领也获得了与英国平等的地位。1935年英国议会颁布《印度政府法》，印度人获得了管理内部事务和地方事务的权力。面对其他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英国也做出了退让，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埃及在1936年初步获得独立，虽然英国仍保留了很大的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帝国的影响更大！大战爆发后英国得到多数白人自治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支持。战争中帝国各地派出500万军队参战，其中印度200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派50万，新西兰人口只有160万，也派出军队20万。非洲殖民地也有大批人被征派到战场，并为盟军提供大量军备物资。战争期间，英国欠下印度、加拿大、埃及等国短期债务140多亿美元。战争中自治领对自己的军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其地位与英国已非常接近。1944年召开的英联邦领导人会议不再称“帝国会议”，而改称“英联邦总理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已是地位平等的成员之间的一次非正式会晤。

战争表明，英国根本无力保护殖民地，其声望受到严重损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马来亚等英国殖民地很快被占领，而在新加坡，日本只用了10天时间就迫使英军投降，还击沉英国皇家海军的著名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击敌号”。此后日军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形成直接的威胁，澳大利亚人惊讶地发现：依赖英国保护的日子结束了！于是，澳大利亚决定将澳军在中东的3个师全部撤回，并拒绝将其中两个师派往缅甸战区。这种不服从英国指挥的事件，在英帝国史上还是第一次。新西兰也遇到同样的威胁，而这一次是美国扮演了保护者的角色。面对新西兰本土可能遭到的袭击，新西兰政府也准备撤回军队，只是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一再劝说下才没有采取行动。加拿大是盟国重要成员，它的军力和工业生产力仅次于美、苏、英。在大战中，加拿大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二战后加拿大完全摆脱了英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北美国家。总之，经过二战的洗礼，英联邦成员与英国已发展出一种伙伴关系，自治领向成熟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已经完成。

印度在战争中民族情绪持续高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多次发生。英国为维持印度参战答应它在战后实行独立，因此印度的独立已指日可待。在非洲，战时非洲士兵与英国人士兵并肩作战，他们发现子弹打在白人身上和打在黑人身上是一样的，白人跟黑人一样也是人。战争对非洲人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而白种人对非洲的统治，实际上造就了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的产生。这样一种巩固帝国与离心分治的二律背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英国的亚非殖民地已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结果造成战后民族主义运动的波涛兴起。

对自治领取得完全的国家地位，英国早已有思想准备，因此在接受澳、新、加等国的新关系方面，并没有太大困难。但印度也要实行独立，这对英国来说多少有点为难。两百年中英国试图用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改造印度，实现英国在印度的永久统治，印度给英国巨大的利益，但英国也缔造了一个新印度；新的印度国家迟早是要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这个机遇。由于宗教冲突，英属印度分裂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1947年两个国家分别独立。不久后，印度旁边的缅甸、锡兰（斯里兰卡）也跟着独立了。

马来亚战略位置重要，又是橡胶和锡的主要产地，二战后英国不惜动用武力企图阻止它的独立，结果引发了七年的战争（1948-1955）。但最终马来亚还是独立了，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告成立。在英属圭亚那英国也动用了武力，但在1966年退出圭亚那。

黑非洲是最后落入英国之手的殖民地，英国人也最不愿意退出。英国人宣称黑非洲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还需要宗主国进行管理。但加纳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争取独立的解放运动，终于在1957年脱离了英国统治。加纳的榜样鼓舞了其他非洲殖民地，在西非，其他三个殖民地尼日利亚、塞拉里昂和冈比亚都在60年代初成为独立国家。在东非，非洲人发动了“茅茅运动”等一系列斗争，导致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在60年代初分别独立。在中非，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分别于1964年独立，尼亚萨兰定国号为马拉维，北罗得西亚改称赞比亚。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于1966年独立，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于1966年和1968年脱离英国的统治。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问题最大：南非在1910年成为帝国自治领；1961年南非独立，但实行种族隔离，被排除在英联邦之外，一直到1994年才实现了多种族的统治而重新加入英联邦。南罗得西亚的白人在1965年单方面宣布“独立”，15年后白人才交出政权，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正式成立。

