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从实质上讲，希腊的文化史开始与希腊的历史同步发展。在这以前，希腊人只不过被当作是他的城邦的一个活的分子，他的所有创造力、行为和道德都是围绕着城邦这个中心而展开的。然而，发展中的民主制度的阴暗面，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人所带来的破坏，都起到了放松道德束缚的作用，甚至对斯巴达也是如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放松了城邦对那些最有能力的人的束缚。一些人只是想统治国家，利用希腊的环境，并没有想把他们自己紧紧地束缚在什么信条上面。其他人则活在对知识的热忱中，而这些知识不再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大多数人只是去追求享乐，很多人就像做买卖那样地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可以付出足够钱财的有权有势的人。
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特征。然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这个民族仍然拥有巨大的个人力量和一个伟大的未来；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它将为整个近东地区的发展提供催化剂，为罗马人提供知识训练的来源。希腊化（Hellenism）的含义就是整个世界都利用希腊的文化，并向它索取；它成为贯穿于古代、罗马世界和中世纪的精神连续性的纽带。
我们应该抛弃掉这种习惯，就是总是希望历史应该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只是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想一些愚蠢的事情。然而，至少对希腊化时代来讲就是这样。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并不仅仅出于历史学家离奇的好奇心——即希望不是马其顿人入主希腊，没有打败波斯帝国，处于分裂和虚弱状态下的希腊应该被来自于亚洲或西徐亚所在的北方地区的某个野蛮的、强劲的力量蹂躏。发生这种情况最可能的后果就是罗马人被剥夺了希腊文化的继承权，而这是不能想像的；因为只有罗马人热爱希腊的种子存活了下来，并承担起了保存整个古代世界的文化的责任。经过希腊化的罗马是基督教得以传播的不可或缺的基础，除了其所扮演的宗教角色外，基督教注定要成为连接古代世界和它的日耳曼征服者的惟一的桥梁。在整个这一条因果的链条上，希腊化时代是最重要的接合点。
随着大希腊的衰落，地理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早在公元前420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曾经英勇地为其自由而战的库麦（Cumae）被坎帕尼亚人（Campanians）占领，他们杀死或卖掉了那里的居民，从那以后，那布勒斯成为这个地区最后一座希腊城市。刚一进入公元前4世纪，卢卡尼亚人就发起了对塔林顿湾附近城市的新一轮进攻，它们结成一个防御性的联盟（公元前393年），以抗击蛮族以及他们的盟邦老狄俄倪索斯，但在公元前390年的在劳斯（Laos）的苏瑞人（Thurians）灾难性的失败之后，它们几乎倒向了这两个敌人。紧接着就是萨莫奈人（Samnites）和布鲁提人（Bruttians）的入侵，据塞拉克斯（Scylax）的旅行记（约公元前356年）中的描述，那时他们已经征服了很多希腊城市，控制了从提里恩尼亚海到爱奥尼亚海的广大地区。在这个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塔林顿得益于在其公民中拥有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将领阿齐塔斯（Archytas）这样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位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和音乐学家），所以一直孤立地保持着与迈萨皮亚人（Messapians）长期对抗的状态。除了其雇佣兵之外，塔林顿据说能够从它的公民中召集起两万步兵和两千骑兵；然而，其人口已经大部分意大利化了，他们与半岛之间的亲和力一定已经超过了与他们希腊老家之间的联系。但是，当卢卡尼亚人纠集他们的全部力量进攻塔林顿、墨塔旁吐姆和赫拉克利亚的时候，这些城市开始定期地邀请外国的王公作为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第一个是斯巴达的阿齐达姆斯（Archidamus）三世，据说他是在希腊人在喀罗尼亚被打败的同一天死掉的；接着是厄皮洛斯的亚历山大，奥林匹亚斯（Olympias）的兄弟，他非常喜欢说，命运赋予他的侄子以战胜女人的能力，但他自己却在吃力地与男人作战。在辉煌的胜利之后，他与塔林顿人发生了争吵，在公元前332年，就在潘多西亚（Pandosia）战役给他带来幸运的转机之后被杀死了。最后，在公元前330年，无情的斯巴达人克里奥尼姆斯（Cleonymus）被邀请来帮助卢卡尼亚人和罗马人；正是这同一个人在愤怒和复仇心的驱动之下后来使皮洛士向阿尔果斯宣战。在最初的胜利之后，克里奥尼姆斯被证明也是靠不住的，他与卢卡尼亚人和其他人一道劫掠了希腊的墨塔旁吐姆和其他的一些地方。
除了对南部意大利的希腊人的这些打击之外，较大的希腊城市——苏瑞，墨塔旁吐姆，赫拉克利亚，雷吉翁（Rhegion），还有我们刚提到的那布勒斯——仍然存在，尽管受到了削弱并失去了独立。甚至在平原地带，在一些小的城市中，希腊人还在苟延残喘，其中，西米（Cyme）、波塞冬尼亚（Poseidonia）（帕斯图姆［Paestum］）、劳斯和希波尼乌姆（Hipponium）即使在萨莫奈人的统治下依然继续保持希腊城市的本色，塞拉克斯的描述和当时使用的货币都证明了这一点。［1］然而，很多城市还是被毁坏了，或者完全被外国人占据，但在那里仍然有一小撮希腊人生存下来，他们的土地被洗劫一空，不得不挤在他们城墙中的一个狭小的地方。例如，从音乐历史学家阿里斯托色努斯（Aristoxenus）的一篇美文来判断，波塞冬尼亚（帕斯图姆）的居民一定认为他们的命运与落入野蛮人手里没什么不同。［2］萨宾语（Sabellic）和希腊语现在也广泛地同时使用。与此同时，希腊精神的独特品质也保证了希腊的语言和文化能够继续以强有力的势头传播开来，即使是在南部意大利的野蛮人当中；［3］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中，真正的希腊人在人口上大幅地减少了。
在西西里，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甚至是比较好的僭主也会运用暴力的手段加强城市人口的融合，希腊人进攻的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是，具有一半希腊血统的埃吉斯塔（Egesta）害怕所有的西西里人进行报复，于是向迦太基人求援。汉尼拔从本性上就反对希腊人，而且准备为他祖父在西墨拉河的战败而复仇。在公元前408年，他一个接着一个地拿下了塞里努恩提乌姆（Selinuntium）、西墨拉、阿格里根图姆（Agrigentum）、格拉（Gela）和卡马里那（Camarina），其居民或者被杀死或者被流放。在这次西西里的希腊人被大放血之后，老狄俄倪索斯（公元前405到公元前367年）所能说的最好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他，整个的西西里必将会永久地沦入迦太基人之手，从而失去希腊文化；［4］但很快，事情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他只是利用了人们对迦太基的恐惧来加强对希腊城市的统治，他对把迦太基人全部赶走并无兴趣；而实际上，当他可以摧毁他们的时候，他却故意地把他们放走了。他的做法同样是令人发指的。为了对抗希腊城市，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办法，除了把希腊人赶走，或者把他们运送到叙拉古。这座拥有100万居民的城市现在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俨然是一个各色居民的大杂烩，新的与旧的定居者，还包括被释奴和人数众多的商人。这个城市的各个地区被重新分配给这些不同种类的人群，但是在俄耳提癸亚的堡垒周围，统治者只允许他的依附者和豢养者居住，他还把一些城市赠与他们居住，这些城市从前的居民已经被他安置在叙拉古了。很显然，在这一恐怖的统治中，人们丧失了他们自己的城镇和土地，而这正是与城邦的也就是真正的希腊人的做法完全相悖的。但是，狄俄倪索斯所做的却是必须要做的，他要把很多不同城邦的居民统一为一个国家来进行统治，尽管他要创造一个超级的西西里国家的专横企图——一直是在迦太基的威胁中进行的——不可避免地会使城邦遭受暴力之苦，如果不这样的话就只能看到最恐怖的宗教战争了。既要摆脱迦太基的威胁，又要免遭暴君的奴役，这个两全其美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叙拉古至少在其统治的后三分之二的时间中维持了屈从的状态。
继任的统治者是小狄俄倪索斯，他只不过是一个暴食者和可怕的僭主，接着就是狄翁带来的毫无意义的所谓“解放”，它只不过暴露出希腊人的无助。所有这些混乱状态的产物就是，当公元前346年僭主再次回来的时候，叙拉古几乎完全被废弃了，西西里的其他部分也由于放逐而处在一种悲惨的状态下，大多数城邦处在野蛮人集团的疯狂而随意的控制之下，主要是一些没有薪饷的雇佣军，他们的头目已经变成僭主。［5］迦太基一再干涉西西里的事务，如果不是母邦付出巨大的努力保存它的话，这个岛恐怕已经全部丧失了。这就是促使科林斯的提墨里翁（Timoleon）来到西西里的原因。他的使团在两个方面是难能可贵的：第一，这是一次对这一希腊聚居区的主动干涉，第二，因为它是在把西西里留在欧洲的一系列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并没有治愈西西里人的病痛，只不过是两次病痛之间的一次暂时中断。当他到来的时候，这些不幸的城市先是对他表现出不信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军事将领，害怕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次主人的更迭。尽管叙拉古是相对富裕的，但高草在阿戈拉长了起来，在那里马匹得到饲养，他们的马夫在旁边安营扎寨；其他的城市则充满了鹿和野猪，它们在边缘的街区里游荡；所以，居民们已经躲进了城堡和要塞，没有人冒险到城里去；一想到阿戈拉的真正用途，即政治活动的场所和演说家的讲坛，就使他们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的僭主在这些活动进行的时候肯定就会出现在他们的身边。［6］提墨里翁是改变所有这一切的恩人。叙拉古再一次迎来了数不清的从前被流放的人和其他的定居者，因为科林斯人在赛会和节庆期间放出风去，不论在哪里发现西西里的流亡者，最远可以到亚洲，想回来的人都可以请他回来。从科林斯、意大利和希腊总共有6000多人回到了叙拉古，他们都拿到了科林斯人的通行证。在其他的城市也是如此，在列奥提尼（Leontini）、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和恩特拉（Entella），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希腊的文明自身得以重建，迦太基人的力量在暗中受到了破坏。公元前339年，提墨里翁在克里米苏斯（Crimisus）打败迦太基人之后，地方惟利是图的僭主们在一些城市也很快地纷纷倒台。和平条约为迦太基仅仅保留了哈利库斯（Halycus）以西的地区，使它不得不在那里允许希腊人出于自愿地自由离开，并许下诺言不再扶持任何僭主。
提墨里翁死于公元前336年。他活到了很大年纪，由此得以目睹在马其顿腓力的威胁下来自于希腊的人流，以及来自于大希腊的受到卢卡尼亚人威胁的人们。接着，西西里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复兴；除了叙拉古、阿格里根图姆的一些城市、格拉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之外，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了，主要是感谢爱利亚人和开俄斯人的帮助，他们把从前的公民也一起带来了。然而，一位叙拉古新移民的后代阿伽托克里斯，来自于雷吉翁的难民的儿子，在重新点燃派系斗争之后，重新建立起僭主政治，统治了28年之久，时间是从公元前317年到公元前289年。他对待希腊人口基本上采取了与老狄俄倪索斯同样的方式，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他的统治也只能被看作是把这个地方从迦太基人手里拯救出来的惟一可行的办法。想要摆脱他统治的城市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投靠迦太基，就像早期的僭主们那样。在他的非洲战役以及很多次可怕的战斗之后，所有的收获就是把西西里在两种力量之间进行了划分；因此，就像在狄俄倪索斯统治期间，这个不幸的国家在阿伽托克里斯统治的最后岁月迎来了一个复苏的阶段。
与此同时，希腊的力量在其消亡之际把痛苦传递给了西西里的城邦，人口的诸多流动和变化在希腊的其他地区也在进行。卡里亚的摩索路斯（公元前377—前353年）把6个勒勒吉人的城镇居民迁移到哈利卡纳苏斯，只剩下2个还得以存在。［7］大约同时，科斯（Cos）岛的居民修建了他们壮观的都城，使之成为一个繁华的城市；［8］在伯罗奔尼撒，在留克特拉（Leuctra）战役之后，迎来了伊帕密农达-美伽罗波利斯（Epaminondas-Megalopolis），以及墨西拿新城的伟大建城。实际上，弗西斯在第三次安菲克提奥尼安菲克堤翁战争之后并没有完全被破坏，一心一意地投靠了腓力，他很满意把它变成了一座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的城市，尽管它的邻居盼着它被毁灭。20座弗西斯人的城镇被拆毁了城墙，他们所有的马匹被卖掉，武器被毁掉。对于希腊世界的边缘地带，旁图斯的希腊人可能在人数上大量减少了。西兰奈卡（Cyrenaica）肯定还完全由希腊人占据着，因为来自于那里的一些人能够在迈锡尼新建的城市中找到安身之所。在爱奥尼亚沿岸，希腊生活似乎保留得比较完整，即使波斯的收税者［9］在阿格西劳斯的军队离开之后便接踵而至，在作为波斯人的港口，可能也是手工业中心的新形势下，爱奥尼亚的城镇可能对于被“解放”并不抱太大的热情。［10］在公元前5世纪，南部色雷斯在无法无天的酋长们的统治下，曾经能够在希腊事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论是作为同盟，还是作为敌人。现在，在作为薛西斯的1万大军的军需官的塞色斯（Seuthes）国王死后，它分裂为很多诸侯国，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存在。是马其顿的腓力，而不是色雷斯人毁灭了查尔基斯（Chalcidian）的城市使海岸地区的希腊人失去了力量。由于所在的亚德里亚海上的位置，厄皮洛斯在插手希腊的事务上并没有处于有利的地位，只是被当作一个落入野蛮人手里的原始部族，如果在一位首领的领导下建立起统一国家的话，可能就会变得危险。［11］如果这些半野蛮人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帮助希腊人把真正的野蛮人拒之门外，这倒成了一件好事；公元前378年，仅仅一次饥荒就使色雷斯北部的部族带领3万人南下进攻阿布德拉，几乎横扫了整个地区。［12］
马其顿人很快就变成了希腊人。这个地区至少具有某种古老的希腊血统，因为希罗多德就告诉过我们，多利亚人最初就是马其顿人。这个国家的创建者名叫佩拉斯戈斯；他们的语言对希腊人来说只是看上去有些野蛮，就像阿克卢斯（Achelous）的居民所讲的语言那样，它们属于同一个希腊语族，与希腊语的关系可能就像是瑞典语和丹麦语与德语之间的关系那样，毫无疑问它受到过伊里利亚人（Illyrians）的蛮族语言的影响。［13］马其顿的王室家族被认为具有希腊血统，因为科林斯的巴克斯家族（Bacchiads）和阿尔果斯的忒弥斯家族，也就是赫拉克利斯家族（Heracleidae）已经分别到达了林塞斯提斯（Lyncestis）和俄瑞斯提斯（Orestis）。［14］接着，这些忒弥斯的后人曾经征服了埃马提亚（Emathia）沿岸的平原地区以及那里的波提亚人（Bottiaeans），这些人被认为是从克里特到达那里的，他们带来了他们的阿波罗崇拜，还有皮厄里亚人，他们以其狄俄倪索斯崇拜和缪斯崇拜而著名；在埃马提亚的沿岸也有很多希腊人的殖民城邦，所以这个地区对希腊文化是很开放的。马其顿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希腊人抵抗真正的野蛮人——即伊里利亚人，毫无疑问，在那时甚至还有凯尔特人——的北方屏障。［15］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即使亚历山大在普拉提亚以迫在眉睫的进逼警告了希腊人，但他们的国王在相当程度上都对希腊人充满了热爱，区别只在于，一个更向往希腊的文化或声名，另一个则更想把海岸边的城市据为己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阿齐劳斯国王（公元前413-前399年在位）的态度与在法国战争的混乱中勃艮第的腓力的态度十分相似，我们还可以把人们聚集到阿齐劳斯的都城培拉（Pella）与近代西欧人流入俄罗斯的方式作一个比较。［16］他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够统治希腊人而接纳希腊文化。在阿米恩塔斯（Amyntas）国王（公元前390—前369年在位）死后出现的可怕的混乱局面使底比斯人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仲裁者，受到佩洛皮达斯（Pelopidas）保护的托勒马乌斯（Ptolemaeus）被迫把他的堂兄腓力和其他30个出身高贵的男孩送到了底比斯。腓力是个天才，正是在他的手里这个不起眼的国家马其顿成为了希腊的主宰。
当作为一个整体的希腊民族正在遭受一个物质上的衰落过程的时候，国家的混乱不可避免地也导致了一场更为严重的道德滑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希腊人的整个道德和精神生活都以国家为中心，甚至家庭也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组织，宗教自身的真正力量植根于地方。只要国家还是完整的，也就是说人们还在为某种特殊的取向所引领，国家就会把自身看作是神圣的，赋予自身绝对的、无所不能的权威性。现在，政权掌握在错误的人手里，政治上的敌意和迫害开始毒害国民的生活，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事情都注定要分崩离析。［17］现在，现实与神话相仿，提坦巨人们的可怕的纷争把这个扎格柔斯（Zagreus）撕成了碎片。当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神支零破碎地倒在地上，希腊人自己也一定会不寒而栗。［18］就像哲学家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勇敢地选择“背离城邦”（apolitia）；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骄傲和他们的信念与城邦一同坍塌了，后者曾经是他们付出所有的精力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是他们生命中高贵的偶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城邦绝无重建的希望了，它变成了自身虚弱的影子。一次又一次希腊人性情的紊乱导致了新的冲突，直到无可挽回的衰落时代的到来，这种衰落在公元前2世纪表现得愈发明显。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时候开始，神圣性就从城邦中消失了，新的神灵出现了；先是来山德为首的残酷歹徒，接着是晚期类型的僭主，最后是马其顿的腓力。在游手好闲者的献媚和稍好一些的人们的无精打采和漫不经心的行动中，个人的力量想方设法地出现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偶尔也会直接地要求人们像对神那样地尊敬他们。然而，“稍好一些的人们”相信，正像我们所说的，如果他们对国家的事务不闻不问，只是被动地或者干脆完全不关他的事的话，他们的日子还能够好过一些。由于城邦不再能够在年青一代中激发起信仰和希望，所以惟一可行的替代品就是某个更大的权威的形成，在众多小国的痛苦不堪的状态中从那个时代众多天才冒险家当中出现一位掌权者，就像意大利的统一那样，但是对希腊人来说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样一种力量必须把分散在成千上万人中的所有罪恶的能量都聚集在它自己的身上。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直到罗马人的到来；因为希腊城邦正像它的实际情况那样是不会消亡的，也不能把自己托付给一个更大的整体。取而代之的结果就是一一闪亮登场，先是斯巴达的短暂霸权，接着是底比斯，接着无人可以称霸，直到腓力。很有特点的是，即使在喀罗尼亚战役之后，除了底比斯之外，马其顿也并没有吞并这些各色各样的城邦，而是聪明地继续让它们保持“独立”，只满足于对它们进行部分的和短暂的统治。［19］
接下来的公元前4世纪首先是一个政治上衰落的时代，对于这一点，即使一些现代的学者也放弃了他们在对待早些年代的希腊事务上所惯用的教化口吻，尽管他们更不愿意看到基督教时代的到来。在所有地方，民主制度都滋生出了巨大的邪念。个人对政府和法律的真正权威充满蔑视；普遍的嘲讽（也通过喜剧来表达）与向公众提供的宴饮和狂乱的节庆活动结合在一起；一个真正由大众组成的暴民阶层形成了，这个非常不稳定的阶层的成员能够用各种不同的极端行为对整个城市造成威胁。［20］最主要的麻烦就是通过称为民主运动的破坏安全的做法迫使那些著名的公民触犯法律或做出反政治的举动，使他们完全听不到来自于各方面的批评。［21］由于希腊人在那时已经成为可怕的情绪的牺牲品，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厚古薄今（laudatio temporis acti），它表现为对作为道德典范的祖先的持续不断的和充满夸张的赞美，还有对父母、神灵和神庙的虔诚，这成为演说家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话题。［22］在这个时期，人们再次不遗余力地去强调誓言的神圣性。［23］例如，柏拉图发现很有必要让他的护卫者多花一些时间在宗教祭祀活动上面，以此保证他们心地的纯洁，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就像我们今天使用金融储蓄作为担保那样。［24］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像福西翁这样的依然保持纯洁的人成为了人们没完没了赞美的对象。［25］甚至当科农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劝导法纳巴祖斯去收买希腊城邦的煽动家；［26］雅典和斯巴达的情况一样，腐败现象是普遍出现和毋庸置疑的。不幸的是，我们不再能够看到提奥旁普斯的第十本书上关于阿提卡的煽动家的记述，［27］但是德摩斯提尼的整个生活，他与摄政者，与美狄阿斯以及与他后来的政敌的辩论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令人痛心的状况，反映出作恶者的厚颜无耻和傲慢。
