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奇迹”与“分享发展”战略

1940年以后墨西哥进入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是，这一“墨西哥奇迹”背后潜藏着新的危机。1968年学生运动中政府的合法性遇到了挑战，埃切维利亚政府的“分享发展”战略由于受到来自资产阶级、外国资本、极左翼势力的反对而未获成功，“分享发展”战略未能延续“墨西哥奇迹”。

（一）“墨西哥奇迹”与社会危机的产生

从1940年到1970年，墨西哥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制造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8%，同时农业生产在20世纪4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8%，1950-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1%。墨西哥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农业——工业国的转变，1940年墨西哥68%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到1970年降到42%。在此期间，政治稳定，总统职位的继承已经制度化，作为官方政党的革命制度党控制着选举舞台和国家机构，政府一直平静、有效地运行着。战后墨西哥的这种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这是一个墨西哥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这30年中墨西哥经历了5届政府。

从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政府（1940-1946年）开始，墨西哥的发展模式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新政府的发展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农业为支柱的集中发展大工业的城市社会，而不再是卡德纳斯所设想的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现代农业社会。1941年4月21日墨西哥第一部“制造业法”开始生效，该法规定对墨西哥工业实行免税。随着这种发展目标的改变，墨西哥国内的阶级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在对外政策上，政府努力改善对美关系，加强与美国的战时合作，对美国石油公司在国有化时期被没收的财产做出赔偿。政府还开始积极引进外国资本，整个外国直接投资从1940年的4.5亿美元缓慢地增加到1946年的5.75亿美元，并在墨美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努力下引进了多个贷款项目。在调整国内阶级关系方面，政府为了推进工农业现代化，重新强调发展私人经济，维护企业主利益，1941年3月修改了联邦劳动法，限制工人罢工的自由，对工业实行关税保护，改善了同国内企业家的关系。1940-1946年制造业的产量增长了43%。尽管政府对土地的分配没有停止，但其速度比卡德纳斯年代减缓了2/3.1943年新公布的土地法重新肯定了小地产制原则，对被没收土地的庄园主的损失给予赔偿，不再提倡集体村社制。1946年1月，在墨西哥革命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官方党进行了第二次改组，墨西哥革命党被更名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

卡马乔之后的各届政府基本沿袭他的发展模式。米格尔·阿莱曼·巴尔德斯（1946-1952）为了扩大进口替代工业化，加大了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投资，兴建公路、铁路、港口、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继续引进外资，发展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快速增加，到1952年末，尽管1948-1949年发生了比索贬值，整个外国投资额仍达到7.28亿美元，比1946年的数字净增1.5亿多美元。美国私人资本从1950年的4亿美元上升到1952年的5.5亿美元，占墨西哥当年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75%。在农业领域加强了卡马乔时期已经启动的“绿色革命”，并修改了宪法27条，放宽了小地产主的占地份额，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

阿道弗·鲁伊斯·科蒂内斯（1952-1958年）在任内实行比索贬值，比索与美元的汇率由8.65:1降为12.50:1，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国内制造业，刺激了投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盟进一步确立，国家加强了对有组织劳工的控制。

阿道弗·洛佩斯·马特奥斯（1958-1964年）执政时期出现了向左转的插曲，总统是大学教授出身，一就职就宣布自己是“宪法范围内的极左派”。在对待外资的政策上，一方面他仍坚持货币贬值政策，外国投资仍很高，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从1959年的9.22亿美元增加到1964年的近13亿美元；另一方面，他推行了“墨西哥化”政策，废除美资硫磺公司的土地租让权，并将美资电力公司收归国有。他继续土改，将1140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了30多万农户，这个纪录仅次于卡德纳斯。在处理与工人的关系时，马特奥斯政府兼用大棒与面包，1959年镇压了铁路工人大罢工，同时实行了给工人增加工资的计划。他还修改了宪法第54条，要求议会建立少数代表制，以使其他小党在议会中拥有代表权。马特奥斯对外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抵制美国压力，维护同古巴的关系。

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1964-1970）将历史的钟摆又拨向了右边，他实行了有利于私人企业家的税收改革，刺激私营经济的发展，优先发展采矿业，放宽机器和原材料的进口限制。他以整顿行政管理体制为名，撤销左翼官员的职务，反对革命制度党内部的民主化改革，不承认国家行动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的结果。由于他倾向于单纯依赖惩罚和暴力，不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1968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特拉特洛尔科”惨案。