1960年8月，塞浦路斯宣布独立；1964年9月，马耳他宣布独立；英国在地中海的殖民统治就此告终了，但英国在该岛的军事基地一直保留到1979年3月31日。英国在印度洋上的三个小岛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也在60-70年代宣布独立了，而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上的小岛也都在70-80年代成为独立国家。1997年香港脱离英国统治回归中国；这以后英国殖民地只剩下一些无关痛痒的岛屿了。往昔大英帝国的辉煌一去不再复返，英国打赢了两场世界大战，却失去了一个帝国。而英国一旦失去帝国，它独领风骚的“大国”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20世纪英国的经济实力也一路下降，这使它丢掉了独领世界的经济基础。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发展势头开始减慢，1870-1913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1%，低于美国的4.3%、德国的2.9%，但高于法国的1.6%和意大利的1.4%。从绝对数字看，当时英国在许多方面还是位居第一，英国的工业出口依然保持世界霸主地位，1913年，英国在全世界工业品出口份额中占32%，而同期美国是14%，德国是20%，日本是3%，它们与英国的差距还很大。英国仍是海上霸主，英国造船业在1914年之前依然高居世界榜首，其吨位是美、德、日三国总和的2.4倍。而且，载货运入联合王国的船只绝大多数也是英国制造，外国船只在1877年只占1/3,1887年还下降到1/4.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在英吉利海峡上川流不息，呈现出一副壮丽堂皇的海权景象。

但一战后英国的总体实力上已让位于美国。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战争让英国从顶峰上跌落下来的，其实不然。英国在它最强盛的时候就已经隐含着严重的问题，学术界一般将1870年作为英国经济发展的分界点，在此之前，英国不断发展并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占据着优势地位；在此之后，英国发展速度减慢，开始从绝对领先的地位上衰退下去。

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业能力超过了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跃居第一。德国的增长速度仅次于美国，1870年德国统一后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以最快的速度赶超英国。俄国和日本也取得了明显成就，与英国的距离拉近。法国发展相对缓慢，但法国一心想恢复雄风，也对英国形成巨大的压力。英国同期的发展速度下降很大，1899-1913年，英国的工业出口增长率只有48%，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是100%、121%和151%。1901年，美国和德国的钢产量都超过了英国。1913年与1830相比，英国棉纺织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份额下降了近2/3;1899年，美国在棉花消费方面超过英国。第一次大战前，英国纺织业的主要产地兰开郡已被排挤出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市场。1913年，英国的机器生产量占世界总份额已不到1/8，而美国占到一半以上，德国也占到1/5强。在电气设备、有机化工、内燃机等新工业产品方面，英国更是落在了美国和德国的后面。采煤业的人均生产率也在下降，到1914年，美国的年采煤量超过了英国，德国煤产量也已经逼近英国。

在铁路方面英国也失去了优势，正如经济史学家在1899年写道：英国与其他国家在铁路方面的差距弥合了，“外国调查家不再到英国来了”，“英国铁路方面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学了”，因而转向美国。

1870年，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金本位国家，但是到了19世纪末，很多国家都确定了金本位制。1908年，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不到4000万英镑，同期的奥匈银行有5000万英镑，俄帝国银行有近1亿英镑。伦敦的金融地位受到有力的挑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逐步丧失“世界工厂”的地位。从1880年到1913年，英国在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比重从22.9%减少到13.6%，占世界贸易份额也从23.2%下降到14.1%。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相继超过了英国。

如上所说，英国经济从1870以后就出现了衰落迹象，而且这种相对衰落存在于整体绝对优势之中。实际上，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能保持领先的发展速度，绝对的落后就是迟早的事。那么，英国相对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丧失了科技的优势。麦格劳将工业革命分为三段，毫无疑问，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绝对领先者。同其他依然停留在农业经济的国家来说，英国的变化是无与伦比的。但据1851年的英国人口调查，农业依然是英国最大的行业，从业人口179万人，煤矿业和棉纺织业是当时的主要工业部门，分别有52.7万人和24.6万人；手工业者依然占很大的比例，比如鞋匠就有27.4万人，比棉纺织业的人数还要多。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被许多学者称为古典工业革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指出：英国在1870年以前或许已经一直在快速地工业化，但它仍然是一种农业经济。