关于希腊的情况到底如何的一个极其惊人的看法来自于生活的一个侧面——变坏的儿子们。家庭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都会衰落。但是在雅典甚至在整个希腊这一过程十分明显和突出，原因在于，第一，美好的声名在从前是非常值得骄傲的，第二，从前人们对生儿育女的必要性坚信不疑，它可以使优秀的品质传之后代，但这种观念现在却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的确，这种现象并不是到公元前4世纪才被人注意到的——它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的不光彩产物——但在很早的时候在阿里斯第德和老修昔底德的儿子们身上就表现了出来。［28］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变得愈发明显，以至于亚里士多德从中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他认为那些天赋甚高的家族开始被愚蠢毁坏，那些坚强和庄重的品格现在则流于蠢笨和懒散。对于第一种情况，他举出了亚西比德和老狄俄倪索斯的后人们的例子，对于后一种，他举的是克蒙、伯利克里和苏格拉底的孩子的例子。［29］
我并不同意库尔提乌斯的观点，他认为希腊公民权的衰落可以在相关家族之间的通婚行为中找到原因。［30］我确信，雅典正是用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及其副产品惯坏了她自己的人民大众，这才是儿子们堕落的原因。在旧家族中就已植根很深的雅典人的傲慢自大从一开始就是“新”家族内在的特征，它并没有建立在任何精神和道德信仰的基础之上；天才而傲慢的父亲们所生的儿子必然是傲慢的，孙子们更是毫无希望；只剩下尊贵维持着家族，使他们保持传统。对我们来讲，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政治野心家的儿子们也会很杰出。苏格拉底的儿子们是显而易见的蠢材（普鲁塔克，《老加图传》［Cato the Elder］，20），但他却坚持认为政客的儿子并不比鞋匠的儿子好多少。［31］普鲁塔克笔下的伯利克里家族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家庭，很多名人进进出出，但是家里的孩子们长大后却并不怎么尊敬他们的长辈（《伯利克里传》，36）。对于这一点，这位政治家的两个合法儿子中的老大克山提普斯（Xanthippus）从本性上讲就是一个败家子。他娶了提散多洛斯（Tisandros）的女儿，一个年轻和生活奢侈的妻子，克山提普斯对于父亲的节俭自律和给他的有限的自由深感厌烦。所以他会叫家族中的一位朋友以伯利克里的名义去借钱。当这个人后来要求还钱，伯利克里就把儿子告上法庭，于是处于愤懑中的克山提普斯就通过散布伯利克里与诡辩家们谈话的内容来戏弄他的父亲。更有甚者，他还对于散布“关于一位女士”（阿斯帕西亚）的恶毒流言负有责任，由此造成的父子之间的恶劣关系一直持续到后者的去世。这一被看成是由斯特西姆布罗图斯——尽管他是一个专门制造丑闻的人——炮制出来的故事也基本上还是可信的，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在每一点上反驳他。在这里，我们已经对这样一种使一位哲学家心甘情愿地过一种独身生活的社会环境具有了某种洞见。［32］
另一个儿子变坏的事例就是小亚西比德，吕西阿斯在他的第十四和十五篇演说中对他大加攻击。他赌光了他的财产，就像那时候的很多雅典年轻人那样——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典型行为，他们无疑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寻找刺激的变化无常的需要，但却没有继承满足这种需要所应该拥有的力量。在这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当了海盗。晚些时候，查布里阿斯的儿子泰西普斯（Ctesippus）真的以1000德拉克马的价格卖掉了国家为他的父亲树立的纪念碑上的石头；福西翁曾经试图把他拉过来，但却发现此人过于浮躁且难以控制。［33］福西翁自己的儿子福库斯（Phocus），尽管曾经是一位泛雅典娜运动会的优胜者，但却变成了一个醉鬼，过着无度的生活。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斯巴达，送进学校与在那里长大的年轻人共处。除了受到这种正式的教育，他似乎没什么长进；当然，后来他报复了他父亲的那些告发者，但从未成为一个严肃的人［aner spoudaios］，他娶了一个从妓院里买来的女孩。［34］
另外，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那个时代，在希腊所有的地方，民主制度断送了很多“贵族寡头”的生命、家产和家族。因而，不断出现的危机导致了上层阶级的消失，任何世系的观念不论好坏也随之消亡。后来，当然我们也听到过有人声称自己是克律塞斯（Ceryces）或欧摩尔波斯家族（Eumolpidai）的后代，但是著名的旧家族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消亡了，到了伊索克拉底生活的时代，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坟墓记得他们。与德摩斯提尼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不再拥有显赫的或著名的祖先。［35］
我们再看一下单个的城邦，在这个时代的开始，正是斯巴达的来山德把腐化堕落与自然的禀赋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巴达做法，但在整个希腊也很普遍。［36］斯巴达的社会制度自身就很可怕，尽管早期的布拉西达斯、卡里克拉提达斯（Callicratidas）还有后来的来山德，都知道如何用不同的色彩装饰自己。但在他取得胜利之后，来山德开始与最臭名昭著的那些人——寡头派系的那些常客们——走得更近；他能够容忍他们所有的犯罪行为，毫不犹豫地进行最可怕的暗杀活动。所以，在米利都他出卖了八百个平民党派的成员，对于这些人他曾经发过誓要把他们藏匿起来，结果他们全部被贵族寡头杀害。［37］他的朋友们给他的报酬就是统治这些城市的绝对权力（普鲁塔克，《来山德传》，19）。尽管他必须秘密地接受大量的钱财以支撑他庞大的开支，［38但他却摆出了贫穷的、未经腐化的旧有类型的斯巴达国王的姿态，而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希腊人的典型特征，乐于接受希腊人最为看中的东西——很多城市对他像神那样的进行祭拜、奉献牺牲和大加颂扬，投其所好，使诗人克瑞鲁斯成为他专门的颂歌者，不停地给他写赞美诗。［39］最终，不是希腊城市而是法纳巴祖斯的城市的不满导致了他的倒台。接着他到阿蒙尼乌姆去旅行了；在他离开以后，他继续通过留在这个地方的党徒发挥影响，但斯巴达的名流们彻底终结了他的这种权力，恢复了人民大众（demos）在这些城市的决定权；但是现在，钟摆在这个方向上摇摆得过了头，来山德在回来以后又可以劝导斯巴达人再次拥立寡头政府了。他最后的胜利就是像国王那样宣誓就职，取代了列奥提奇达斯（Leotychidas），以及他自己的候选人阿格西劳斯；但接下来他发现他把一位独立不羁的主人放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在陪同阿格西劳斯去了亚洲之后，他愤怒地回到了家乡，比以前更加痛恨整个的斯巴达国家，采取了他早先就制定好的计划，公开地向所有赫拉克利斯家族，甚至向所有斯巴达人宣扬建立君主政体；国王不再应该是赫拉克利斯的后代，而是“与他相像的人”，所以选择权绝对无误地落在他自己的手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让赫拉克利亚的克里昂为他写了一篇向他的同胞们发布的演说词。但他对这篇东西不满，他感到他必须通过恐惧和迷信使人们相信，于是他试图贿赂德尔斐、多多那（Dodona）以及阿墨尼乌姆的神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通过训练炮制出了一个神奇的孩子——简而言之，他进行了一系列粗俗鄙陋的表演，这些都骗不过一个真正的孩子。所有这些冒险活动都失败以后，这个已经普遍失去信誉，被忧愁和愤怒困扰而变得半疯的人，在公元前395年哈里亚图斯（Haliartus）的战斗中倒下了。
斯巴达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其从羊河战役的胜利中获得的巨大势力以及随之出现的傲慢无礼。在其他地方由战败和派系之间的斗争所得到的结果在这里却是由胜利而产生的——它不得不以其完全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统治希腊，这个国家也变得个人主义化了，已经受到严重破坏的斯巴达精神完全崩溃了。阿格西劳斯国王在小亚细亚的活动没有什么成效，再也不能恢复人们已经混乱的思维模式。以下这段话引自伊索克拉底的演说（《论和平》，95ff.）：
已经保持了七百年稳定的社会组织由于其［对其他国家的统辖而陷入到一个动荡的时代，几乎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在一些国家的公民中，权力成为不公正、腐败、蔑视法律和贪求财富的动因；在国家中，对盟邦傲慢无礼，对财产充满贪欲，对誓言和条约则满怀蔑视。
就像很多人一样，演说家也清楚地知道，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留克特拉战役的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在那时盟邦对斯巴达的仇视还未产生；斯巴达的衰落是因为它早就表现出的傲慢态度，这种态度在它取得海上霸权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然而，在留克特拉战役之后，当伯罗奔尼撒同盟崩溃的时候，斯巴达也不得不舍弃所有那些从前使他们骄傲的东西，衰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官方放弃了从前处理脱离同盟的城邦的传统做法，以及斯巴达人“背离城邦”（apolitia）的方式上，也就是她的国王们开始不理朝政——其中包括阿齐达姆斯四世，老阿克罗塔图斯（Acrotatus）和臭名昭著的克里奥尼姆斯［40］——他们都开始鄙视斯巴达。在这里，斯巴达城邦也不得不收起了所有的傲慢。亚历山大从格拉尼库斯（Granicus）的胜利中得到的战利品上面都刻了一行字：“亚历山大和所有的希腊人，拉西戴梦人除外”，但是他的嘲讽没有达到目的。斯巴达人的虚荣并没有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治愈，那时他们正在筹备发动一场反对亚历山大的起义。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事情在整个希腊世界引发了骚动。在每个地方，在留克特拉战役之前，尤其是在它之后，被斯巴达扶植的政府都在最可怕的暴力事件中终结了；在阿尔果斯，这发生在scytalism[1]盛行期间（这是一种类似于书信加封［lettres de cachet］的制度），在科林斯、菲利乌斯（Phlius）和菲加利亚（Phigalia）则发生了一系列恐怖的犯罪活动。大约在这个世纪的中叶，伊索克拉底曾经说过，阿尔果斯与那些强大的邻人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每年都眼睁睁地看着国土被蹂躏；它要定期地使用某种兴奋剂把它最为富有、最受人尊敬的公民处死，但这种东西从未用来杀死敌人；演说家相信，当战争结束的时候，这种事情也就会终止。如果看一下在狄奥多洛斯的记载中这些故事是如何与狄俄倪索斯在经营西西里的过程中对付希腊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会很有启发性。我们并不认为死去的贵族寡头比他们的反对者要好一点；但是一个以这种方式消灭了其最富有和最有教养的阶层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财富消失了，随之而去的还有文化，还有竞技者的所有辉煌；在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中，一个上层社会的消灭一定会产生可以看到的更为惊人的后果。甚至大自然也表现出了对希腊人的敌意，在公元前373年，一场地震以及接下来的洪水席卷了位于阿卡亚的赫利斯（Helice）和布拉（Bura）的很多城市，这些城市的毁灭被看作是神灵发怒的证明。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雅典。这座城市提供了关于所有这一切最为清楚的证明，不是因为我们拥有极好的历史叙述——实际上其政治史一定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色诺芬、狄奥多洛斯以及其他的人神化了——而是因为我们从这些讲述者那里了解到了大量的道德现实，就像我们在前一个阶段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所看到的那样。我们从他们那里所了解到的情况似乎受到了伊索克拉底（根据阿里安的记述）的引导，从而形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从一次短期的逗留来看，雅典城比其他任何的希腊城市要令人愉快一些，但由于献媚者和煽动家的缘故，长期居住则是不安全的。［41］
在羊河战役之后，雅典的进展如何呢？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它是作为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被安多西得斯表达出来的，那就是在那场灾难中，是斯巴达使雅典的继续存在成为了可能，如果她后来的同盟者底比斯人和科林斯人一意孤行的话，她的居民早就被卖为奴隶，城市早就被毁掉了。［42］当然，斯巴达放过了雅典只是为了防止底比斯变得过于强大，在留克特拉战役之后，雅典人派出伊菲克拉特（Iphicrates）和12000人去援助斯巴达并不是出于宽宏大量，而是出于对他的近邻底比斯的带有嫉妒的忧虑。［43］不论如何，雅典被保住了，在三十僭主的短暂统治之后，这个国家由于其旧有模式的重新建立和民主制度的完全恢复而复苏了。然而，对于接下来宣布的大赦，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些疑问。寡头们曾经利用战败的时机解除了雅典的防御、战船和力量，因为他们预见到雅典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都会确定无疑地使她走上野心家和献媚者的无情统治的老路。尽管事先许下了诺言，这种情况还是不可避免地即刻发生了。反攻倒算开始了，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因为任何事情都使人们想起那个可怕的年代，在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之后，献媚者们能够立即抓住他们的猎物。［44］
在外部的政治事务上，人们趋向于停留在伯利克里时代的记忆上面。他的目标是仅仅通过政治和艺术活动（或者闲暇）教育雅典人，以此对所有的希腊人拥有永久的霸权，但结果却是民主制度成熟了，并且造成了所有的后果。这种做法在其他所有的希腊人中造成了混乱，他们自身也被虚荣心操纵，这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是，和平的需求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变得十分迫切；但是由于人们内在的和平是如此匮乏，他们只是向往和平，但却不能保持和平；他们的精神疾病就像发高烧一样不断发作。所以，希腊人的内耗在继续，首先是彼奥提亚和科林斯之间的战争爆发，与之相伴的还有战争双方都出现的城市暴动。［45］接着，在公元前387年安塔尔西达斯（Antalcidas）的和平之后，很多获得“自治权”的城邦由于新的纷争又陷入了战争之中。雅典至少能够从斯巴达人压力的解除中恢复过来，在公元前378年卡德米亚（Cadmeia）被解放之后，它甚至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雅典海上同盟。斯巴达的舰队在公元前376年在纳克索斯被查布里阿斯打败，接着公元前375年又在琉卡狄亚（Leucadia）战役中被提墨修斯打败，雅典仍然保持了它对莱墨努斯（Lemnos）、伊姆布罗斯（Imbros）、斯奇罗斯（Scyros）的岛屿以及色雷斯的柴索尼斯一块地方的统辖权。但是新的霸权是非常适度的，大陆上的公民兵远不够用，所以任何政治力量的组建都是不可能的。雅典不再能够散发出它的魅力，尽管一部分旧有的气质还是保留下来，雅典人清醒地认识到另一个远征西西里的狂言是不可能实现了。民族精神像烟花一样的喷发只能发生一次，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
由于嫉妒甚至比仇恨还要强烈，在留克特拉战役之后，雅典使自己与斯巴达结盟共同对抗底比斯，但不再能够果断地采取行动，因此，雅典人在这个时期进行的所有战争和结盟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与此同时，这一事实一定使雅典人倍感屈辱，那就是拥有良好军事声誉的佩洛皮达斯在波斯大王心目中的分量远大于花言巧语的雅典人（普鲁塔克，《佩洛皮达斯传》，30）；最糟糕的是埃吉纳的日常生活。这个岛屿在公元前457年开始要向雅典人进贡，在把从前的居民赶走之后，“移居者”（cleruchs）（也就是那些在阿提卡之外授予土地的雅典公民）开始在那里定居。然而，在羊河战役之后移居者的土地被剥夺了，埃吉纳人重新建立了他们的家园，从那以后他们禁止任何雅典人再驻足他们的岛屿。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雅典人的处境和他们的状态；对他们来讲，这几乎与墨西拿的建立对斯巴达人来说一样的糟糕；和他们的一样，雅典人不得不接受他们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战绩之一已经付之东流的事实。
现在，外部的权势丧失了，只留下曾经拥有它的骄傲，国家机器继续在它自己的阿提卡地区无精打采地运转着。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出现了一种持久的、非理性的恐惧情绪，人们害怕现存的民主制度会被某些人推翻。正是利用了这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恐惧情绪，政治家们在“彼奥提亚-科林斯战争”期间成功地抵制了与斯巴达签署条约。［46］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公民大会》（Ecclesiazusae）可能是在公元前392年上演的，它表明人们对政治已经变得非常厌恶了。在这里甚至嘲弄和恶意似乎都弱化了；在这个作家的作品中，第一次没有出现当时的人，尽管他还是偶尔提到一些人把他们奚落一番，并把最惊人的普遍原则传给了后人。［47］在公元前4世纪，嘲讽逐渐失去了从前的刺痛；对可以辨认出来的面孔上台的禁令无疑是出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现在有了禁止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国家和公众的生活中不再有像克力昂、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这样的名人了；最优秀的人开始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一些人自甘贫穷，雅典不得不凑合着使用更少的人管理国家的事务，完全不顾反对者的意见，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就像戏剧家提出的建议那样，女人应该取代男人掌管国家的事务，因为，正如她们的领袖所抱怨的那样，城邦总是挑选坏的领导者：当他们当中的一个能够仅在一天之内保持公正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天中他将不按照公正办事，每个人都比他的前任更加恶劣，而大众也仅仅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出来工作。他们参加公民大会就像是打工，就为了那3个奥波尔，这成为了一天最低的工资收入。根据他们的生活，雅典的中产阶级是典型的小偷、献媚者和懦夫；只有妇女知道如何保持沉默，而男人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总是忍不住要发表意见；只有女人不相互欺骗，而男人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还在说谎。作为那一代人所崇尚的玩世不恭精神的证明，在一段话中（473ff.），我们听到了旧有的乐观主义的安慰之辞：“我们雅典人所有的不明智或愚蠢的决定被证明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雅典人对新奇和超凡事物的热衷在以下的事情中被巧妙地表达出来（455ff.），那就是他们迫切要求国家政权应该交付给妇女，因为这是惟一尚未发生过的事情了。