第二次工业革命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工业化的进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虽然也有一些发明，如合成染料、贝氏炼钢法、蒸汽涡轮等，但内燃机、柴油机、汽车、发电机和电动机等多是德国人的发明或改造，美国发明了环锭纺纱机、打字机、白炽灯和电话等。事实表明，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已不是英国；即使英国有一些新技术成果，也因思想保守而没有及时加以利用，墙内开花墙外红。例如，英国人在70年代末发明了从廉价的铁矿石中提炼钢的方法，但英国却长期沿用旧的炼钢法，1886年和1893年，英国的钢产量分别被采用新办法的美国和德国超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力、化工、石油、电器、汽车等行业，在这些领域英国都未能跟上。19世纪最后25年里电力和电机产品在一些国家受到重视，但英国有运行良好的蒸汽机，因此英国人问：“煤价很低廉，它对于我的父辈一直很合用，现在我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第二，未进行产业更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四大支柱产业是棉纺、煤炭、钢铁和造船，它们是保住英国经济优势的几个关键部门。但其设备到1870年以后都已经陈旧，英国没有及时进行更新换代。虽然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依靠传统产业的还是能够保持低度发展，但所占市场的份额减少了。对于像英国这样已经形成工业化规模的国家，企业的更新改造比新建企业的难度更大，不仅需要大量资金、先进技术，而且还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下，新的资本开始加速流向新兴工业部门，即电力、化工、石油、汽车等，谁在这些方面占优势，谁就取得了新的领先权。英国在新兴产业上的研发方面大大落后了，新兴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低，其产值到1903年只占工业总产值的6.5%。

英国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即对外依赖程度高。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1865-1914年的英国投资中，英国本土投资只占30%，其他70%资金投在国外，其中，美洲占37%，已经超过了在英国的投资，欧洲占6%，其他国家占2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英国依然是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者，几乎占全世界投资总额的一半，位居第二的美国只占到19%。资本输出的半数投在英国殖民地，这样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并可以远离欧洲大陆，降低投资风险。但这种情况一方面制约了国内的投资和技术革新，第二方面造成国内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英国靠殖民地的无形收入保持着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称号，却掩盖了工业水平已相对落后的事实，抑制了工业发展的激情和活力，而且一旦发生世界大战就可能改变所有这些有利条件，无形收入会急剧减少，这在后来发生的两次大战中得到了印证。

第三，英国企业规模相对小。英国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工业化初期主要依靠个人或合伙人办厂，规模就小。而德国和美国一开始资本就集中，并依赖金融资本。英国虽然也开始发展自己的垄断组织，组织银行投资，但英国银行更愿意将资金投向国外，即使向国内放贷，一般也是向铁路部门，而不是工业生产部门。英国企业规模小，一旦国外大型企业发展起来，必然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德国是最早发展联合企业的国家，认识到联合企业的经济优势，英国建立垄断企业还是向德国取的经。美国的垄断企业兴起于德国之后，但在规模上迅速超过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企业规模在竞争能力方面越来越起作用，这成为英国世界贸易市场竞争的一大障碍。

第四，教育落后带来严重影响。英国虽然有少数世界级的高等学府，但它的全民教育制度远没有其他国家健全，英国在教育方面远落后于邻国。当时德国的大学教育堪称楷模，德国的科学家和学者都出自大学，它的大学首先与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根据地。英国大学与此不同，其目的是培养绅士，而不是科学技术人才。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更愿意在政府工作，而不愿经商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据统计，1902年，德国有4000个化学家，大学毕业的占84%；而英国只有1500个，大学毕业生占34%，其中一半还是在外国上的学。1900年德国6家最大的染料公司中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有350人，化学专家500人，而英国染料工业中雇佣的化学家只有30-40人。

第五，企业家精神丧失。实际上，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往往在取得优势地位后多少会产生一些惰性，这一点在英国表现的更明显。英国存在着轻视工商业、追求安逸、贪图享受、反对变革的贵族文化传统。这种追求田园生活的绅士文化和民族特性，即使在工业革命中也一如既往。而且，英国是一个向贵族看齐的社会，贵族更多的是与土地而不是与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人们认为：一个百万富翁用他的一半资产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即使只获得百分之一先令的收益也是值得的，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绅士”。因此，工业家和商人在发财之后就会以贵族形象来重新塑造自己。企业家以工商业起家发财，却以被取代了的贵族文化的价值观为其归宿，这真是一种讽刺。

第六，自由贸易的负作用。英国已经失去经济领先地位时，自由贸易政策仍在长时期运行，这使英国产品在国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英国对其他国家产品敞开大门，免征关税，而其他国家则对英国产品征收关税，甚至连帝国内部的自治领也是如此。这样，那些后进的国家可以利用低价的产品冲击英国市场，同时拒英国商品于门外，从而保护本国经济。如，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大量美国小麦占领英国市场，造成英国国内农产品价格一降再降，大批农民停止耕种，农田荒芜，1872-1895年英国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近3/5.