在《财神》（Plutus）中也是如此，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版本，是在公元前388年上演的，占主流的正是一种悲观的情绪。好人遭厄运，而坏人却有好运；演说家变得富有了，甚至一个装作朋友的人也会对你溜须拍马（377ff.）。与此同时，可怕的贫穷普遍地出现了，神职人员和宗教裁判员（heliasts）的工钱的主题在这里也出现了（377f.，1166f.）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医生，因为看病的费用很低（407f.）；长矛和盔甲被抵押了用来换取面包，即使在医神庙（Asclepieion）生活也很艰难，因为祭司显然是靠他从祭坛上偷来然后“贡献到”自己腰包里的蛋糕和无花果聊以度日（676ff.）。这个最悲惨的历史阶段通过以下的事实显现出来，那就是穷人竟然养成了偷食有钱人家每月上坟时放在坟墓边的供品的习惯（595ff.）。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在这个荒凉的时刻，某些演说家不遗余力地美化前一个世纪。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起伊索克拉底在他的《战神山演说》（Areopagiticus）中是如何用赞美过去的方式描绘了一幅他所生活的时代，即欧布鲁斯（Eubulus）执政期间的图景。演说家旨在恢复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积极建议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完全把希望建立在恢复古代信仰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48］伊索克拉底对公元前5和公元前6世纪的看法也显然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历史和政治知识是浅陋的，有些事情只是他编造出来的。很显然，只要他能够使他的用词更加完美，发表一篇精彩的演说，而对于事情的真实与否他并不关心；但是因为他的演说确是一篇关于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民主制度所有错误的真正记录，所以，从他对那个时代尖刻攻击的角度来看，它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启发性。
伊索克拉底想像出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雅典，一个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而且仍然保持着公正和快乐的雅典。在这篇演说中充满了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几乎荒谬的夸大其词，同时还伴随着对真实存在的民主制度的充满同情心的悲叹。他说到了美好的旧时代的爱国主义，在那时，国家的公职还没有成为野心和阴谋诡计的目标；他说，每个人只关心他自己的事务，完全没有想到用公家的钱财增加自己的收益。那些拥有闲暇和财产的人必须为公共事业服务；诚实受到赞扬，不诚实则受到惩罚，完全不考虑他个人的声望；在宗教活动中，传统的献祭还没有被卖弄新鲜的供品取代。穷人和富人之间和谐相处，没有嫉妒，穷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幸福生活依赖于别人的财富，而富人则把贪婪和吝啬视为耻辱，通过低息租借小块土地、雇人从事商业活动以及金融上的支持来帮助穷人，以至于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借贷人比债主还受欢迎。因此，家中平安无事，外面的敌人被打败。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年轻人当然还没有养成在赌场或与吹短笛的女孩私混在一起打发日子的习惯，如果他们必须穿过阿戈拉的话，他们会表现得很恭敬。与长辈产生矛盾或冒犯长辈会受到比现在与父母发生同样的问题严厉得多的责罚。那时候，甚至连一个有自尊心的奴隶也不会到酒馆里去吃饭，现在小丑和模仿者（做出可笑的姿态）被看作是天才的人物，但在那时却被看作是不幸者。现在事情已经向坏的方向发展了，按照伊索克拉底的说法，主要的罪责应该归咎于他的上一代人，是他们破坏了战神山的力量。但是，很显然，人们还没有任何悔改的想法；他描绘道，不论在宗教还是在公民制度上这座城市由于民主制度而运转良好，现在甚至旅行者也仍然认为它不仅应该统治希腊，而且还可以统治世界（66）。
不论如何，在城市机体的组织结构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手工工人们已经产生了影响，但是现在，在民主制度恢复以后，仅仅是“人力的短缺”就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获得了公民权。大量的外邦人，像忒萨利亚人和安德罗斯人（Andrians），从公元前403年开始成为了全权公民（毫无疑问是通过相互通婚）。［49］在他题为《论和平》（Peace）的演说中（86ff.），伊索克拉底解释说，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很多真正的雅典公民的亡故使得这项措施变得十分必要。在估算了雅典在公元前458年远征埃及时死亡的大量人口之后，他继续说：
每年都会兴建一些公共墓地，我们的邻人和其他的希腊人都会到那里拜祭，但不是和我们一起哀悼死者，而是庆贺我们的损失。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坟墓填满了公民的遗体，但是重装兵和公民的名单却由一些与城市无关的人构成。从僭主时代和希波战争以前延续至今的由最显赫者组成的家族和大家庭都被一扫而光。我们并不应该因为把来自于各个地方的人吸纳到公民队伍中而感到高兴；一个幸运的城市应该是一个最初的居民和部族被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地方。
在这个城邦里存在着惊人的管理上的矛盾。一方面，这里有一个由神职人员和独裁者组成的在那个时代最专权的政府；这个没有人能够挑战其权威性的国家看到到处都有它的敌人，微不足道的过错就会被处以极刑，完全依赖于罚金作为公共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国家机构以一种最不光彩的方式运行，整个雅典国家完全没有力量控制负责起草法案的尼各马库斯（Nicomachus）和他的那些朋友；他们成为公民大会最完美的代表。法律以如此之高的比率获得通过，伊索克拉底把它们在数量上的巨大和内容上的繁琐看作是政治腐败的证明，说（《战神山演说》，40f.）他们在柱廊里堆满了文件，而不是遵从法律的人。法律中充斥了太多的特例，或者追加的条文，同时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做法完全不顾对整个体制的最细致和最规范的维护，例如，当有人要求对法律进行修正的时候，建议者必须在市场上同时展示新的法律草案和旧有的法律条文，以方便人们对它们进行审核，在公民大会上提出疑义，公民们可以指定发言人对旧有的法律进行辩护。法案的制定和法庭已经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装满法律的破布袋，个人则变坏和腐化了；演说家展示了法律的所有维护措施是如何被废止或公开地受到嘲弄的。
不论国家做出什么姿态，也不论它是多么专横地插手具体的案件，个人行为的不道德，以及寻找法律中的漏洞的普遍做法还是相应地增多了。人们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获取利益上表现出惊人的狡诈。我已经提到过谷物商触犯了法律就会被处以死刑，在这一倒退的状态下，在对公民们的不断折磨中，国家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人们尽其可能地去逃避税收，只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话；例如，300个最富有的人从公元前357年被列入到为装备三列桨战舰（symmoriai）而组成的税收联合体的首批名单中，需要预先支付海军的开支，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说他们不公正地把负担加在了并不富有的人身上，因此装备战船的任务常常被耽搁下来，并且没有很好地完成。［50］盗用公款的指责成了家常便饭。在一篇发表于彼奥提亚—科林斯战争期间的演说中，吕西阿斯说：“他们偷了你们的东西还不会受到惩罚。或者是没有人发现，他们便无所畏惧地享有他们的战利品，或者他们用一部分收益使自己免于危险；或者，如果受到审判，就会利用他们的声望（免于惩罚）。”这篇演说的主题就是那些早先生活贫困的战争的受益者；这些人通过掠夺和剥削人民而发财致富，而人民对窃贼甚至连气都不会生，而且还对他们微薄的所得充满感激之情。［51］对于行政官员，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腐化了，为了可以预期的贿赂，这些职位竞争得十分激烈。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的动机可能不仅仅是冒着危险去赚钱，而是一种铤而走险，他们由于能够成功地欺骗制度而倍感骄傲。所有这些情况使我们感到，那个时代大多数的雅典人还是拥有足够的公共生活，渴望着在法律的保护下过上一种平静的私人生活。
正是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一个金融骗子登上了舞台，为国家献上了一个辉煌的繁荣前景。这就是老年的色诺芬，《论雅典的收入》（Revenues）这篇论文的作者，在神圣战争（the Sacred War）期间，就在他被雅典人放逐之后，他为欧布鲁斯撰写了这篇东西。［52］
色诺芬的计划是通过招徕外邦人的办法增加雅典的国家收入，答应为他们开辟出一块土地，并为了处理他们的事务新设立一个管理外国人事务的监护官（metoikophylakes）的专门机构；他还希望更加全面地开采银矿资源，大规模地增加在那里干活的奴隶的数量。［53］所有这些都与他的爱国主张相契合，即公民应该而且能够仅仅为了国家和增加其力量而存在。这样的时候早已经过去了。与此相反，现在人们要求的是权利而不是义务，追求的是享乐而不是劳作，这已经成为雅典人生活的普遍原则。现在由反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由于人们不再能够享受到辛苦劳作的快乐，所以每个人都极力躲避劳动，人们不得不去寻求另外一种幸福生活的方式，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他们经常违反法律；发假誓，做伪证，公开的盗窃和杀人越货成为了家常便饭，依靠这些他们成为了可憎的寄生虫。国家当然应该惩罚不劳而获者，对这群沉迷于享乐的暴民进行治理，但是令人沮丧的事实却是国家完全不能做到这一点，它甚至不能够为那些受到最恶毒的错误指控的人提供保护；实际上，攻击者能够得到国家制度的正规体制的全力支持。
对于这个时期雅典的悲惨状况最好的描述出自于演说家伊萨乌斯（Isaeus），尽管他的演说仅关乎公共行为，因而只反映了希腊衰败的一个侧面。尤其是，它们解释了所有的遗产是如何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保护，以避免受到一群贪婪的骗子的威胁。例如，在第四篇演说中，说到一个叫尼克斯特拉图斯（Nicostratus）的人，他在战争中死在海外；他的只有2塔兰特遗产的自然继承人是他的父亲的兄弟的两个儿子。但是很多其他人都剪掉了他们的头发，穿上丧服，就好像他们也是合法的继承人那样。一个人声称是死者的外甥，被识破后逃跑了；另外一个坚持说所有财产都应该留给他，但最终也不得不接受了败绩；第三个人带来了一个3岁的孩子说是死者的儿子，而这个死去的人已经离开雅典整整11年了；第四个人宣布财产应该捐献给雅典娜，但也有一部分应该留给自己；第五和第六个人先是发誓说，立遗嘱的人曾经与他们打官司输了，欠了他们1个塔兰特，当他们不能证明这件事的时候，又说他是他们的被释奴，但还是没有证据。这些只是最先扑向遗产的人；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所处以的罚金正是他们在开始时所交纳的定金，只相当于他们所要求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演说家认为，这个数量太少了，原告败诉后向国家交纳的罚款的数量应该与他所希望得到的数量相当；这就会消除人们对法律的蔑视，防止人们伤害死者的亲人和破坏对死者的记忆。后来，另外一个人带了一份所谓的遗嘱出现了，说他得到了尼克斯特拉图斯的宠幸，他还宣称这个人并非继承人的叔父的儿子，完全是一个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同样，第八篇演说描述了狄奥克里斯——他入赘到了某个名叫西戎（Ciron）的人的家里——是如何告诉惟一的合法继承人，即西戎的女儿的儿子们，说他们的母亲并不是西戎的女儿。顺便说一下，后来证明这个不道德的家伙所夸耀的这笔财产也并不是他自己的。他是通过假装成一个父亲的养子骗到这笔钱的，那位父亲的真正继承人是他的三个女儿，尽管他没有在遗嘱中提到她们。其中两个女儿的丈夫提出偿付的要求，他绑架了大女儿的丈夫，把他关了起来并进行折磨，为此他受到了侵害他人的控告，但到那时还没有受到惩罚。他指使一个奴隶把二女儿的丈夫也给杀害了，然后把这个奴隶派到海外，并指控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假姐姐犯了谋杀罪。在对她进行了可怕的威吓之后，他又利用了他作为她的儿子的保护人的身份侵占了她的财产；现在他占有着这个儿子在乡下的地产，他只给了其真正的所有者们其中的一小块贫瘠多石的土地。从这幅可怕的人物素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雅典，人们为了致富是多么的不择手段。在这里没有公共的检举人，似乎没有献媚者能够站出来与狄奥克里斯这样的人作对。
像在第七篇演说中提到的事情可能每天都会发生。其中讲到，一位被指定为监护人的叔叔被证明是不诚实和贪婪的；他声称自己是联合继承人，并侵吞了全部遗产。此外，一份地产的错误的占有还可能会得到一项法规的认可，直到合法的继承人或者他们的儿子到了可以开始提出一项新的诉讼以争取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的年龄；这种情况在德摩斯提尼家族就曾经发生过。［54］
另外一个话题，即公民权的问题，在德摩斯提尼反对欧布里得斯（Eubulides）的演说中也涉及了。演说的主题关系到德莫的一份人口调查的名单，其中那些父母双方不全是公民的人被删除了，降低到外邦人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是正确的）。向民众法庭进行上诉是允许的，但是任何提出上诉的人如果败诉就会被卖为奴隶。在这类诉讼当中，阿谀奉承是基本的要素，在哈里姆斯（Halimus）的德莫中，声名狼藉的欧布里得斯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专业。在德莫大会以及城镇自身举行的会议上，他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对他的牺牲品进行攻击，说一些无聊的话，其中就包括德摩斯提尼的委托人欧克西修斯（Euxitheus）。他继续发表言论直至天黑，大多数人都回家了；只有30个人留下来，都是他的同党，接着举行了投票，很多人投了两次以上，所以最后在装选票的瓮中有超过60张欧克西修斯的反对票。这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借口是他父亲的说话口音和习惯都是外国的，实际上这是由于他作为一个战俘曾经长期漂泊在外所致。还有他的母亲，就像那个时代中很多处于贫困中的人一样，以当人家的奶妈为生。在德莫中保存的公民登记册据说在混乱中丢失了。欧布里得斯的目的是报仇，因为欧克西修斯利用了他的一个献媚者作证来告发他；这样做真的是厚颜无耻到极点了，因为欧克西修斯拥有足够的双方父母的亲戚和许多其他的证人；他和他的家族在他的德莫被认定为公民已经有几十年了，他们还是让他的名字继续保留在为赫拉克利斯的祭祀仪式所进行的抽签活动中。［55］
残忍的人总是存在的，我们自己的安全标准不能应用到雅典公共事务的暴力事件中。在演说家的时代最令人讨厌的特点是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的运作方式，还有他们所有官方的办事机构，都是为了最恶毒的欺骗和迫害而设置的，为这些行为提供了某种渠道。当我们注视着所有这些腐败的演说家，大量的从来没有付诸实施的决议，起哄嫁祸和制造噪音的人们沉湎于提出反对意见，献媚和作伪证，在犯罪的过程中无辜者受到牵连，由于握有真理的一方被杀害而造成的沉默，使我们最为惊讶的是这一毫无羞耻的罪恶展示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傲慢。这使我们回忆起1793—1794年在法国出现的恐怖局势；但是在雅典出现的是一种完全的堕落状态，不过，有一些才能的人们在比例上比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要多得多。
不论如何，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仍然是使某个叫德摩斯提尼的人的讲话能够被大众听到并取得胜利的机构。正是雅典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发达的思想文化最终使他能够受到人们的赏识。在这里，甚至最令人反感的因素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文化。
在这样一个人们惟一的普遍兴趣在于追求享乐的时代，国家同样也想从中渔利。欧布鲁斯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354年，持续了15年时间。不仅战争结束了——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明智的举措——而且生活中除了享乐也什么都没有了，在雅典人的生活中，主要的事情就是进行节庆活动和分配钱财。节庆费用的资金储备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其他所有基金的剩余都会流入该储备。“泛雅典娜节和狄俄倪索斯节，”德摩斯提尼说：
必须总在正日子举行，为此你要推迟开战的时间——它们要花费你们与任何军队一样多的钱财，因为有关节庆的一切都需安排得准时，你们每个人都要提前知道谁是合唱队队长（choregos）[2]，谁来组织哪个部落的比赛，何时申请，为谁申请，以及所有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战争则不需要什么准备。［56］
众所周知，任何把金钱用于娱乐活动以外的人都要被判处死刑，德摩斯提尼花了很多的时间用于清理这个蜘蛛网。这表明这个民族已经在娱乐活动上陷得很深。然而，这些活动当然把战争排除了，在欧布罗斯上任前不久伊索克拉底所发表的和平演说表达了对和平的深深的渴望。他相信可憎的总想统治他人（arche）的野心已经毁了雅典，就像它毁了斯巴达那样（94f.，104f.）。伊索克拉底的目的是劝阻雅典人不要再对海外用兵了，不要再怀有海上的野心，不要再发动战争，他要使他们相信，尽管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这条和平之路一定会使他们赢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爱和尊重。几乎依照了欧布罗斯自己的精神，伊索克拉底描绘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在那里不再有特殊的税收，三列桨战舰和战争的花费，他们能够安全地靠农业、航海和商业生活；城市的收入会翻倍，那时会到处都是商人、外国人和外邦人，可以把贫困的雅典人和其他的希腊人派到色雷斯沿岸去定居。
与节庆活动的辉煌形成对比的是，公共工程却处于一种可怜的状态，只是把城墙、道路和泉房进行了粉刷。［57］作为补偿，私有者和个人的奢侈行为现在则变本加厉；德摩斯提尼说，现在富人的生活比米太亚德和阿里斯第德的生活还要好得多，他们建的房子比国家的还要壮观。［58］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所表现出的贫富分化在这个时期变得更加明显。
有一种普遍的感觉，那就是辉煌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情；这个城市好像变成了一个小老太太，吮吸着她的大麦汤，脚上穿着拖鞋。［59］人们有着充足的理由去反抗和拒斥悠闲和快乐的生活，因为有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总是提醒着人们，这些习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在萨洛尼克海（Saronic Sea）的沿岸，海盗猖獗；例如，狄奥格尼斯就在从雅典到埃吉纳的路上被海盗抓住带到了克里特，这些海盗的头目就是远近闻名的斯克耳帕鲁斯（Scirpalus）船长。费莱（Pherae）的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率领其船只大胆地袭击了皮赖乌斯港，把那里的货币兑换者的所有钱财洗劫一空。［60］
实际上，伟大的旧雅典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它从一个政治势力完全转变成为一个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其代表的希腊文明成为整个希腊的楷模；同样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城邦中的公民个人也转变成为学者，他们成为希腊文化的载体；在逃离国家的倾向上哲学起到了带头的作用。然而，从精神文化上看，雅典比以前更加成为了一个领导者，爱奥尼亚的城市已经丧失了其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与科林斯、底比斯、阿尔果斯和斯巴达没有什么区别。惟一的例外是，绘画艺术仍然在各地存在。在哲学上，雅典当仁不让地占据了主导地位，生活在希腊其他地区的哲学家都必须至少在雅典生活一段时间。［61］演说的遗产是如此丰富，即使仅此一项就可以确保雅典的领先地位。哈利卡纳苏斯的狄俄倪索斯谈到伊索克拉底的时候说，他训练出了雅典和希腊其他地方的最富有天才的人物，其中一些人成为法庭上的演说家，一些人在国家的事务中赫赫有名，另一些人则成为“记载希腊人和野蛮人的事迹”的历史学家。这座城市必须至少以保持其作为演说家故乡的地位为目标，因为这种技艺很快就要成为最重要的力量源泉。绝不能忘记悲剧仍然在上演，并且有新剧推出，也不要忘记雅典同样是中期喜剧和新喜剧的主要故乡；这里巨大的精神能量仍然给人以持久的印象；雅典所呈现出的活力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然而，到公元前350年，雅典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已经变得非常糟糕，而马其顿人的威胁则与日俱增。在开俄斯、罗得斯、科斯和拜占庭相继叛变以及不幸的同盟战争之后，雅典的海上同盟完全崩溃了。在雅典所剩无几的盟邦和小的尚未独立的居民点，居民们生活在恐惧中，害怕那些来自于海上的雅典同志们，因为雅典人在战争中已经无钱可用了，他们最好的预期是必须交纳大量的供品，最坏的打算则是被口袋空空的雇佣兵洗劫一空。这些军队和将领是惟一可以依靠的军队了。［62］尽管关于这些恶毒将领们的抱怨声很高，但还是应该对他们的境遇加以考虑，因为他们必须与政客们相抗衡，他们往往先给他们下命令而后再去挑他们的毛病；雅典人总是准备相信谎言，然而仓促地做出决定。［63］德摩斯提尼说，每个军事将领都必须经受住两到三次的判决；但是由于不能对这些雇佣兵实行有效的控制，他们对指控从来没有放在眼里，人们还是不遗余力地追随着这些犯了错误的人。在那里，伊菲克拉特曾经率领武装对法官进行威胁，现在查雷斯（Chares）居然把雅典用于战争的资金在演说家、荣誉贩卖者和法庭官员中进行分配；大众不但没有因此而责备他，反而对他十分热爱。“因为人们自身也以这种方式生活”，雅典尼乌斯（532d）说；“年轻人在酒馆中与吹笛少女或情妇虚掷光阴，他们的父辈则在投骰子和其他的游戏中消磨时光，大众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宴饮和吃肉上面，而不是管理城市。”在德摩斯提尼的《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Against Aristocrates）的演说中，他说查理德姆斯（Charidemus）也贿赂演说家，因而有时也会冒着与雅典人的利益相左的风险。例如，他支持海盗，他们全集中在位于柴索尼斯西岸的阿罗培肯尼索斯（Alopeconnesos），当时雅典人正准备对他们发动进攻；他还背信弃义地逮捕了一个色雷斯首领和他的儿子，他们对雅典十分友好，他把他们交到了敌对的卡迪亚人（Cardianians）手中，他知道他们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接着他们在当着父亲的面杀死了儿子之后也把父亲给淹死了。［64］这件事也没有受到惩罚，这座城市甚至允许自己公开地受到劫掠，只要能够保留住雅典人的快乐日子。雅典人为这些政治上的老板竖起雕像，以这种方式庆祝雅典的胜利，［65］他们则在很远的地方为他们自己建立起避难所，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一个雅典人是可以相信的；［66］科农在塞浦路斯，提墨修斯在莱斯波斯，伊菲克拉特在色雷斯，查雷斯在西格翁（Sigeion），还有查布里阿斯在埃及都建立了这样的避难所；他们别无选择；但是总的来看，鉴于这种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或许从未做出更加违背道义的事情。
与此同时，雅典民众的公共举止也变得十分可耻，“事情竟然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的公民不再冒险出城去面对哪怕是一个敌人”，伊索克拉底在他的对雅典人进行攻击的演说中如是说（《和平》，77）。他又说：“我们不能在不侵害他人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过上一天，我们甚至不愿意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非有钱可拿”（《战神山演说》，82）；还有，“我们渴望统治，但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土地；我们与半个世界发生争执，但却把军事上的准备工作交给那些无家可归和不能信任的雇佣兵。”（《和平》，44）情况是如此糟糕，福西翁曾经允许大量的有不满情绪的和没有纪律约束的煽动家擅自离开，因为只有在战场上他才对他们具有约束力，在雅典他不能眼看着这些没安好心的家伙轻视他，或者利用献媚者把他搞垮（普鲁塔克，《福西翁传》，12）。有时候，雇佣军被伪装成重装兵派到外面去，一些公民则当作水手随行。有一次，这支公民兵“在一种高昂的情绪下”列队出行，等待他们的正是喀罗尼亚战役。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欧布鲁斯和其他具有领导地位的政治家在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方式。这种控制总是通过一些大众演说家（rhetores）来实现的，这些演说家正是以他们的种种恶行闻名于世。尽管腐败行为是很容易被判处极刑的，但他们的言论就像要他们保持沉默一样是可以购买的。伊索克拉底说，“当我们这些职业的乐观主义者想对另外一个国家挑起战争的时候，他们就会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应该像我们的祖先那样采取行动，但是他们说这话的时候需要有人付钱”，例如，德摩斯提尼就宣称：“如果有人问你认为城邦中哪类人最坏，你不能说是农民或者商人或是那些做银矿生意的人；所有人都会说是那些拿钱发表演说和起草申请的人。”（《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146）他们以向人们——甚至向雅典的敌人和罪犯——兜售公民权和其他荣誉而臭名昭著，只要这样做对他们有利可图。［67］手指指向谁，谁就可以从贫穷变成富有，从默默无闻变成英名卓著，他们为自己建造起漂亮的房子，他们的发达正与国家的衰落同步；［68］但是即使他们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并公开受到指控，他们也可以通过制造出双倍的好处（asteia）而获得赦免，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有罪，那只是因为他犯了微不足道的过错（《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206）。雅典还是深深地依恋着这些人，尽管他们已经骗了她一千次；原因在于他们总是能够摆出一副人民之友（demotikoi）的姿态，长期处于害怕失去民主的恐惧中的大众，只能够对那些代表了旧的“优秀品质”（kalokagathia）的人们产生深刻的仇恨（伊索克拉底，《和平》，133）。这就是大众从不允许来自于贵族家庭的没有干系的人充当仲裁者的缘故，因为他们会被认为偏袒贵族寡头。就像伊索克拉底所言，人们相信，与清醒的人相比，喝醉酒的人能够做出更好的裁决，因为大众看到他们更合他们的胃口，常常会帮助他们满足其邪恶的欲求；因为雅典人已经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69］与那些像德马得斯（Demades）［70］这样的丧失了所有廉耻的人相依为伴的只是一些相对较坏的人：在腓力统治时期有一个名叫皮特阿斯（Pytheas）的人，对于人们指责他很邪恶并不反驳，而是说与阿提卡的政客们相比，他只是偶尔如此；他公开以自己并不总是如此而感到骄傲，认为他不会干坏事，因为他不在最坏的人当中（阿里安，《多变的历史》，14.28）。我们就不用再说献媚之辞的继续盛行了；我们常常不能在献媚者和演说家中进行区分，这种行为继续流行，直至阿提卡国家及其最后的演说家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为止。［71］
抛开所有的这些，不言而喻的是，只要符合演说家的要求，他们对现实的最尖刻的抱怨就会与雅典人通常的自夸结合在一起。“不要逃避危险，但要避免丢脸和羞耻——这是你的禁得住时间考验的行动准则”，伊索克拉底说（《普拉提亚演说》［Plataicus］，14.39），再比如，在《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的演说中，在其对雅典人平白的话语中，德摩斯提尼还是必须要使用捧杀的言辞：“你们雅典人从来没有出卖过一个盟邦，就像忒萨利亚人永远会出卖所有的盟邦那样。”（112）用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的一个尤其为人们所喜爱的题目是对刺杀僭主的赞颂，这个主题总是会给听众带来愉悦。色雷斯的国王考提斯（Cotys）被授予雅典的公民权和一顶金制的王冠，后来转而对抗雅典；公元前358年，他被赫拉克利斯家族的一个叫皮同的人暗杀了，他因而也获得了雅典的公民权和金冠作为奖励，尽管这也并没有能够阻止皮同抛弃所有这些荣誉，投奔了腓力（《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118f.，127）。
国库的空虚与经常展示出来的丰富的情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阿提卡所有的可以征税的财产多达6000塔兰特，德摩斯提尼断言，这些钱几乎相当于其他所有城邦的财产总和（《论税收集团》［On the Taxation Group］，19.25）；但是从这个世纪一开始就有关于财政状况的抱怨，早在吕西阿斯的演说中就说到过有关国家任意鲸吞无辜者财产的令人震惊的事例。德摩斯提尼告诉他的公民说，“你们国库里的积蓄不足以维持军队一天的费用”。这时还不断出现关于公民贫困化的抱怨。值得注意的是，90000德拉克马的财产就使德摩斯提尼的父亲位居最富有的公民之列，在伊索克拉底的《战神山演说》（54）中，我们则悲观地看到大量的公民从一大早就站在法庭的门口，只是为了能够通过抽签在里面坐上一天以赚取半个德拉克马；他还说，也就是这些人穿着租来的金色长袍出现在节日和游行活动中，但在冬天他们的身上却裹着丑陋不堪的破布。
在德摩斯提尼的第三篇反腓力的演说（36ff.）中，他还提供了一个不仅在雅典而是在希腊所有地方的政治家、演说家和其他人的普遍腐化的重要证据。他首先以一种有意要激起人们愤怒情绪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希腊现实社会的图景，接着，他说现在与希波战争的时候是多么不同，那时候最丢人的事情就是被发现受贿；那时也没有像招摇撞骗的演说家和不失时机地出卖消息的将领这样的人，现在这样的人则随处可见，就像在公开的市场上买卖东西。希腊现在生病了，他说，有了新的麻烦；对某个赚到钱的人的嫉妒，对接受钱的人进行嘲笑，对犯错误者的容忍，对那些判他们刑的人的怀恨，还有腐化所带来的其他所有的种种弊端。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民族突然间意识到，它的存在正处于其对手马其顿腓力的威胁之中。
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这个时期雅典在文化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是随着与马其顿人的战争而出现的：这种方式是雅典所特有的，那就是这个城市常常不得不通过演说家的口去证明其自身的存在，达到政治账户上的平衡。我们可以把同时代的犹太预言家的劝诫和德摩斯提尼的《奥林托斯演说》和《反腓力演说》作一个比较；仅此一端就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整个的希腊生活，没有另外一个希腊城市能够提供与此相似的自我意识。［72］德摩斯提尼可能在这里或那里有错误，而埃斯奇尼斯确实撒了谎，想混淆视听；然而，在这个地方的真实状况的确被大声说了出来。
当然，雅典人听到了足够多的关于家乡的实情（德摩斯提尼，3.15）。伟大的演说家把所有的过错都归结到雅典人的头上，他要求他们回想一下，他们曾经拥有一些能够给他们提出正确建议的人，他们自己也有能力对这些建议作出判断，如果他们能够立即警醒的话，也会做出正确的行动；他向他们大声疾呼：
如果有一些美塞尼亚人或是伯罗奔尼撒人以一种违反他们良知的方式行动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自己却是完全明了事理的，你们让我们说出了针对你们的威胁和阴谋，然而你们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最坏的事情发生；为了这些一时的快乐，你们竟然无动于衷，对你们来说，享乐似乎比任何帮助自己走出困境的努力都更为重要。［73］
他常常告诉他们做出某种改变是很容易的。“斯巴达已经倒台了”，他在第三篇奥林托斯演说（27）中说，“底比斯占领了其他地方；如果我们能够起来维护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权利，我们就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敌手。正是我们自己丧失了自己的地盘，白白地丢掉了1500塔兰特，没有任何回报。”
或许不能确定的是，腓力是否真的从一开始就想与雅典发生争执，但不论如何他还是使雅典人感到了不安，在他越靠越近的时候，他们立即分化为两个党派。如果当时雅典有一个专权的统治者的话，不难想像的是，她可能与马其顿有着共同的事业；但是由于没有秘密的议程，所有的事情都必须通过公民大会进行，因此这就不可能了；腓力是如此胆大妄为，对希腊人也是如此惧怕，他认为很难劝说希腊人与他结成联盟。更糟糕的是，在雅典有一个亲马其顿派，由埃斯奇尼斯、德马得斯和其他的一些人领导，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坏，以至于人们说，就连学校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哪些演说家拿马其顿人的工钱，马其顿的来访者一到雅典，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在大街小巷向他们表示敬意。［74］
德摩斯提尼站出来与他们对抗。我们知道，为了让人们倾听他的话，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人们在好的演说家的雄辩中感到愉悦，对待演说就像治病一样的当作一种需求，对不同的演说家评头品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接受他们的引导。［75］只是通过与腓力的冲突德摩斯提尼获得了政治上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他拿出看家本领在演说中展示出了他的杰出辩才和超常韧性。［76］至于他的政治道德问题，即使在古代就存在争议，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波斯人的金子、拿了多少。［77］我们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然而，如果我们把对这位伟大演说家的判断完全建立在他的作品的审美感召力上，把他看作是一位没有任何瑕疵的爱国主义的楷模，把希波里得斯、提奥旁普斯和德莫特里乌斯（Demetrius）的批评仅仅当作充满嫉妒的谣传，这样做似乎也太过简单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接受现代学者对他的平反。［78］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知道雅典那时是个什么样子的人都会在判定这样的事情时极为谨慎。到处传布的丑闻和恶毒的政治谣言到处都是，这迫使我们得出结论，即使最好的人也难免受到牵连；在雅典的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也给了我们这种无处逃避的印象；在这个时代，我们对找到一个完全清白的人不存在任何奢望。
不论如何，德摩斯提尼要负有削弱了欧布鲁斯的势力的责任。一股新鲜的空气似乎吹过城市的上空，以至于自尊开始恢复了；毫无疑问，雅典对于她的声名和自尊的这次复苏抱有一种欢迎的态度，以拥有这样一位反击腓力的热情似火的名人演说家而感到骄傲，即使还有埃斯奇尼斯和他的同党，相反的倾向在这个城市同时也是存在的。正是由于演说家德摩斯提尼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在读到他的第三篇《奥林托斯演说》还有第三篇《反腓力演说》的时候不得不佩服他的辩才，其中他所使用的带有反讽意味的责备一定说到了雅典人的心里。这最后一篇著名演说的结论尤其具有感染力，他提议进行军事上的准备，结成同盟，向国外派出使团去宣传、联合、告知并警告希腊人，但接着就对他的听众解释说，他们必须做出榜样，不要等着查尔基斯人或者麦加拉人去拯救希腊，而认为他们自己可以什么也不做；因为他们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个光荣的职责。毫无疑问，这个口若悬河的人成功地使雅典人站在了自己的一边，最终还把从前的敌人底比斯人以及他们的将领和同盟官（Boeotarchs）[3]也成功地争取了过来，因此，底比斯和雅典的公民大会一同掌握在了德摩斯提尼的手里。［79］
如果我们更为冷静地观察事态的话，就会发现他的军事政策存在着几个问题。腓力很有可能更倾向于暂且放开帕那索斯以南的没有陷入混乱的希腊地区，目的是实施他对抗波斯的重要计划。他已经得罪了科林斯人、阿卡亚人和底比斯人，但还没有直接去对抗雅典。［80］然而，第三篇反腓力的演说却鼓动雅典挺身而出成为整个希腊民族的屏障，因为这是德摩斯提尼能够激发雅典人的惟一理由。在希腊城邦陷入如此残酷的互相虐待的战争一百年之后，现在要谋求外国的力量插手希腊的事务，必须有一种强大的信念作为支撑，那就是希望泛希腊的爱国主义能够在这最后的时刻创造出奇迹。不仅如此，演说家还必须告诉他的雅典人，他们目前仍然处在一种虚弱的状态中，尚不能对腓力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必须面对失败；他们的敌人并不像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对手斯巴达人；腓力的军事组织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81］抛开这些，尽管他清楚地知道他的阿提卡公民兵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德摩斯提尼还是鼓动这个破败的和热爱快乐生活的国家投入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其存在必定面临危险。十分明显的是，他也希望马其顿自身发生一些变化，就像他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只需要对付一个人。但是腓力还没有死掉或者被暗杀。不论如何，这种政策是极端草率的，我们必须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德摩斯提尼的反对者都是马其顿收买的亲信；尤其是福西翁从一开始就反对整个行动计划。
当他们被召集起来进行决战的时候，似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出发，尽可能早地赶往彼奥提亚（狄奥多洛斯，16.85）——然而，同盟们也带来了一支与他们的公民兵一样强大的雇佣军——他们就这样赶到了喀罗尼亚（公元前338年）。如果德摩斯提尼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话，那倒是他的运气了；然而，正如一位晚近的历史学家所言，他“在撤退的过程中被俘”，普鲁塔克的记述更加不客气，说他就像一个懦夫那样地逃跑了，扔掉了武器。［82］在战后的这天晚上，腓力带着胜利的口吻朗读了雅典公开的战争宣言：“正是在帕尼亚（Paeania）的德摩斯提尼的儿子德摩斯提尼的动议下作出了这个决定。”这一点成为演说家一生中的一个污点；后来的事情再也没有能够挽回他的声名。
当战败的消息传到雅典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普遍的恐慌情绪。这种情绪在希波里得斯做出的提案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建议让妇女和儿童躲进比雷埃夫斯港，给予所有的奴隶以自由，授予所有的外邦人以公民权，恢复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公民权。［83］这个提案立即被接受了，所幸的是没有执行，因为它将导致绝对的绝望和恐怖。希波里得斯后来不得不因此受到审判，但这个提案本身就足以表明雅典人陷得有多深，因为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凡是父母不是正式结婚的公民的那些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腓力还是抑制住了他们所惧怕的对雅典的进攻，他具有讽刺意味地表现出对雅典的仁慈；他把死者送回了雅典埋葬，释放了2000名阿提卡的战俘，没有收取任何赎金，不仅让雅典人保住了阿提卡，而且还把欧罗普斯（Oropus）的边界地区给了他们，而这些地区原来属于他们的底比斯盟邦，一直处在双方的争夺之中。作为回报，他们当然也不得不与他签订了一个联盟条约，但允许他们保留那些反马其顿的政治家，人民大众继续保护德摩斯提尼免于所有的指控。由于他们已经决意不表现出任何悔改之情，所以他们还是把在阵亡将士墓前演说的权利交给了德摩斯提尼。
在雅典，一旦恢复了镇定，就再次出现了一系列反对军事将领的坚决行动。一些人因为交出了战船，另外一些人则由于出卖了同盟城市而受到控告，但是所有受到指控的人都逃跑了，很显然这是因为没有人期待雅典的法庭能够作出公正的裁决。公开的告密者们一定已经使自己陷入到一种控告的狂热中，把庄严的“国家控告”（eisangelia）用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例如，一个人告发另外一个人用于雇佣吹笛少女的钱超过了法定的费用，或者他在错误的德莫进行了登记。［84］
现在面目可憎的演说家来库古登场了。一个爱国者，一个成功的金融家，从未盗用过国家的财产，［85］他还是一个令人炫目的狂热分子。［86］正是在他提交的控告的基础上，雅典人不得不通过了对吕西克里斯处以极刑的决议，他曾经在喀罗尼亚率领军队，因为查雷斯没有指挥才能；在他的演说中，来库古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最严厉的检举人”。在他的控告演说中幸存的一段话正体现了我们所熟知的1793—1794年大恐怖时代的那种风格：
“你跑不了了”，他对吕西克里斯说：
当两千人倒下，两千人被俘，在那里树立起一座雅典战败的纪念碑，整个希腊开始受到奴役。在你的领导下取得这些“战果”之后，你居然敢于继续活着，看着太阳的光芒，在市场上大摇大摆的散步，你简直就是一个你的国家的羞耻和屈辱的活的见证物。（狄奥多洛斯，16.88）
没有任何记录能够说明吕西克里斯在军事上犯过什么错误，所有对此前事件的指控都可以同样用在德摩斯提尼的身上；但是来库古需要释放他的情绪或者他的动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于是吕西克里斯成为了他的牺牲品。