我们知道，英国作为一个小国能成为世界最强国，关键在于它的创新能力，它在很长的时期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制度，其覆盖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正因为这些创新，英国能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在一个多世纪里成为世界最强国。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落伍了，它未能跟上发展的趋势，相反安然自得、墨守陈规，失去了继续领先的机会。将英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英国丢失了引导世界潮流的能力，它一旦松懈，就不进则退。换句话说，处在世界最前列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它的创造力，否则便是衰落的开始。

一战前的英国经济开始出现相对衰落的迹象，但这种迹象还不十分明显。一战加速了这个趋势，战争中，英帝国投入兵力950万，其中600万出自英国本土。在战争中英军伤亡约80万，军费开支近100亿英镑。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财政赤字剧增，政府只能依靠增发国债和纸币来填补亏空，并停止黄金兑现。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损失了1/4，这些投资总额在战前达到40亿英镑，占国际投资总额的41%。英国还不得不向美国借债，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英镑地位发生动摇，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战争中，英国被迫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转而实行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此外，英国损失船只900万吨位，海军力量遭到重创，商船能力也下降1/3，战后，英国丧失了海上的霸主地位。因为战争，金本位被中止，平衡财政被破坏，自由贸易政策受到侵蚀，而这些就是战前英国经济的三大支柱。

战后出现经济繁荣，但只维持了一年时间。此时世界经济已经处于转型时期，在经济上是向后看还是向前看，将决定英国下一步的经济走势。英国是抱住过去的法宝消极应付，还是积极改革，将决定英国未来的命运。不幸的是，英国的主流思想是重新回到过去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中去，这就是金本位、平衡财政和自由贸易。这一选择是致命的。为了保住这个被凯恩斯称为是“过了时”的金本位制，英国采取高利率、平衡预算等非扩张性政策，其结果造成了国内需求和投资的减少，降低了企业的活力，导致失业大增。过去，英国凭借着绝对领先的四大支柱行业，只要用少量的钢材、棉布等产品就可以换来大量的小麦和木材。事过境迁，在英国生产能力已经失去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坚持以高出英镑实际价值的比价确定英镑的外汇比价，英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骤然下降。经济上的固步自封使英国成为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国中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危机期间英国投资锐减，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攀升。不仅有形贸易出口收入下降了1/3，过去抵冲贸易赤字的无形贸易收入也急剧减少。由于受到国际金融风波的影响，出现外国人纷纷到伦敦银行挤兑黄金的现象，到1931年，英国的黄金储备告罄。由于英国依然坚持过去的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收入和海运收入也大幅度减少，英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大，预算平衡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迫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也放弃金本位制，转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打击更大。在战争开始仅仅16个月后，英国就几乎耗尽了所有可以动用的资产，如果不是靠美国的“租借法案”，英国已无法支付战争费用。战争中，英军死亡人数接近30万，约50%的英国商船被摧毁，英国出售了45亿海外资产，丧失了许多海外市场。英国还将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牙买加等殖民地的军事基地租给美国，以换得美国的援助。到战争结束，英国的黄金、美元储备和海外资产已经接近为零，并欠下巨额外债，仅欠美国的账款就达210多亿美元。英国多年积攒起来的丰厚家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耗费殆尽，英国实际上破产了。

1942年12月，英国发布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它建议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保障体系，政府采取措施消灭贫困、疾病、无知和懒惰，让每一个英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能享受到有效的社会保障。报告为战后英国勾画了蓝图，深深打动了英国人的心。但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就必须建立新的思想基础。此前，英国已出现国家干预的理论，1936年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就为国家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凯恩斯提出运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国家的作用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占居中心地位，它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在理论上的结束。