腓力于公元前336年在埃格亚举行的他女儿的婚宴上遇刺身亡。在那时，当同盟国聚集在科林斯时，他曾经在希腊人中任命了与波斯开战的军事指挥官。他死后，雅典人欢呼雀跃。随即举行了感恩的祭祀活动，德摩斯提尼身着盛装头戴桂冠出现在公共场合，尽管在几天前他刚刚失去了一个女儿。高兴是可以理解的。雅典人最荒谬的举措似乎是要马上为刺杀者授予一顶金冠——如果他们能够抓住他的话。现在他们要对付的就是亚历山大了。德摩斯提尼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错误判断，他称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笨蛋（margites），当然他不会知道他将是所有历史时代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他就这样错误地下了结论。不能原谅的是，他现在鼓动底比斯人发动起义，并为他们提供武器，因而他们开始屠杀马其顿的驻军。德摩斯提尼作为一位首席演说家控制了局面，雅典人武装起来，并期望从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那里得到帮助，但是当亚历山大出现在彼奥提亚的时候，人们的勇气崩溃了。就像普鲁塔克所描述的那样（《德摩斯提尼传》，23），德摩斯提尼“像一道光那样地跑了出来”，底比斯在被雅典抛弃之后被攻陷；如果他们想在底比斯举行暴动的话，他们就应该为这座城市做更多的事情。一个代表团到了亚历山大那里，德摩斯提尼也是成员之一，但他不失时机地退了出来，因为害怕国王生气；他很快就处在了被移交到征服者手中的巨大危险里，亚历山大要求逮捕十个反马其顿的政治家。德马得斯成功地安抚了国王，使亚历山大的路线转到亚洲。
与此同时，在雅典发生了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奇尼斯之间的巨大争执。这场争执早在喀罗尼亚之后就开始了，那时泰西封（Ctesiphon）提出申请当众授予德摩斯提尼桂冠，埃斯奇尼斯则提出反对意见，这场斗争持续了好几年时间，最终以德摩斯提尼胜利地得到这一荣誉、埃斯奇尼斯自愿被放逐而宣告结束。就在这场口水战吸引了所有雅典人的注意力的时候，亚历山大正在亚洲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表明了希腊人对雄辩的口才的痴迷是多么的不可救药。这两个对头在这个问题上的演说词把大量的肮脏事实暴露在公众面前，给人们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和不快的滋味，即使读者对所有的言辞并不相信。
在这个时候，大约是公元前332年，来库古告发了列奥克拉特斯。罪名是逃避军役，在喀罗尼亚战役的时候出国。错误的消息流传开来，尤其在罗得斯，说雅典已经掌握在马其顿人手中，比雷埃夫斯港被包围，这导致装满谷物的船只滞留在了罗得斯港，而不能开往雅典。后来列奥克拉特斯还假扮成一个外邦人在麦加拉生活了五年。在控告他的过程中，来库古使用了鼓动下层群众来诋毁他的最极端的方法，在他返回雅典的时候就放出风去说他将会受到审判。他的主要措施就是把雅典人能够犯下的所有罪责都一股脑地放在他的身上，他始终无情地使用这一方法。对雅典的奉承越多越好；他们不得不严肃认真地听着他对他们诉说，他说所有民族都表现出对神灵、父母和最伟大的爱国主义的最大的虔诚，所有这些都将被忽视，如果列奥克拉特斯能够逃避这些罪责的惩处的话。在墓前演说中，他用了庄严的口吻说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真理，那就是在喀罗尼亚的死难者胜利地倒下了，当他们被埋进坟墓的时候，全部希腊的自由也随之被埋葬了。他说只有雅典人知道如何赞颂勇敢者，因为在其他城市的阿戈拉中充斥了运动员的雕像，而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却能够看到伟大的将领和那些刺杀僭主的人。希波战争期间旧有的节制再次恢复了，从前没有哪个野蛮人的战船敢进入希腊的水域，即使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也是独立的。他补充道，正是由于雅典人的光荣，她的伟大事迹成为了所有希腊人的典范；正像雅典在这个时期身先士卒一样，他们的阿提卡祖先在勇气上也总是走在其他人的前面；接着他还讲了考得鲁斯［87］是如何牺牲他妻子的故事，讲得十分具体而且充满了戏剧化的情绪。［88］在这篇演说中有大量的爱国主义的献媚之辞。刚一开始，来库古就请求地方的神祇和英雄作为证人攻击那些由于背叛而玷污了他们的神庙、圣地和古代祭祀的人们，在后来的段落中还有类似的破坏虔诚的事情。［89］列奥克拉特斯还被控告发伪誓，他要求一个办事员漫不经心地背诵应该由青年男子发表的誓言，另外一次是希腊人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前发的誓（但在这项审判的时候一个誓言还不值两个便士）。还有一个间接的控告，说列奥克拉特斯想把传统的仪式全部废除，只要有人做得出来，就可以把父母交到敌人的手里，剥夺应该属于死去的人们的尊严；与此相应的是，那时人们十分强调神灵对人类行为的关注，首先要对父母和死去的人充满敬畏。与这个罪名相联系，来库古还讲述了一个传说，据说来自埃特那火山的一股岩浆特意避开了一个想解救他的父亲的儿子。应该说，这些宗教奇闻显然在当时的雅典是很荒谬的，演说家在强迫人们接受他在神话和古迹上的个人爱好。［90］雅典旧有的严厉的清规戒律得到了详细的阐述；来自于像提尔泰（Tyrtaeus）这样的诗人的爱国主义文献也被用上了；在这以后不久，在雅典，人们还为德莫特里乌斯唱起了酒神颂歌（Bacchic Hymn）。
雅典仍然是所有旨在反对亚历山大的谋划活动的中心。此时，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盗用公款的事件开始被揭露出来，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城市发生的。亚历山大的司库哈帕路斯从巴比伦潜逃到雅典，从他偷的5000塔兰特中拿出700塔兰特留在了雅典。偷窃的数量之巨使整个城市感到了不安，在诉讼的过程中，最终矛头直指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民领袖，因为是他们把他从港口接上了岸，然后又放他逃跑的，德摩斯提尼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一开始，他并不想接纳哈帕路斯，只是让他路过，据说哈帕路斯用20塔兰特贿赂了他。演说家的罪责被希波里得斯和告发者确证了，其演说词的起草者是戴那库斯（Deinarchus）和历史学家特奥旁普斯，对于他们，普鲁塔克一再提起。［91］德摩斯提尼被认定有罪，处以50塔兰特的罚金。大多数现代学者相信他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但是在这样的案件中关于对与错的推断是如此不明确，我们只能不发表意见。不论如何，德摩斯提尼还是被关了起来，后来成功地逃离了，甘愿在埃吉纳和特洛曾过了很长一段流亡生活。这引发了他关于当时雅典基本情况的一段最重要的论述；普鲁塔克记载，当年轻人前去拜访流亡中的德摩斯提尼的时候，他劝说他们要远离政治生活，还告诉他们，如果从一开始他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演说家的讲坛和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会，另外一条是直接死掉，如果他能够预见到政治生活中的邪恶、焦虑、充满嫉妒的控告、诽谤和相互倾轧的话，他宁愿直接选择死亡。［92］在那时，雅典所有的政治家可能都会有此同感。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的去世使得把马其顿人赶出希腊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了，至少比以前的想法更实际了。德摩斯提尼被喊回了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在最初的鼓动成功之后，希腊城市内部的虚弱在拉米亚战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当马其顿人再次取得胜利，演说家又一次地逃跑了，正如我们所知，公元前322年，他死于卡劳里亚（Calauria）。［93］
在关于雅典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说起这个城市的狂妄自大。但我们必须说，不仅是雅典，即使是整个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都承袭了过高的期望和关于过去的辉煌的记忆，这使它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这是一笔既有益处又存在缺陷的遗产。一个民族的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其独特的责任或者任务，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责任不要被先前的胜利淹没。但是这仅仅适用于文化上的目标，道德的标准不应该降低，但是在道德的意义上，可以察觉到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明显地处于衰退的过程中，可能与其说是在私人的领域，不如说是在与城邦相关的所有事情上面。希腊生活最高贵的观念已经明显地崩溃了；思想家和受过教育的人已经抛开国家，走向了背离城邦（apolitia）和世界主义，这是一个得到公认的事实。
惟一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就是那些拥有影响力的个人的巨大的榜样作用。衰落的耻辱使整个希腊陷入痛苦之中，不应该忘记，雅典的状况与其他的地方相比可能还好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其他城邦的精神状况十分有限，缺乏连贯性，大多是消极的。只有在艺术创作上，爱奥尼亚的城市看起来至少能够跟上雅典的步伐；在其他方面，它们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远远落后于像罗得斯和科斯这样的城邦。
在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城邦的普遍幻灭中，个人的理想主义的艰苦尝试出现了，即使只有很少的几个事例；它与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完全成熟的自我意识结合在一起，一个新型的人群出现了，它需要一个较好的名字，我们可以称之为“善良的泛希腊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那些著名的雅典政治家们——包括科农、提墨修斯、查布里阿斯、伊菲克拉特或者福西翁——的人物，这些人除了德摩斯提尼之外，全都是雅典人；［94］这种新的类型代表了一种由反思而形成的精神，可能在实质上是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的伦理学的产物。而很多人倾向于忽视国家，不论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是别人的国家，以哲学家、学生或者旅行者自居，或者只是以追求快乐作为其存在的方式，一些以这种方式进行思想的人为了广泛意义上的民族而活着，首要的任务是保持希腊人的本色，也就是做一个城邦的动物，不论他生活在哪个地区。
在这些泛希腊人当中，当然不应该包括像老狄俄倪索斯这样的人，尽管在与蛮族的斗争中，他不可避免地希望摆出一副希腊主义的代表的姿态。尽管他只是在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时才会成为它的捍卫者，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故意避免破坏西西里的迦太基力量以确保和维持他的不可或缺。从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到苏格拉底的这些辞藻华丽的思想家也不在这个行列当中，尽管他们的修辞学利用了泛希腊的情绪，并且开始宣扬希腊的一体化，共同进行了反抗蛮族和僭主的事业。这些诉求是温和的；难的是去实现它们。就像这种目标从未实现那样，他们对这种观念的滥用也得到了以下事实的公正的惩罚，那就是真正的希腊人，不论他出现在哪里，都不能被这些演说家认可。例如，佩洛皮达斯和伊帕密农达从来没有被伊索克拉底提到过，他的希腊爱国主义只是一首优美的副歌罢了。
另一方面，色诺芬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泛希腊人。在统帅们叛变后他成为了军队的头目，通过其非常异类的军队，他自然而然成为了希腊主义的代表。后来，当他被雅典人放逐的时候，他的确曾经为斯巴达的盟友居鲁士服过役，他表现了一种狭隘的斯巴达主义，就像伊索克拉底那样，他用肉眼没能看出希腊的民族精神；但是他可能相信他的斯巴达主义就是真正的希腊主义。即使在国外，他都会明目张胆地去试图实现泛希腊的理想，在人们的描绘中，他手持阿尔果斯的长矛，身披阿提卡的胸甲，头戴罗马匠人制作的头盔，他的坐骑是一匹来自埃皮道鲁斯（Epidaurus）的战马。［95］
一群异乎寻常的人——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现在开始变得十分引人注目。毕达哥拉斯建立的学派自身并不想谋求政治上的权力，如果它的确在克罗顿和墨塔旁吐姆——在这些城市他们的居民被赶了出去——的危机之后产生了一些实际的影响力的话，那么关于他们的一些记载也是从公元前5世纪传下来的。但是在这些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离群索居的生活之后，他们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又开始出现了，似乎在政治上很活跃。这个系统包括塔林顿（或者克罗顿）的菲洛劳斯（Philolaus）和塔林顿的里西斯（Lysis），他们都出现在底比斯的舞台上；还有塔林顿的克里尼阿斯（Cleinias），他生活在赫拉克利亚的卢卡尼亚人的城市中；还有塔林顿的欧瑞图斯（Eurytus），他住在墨塔旁吐姆，以及较晚的塔林顿的伟大的阿齐塔斯（Archytas）。至少在这个较晚的时代，在那时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秘密社会所拥有的繁文缛节并不重要；即使有的话，基本的约束还是在思想上。他们的目标是进行一场希腊生活的道德和宗教的改革，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在这些城市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来实现这个目标。［96］这些人仍旧相信一个建立在贵族哲学基础上的联盟或许能够帮助西西里恢复其城邦体制。当小狄俄倪索斯第一次邀请柏拉图到西西里的时候，正是他们写了很多封紧急的信件给柏拉图，请求他予以回复，在狄俄倪索斯的再次请求之下，也使他能够最后一次拜访西西里；当柏拉图和他的东道主再次闹翻之后，也是他们通过一个口信说明迫近的危险而使他得以安全返回。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在狄翁一人身上，他不仅接受过毕达哥拉斯传统的训练，而且是柏拉图的一个密友。但是柏拉图自己受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很深，尤其是他的关于灵魂和彼岸世界的理论；他还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融合了进来。这两个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大多是狄翁在希腊逗留期间确定下来的，在那时他为柏拉图提供了一笔丰厚的捐助（choregia），柏拉图也不遗余力地向希腊人赞扬和推荐他。［97］不论如何，希腊人还是倾向于带着一种情绪化的和徒劳无益的崇敬看待西西里的计划。他们制定了在西西里建立一个理想政体的完全没有希望的计划。在他成功地把狄俄倪索斯从西西里赶走之后，狄翁也成为一个阴谋的牺牲品，对这样一位模范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在这样的境况下似乎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结局。
泛希腊人最完美的典型是伊帕密农达，非常遗憾的是普鲁塔克没有为他立传。我们已经提到，追随着在底比斯流亡的菲洛劳斯，里西斯也来到这里陪伴伊帕密农达的父亲波力姆尼斯（Polymnis），并作为其家庭的一位成员在那里生活。在与里西斯的日常接触中，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群体的成员，男孩伊帕密农达长大后显然成为了泛希腊理想人物的代表，他具有恪守公民道德和热爱智慧的双重特性。他的追求在他的这一评论中表达出来，即如果底比斯想成为希腊的领袖，他们必须在通往卡德米亚（Cadmea）的上坡路上建立起雅典的普洛皮拉（Propylaea）。[4]［98］在一些同伴的帮助下，伊帕密农达在公元前379年成功地把底比斯从斯巴达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些同伴或是与他有相同的想法，或是受过他的教导，佩洛皮达斯是与他最为亲近的，在这以后，他的同党，那些年轻的彼奥提亚人很快统治了整个彼奥提亚地区，战胜了那些反抗者。在公元前371年的斯巴达大会上，他不仅是底比斯，而且是整个希腊的发言人，在留克特拉战役胜利之后，他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希腊主义的主张。在重建美塞尼亚和统一阿卡狄亚的同时——这些成就只能出自一个泛希腊人之手——在确信这样做有益无害的情况下，他决心与充满敌意的斯巴达人做交易，使其永远不再破坏希腊城市。［99］
伊帕密农达对科林斯的提墨里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提墨里翁被描述成他的最重要的一位效仿者（普鲁塔克，《提墨里翁传》，36）。当提墨里翁前来拯救西西里的时候，那里的形势没有给人们在希腊和蛮族之间提供选择的机会（那里的僭主完全附属于迦太基）：西西里人可以选择获救或是对他们的民族说再见。现在，希望就只寄托在这个从科林斯的惨境中逃出来的人身上；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包括了在西西里实现希腊主义。［100］我们已经提到，他是如何通过带来了来自于所有希腊和大希腊的大量移民而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克里米苏斯战役之后，他把一批财富作为供品送回了家，在他的母邦科林斯，最好的神庙并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是用从希腊同胞那里获得的战利品装饰起来的，而是用蛮族的战利品装饰的（普鲁塔克，《提墨里翁传》，29）。提墨里翁对泛希腊主义的信奉是真诚的，因为他选择了一个由所有部族的希腊人混合而成的人群在西西里定居；他与狄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倾向于贵族政制，而是在所有地方普遍地建立起民主政体，不论效果好坏，这是他惟一能做的事情了。
在像伊帕密农达和提墨里翁这样的值得纪念的人物身上都有一种自我约束的能力，能够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一个更好的目标，这并不是希腊人的性格特征，我们不能因为太缺少这样的人而过于挑剔。想要询问到底有多少人能把这些品质付诸实施是徒劳无益的，但欲要了解它们是否真的在现实中实施过则是正常的；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两个领导人物就做到了这一点。腓力和亚历山大先前的所作所为使人们完全相信他们就是泛希腊人的代表，伊索克拉底明确地告诉腓力：“赫拉克利斯的其他后人可能热爱他们自己的城市，但是你，并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城邦的公民，可以把整个希腊看作是你的故乡，就像你的祖先（赫拉克利斯）曾经做的那样。”（《腓力》［Philip］，127）在狄奥格尼斯满世界寻找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既不是希腊公民，甚至都可能不是一个希腊人，而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光与影就照在了他的身上。
就像城邦不再能够满足伦理理想主义者的需要那样，它也不再能够实现利己主义者的野心。伊菲克拉特的事例给了雅典人一个悲惨的样板，说明了从前为人们所习惯的公民的荣耀现在对某些人来说是多么不值一提。“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雅典人”，德摩斯提尼说，“我们奖励给伊菲克拉特一尊青铜塑像以及在主席厅用餐的权利，还有其他的礼物和荣誉，使他倍感骄傲和兴奋。然而，他还是在事关考提斯的利益问题上大胆地与你们的将军们作斗争，认为考提斯的战事比你们赋予他的荣誉更加重要。”（《反阿里斯托克拉特斯》，130）可能最令人愤慨的是这个人实际上把他的雕像丢到一边，去忙他自己的事了。
作为某种补偿，人们对名誉的热情还是通过许多方式表现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地获取举国上下的关注，经常通过很奇怪的方式。盛大的节庆活动提供了机会。例如，老狄俄倪索斯就肯定丧失了他的幽默感和是非观念，在叙拉古用糟糕的悲剧不断地攻击希腊人，直到最后雅典人在公元前367年在莱那亚（Lenaea）给了他的《赫克托耳的解放》（Liberation of Hector）第一个奖。他兴奋过度，举行宴会进行庆祝，由于喝酒过多而死。［101］但是，获得荣誉的最重要的途径是与葬礼相关的公共活动。早在公元前364年，当佩洛皮达斯在一次战役中倒下的时候，万分悲痛的忒萨利亚人和其他的同盟者组织了一次无比盛大的纪念活动（用普鲁塔克在《佩洛皮达斯传》［33f.］中的话来说就是“超越了此前所有对杰出者所表达的敬意”），人们从各个城市和地区纷纷涌来争相加入这支盛大的游行队伍。这并不完全是真实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神经上的传染病，一种崇尚荣名的需要。［102］公元前352年，卡里亚的统治者摩索路斯的葬礼被安排成为一桩并不局限在他的哈利卡纳苏斯的都城而是波及所有希腊人的公众事件。他自己就曾经热衷于纪念性建筑，在重建了哈利卡纳苏斯之后，他亲自制定了兴建他自己的王宫的计划，表现了他在选址上的高超技巧（参看维特鲁威［Vitruvius］，2.8）。现在他却死了，他的遗孀也是他的姐姐阿尔特弥西亚，把哀悼活动办成了一道牵动全民族的风景。这件事刚好发生在马其顿人吸引了所有看客和观众的注意力之前，她自己的统治很短暂（公元前352—前350年），悲伤过度也使她很早过世；因此，盛大的公共活动超越了世界性的声名。［103］不仅摩索路斯在葬礼纪念碑的豪华程度上超越了此前所有的人——作为一个建筑物，其独特的装饰就可能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而且在它完工的时候——阿尔特弥西亚没有能够活着看到——还举办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悲剧比赛，还有四个（一个墓前演说似乎是不够的）顶尖的演说家争相对摩索路斯进行赞美。这些无比盛大和肉麻的赞颂活动的受益者就是历史学家特奥旁普斯。
罪孽深重的个人主义也需要某种途径与空想的泛希腊主义竞争；犯罪也是一种出名的方式，坏人和好人一样想出名；他们不再能够通过为单个的城邦作贡献而实现这个目标（就像谚语上讲的——如果你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斯巴达人，那么就不要辜负她）。野心不再通过真正的公民情感获得实现，现在不仅蜕变成理想主义者们随心所欲的行动，就像那些高尚的刺杀僭主费莱的伊阿宋的人，而且有时还演变成疯狂的破坏活动。因而，在公元前356年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埃菲苏斯神庙的希洛斯特拉图斯（Herostratus），承认（可能是在拷问之下）他做这件事就是为了出名，特奥旁普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透露了纵火犯的名字，尽管埃菲苏斯人曾经决定为他保密（维勒里乌斯·马克希姆，8.14）。有七个城市曾经为哪一个是荷马的出生地而陷入争论，现在人们又对伊帕密农达的刺杀者古瑞鲁斯（Gryllus）是一个曼丁尼亚人，一个斯巴达人还是雅典人产生了分歧（波悉尼阿斯，8.4）。刺杀腓力的波悉尼阿斯曾经询问智者赫尔莫克拉特斯（Hermocrates）他怎样才能获得最大的声名，得到的回答是：“去杀死那个完成了最伟大的事业的人”。刺杀者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为他的牺牲品的巨大声名而感到兴奋，与此同时，还能够满足他对于那些罕见的和独一无二的大人物的憎恨。［104］
另外一些不能满足于传统名声观的人还会尝试对自我的神化。对神和他们的力量的敬意如此之低，以至于这种恭维还不如留给自己；而上升到神圣的地位也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只要人们还相信，因此，从前是神的后代成为了一种文字上的专利，现在到了这个普遍腐败的时代，任何一个汤姆、迪克或者哈里都可以宣布自己是神。［105］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来山德是第一个进行这种自我宣传的人，他接受了人们的献祭和赞美，让他的宫廷诗人陪伴左右，在他破坏了萨摩斯的民主制度之后，在那里举办了一个名叫来山德拉（Lysandreia）的节庆活动，取代了从前的赫拉节（普鲁塔克，《来山德传》，18）。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了越来越多的仿效者。赫拉克利亚的可怕的克里阿库斯（Clearchus）要求得到应该给予神的拜祭和荣耀，身穿装饰性的衣物，就像那些神像那样，他最谦逊地称自己为宙斯之子，他的孩子克劳努斯（Ceraunus）在大街上手捧一只金鹰走在前面。［106］十分奇怪的是，还是来自于赫拉克利亚的赫拉克利得斯·旁提库斯（Heraclides Ponticus），似乎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尽管他曾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门下学习，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位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还参与了把他的母邦从克里阿库斯的继任者中解放出来的事业。这个赫拉克利得斯还希望得到英雄的荣耀。当来自赫拉克利亚的使者由于一场饥荒到德尔斐去的时候，他贿赂了皮提亚，答应提供帮助，条件是他得到一顶终生拥有的金冠，并在他去世后像英雄一样地受到崇敬。但是结局却很悲惨。在剧院举行加冕典礼的过程中，赫拉克利得斯受到了沉重的一击，与此同时，皮提亚也在德尔斐神庙的后殿被蛇咬了一口。在临死前，赫拉克利得斯命令说，他的尸体应该偷偷地运走，把蛇放在他的床上，就好像他已经前往加入众神的队伍一样。这个小的计谋也没什么结果，赫拉克利得斯被证明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傻瓜。［107］在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又有些惊奇地听到伊菲克拉特的岳父讲到，色雷斯人的首领考提斯，一个危险的酒鬼，曾经举办过一次宴会和一个婚礼来庆祝他和雅典娜的结合。两个被他派到外面去迎接女神到来的卫兵，回来后说没有接到，在他醉酒的状态下，他立即把他们处死了，第三个还算聪明，他说女神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一个在阿塔薛西斯·奥库斯（Artaxerxes Ochus）的军队中服役的雇佣军将领尼克斯特拉图斯，在公元前350年镇压波斯行省的起义中为了证明自己既是一个外交参赞又是一名战士，据说曾经做出过十分愚蠢的事情，很有力气的他穿着狮皮手拿大棒投入战斗，只是为了模仿赫拉克利斯（狄奥多洛斯，16.44）。类似幻觉的受害者还包括著名的医生叙拉古的梅内克拉特斯（Menecrates），他把自己称为宙斯，由于他的技艺而成为人类生命的惟一赋予者。［108］被他治好了重病的那些患者要被迫给他写一份书面的声明，表明他们是他的奴隶；他们还必须打扮成神的样子，像他的侍卫那样走在他的身后——一个赫拉克利斯，一个拿着他的毛外套、使者的棍子和戴翅膀的鞋子的赫尔墨斯，一个阿波罗和一个阿斯刻勒庇俄斯；带着这支神组成的合唱队，梅内克拉特斯出行的时候身穿紫色的长袍，脚蹬镶嵌珠宝的鞋子，头戴金冠，手执权杖。在写给腓力的一封信中，他自己的落款是“所有声名的赋予者”写给“全世界的破坏者”；国王用希望他早日康复的美好愿望来回应他。据说腓力还曾经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嘲弄过他，给了他一个人独坐的荣耀，在他的桌上除了熏香之外什么也没放，而其他人则尽情吃喝。梅内克拉特斯对这种优待最初感到很高兴，后来实在饿了，就成为了一个凡人，一个愚蠢的凡人。最后，他生气地离开了，说他受到了傲慢无礼的对待。［109］这些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这个时代的人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失常行为，原因在于，即使他们继续循规蹈矩地在政坛上闯荡，但声望已经不再能够从城邦中获得了，因为生命中最简单的和最好的目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这种名声的最后一个例子还是值得提一下的——那就是菲瑞内（Phryne）这个人，我们不知道在历史上她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当时她被曾经受过她侮辱的欧西阿斯（Euthias）控告犯有渎神罪，希波里得斯为她辩护，由于害怕输掉这场官司，所以他解开她的衣服，向法官们展示她的乳房；他们被神秘的恐惧包围，决定他们一定不要杀死这位女祭司和阿佛洛狄忒的使者。在埃留西斯和波塞冬尼亚的节庆活动中，她当着所有希腊人的面脱光衣服在大海里洗澡，这个举动更加惊人，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她总是衣着整齐，从未光顾过公共浴室。阿佩雷斯（Apelles）把她作为他的阿纳迪奥梅内（Anadyomene）的模特；普拉克西勒忒斯对她的看法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来，即在她的家乡塞斯匹亚，不仅矗立着他送给她的厄洛斯的塑像，而且把她自己的塑像放在了他做的阿佛洛蒂忒像的旁边。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在德尔斐的一尊菲瑞内的黄金塑像也与阿齐达姆斯和腓力的那些塑像摆放在一起，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在人们的心中，她真的和阿佛洛狄忒相混同了，即使普拉克西忒勒斯还是可以讲出她们的区别；然而，在同一个时代，亚里士多德也会受到渎神这样的荒诞罪名的惩处，因为他曾经把阿塔内俄斯（Atarneus）的赫尔美阿斯（Hermeias）像神那样地去赞美（雅典尼乌斯，696a）。
除了那些索要或被授予神像的人之外，其他人则以做出一副理想人物的姿态为满足。因而，喜剧作家和酒神赞美诗的作者阿那克珊德里得斯（Anaxandrides）可以坐在马背上高声排演他的赞美诗片断。他长得人高马大，留着长发，穿着紫色的袍子，上面镶着金边。如果他创作的一首诗歌不能获得奖励，他就将从此放弃写作，把手稿撕成碎片，扔进熏香炉里烧掉。像他这样的人是阿提卡人讽刺天才的最适合的牺牲品。
在讨论这个时代的私人生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以一个已经提到过的不时出现的现象作为开始——那就是与国家的分离。根据一种旧有的理论，生活在别的地方而非自己的家乡是“不合适”的；僭主制城邦的立法和政治实践的直接目标就是确保人们待在原来的地方，并想方设法地使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优良的古老风俗。［110］然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背井离乡的杰出人物的例子：就像埃斯库罗斯一样，西蒙尼德离开了希腊前往西西里。欧里庇得斯是在马其顿度过他的最后几年的，而希罗多德则生活在苏瑞。［111］这些是事实，没有办法阻止人们逃离国家，即使专制政府只要存在就会对移民当作一种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就像法国的革命政府在1793—1794年之间所做的那样。就像来库古在起诉列奥克拉特斯时所使用的激烈言辞那样，移民会被当作逃避兵役来看待，会被判处死刑，但这种事情还是不能避免；当那些仍然待在家中的最重要的公民们完全没有了什么爱国主义的感情的时候，城邦看起来更加不妙了，这种现象对城邦的存在来说是致命的。［112］为了避免被城邦吃掉，比较精明的人只能待在家中，忍受着不能治愈的病痛，这是那些选择了“德性”而决定继续生活在国家中的人们的命运；但是城邦不再能够控制他们内在的生活，原因正在于它已经不顾一切地增大了它的权力；想像力逃离了其应有的范围，在哲学、生活的享乐或者能够给他带来快乐的任何事物中去寻找避难所。
作为一种私人职业的雄辩术在伊索克拉底那里被人格化了。据说他赢得过三次奖励，其中一次是“最明智奖”（sophrosyne），“因为他避开国家事务，坚决不与公共事务发生关系。”因此，他在听到喀罗尼亚战役的消息之后就自杀身亡，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他的自由精神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113］哲学家们对国家做出的判断或是消极的批评，或者就像对乌托邦那样充满积极的渴望，这些是逃离国家的最明显的证明。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的人格本身就被看作是对国家的漠不关心；反过来那么对于穷人来说，城邦对他们也是漠不关心的。哲学家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这条道路。柏拉图提到过完全不知道去阿戈拉和公民大会会场的路怎么走的哲学家，安提斯第尼和狄奥格尼斯（Diogenes）完全使自己成为了世界主义者；阿瑞斯提普斯（Aristippus）和享乐主义者们在这里很值得注意；在粗俗的腓力斯丁式的利己主义的驱动下，他们竟然宣称，哲学家不论走到哪里都是陌生人。从事研究的学者们也选择了这同一个方向，云游四方。德谟克利特，希波克拉底，欧多克修斯（Eudoxus）以及历史学家厄福洛斯和特奥旁普斯都同意这种看法；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置身于雅典活跃的社会生活之外，但是他的政治理论研究却使他能够认识一些有名望的政治家，所以他不仅与国家分离，而且超越了它。最后，伊壁鸠鲁劝导人们过一种默默无闻的生活，不仅要逃避国家，而且要逃避恶名，所以他把对国家的蔑视同对人类的蔑视结合了起来；他的目的可能还在于小心恶行，一般来说不愿意给别人带来快乐——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甚至不能忍受他们的快乐。
在民主制度下的雅典，对国家的拒斥态度采取了一种敬仰古代制度的独特的表现方式，这些制度相对于民主制度的发展来说毫无生气、遥不可及；首先敬仰的是埃及，还有就是对斯巴达的寡头制度充满热情，被看作是模仿了埃及。这种对埃及的高度评价不仅在柏拉图那里出现过，他的评价十分有名，而且伊索克拉底也做出过这样的评价。我们看到布西瑞斯对职业等级制度高度赞扬，认为它是这个民族古代的一位建城者和立法者的一项充满智慧的发明，他还写道，如果能够像埃及那样，一些人生来就要工作，另一些人（武士阶层）的任务则是护卫财富，那么雅典人的生活将是多么幸福。我们可以回想起18世纪的一些启蒙思想家正是以同样的方式对中国充满了敬仰之情。布西瑞斯对埃及人在信仰上的虔诚也给予了特殊的赞扬。
无家可归的人（planomenoi）和雇佣兵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被排除在国家之外；但是那些继续生活于其中的人只能在不幸和无情之间做出选择。
雅典对另一种理想也产生了厌倦，那就是赛会（agon）。即使在公元前5世纪一种新的竞赛出现了，即政治上的竞争，这使人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相互对立；但是现在其他的因素也开始削弱这种观念。运动会当然在自由人的生活中还是占据着最根本性的位置，［114］亚里士多德甚至时常感到必须对一些时候出现的运动比赛的过度频繁的举办提出异议，他认为这对良好的外貌和身体的健康是有害的，［115］至少对那些过早地进行全面的体能训练的做法表示反对。［116］这对于制止一如从前的真正意义上的赛会来说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反对理由，应该减少的是像战争这样的灾难。当奥林匹亚的优胜者回到家乡的时候，人们总是聚集在一起站在屋顶上观看。传说中无比高大和力大无穷的波吕达玛斯即使在世纪转换的时候依然十分有名。［117］但是，像从前那样通过这样的事迹而赢得真正的声名是不可能的了，没有人能够再负担得起竖琴或者合唱比赛的费用了。柏拉图直截了当地对赛车表现出了蔑视的态度；当锡兰尼的安尼塞里斯（Anniceris）（把在埃吉纳被卖为奴隶的柏拉图赎买回来的正是这个人）在阿卡德米骑着马在人们普遍羡慕的目光下跑了完美的一圈——他对自己的这项技能充满了骄傲——试图向柏拉图炫耀的时候，这位哲学家却说，一个对这样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此充满热情的人是不会对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认真对待的（阿里安，《多变的历史》，2.27）。更为重要的是，在希腊的大多数地区已经没有人希望或者有办法再穿着从前的漂亮行头出现在奥林匹亚或其他地方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富人在很多地方受到了全面的迫害，如果他们在家乡能够继续提供捐助和支付其他的一些费用就很不错了。实际上，大多数驾御双人马车的人都来自于海外，这就是老狄俄倪索斯现在可以代表盖伦或忒隆参加比赛的原因。在公元前388年这位邪恶的僭主派他的兄弟泰阿瑞得斯（Thearides）带了几驾双人赛车到了奥林匹亚，比其他所有的赛车都要快，在庆功宴上，他们的帐篷都是用最贵重的颜料和黄金装饰起来的。他还派了最优秀的朗诵者来吟咏他自己的作品，起初由于他们动听的声音，所有人都聚过来倾听；渐渐地，当他们认识到这些诗歌是如此的空洞之后，狄俄倪索斯受到了嘲笑；实际上，嘲笑转变成愤怒，一些人撕毁并劫掠了他的帐篷。演说家吕西阿斯号召人们不能允许这个亵渎神灵的僭主派来的人出现在神圣的赛会上，尽管赛会还是照常举行了，但是狄俄倪索斯的一些赛车冲出了跑道，其他的则撞在了一起，车毁人亡。［118］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希腊人都同意这个论断：“每个人都喜欢观看马匹、赛车和帐篷，但我们还是把他的恶劣的诗歌赶下了舞台。”我们可以从这件事看出，奥林匹克赛会的程序还是相当民主的，与阿提卡的神权政治同步。
说到运动员，留克特拉战役之后整个斯巴达制度之所以全面蜕化，体育赛会的衰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真正的士兵不再花时间在运动上面。伊帕密农达坚持认为重装兵应该像军人而不是一个运动员那样地进行训练（普鲁塔克，《国王传：伊帕密农达》，3）。哲学家们也没有为他们说什么好话。一个对赛会原则的直接反驳来自于从阿瑞斯提普斯到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者们的一些信条；“总要力争第一”的口号是与好的生活不相契合的。但是狄奥格尼斯对肌肉发达的人也非常厌恶。尽管他为他的学生，色尼阿得斯（Xeniades）的儿子们提供了良好的体育教育，但他还是对职业的运动员大加嘲讽。当他被问到他们为什么如此麻木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们是由猪肉和牛肉组成的；对一个已成为医生的失败的摔跤手，他说：“我猜测你是不是想杀死那些经常打败你的人？”（狄奥格尼斯·拉尔提乌斯，6.30，49，62）我们对柏拉图是否真的在伊斯特摩亚的运动会上赢得摔跤冠军，亦如他的传记作家所记载的那样表示怀疑。不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赛会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得很低，就像在以下的事件中所展示的那样。在公元前332年，这个城市因为一个叫卡里普斯（Callippus）的人买通了他在潘塔斯隆（Pentathlon）的对手而被处以罚款，雅典人没有乖乖地交纳罚款，而是把他们的主要起诉人希波里得斯派到了埃里斯，去请求赦免，当埃里斯人拒绝了这个请求之后，雅典人还是没有交纳罚款，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被奥林匹亚开除的结果。无疑正是在爱利亚人的鼓动下，德尔斐（雅典人也想和其接洽）宣布，除非他们付了罚金，否则神不会回答雅典人的任何问题，后来他们送了宙斯的6个雕像当作补偿；波悉尼阿斯曾经看过上面的铭文（波悉尼阿斯，5.21.3）。亚历山大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拒绝过在奥林匹亚参加比赛，因为尽管他是个赛跑好手，但他却鄙视运动员（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4）。他在为音乐比赛提供奖金的同时也为打猎和马术提供奖励，但却没有赞助拳击和五项全能。
在公元前5世纪，曾经作为国家影响力的竞争手段的赛会基本上已经变得声名狼藉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对名声的渴望已经找到了更多可怕的出路；最有竞争力的领域现在是机智，很多人都是由此成名的。另外，还有人因为具有像懒惰这样的品质而出名——这是与赛会的精神完全相反的，除非懒惰也成为一种可以比赛的项目。［119］财富成为了评判一个人的主要标准：一个年轻的爱奥尼亚人到了雅典，穿了一件带金边的紫袍；有人问他来自何处，他回答说，“我很富有。”
从这里，我们再次回到精神生活的状况。哲学当然是公元前4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之一。这是一个哲学的时代，它与诡辩、修辞和通常意义上的学习结合在一起，占据了城邦所留下了人们生活中的空闲时间，城邦已经失去了对有思想的人的控制，对于宗教，其神话的基础也已经被破坏，刚刚产生的一神教还仍然是一个贫乏的替代物。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很活跃，知识和思想十分盛行，因为即使雅典人生活中的危险和迫害对他们的哲学思考来说也是有所帮助的。
现在哲学家与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一起成为了真正的名人，不可避免的是，他们的主题思想会被那些低下的装腔作势者篡改和违背。对于这个时代，500年后，琉善描述了这个过程（也就是在《依附的学者》［Dependent Scholars］当中），在伊索克拉底简短但重要的题为“反智者”的残篇中，我们才开始有所了解。它表明，可能早在柏拉图的鼎盛时期，很多人就开始在真正的哲学家旁边活跃起来了；他们当然有着哲学家的外观，但在整个希腊世界他们是作为教师、演说家等身份谋生的。由于他们既非真正的哲学家，也非真正的演说家，他们的装腔作势与他们的实际知识之间的不协调使他们的整个原则都受到了外行的蔑视。伊索克拉底在攻击他们的时候是别有用心的，就像他描述他自己的对手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随心所欲的；十分明显的是，他的强烈反对来自于他们对他的诋毁。［120］而且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代人，他们敢于最大限度地用自己的语言教导别人，充满了哲学和伦理上的矫饰，不能为他们的学生提供任何改进的希望。所有这些问题都出在希腊自身，因为在那个时代，雄辩的价值被过分夸大了，它要求演说家运用各种技巧；这作为中介的交流者必然会兴起，不论他们是否向大众普及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仅仅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
不同类型的诗歌在过去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文学的观念必然与当时流行的怀疑主义发生冲突，不论其品质好坏，这种怀疑主义都会阻止其成名。史诗终结了；的确，来山德的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还健在，但从保留下来的残篇来看，他的《忒巴斯》（Thebaïs）与阿波罗尼乌斯·罗狄乌斯（Apollonius Rhodius）的《阿格诺提卡》（Argonautica）相比不过是一篇充满学究气的模仿之作罢了。哀歌诗也衰微了，抑或蜕变成了格言；伟大的抒情诗随着品达的过世而消亡；对于阿提卡的悲剧，尽管在整个世纪都稳定地继续存在，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它只为个别的演员带来了声名。诗歌是被政治和哲学挤出舞台的；任何一个能够说话的人都会极力贬抑诗人，与此同时那些能够成为新的诗人的人也被民主制度吓回去和毁灭了。原来的听众也离去了，在贵族时代的希腊曾经遍地都是盛大节庆活动的举办地，为了这些活动，胜利的凯歌、婚庆的颂歌和哀歌诗被创作出来；宴会也成为社会蜕化的牺牲品。这里不再有私人的诗作，或者有的话也不为人们所知。活力还是至少能够在快活的中期和晚期的喜剧作品中感受到，那些从事音乐创作的大师们，在新的合唱诗中还是能够拥有一席之地，有很多附属于崇拜活动的表演，就像从前一样还是在对富人盘剥的支撑下进行着。国家衰亡后留下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诗歌创作在这个时代的衰落，理论便出台了。亚里士多德创作出了他的《诗学》。