1945年7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在选举中获胜。丘吉尔作为领导英国走向战争胜利的国家英雄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黯然下台，这个事实本身就反映了英国人心的变化。战后，英国走上了国家干预的路。这一变化意味着英国背离一百多年来维持大国地位的金科玉律，即“自由放任”，说明英国已失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感召力。国家干预思想在本质上是与自由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的，但不走干预之路，对英国来说似乎又没有其他路可走。

工党推出两项基本措施，一是福利国家，二是公有化。福利国家包括两个方面，即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障。从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开始，工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将全体人民置于全面的国家保护之下，解除了失业、疾病、贫困对人们的威胁。国有化是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更突出的表现，从1946年开始，两年内完成了对煤矿、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煤气、电力等部门的国有化，开始体现其党纲中的“社会主义”成分。1948年7月5日，英国政府宣布英国已经是福利国家。

但社会的进步却未能阻挡英国的颓势，相反，在世界横向比较中，英国的败落越来越明显了。国有化和福利制度都相继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积聚使英国在20世纪下半叶更加江河日下。到70年代，英国出现了著名的“英国病”，英国也变成“欧洲病夫”。

国有化首先出问题。效益是企业的生命线，恰恰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有严重的缺陷。企业负责人对经济效益漠不关心，职工也缺乏工作的动力，结果是企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无劳动积极性，多数亏本运行，造成国家的负担。国企问题引发社会的长期争论，始终难以解决。

福利制度造成更大的问题。福利政策是由国家执行的，而福利开支的来源则是人民，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的钱由税收提供，福利支出越大，国家负担就越重，民间税务也就越重。税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增加工资的要求不断提出，劳资冲突也不时爆发。这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政府似乎坐在一个跷跷板上：这头压下去了，另一头就翘起来。问题的根子是公共开支巨大：1959-1964年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中除防务开支外，福利开支是最大的一个项目；1965-1966年福利开支是65亿英镑，20年后则接近了920亿英镑。如果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好，增长率大大超出福利开支的增长，那么矛盾还不会太突出；可是英国问题已经非常大了：1951-1973年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8%，是同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率最低的；1973-1979年这个平均数降至1.3%，有些年份还是负增长。面对不断攀升的福利开支，再加上不断上升的工资增长，英国出现了奇怪的经济现象，即“滞胀”：一方面是发展停滞，另一方面是物价飞涨，失业人数超过百万，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这些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更是一筹莫展，相反，它似乎在助长这种现象。英国于是患“英国病”了，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病夫。曾几何时，整个世界都把英国看作是模仿的榜样、未来的目标，当年对英国趋之若鹜；而现在世界关注英国，是关注如何能规避英国的覆辙，不患“英国病”！世道真的变了，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为了医治“英国病”，英国人再次改弦易辙，从7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用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公共经济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若过大，政府支出大于收入，就会形成财政赤字，由此导致货币流通量激增而引发通货膨胀。通胀只会刺激物价上涨，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不能刺激消费，不能促进生产发展。因此应该通过提高经济活力扩大就业空间，为此就要运用国家的货币政策减少赤字，保持财政预算的基本平衡，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效规划货币供应量，从而保证经济的增长。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运用货币主义理论对英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她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将国有产业重新实行私有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并且打击工会力量，压制工资增长。她的强硬手段在一段时间中确实起了效果，“英国病”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英国经济开始回升。但英国的总体经济地位并没有提升，它仍然只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英国两次改弦易辙，第一次用凯恩斯主义取代自由放任，虽然背弃了英国传统的金科玉律，但凯恩斯主义毕竟还是英国人自己的创造，而且凯恩斯主义曾经被世界其他国家广泛使用，可看作是英国对世界的又一个贡献。但货币主义却不是英国人创造的，而是美国人的发明。英国在经济上的凋落竟至思想上也枯竭了，也就是说，英国成为“欧洲病夫”后已经无法自愈，为治病它的药必须从“国外进口”。英国已经失去思想的创造力了，而正是这种创造力，曾使英国登上世界发达的顶峰！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回归欧洲，这在过去几百年中它是不屑去做的。英国被迫退回欧洲。但它并没有果断地做出这个选择，相反，它的帝国情节——它的帝国包袱阻碍了它在最有利的时机抓住机会。它再次错过机遇，导致它今天在欧洲的尴尬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人指出了“欧洲联邦”的理想。1948年4月16日，西欧各国在巴黎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对有关欧洲统一的问题开始进行研究。1951年4月，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组成“欧洲煤钢联盟”，揭开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序幕。1957年3月，上述六国在罗马签订《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这就是“欧共体”。