在公元前4世纪的生活中惟一保持活力的艺术形式就是雕塑。由于这种工作被很多有钱人视为技术性的劳作，所以它只吸引了一些真正有天才的人。修辞学和哲学是没有力量用其喋喋不休的饶舌消灭这种艺术的，柏拉图虔诚地希望应该少一些世俗的艺术品，多一些埃及风格的艺术品，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令人高兴的是，这种艺术形式成功地保留了在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艺术准则和倾向，在应用这些创作手法的同时也保持了自然而然的品性。它并不是像戏剧那样依赖于在一次比赛中由裁判判定的个别的胜利，或是像在剧院里那样依靠大众的捧场；它没有什么滑稽的表演以取悦观众，就像欧里庇得斯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所表现的那样；它并没有被拖入到公元前5世纪末普遍出现的分崩离析的状态中。这种艺术完好无损地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产生出充分展现希腊光荣的甜美果实。与此同时，这种艺术也没有受到政治上的灾难的影响，没有受到留克特拉、曼丁尼亚和喀罗尼亚战役的影响，反而受到了早期私人奢侈生活品位的刺激。
这些艺术家也是最后一批用纯净的眼光来看待神灵的人，在艺术中给予了他们明确的形式。这是一个在精神上更加主观的时代，目标是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和追求一种更加活跃的感性表达方式，这是一个把热情、渴望和忧郁视为神灵的时代，一个追求梦想的时代，追求最精致的妩媚，用楚楚动人的品种铸造出完美的形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克菲索多图斯（Cephisodotus）创作出可能是最早的缪斯系列，把孩童的雕像放在完全长成大人的神的旁边；让厄瑞内（Eirene）和普鲁图斯（Plutus），赫尔墨斯和年轻的狄俄倪索斯站在一起。伟大的雕塑家斯科帕斯的工作就是把众神再次回炉重新铸造；他是第一个表现裸体的阿佛洛狄忒的，使海神完全摆脱了所有怪异的特征。他的作品包括发了疯的酒神女祭司和三尊优美的雕塑，厄洛斯、波托斯（Pothos）和希墨若斯（Himeros）——分别代表了爱、渴求和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比斯科帕斯要年轻一些的神圣的普拉克西忒勒斯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这最后的三人一组的雕像中又加入了培托（Peitho）和帕瑞格罗斯（Paregoros）（分别代表劝导和安慰）。尼多斯的神奇的阿佛洛狄忒也出自普拉克西忒勒斯之手，还有一尊至少可以和斯科帕斯不相上下的厄洛斯雕像，以及代表一种新观念的狄俄倪索斯和赫尔墨斯。在他的狄俄倪索斯群像中，普拉克西勒忒斯创造出一种新的类型的美，这些雕像包括萨提尔（Satyrs），撒洛克托努斯（Sauroctonos）、阿波利诺（Apollino）、狄阿多美努斯（Diadumenos）以及其他的一些。我们很难想像如果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像梵蒂冈的赫尔墨斯这样的原创作品的话，古典时代的艺术会变成什么样子。多产得令人惊讶的雕塑家吕西普斯一直到亚历山大时代还在工作；他在青铜雕塑上的革新就是创作出一系列比较纤细的雕塑，这些雕塑表现了运动中的裸体。在他的1500件作品中，我们可以提到赫拉克利斯、亚历山大和阿波克索美诺斯（Apoxyomenos）。帕尔哈西乌斯和阿佩雷斯是普拉克西忒勒斯的同时代人，这些大师们的至高无上的艺术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去世而消亡，而是存活到了公元前3和公元前2世纪，这还要感谢对技术性劳动的蔑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没有包含有关雕塑或者视觉艺术的内容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呀。
公元前4世纪的社会生活带有鲜明的机智和滑稽的氛围。希腊人一直喜欢这些事情，有些希腊人就是以他们无法控制的笑声而闻名于世。［121］现在这一爱好又带上了一种神经质的特质，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特点就是沉溺在兴高采烈的情绪中，这是用以对抗严肃性的公开谋反——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122］他们津津乐道于所有类型的笑话和嘲讽，在阿瑞斯提普斯的享乐主义信条中找到了知音，喜欢中期和晚期的喜剧而排斥任何其他类型的诗歌，这些情况在这一时期开始编辑的《笑话选集》（Anthologies of Jokes）中表现得尤为清楚，这部选集我们是在雅典尼乌斯的摘录中了解到的。并不是所有这些笑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有趣的；人们显然满足于贫乏的废话，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对希腊人来说，任何一个活泼的表达都可以被当作是机智；事实上，他们可能认为这种东西本身就可以展现某种机智。［123］在雅典，在靠近西诺萨格斯的迪奥米亚（Diomeia）的德莫，那里的赫拉克利斯神庙传统上就是一个讲笑话的场所。60个风趣幽默的人常常在那里聚会，当有人讲了一个好笑话的时候，围观的市民就会说：“60人讲到……”马其顿的腓力曾经出1塔兰特的钱作为讲笑话者的奖励，并派人把这些笑话记下来，向他汇报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就像18世纪的外国王公向巴黎的沙龙派出通讯员那样。［124］我们并不知道腓力是否在讲笑话的人中还安插了亲信；不论如何，他非常想了解希腊人生活的这个侧面，他自己也想成为一个希腊人，就像他的祖先菲赫里尼（Phihellene）的亚历山大，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代精神的驱动下，曾经在政治上力图与希腊靠近并参加希腊人的赛会。［125］
宴饮活动中的一种绝对的折磨就是在席间不停地出谜语，对那些不能回答上来的人要罚酒（雅典尼乌斯，10.69ff.：86.88）。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习俗，在这个时期又成为时尚；不然的话，中期喜剧的诗人就不会这么多地使用谜语了（它对他们的戏剧结构影响却很小）。人们确实会因善于破解和编制这些谜题而出名，不过它们常常十分低俗。其他的娱乐方式还有背诵荷马和其他人的诗歌，或者一个人列举希腊的英雄，另一个人则对号入座，说出他属于哪次战争，如特洛伊战争等等（雅典尼乌斯，10.86—87）。还有像欧狄库斯那样的滑稽剧方面的专家，他由于能够在赛会上的一种滑稽戏中模仿摔跤和拳击运动员而出名（雅典尼乌斯，1.35）。当然，普通的小丑（gelotopoios）还存在，尽管他可能受到了食客的强烈竞争。［126］在继承者（diadochoi）的时代，这些小丑一定在宫廷的社会生活中再次受到人们的欢迎，并且随着半蛮族和军队的侵入而变得愈加粗俗。［127］
在这一时期，所有的事情都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特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一篇散文“论滑稽”是一个轶闻趣事的集合，但可能被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充满定义和反思；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学生克里阿库斯写了一本似乎非常有名的关于谜语和格言的书。［128］在他的《演说家》（Orator，2.54）中，西塞罗公开地谈论机智这个题目，只不过说得太过简略，其中最可笑的事情就是试图要创造出一种关于笑话的理论。不过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效果，一种渗透到所有事情的幽默语气，另外一种则是十分有趣的单个妙语。对哲学家们来说，要把日常生活中如此普遍的嘲笑和讽刺讲授清楚一定是非常困难的。［129］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这个时期的“快乐”。只要人们能够负担得起，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感官上的快乐（truphan）就在希腊的生活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他们在殖民地拥有丰富的果实和粮食，在那里，希腊人控制着其他民族的居民，或者可以通过经商发财致富，这一切必定会提供一种舒适和奢侈的生活，尤其是在那些土地所有者（chilioi）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忒萨利亚的贵族一定也处于与之相同的生活水平上。僭主总是快乐的奴隶。在公元前4世纪，小狄俄倪索斯使自己放纵于惊人的挥霍；其他伟大的酒色之徒是一些处在希腊世界极端边缘地带的半希腊的统治者，包括色雷斯的国王考提斯，西顿的国王斯特拉通，他遇到了来自塞浦路斯的尼科克里斯的竞争。［130］但是在雅典，奢侈也在很长时间内比俭朴更令人喜欢。对此，阿里斯托芬有很多话要说；他在喜剧中详细地描述了狄卡奥波利斯（Dicaeopolis）的深沉的感情，在六年的穷困之后，他终于从考帕斯（Copaïs）湖中得到了一条鳗鱼（《阿卡奈人》，885）。同时代的作家忒勒克雷德斯（Telecleides）和菲瑞克拉特斯（Pherecrates）曾进提到过一块专门为贪食者准备的安乐之乡（雅典尼乌斯，6.95f.）。只有对城邦和赛会有了完全清醒的认识，才能解释是什么给了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粗俗的、沉迷于感官享乐的个人以新的机会成为一个享乐主义者，成为其自身的哲学主张的一个部分，发展起他自己的体系，与犬儒学派区分开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遵守着一个直到今天还仍然存在着的信条。一个像波吕阿库斯（Polyarchus）这样的酒色之徒现在不再能够通过到处旅行向阿齐塔斯这样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传播他的新智慧了；［131］同样新出现的现象是暴饮暴食居然在诗歌中也拥有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成为整个阿提卡喜剧的一个要素。在这个方面，中期喜剧从西西里的埃皮卡姆斯开始就居于领导地位；他的作品的残篇的四分之三都是由关于美食和美食家的故事所组成。这些喜剧本身给人一种不断在品尝美食的印象，好像雅典就是一个大厨房；新喜剧也过多地充斥了做饭和吃饭的主题，而它告诉我们的关于视觉艺术的事情却惊人地少——我们掌握的对于这个题目的主要材料都来自于罗马人的评论。这些“食物诗人”以及他们的富有诗歌形式的做饭书所提供的理论上的和有启发性的信息也发源于西西里，那里以烹饪技术而闻名。［132］
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私人家里举办的宴饮活动不再那么重要了，而公共的小酒店不可避免地兴旺了起来；穷人一定会比较多地惠顾这些小酒店，可能是因为在一个大厨房更容易烹饪出比在家里好吃的东西。狄奥格尼斯正在一个小酒馆吃早餐，当他看见德摩斯提尼路经这里的时候就喊他一起来吃，但是他拒绝了；狄奥格尼斯就问，“你是不是太自傲了？你的主人（德莫斯）每天都来这儿。”（阿里安，《多变的历史》，9.19）德摩斯提尼对这件事的看法似乎比狄奥格尼斯要严厉，有一次他用了“酒鬼”（akratokothones）这个词来形容一般的雅典年轻人（西培里得斯，《反德摩斯提尼》，残篇14）。全部的雅典人都经常受到贪吃的指责；亚里士多德在说到雅典人或者拜占庭人的时候，说他们除了菲洛克瑟努斯（Philoxenus）的《宴会》（Banquet）之外什么都没有读过（雅典尼乌斯，1.10），不仅如此，泡菜（taricos）据说在雅典人的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至少在一位喜剧作家那里有所证明），以至于把泡菜引进到雅典的那位商人的儿子们还因为他们的父亲的功绩而被授予了公民权（雅典尼乌斯，2.90）。在享用食物方面，在阿里克西斯的书中把这种最庸俗的理论交给一个奴隶表达出来，［133］而其他的诗人则通常会使用更加幽默的方式处理这个题目；［134］尽管说得很好，但在安提丰那里，某个人得出的结论还是令人非常悲哀，他是在提出一些关于在城邦和其他的地方如何防范危险之后说这番话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他说，“除了一个人整天以口腹之欲来保护自身的安全之外。即使在享受的时候，他可能都会亲眼看着面前已经为他备好的饭菜被抢走；只有当你把一口酒喝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相信它。”（雅典尼乌斯，3.62）任何能够负担得起这种享受的人都会善待他自己，这从诗人和其他作家留下的暴食者（opsophagoi）的目录中可以看出；我们不能认为他们是一个特例的清单；实际上列出这些人的名字能够很好地表达出饥饿者们的嫉妒之情。［135］雅典尼乌斯把诗人和搜集者那里的所有关于贪食者的记载都汇集在一起，还附带着有关像彼奥提亚人、法萨里亚人（Pharsalians）等整个民族的饮食习惯的冗长的笑话（从第十卷开始）。我们了解到一些特殊的事例，在那里人们用沉甸甸的、贵重的银盘子吃着少得可怜的食物，或者那些确实贫穷的人还使用着银器吃饭，但是人瘦得就像一片叶子（雅典尼乌斯，6.17），或者是贪婪的守财奴只是用好听的菜名来画饼充饥。很多佳肴都被记述下来，烹饪的方法有时也被用三音步（trimeters）的诗歌描述出来。［136］对鱼贩子的抱怨充斥在很多部戏剧中，制造出一种非常忧伤的效果。［137］每个人都责骂着他们不能容忍的价格，他们的坏脾气，还有他们甚至拒绝回答一个客气的提问；他们是罪犯，装模作样地公开表示要使他们的头发长得长一些，实际上，长头发正好挡住了罪犯脸上的标记。他们还在找零钱的时候骗人，出售腐烂变质的货物，任意抬高价格；他们被认为是最坏的人，人们因为有这样的邪恶生物的存在而悲叹，这些人把他们的顾客变成了乞丐。渔夫则获得了新的地位，变得比那些最杰出的将军还要骄傲。
所有这些非常变化的非常危险的一面就是有人强调要谨防穷人抢劫和盗窃。阿来克西斯说，“如果一个穷人有钱买好吃的东西，你完全可以确认他一定在晚上抢劫了手无寸铁的人；如果你看到一个身强力壮的像乞丐模样的年轻人在早上从密克翁（Mikion）那里买鳗鱼，就应该立即把他抓进监狱”，狄菲路斯（Diphilus）盛赞科林斯的一项法律，它规定一个穷人会因为吃得好而受到惩罚，甚至可以直接送到刽子手那里，原因是他一定犯了某种罪，或者偷了衣服，或者入室抢劫，或者阿谀奉承，或者是作伪证而赚了钱（雅典尼乌斯，6.12）。
一个经常出现在喜剧中的人物是厨师。在比较早的时期，他通常不是一个奴隶，而是一个雇来的仆人，在晚期喜剧中则是一个雇来的厨师，此外还有在厨房里干活的奴隶，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场合都是不可缺少的。从喜剧的残篇中，我们对他和他粗俗的自负有着清楚的了解。雅典尼乌斯（8.36）说：“所有的厨子都喜欢自夸”，并讲了一位厨子自我吹嘘说他的很多雇主都为了吃到他做的东西从家里跑到外面来吃饭。我们还可以读到流氓无赖；他们很喜欢装作很有知识的样子，自夸精通文学和哲学，声称对献祭十分在行（雅典尼乌斯，14.78）。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继承者们（diadochoi）的时期，一个厨师自夸说曾经为尼克墨得斯（Nicomedes）国王烹饪过凤尾鱼，而他的王国离大海有12天的路程；他把鱼切割成甜菜根的形状，并用合适的调料进行了事先的准备工作——因为“厨师和诗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二者的技艺都是出于他们的天才”（雅典尼乌斯，1.13）。听到雅典尼乌斯说这样的话真的是一种解脱：“关于厨师就只能说么多了。”
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据说阿提卡的饮食与忒萨利亚相比要简单，而希腊人的饮食则通常没有野蛮人的丰富（雅典尼乌斯，4.14—16）。关于斯巴达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喜欢吃糕点和甜食而喜欢吃很多肉的说法似乎有些荒唐。例如，在塔科斯（Tachos）做客的时候，阿格西劳斯就喜欢吃小麦制成的面包、小牛肉和鹅肉，而为希洛人（奴隶）点了糕点、甜食和奶酪；但是那时他已经把他自己卖给了埃及，因为斯巴达不再能够容纳他。他们的地位已经变得很低下了。
这个时代的一类独特的人物就是食客（parasite），里贝克对其多面的性格进行了一番令人愉快的描述。［138］西西里人早在一百年前就发明了美食烹饪法，从他们开始，供品上不断冒出的香烟就飘浮到了雅典；所以我们也是在西西里第一次见到食客，其画像由埃皮卡姆斯在他的《埃尔皮斯》（Elpis）中被准确地描绘出来。［139］在雅典，这样的人甚至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那时被称为奉承者（kolakes），欧波利斯有一出戏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它是根据富有的挥霍者卡里阿斯的故事创作出来的；其中有一段，奉承者们描述了他们是如何用令人生厌的溢美之辞围住了一个愚蠢的富人，以便能够受到邀请参加他举办的宴会，但因为害怕被赶出去，他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地说着那些各种各样的好听的话（charienta）（雅典尼乌斯，6.30）。在这个社会趋向于文雅的时期，三种因素相互结合促成了寄食的奉承者这类人的形成；它们就是一种对劳作的深刻的厌恶，极端的灵活性和机智，以及一种不可抗拒的对美食的渴望。对于食客来说，羞辱和丧失自尊只不过是为得到感观上的放纵和逃避劳动所付出的一个很小的代价；他是一个反物质性劳作的世界的一个必然产物，他的保护人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更令人生厌的家伙，就像一个被人鞭打的大发脾气的孩子那样，这种人对有人陪伴、消磨时光和得到奉承有着无尽的需求。
当城邦还很强大的时候，真正的宴饮绝不会容忍寄生主义的杂草丛生，这种现象只能植根于一种腐化的但在私人范围内仍然充满才智的社会生活的土壤中，只有当宴饮已经退化成为一种对感观享乐的追求的时候才会产生；可以说，一旦食客被看成是正常的现象，宴饮也就注定会蜕变成为一种社会交流的形式了。［140］首先最重要的是，食客是一个模仿者；他用爱作为担保来讨好别人，心甘情愿地为别人卖命，在品位上从不与他的保护人相左，以一种今天所难以想像的方式情不自禁地向他表示敬意。这是他的主人能够让他留下的原因所在；没有人会对赞扬和崇敬感到厌倦。［141］依据当时的情况，食客可能会受到非常不友好的待遇，被迫忍受着主人把最大个的骨头打在他的头上而不能表现出任何怨愤——“如果你还有感情的话就不应该做一个食客”，狄菲路斯这么说（雅典尼乌斯，6.51）。他还可以被主人利用，成为席间蛮横无理的客人中最蛮横无理的一个，甚至成为狗腿子，负责把那些喝醉的人扔出去，因为他不能表现出半点骄傲，不能拒绝他的主人吩咐的任何差事，不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包括作伪证或者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142］所有这些有时候会使他很沮丧，他会抱怨说，自己成为了肚子的奴隶，［143］但是由于他的确是他的感观的奴隶，他就要没有任何怨言地接受这一切，即使今天的鱼在明天又端了上来而且已经变质了。［144］最有名的食客都有他们的绰号（雅典尼乌斯，6.41），喜剧作家，尤其是那些中期喜剧的作家，在舞台上常常直接挖苦他们本人；但是这是一个不知羞耻的时代，人们对更坏的东西都习以为常了，几乎感觉不到这样小小的刺痛。要把食客们赶走是不可能的；他们牢牢记住了“到这儿来”的招呼：“当我外出作战的时候，我会拜访战神和胜利之神，同时我还会叫着查洛丰（Chaerophon），如果我不叫他的话，他也照样会来的”，喜剧中的一个角色这么说。在婚礼的时候他们会混入客人的队伍，即便他们必须乔装打扮一下并带着鸟笼；［145］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用提及“宙斯的友谊”（Zeus philios）或者其他神话中的榜样的办法蒙混过关（雅典尼乌斯中狄奥多洛斯所言，6.36）。与这些食客相比，早先时代的小丑倒是真的更加令人尊敬，因为他拥有独特的技能和传统；他是用一定的费用雇来的，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份礼物，而现在这个家伙只是一位客人，与其说受到欢迎，不如说叫人忍受，他必须看着同伴的脸色行事。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食客是有可能出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查洛丰，某个被阿里克西斯称为考瑞度斯（Corydus）的食客竟然受到了另外一个不那么成功的同伴的嫉妒；甚至还有人写过关于考瑞度斯的回忆录。［146］食客编造的一些笑话的确很幽默；但是不论他们表现得多么机智，他们总在毒害着社会生活，希腊人没有了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
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多宫廷里也有食客。在费莱的亚历山大的宫廷里就有一个叫美里安修斯（Melianthus）的食客，当被问到刺客是怎样行刺他的主人的时候，他严肃地回答道：“穿过他的胸口，直接刺进我的肚子。”（普鲁塔克，《论奉承》，3）小狄俄倪索斯也有他的奉承者；他是近视眼，他们就也装作近视，相互冲撞，打翻碗碟；他们把他的诗背下来，因为他喜欢诗，用一种相当粗犷和自由的语调大声诵读。（普鲁塔克，同上，27；雅典尼乌斯，6.56）在马其顿国王腓力的宫廷也有一个关于著名的食客克雷索普斯（Cleisophus）的类似的故事；当国王弄瞎了一只眼睛，他也在他自己的一只眼上戴上眼罩，当腓力弄伤了腿，他也穿着长袍一瘸一拐地走路（雅典尼乌斯，6.54）。还有很多关于不同的继承者（diadochoi）的食客的记载；在这些宫廷中，他们代表了一个下决心要永远处于一种粗俗形态的希腊生活的片断，甚至还腐蚀了一些迦拉太人（Galatian）的王公贵族。
除了这些普通的餐桌上的食客之外，一些长于奉承的专家也逐一粉墨登场，很显然这是一些喜欢利用他们的才能来展示自己的人。普鲁塔克在《论奉承》中好像在谈到与帝国的关系时说起过他们；但是他列举的一些事例却表明，对伟大而富有的人的奉承至少在晚期希腊是很普遍的，如果不是在整个希腊时期的话。奉承者不仅模仿他的保护人的近视和耳聋，而且还声称自己与他有着同样的家庭不幸，比如恶劣的妻子、儿子和亲戚。更晚的时候，密特里达提（Mithridates）身边的奉承者还让他在他们身上烧烤或者开刀，因为他喜欢扮演医生。卡内阿得斯（Carneades）说，除了骑马之外，富人和国王的儿子们一无所长；教师们奉承他们，他们的摔跤陪练自己假装摔倒，只有他们的马对恭维以及他们显赫的出身一无所知。［147］
这个时期的一些最令人忧伤的记述都是关于家庭生活的。婚姻永远都是完全被当作一种法律和政治的事情来对待，因为国家想从中得到的就是合法的公民后裔。伯利克里制定的有关只有父母都是公民的人才能成为全权公民的法律最晚在公元前5世纪末就在演说家阿里斯托芬的倡导下重新恢复了，尽管他自己也有几个情妇所生的孩子。制定这项法律的原因本身是纯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目的并不为了支持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合法婚姻，而是为了保持公民团体的纯正。如果交际花的儿子也可以被认定为公民，因而有了合法的继承权的话，那么一切就将会崩溃，合法的婚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德摩斯提尼的第二篇《反欧布里得斯》（Against Eubulides）演说说到这项法律是如何成为献媚者们手中的一件工具的——除非“整个城市都起而反对这些德莫的傲慢无礼的入侵者”。
在那时，一个妇女不过就是一件东西，一个专用的工具；离婚是很容易的；如果一个男子不愿意离婚，主要是因为这样做需要归还嫁妆。争夺遗产这一主要的动机在频繁的领养中可以看出。这种事情大多出现在惟一的儿子去世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一个近亲；法律试图对领养进行规范，只有这位养父既没有患有精神疾病，年纪也不是很高，也没有受到魔咒或者妇女密谋策划的影响，领养才是有效的；那些被在世的养父母领养的孩子比那些在遗嘱中被点名领养的孩子自然更占优势。有时候很难证明有人被排除在继承权之外，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时代雅典的冷酷无情只能通过腐败的法律制度和普遍的欺诈行为得到解释；它比今天偶尔发生的有人因为怀恨他们自己的后代而恶意的再婚或者收养他人的任何事情要走得更远。因为没有公共的检举人，国家从未在法律的基础上介入这类事情，所以不能建立起一套诉讼程序，除非有人举报，在这里，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献媚者们还是有机会满足贪婪和实施阴谋的。其结果就是养子和亲生子之间不断地打官司，对于这种事情，伊萨乌斯是我们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在他第三篇演说中，一个非婚生的女儿，为了遗产，在二十年后还在追着一个获得了继承权的领养的儿子，声称她的母亲当时已经结婚；在第二篇演说中，一个人告他的兄弟，说他领养了他妻子的兄弟，这是因为在放弃了与她生孩子的希望并与她友好地离婚之后，她恳求他这样做的。狄奥克里斯的例子表明了一个无赖是如何通过假冒养子而硬挤进一个家庭的。
一个女继承人可以引发很多争议，因为她最近的亲戚有权娶她本人或者让她嫁给他的儿子。在伊萨乌斯的第十篇演说中有一个例子，一个父方的叔伯把他的侄女嫁给了另外一个人但是霸占了她的财产；在第六篇演说中，一个寡妇被她的一个近亲说成是他的新娘，但是当情况有变的时候就又被抛弃了。在德摩斯提尼反对欧布里得斯的演说（40f.）中，我们了解到，一个穷人为了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而离开了他的已经成为他的孩子的母亲的妻子。他，或者实际上是她的兄弟，把妻子转手交给了一个熟人，那时她的身边有更多的孩子，所有这些都是在双方叔伯的眼皮底下发生的。
在有关监护的事情上情况尤其糟糕。吕西阿斯提到过他的被监护人的叔叔和祖父迪奥格同（Diogeiton），他可耻地侵吞了他们的财产。德摩斯提尼早年生活在一个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把他的14塔兰特的财产分配给三个监护人：阿福布斯（Aphobus），他姐姐的儿子；德摩福翁，他兄弟的儿子；一个老朋友忒瑞皮得斯（Therippides）。条件是第一个监护人要娶一个有80明那嫁妆的寡妇，第二个，也是如此，在适龄的时候要娶他的女儿（当时只有5岁），不过这期间有2塔兰特的礼物；第三个监护人也会分到70明那的监护费，直到他的儿子德摩斯提尼成年。很显然，父亲是想通过指定两个有利息的监护人的办法为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将来提供保障，但它却充分地说明了那个时代妇女的境遇，也就是他只能用这种把她们当作物品的处置方式做到这一点。众所周知，这两个侄子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三个监护人把这些财产都挥霍掉了，当德摩斯提尼成年的时候，只剩下了财产的十二分之一。
说到对妇女的看法，在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公民大会》（214ff.）中，普拉克萨戈拉（Praxagora）恶毒地把她们说成是与男性的革新者相比更加守旧的因素；对她们的普遍诋毁也不断地出现在其他的喜剧中。［148］要想看到一段比较令人愉快的描述的话，我们会想到色诺芬的《经济论》，尽管它采用的仍然是与苏格拉底进行对话的形式，但其写作的时间早就进入到了公元前4世纪，因此，我们前面引用过的伊斯霍马库斯的话想起来还是很贴切的。当然，这位保守的地主所表现出来的敏感程度如果出现在一部现代的小说中看上去却是极为冷漠的，但是那些精彩的结论还是会使读者睁大眼睛，好好看一看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高贵性。令人愉快的是，同样的情感也呈现在公元前4世纪雕塑家们在精美的墓碑上留下的夫妇形象中。
叙拉古妇女拥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在那里大多数时候是在某位君主的统治下，而且还多多少少有着一些多利亚人的传统；即使在公元前5世纪，我们也会想到盖伦一世的妻子德马瑞忒（Demarete），想到老狄俄倪索斯的两位妻子在政治和王朝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狄翁的姐姐阿瑞斯托玛克（Aristomache）和他的妻子阿瑞忒（Arete）似乎有很强的个性（普鲁塔克，《狄翁传》，51），我们还知道，小狄俄倪索斯的宫廷中的妇女对柏拉图十分感兴趣。哈利卡纳苏斯的小阿尔特弥西亚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妇女，后来在继承者宫廷中的几位妇女也是如此。斯巴达的妇女也不那么受到压抑。一些女性很富有，在一个时期，据说五分之二的土地都掌握在妇女手里，而且，只要出于自愿，女继承人还有权把她们的财产馈赠给任何人。但是她们似乎很不负责任，并没有在留克特拉战役的震惊之后站出来。她们当中没有人曾经亲眼看过敌人军营的火堆上冒出的硝烟，几个世纪以来，她们只是附和着男人们爱国主义的自我夸耀；所以，伊帕密农达对斯巴达的入侵使她们陷入了恐慌，疯狂地尖叫着四散奔逃。［149］
总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妇女应该记住。在保留下来的斯托巴乌斯的残篇集子中，那些关于菲恩提丝（Phintys）和佩里克特欧涅的段落来自于一个较晚的时期，［150］但是它们所表达的观念对那些公元前4世纪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妇女们来说却可能是很真实的，代表了一种与毕达哥拉斯主义相并行的观念，是研究泛希腊道德的一个资料来源。菲恩提丝关于妇女的道德尊严（sophrosyne）的文章使我们看到了妇女道德的一种高贵的理想。这些毕达哥拉斯的女性追随者不仅想保留婚姻的神圣性，而且也想使他们的丈夫快乐；她们追求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简单的衣着，没有狂暴的行为，她们的社会生活仅限于为这个城市的神灵提供普通供品的宗教节庆活动，总之，过一种家内的隐居和纯洁生活；的确，她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一些令人尊敬的妇女。
这个时期普遍出现的色情趋向与这些良好的品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男性的同性恋逐渐失去了其伦理上的托词。在斯巴达，在阿格西劳斯以及后来的一些斯巴达人身上仍然保留了其理想化的性格，但除此之外，在喀罗尼亚全部战死的底比斯的一支神圣的小分队——腓力对他们的死也充满敬佩——可能是最后一支这样的队伍了。［151］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翁是两个平等的人，并不是爱人的关系。对其他人来说，淫荡支配了生活的这个方面。
这种情形对妓女（hetairai）来说更为恰当。当然，这个题目就像感观上的享受一样古老，但是现在这些妇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公众的关注，她们在喜剧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显然已经超过了公元前5世纪的普遍状况。人们对妓女有着巨大而普遍的兴趣，这说明了人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了什么高贵的目标。诗人们把自己投入到与妓女有关的各种事情的描写上，不论她们是奴隶，雇来的还是从皮条客那里再经过适当的调教之后买来的，或者是守着一座大房子的自由妇女。［152］这种关注常常是令人不快的，由于她们的贪婪和掠夺，一个作家把她们比作是神话中的怪兽；［153］的确，有些作家建议，在光顾她们的时候要排除危险和减少花销（对结了婚的妇女也应如此），去找一些普通的女孩倒是比较容易和简单（雅典尼乌斯，13.24f.）。一个中期喜剧诗人甚至还编了一部名叫《反拉依丝》（Anti-Laïs）的喜剧，剧中他讽刺性地描述了年迈的拉依丝（同上，26）。米南德爱他的戈莱西亚（Glycera），但是当菲利蒙在一部戏中把他爱的女孩称为“善良的”的时候，他还是诚实地回答说，她们当中没有人是善良的（同上，66）。妓女们还经常由于用服装和其他的装饰来掩饰身体上的缺陷而受到嘲笑。［154］然而，同样是这些诗人也说了关于她们的一些令人愉快和可爱的事情；［155］当她们的情人丧失了幽默感的时候，她们则显得十分迷人和给人以安慰，真的为她们的名字hetaira（意思是“一位女友”）增光；在欧布鲁斯的一个残篇中，当我们读到“她吃饭的样子是多么可爱”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记起在歌德的费里尼（Philine）当中相似的感触。［156］
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妓的时代；在希腊，至少它们没有消失在妓院中，而是保留在了公众的视野中。她们当中很多人的名字我们都耳熟能详。雅典尼乌斯（13.21）提到过有五位作家写过关于雅典名妓的书，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阿波罗多洛斯和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157］这些材料中有很多关于机智的名妓的轶闻趣事（雅典尼乌斯，13.46ff.），因为在她们当中很多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158］一个叫那塔伊娜（Gnathaena）的名妓甚至还写过一本关于餐桌礼仪的书，还有一本关于哲学的讽刺作品。毫无疑问，她们拥有智慧和优雅，与她们的谈话有一种在已婚妇女那里所没有的迷人的魅力。传记作品中关于那些最有名的交际花的记述，像拉依丝，塔伊斯（Thaïs），菲瑞内或者戈莱西亚，都非常难于作出评价。假设她们确实完全吸引了希腊人的想像力，那么关于她们的记载缺乏精确性以及在年代上常常缺乏一致性就不那么令人奇怪了。拉依丝尤其代表了一种类型，在人们的印象中至少有两个人叫这个名字；她被描述成为充满了邪恶和贪欲的人。［159］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拉克希忒勒斯和菲瑞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根据一篇伪德摩斯提尼的演说，名妓（hetairai）是为了使人们得到快乐，奴隶-妓女（pallachai）是为了满足日常的需求，而合法的妻子是为了生育合法的后代和做一个可靠的管家（《反尼亚拉》［Agins Neaera］，122）。名妓如果生了孩子经常把孩子抛弃，尤其在生了女孩的情况下。在琉善的关于名妓的对话中，一个想生下肚子里的孩子的名妓对正要离她而去的情人说，她绝不会抛弃这个孩子，尤其是如果是一个男孩的话，尽管这对于名妓来说将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但她也一定要把他养大，将来去羞辱他的父亲，以此来报复他对她的所作所为。在现实生活中一定有很多与吕西阿斯（残篇，90）的感触很深的判断相吻合的事情：“现在的女人既放弃了她自己，也把德性抛开了，她挣脱了她的命运，把她的亲戚视作敌人，却把陌生人视为朋友，把从前所相信的善与恶的观念完全颠倒了。”在关于名妓的喜剧中，我们完全看不到精神上的东西，尽管诗人在写到这样的人物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刚才讲到的那篇错误的归之于德摩斯提尼名下的演说就描绘了一幅非常令人憎恶的画面，勾画出中间人和娼妓粗俗而邪恶的生活实态。
丧葬纪念碑反映出了奢侈生活的一个非常不同的侧面。它是受到东方的不断在纪念碑（heroon）上面讲究排场的影响，这不仅为了纪念像提墨里翁——当然他是当之无愧的——这样的人，而且还出现在一些仅仅是有钱的普通人的坟墓旁。人们把不恰当的宣传和高额的花费用在这种事情上面。在伊索克拉底的墓上，矗立着一个高30厄尔[5]的柱子，顶上还有7厄尔高的美人鱼；旁边是一块刻着人物的石板，表现的是一些诗人和伊索克拉底的老师（可能是浮雕），其中高尔吉亚正注视着一个天体仪，还有伊索克拉底自己。悲剧诗人提奥德克特的坟墓正好位于去往埃留西斯的圣路上，坟墓旁除了浮雕之外，他和其他的著名作家都被塑成雕像。［160］这些人当然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然而，盗用公款者哈帕路斯也混了进来，他在巴比伦为他的从前是妓女的妻子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另外在圣路上又修了一座，这座纪念碑整整花了他200塔兰特。这最后一座，在波悉尼阿斯看来，是所有在雅典的前罗马时代最令人惊叹的两座纪念碑之一，另外一座是一个罗得斯人在雅典修造的；从远处看，皮提奥尼克（Pythionike）的这座纪念碑看上去像是属于米太亚德或者伯利克里这样的人物的。［161］
从整个情况来看，在雅典出现的个人的奢侈行为，尽管在个别情况下也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但它可能还是比较初级的，只是衰落的一个较轻微的症状而已。需要花费巨资的惟一途径就是宴饮和妓女。把钱挥霍在四轮马车和建造房子上面是很危险的。一座好房子会引发一桩丑闻，就像我们从德摩斯提尼那里了解到的那样。他的对手美狄阿斯就被指控说在埃留西斯拥有一座与他在雅典的家一样富丽堂皇的房子；此外，他在参加神秘仪式以及其他的外出活动中乘坐了一辆在西库翁定做的漂亮的白色四轮马车，像一个女人那样骑在一个银制的优卑亚马鞍上，拥有大量的奴仆、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和漂亮的盘子。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这些是一种过分的话，那么阿提卡那些臭名昭著的富人也没什么危险可言了。但是人们把私人花在奢侈行为上的钱看作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这就是德摩斯提尼在他的检举揭发的演说中强调美狄阿斯没有捐出他应该捐出的足够的钱财的原因，而他自己，在与美狄阿斯争论的时候，已经捐出了不小的一笔钱，赞助了一支由吹笛手组成的男性合唱队，使他们穿上了镶金边的外套，戴上了金冠（《反美狄阿斯》［Against Meidias］，153ff.）。
其他大城市的情形无疑与雅典相似；金钱大抵上都是最重要的准绳。然而，它并不是惟一的标准，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反物质性劳作的情绪强烈到足以使他们甘愿受穷而不去赚钱。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尽管它有利可图，钱币兑换者也是如此；而且，财富会给人带来巨大的负担和危险，这种观念在任何一个文明时代，在伊斯兰世界之外可能再也没有出现过。与我们自己的时代相比，还是缺少一种致富的动机；社会上的出人头地并不依赖于财富，而在于精神和身体上的力量的发挥；妇女并不会想方设法让男人去赚钱。在阿里斯托芬的《财神》（507ff.）中，在穷神（penia，意思是“需要”）的自我辩护中，有一段关于体面的和过得去的贫穷的很好的赞扬，它是关于世纪之初雅典社会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穷神论证说，她是所有技艺和发明之母，显然是与行乞（ptocheia）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甘愿放弃享乐，不顾及多方面的诱惑，还有寄生的生活，他能够以一种非常节制的方式培养他的心灵，我们就知道很多这样的特立独行和精神高尚的下决心自甘贫穷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哲学家，主要是犬儒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但是音乐家菲洛克瑟努斯据说也放弃了他豪华的房子，他说：“这些财产不应该成为我生命的终结者，反过来我将结束对它们的照顾了。”这些人在最少的需求下生活着，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宁愿像圣马力诺的巴特罗美欧·鲍格西公爵（Count Bartolommeo Borghesi）那样几乎一无所有，但却创造出很多最高水平的作品，而在我们的时代，以这种方式来生活要困难得多。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他们的本性让他们拒绝那些伸手可得的财富,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阿里斯第德和厄菲阿尔特（Ephialtes）所做的那样，这两个伟大的底比斯人就是这个方面最有名的人物。［162］我们会想起伊帕密农达，他继承了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传统，拒绝了费莱的伊阿宋送的50根金条，在他侵入伯罗奔尼撒的时候还向别人借了50德拉克马；当为他拿盾牌的人从一个战俘那里接受了钱财的时候，他说：“把我的盾牌还给我，给你自己买一个店铺去生活吧；你现在一定不想再冒任何风险了，因为你成了一个富人。”［163］据说他把波斯国王送的30000德拉克马的礼物又送了回去。但是，对雅典人来说，这种独立性的最伟大的榜样就是福西翁。正像普鲁塔克所描述的，他是他的城市的一切和在他那个时代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活着的注释。我们读到过有关伯利克里的似乎带有某种强迫性质的回忆，说雅典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笑或者哭，或者在公共浴池洗澡，或者在演说过程中使用某种不雅观的手势；但是他对雅典所有的倾向和观念都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独立性，这不能不令人钦佩。作为个人，他有勇气拒绝向一次祭祀活动募捐，原因是他还欠着债主的钱；同样，在政治事务上他也从不会受到他的公民同胞的左右。当他们因为一个边界上的争议要攻打彼奥提亚的时候，他建议他们用言词去斗争，这是他们的优势，而不是使用武力，那样的话将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在喀罗尼亚战役之前，他意识到了并不乐观的军事前景，他建议避免战争，后来又在成功率很小的情况下反对拉米亚战争；他拒绝参加调遣马其顿的卫戍部队的请愿活动，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雅典能够很好地处在一种优势的地位中。一个神谕被破解了，意思是说，当雅典人意见一致的时候，应该找到一个与整个城市的想法不同的人，福西翁说：“不用找了，它指的就是我。”这个故事是可信的。他曾经归还了亚历山大送给他的100塔兰特的礼物，尽管使者告诉他，他是惟一一个被国王看作是具有高贵品格的人；福西翁回答说：“他应该允许我继续保持这种品格。”［164］他还严厉地回绝了哈帕路斯的请求，当时他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到了雅典，尽管哈帕路斯和他的女婿后来还是成功地在雅典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后来，福西翁再次回绝了马其顿人的钱，这样做既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他的儿子。在与马其顿当权者的斗争中，波吕斯佩克翁（Polysperchon）取得了胜利，建立起民主制度，这样，福西翁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在国家中重新获得权力的民众领袖和献媚者的牺牲品；他受到了拥护寡头制和憎恨德莫斯的指控。整个审判程序是野蛮和充满恶意的；他没有逃避折磨，甚至他的尸体也被扔出了阿提卡；情况一定是这样，尽管他的口才很好，但很多雅典人并不支持他，恰恰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好人”（chrestos），就像人们称呼他的那样。［165］
[1] 创始于斯巴达的一种保密的写信方式。
[2] 合唱队的主要费用由合唱队队长负担，一般由城邦中的富有者担任。
[3] 即彼奥提亚同盟的同盟官。
[4] 普洛皮拉，雅典城堡的雅典娜女神神庙的入口。
[5] 厄尔，ell，旧时的长度计量单位，1厄尔约合45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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