但英国对欧共体持反对态度。英国在战后执行“三环外交”，“三环外交”的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这是英国世界政策的基点；英国还将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外交的重点，而欧洲政策则处在三环中最后一个位置上。为什么这样处理？英国一向认为它国力的基础是帝国，而当时它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胜，英帝国似乎是如日中天，它没有想到帝国实际上已经是落日黄昏。它仍然认为战后的世界仍旧是大英帝国的，它要靠帝国维护它的世界地位；而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就能加强这一点。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非常没有远见，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只有进入欧洲，英国才能尽量地保住自己的地位。当时欧洲战事方尽，重建欧洲是当务之急，欧洲已经认识到：几百年的欧洲战争史给欧洲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只有联合，才有出路。欧洲希望英国在联合中起领导作用，因为英国是欧洲唯一真正的战胜国（法国不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但英国把这个可以使它再次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大好机会白白地方错过了，它的帝国包袱让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英帝国已经来日不长，英国错过这个机会，结果是既没有保住帝国，又放弃了欧洲领导权。英国没有参加六国组成的欧共体，相反于1960年1月与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等国签订《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条约》，即“七国集团”。

七国集团只是一个工业品关税贸易组合，六国集团的综合实力远强于它，英国从七国贸易中得到的好处不能弥补它面对六国贸易受到的损失。而且后来美国又支持欧共体，因为欧洲一体化能够加强对抗苏联的能力，减轻美国在欧洲的防务压力，这是英国没有想到的。等到英国在帝国瓦解和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下终于醒悟过来一心想加入欧共体时，欧方提出的条件就高得可怕了！欧方提出：英国要废除与英联邦国家做出的贸易优惠安排，放弃在欧共体内对农产品销售提出特别要求，并停止对七国集团承担的义务。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更是反对英国加入，1962年底欧共体拒绝了英国的第一次申请，英国在欧洲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1967年12月英国第二次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未经谈判就被拒绝，戴高乐再一次投出反对票。戴高乐下台后，1970年6月，英国与欧共体恢复谈判，1972年1月英国终于如愿以偿签订协议，1973年1与1日英国加入欧共体，但代价极高，它接受了欧方几乎一切条件。一个帝国消失了，英国重新回到欧洲。

英国曾经是风光无限的世界霸主和最大的帝国，英国为现代文明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做出的贡献更大，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英国的世界作用，只是这些作用已今非昔比。也许，英国从过去的光环中摆脱出来的确非常困难，正因为如此，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整个20世纪，英国都在全球主义和岛国主义、大西洋和欧洲、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世界性与国家性之间寻找平衡点，试图找到它自己的位置。英国就是在这个不断寻找的过程中走向衰落了——从世界走回欧洲。两次大战中，它先丢掉世界的领导权，接着又失去重新领导欧洲的机会；在100多年时间里，英国曾经有过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都一一失去。现在英国只是一个欧洲国家，不再是帝国，虽说它仍有相当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常常只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回顾历史，英国是在500年前开始走出欧洲的；现在，它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大约500年前，亨利八世说：“英国是一个帝国”；现在它不再是帝国了，它回到了欧洲，但它留下的历史遗产却是长存的。

英国的兴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国的振兴和强大靠的是制度性创新，英国从500年前开始崛起，就是因为它在许多关键时刻站在历史的前沿，创造了历史的未来。它的民族国家，它的重商主义，它的政治变革，它的议会制度，它的工业革命，它的科学进步，等等，等等，都是在那些时代领先于全球的，因此一个小小的国家领先了世界，引领了世界潮流。这是英国强盛的秘诀。但它后来失去了这种不断创新的能力，它就一步步地衰落下来。当然，如果我们以始终创新的要求来要求英国，那也未免太勉为其难了。作为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诸多方面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国家的英国，能够在近代历史的跑道上领跑一百多年，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从英国的兴衰中我们应看到的是其背后隐藏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探讨英国兴衰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