事件发端于1968年7月，当时警察驱散了由亲古巴的学生发动的一系列示威，警察甚至破坏大学自治的规定，冲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逮捕学生。警察与学生的冲突，致使学生几人死亡，多人受伤。7月30日，悲愤已极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为纪念死者，在教堂的塔上升半旗致哀。校长谢拉亲自发表演说，怒斥当局“不尊重、不热爱、不重视大学自治”，号召全校师生“坚持团结，保卫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同一天，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国立工学院发起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惩处警察头子、政府承担残暴行为的责任、为在骚乱中受伤和死亡的学生家庭提供赔偿、释放被捕者、取消“分解社会”的反颠覆法、解散防暴警察部队。但学生们合法的抗议和请愿却再次遭到警察的镇压，示威游行日益高涨。8月1日，谢拉以非凡的胆略亲自领导了一次8万人参加的公众游行。8月13日的一次示威约有15万人参加。8月27日，在规模空前的活动中，约30万抗议者参加了由查普尔特佩克公园沿改革大道到索卡洛广场的游行。全国罢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对话建议，但政府置之不理。这加剧了社会各界对政府的不满，革命制度党内部发生了分化，抗议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事态于10月2日达到白热化，由大学生发起的、在特拉特洛尔科“三文化广场”举行的抗议政府暴行的万人集会中，大学生手举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政府放宽对民主制度的限制，争取自由和大学自治。为了避免这次游行影响奥运会的举办，当天下午6时许，政府出动了满载军警的坦克、装甲车包围了集会的人群，以带一只白手套为标识的“奥林匹克营”士兵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火。结果造成三百多人死亡，另有数百人被打伤，一千多名学生被捕，从而酿成了“特拉特洛尔科”惨案。

1968年的学生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学生运动，它不再是大学改革运动，与1958年墨西哥发生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和1964-1965年的医务人员罢工运动也不同，后两者局限于本部门和本行业，为的是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1968年学生运动则没有这种行业划分和经济目的。学生们对政府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广泛地批评，所提要求包括了墨西哥政治的民主化、增强政治制度适应力和参与性、纠正社会和经济中的不公正、消除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等诸多要求，是对墨西哥国家精英控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及其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挑战。正像约拉姆·沙比拉分析的那样，如果说铁路工人罢工和医务人员罢工运动是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造成的“控制性危机”的话，那么1968年学生运动则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党派”对政府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它“从根本上震撼了现存制度”，虽然并不意味着现存制度的完结，“却在国家大厦之上打开了一个难以弥合的裂隙”。1968年的学生运动拉开了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序幕，事件发生之后，左翼势力活跃、城市和农村游击队活动趋于上升，墨西哥社会正在经受着战后前所未有的考验。

为什么蒸蒸日上的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突然一夜之间就陷于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了呢？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仔细研究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不难找出其中的原因。

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已经越来越突出。（1）保护主义政策促进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简易阶段的完成，到1950年墨西哥制造业已经能提供93%的非耐用消费品，但在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相当小，其进口只由1950年占总额的74%下降到1969年的51%，此后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因此，墨西哥的工业发展仍需要大量进口，其费用只能由出口来负担。但是，由于政府的过度保护政策，工业部门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产品的高成本和高价格不仅制约了制成品的出口，而且也妨碍了初级产品的出口，因为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农业受到歧视。（2）农业发展失衡。虽然1945-1965年墨西哥农业有较高的增长率，但墨西哥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二元化特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主要服务于与美国毗邻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现代商品性农业，而忽视了中部和南部地区传统的小农经济。因此，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大农场主和跨国公司，小农经济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减少了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农业增幅有所下降。农业减产，使墨西哥由粮食自给国变为粮食进口国，结果以满足基本需求为目的的粮食进口对国际收支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增加，而政府土改进程缓慢，再加上私人农场机械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或没有土地，无地农民与大地产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3）依赖外资。工业化需要大量外资，虽然墨西哥私人资本和国家能够筹集相当的资本，但外资在提供投资和平衡国际收支方面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到1970年，进入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总计30亿美元，其中80%来自美国，主要投向制造业部门。60年代墨西哥谨慎地从国外举借资本，到1970年累计外债（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约42亿美元，随后各届政府放开借债，结果带来沉重的代价。跨国公司的进入，虽有利于墨西哥经济模式的转型，但对墨西哥的就业和分配也带来了不良影响。（4）失业状况严重。墨西哥工业部门主要是资本密集型部门，生产的增长往往出自机器和技术上的投资，而不是来自雇佣更多的工人，作为这一趋势的结果，墨西哥出现了惊人的失业率，到70年代中期，公开失业率约10%，但未充分就业率或许高达40%，实际失业率为20%左右。（5）市场狭小。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关闭了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不合理的收税结构使得国内市场出现了上层消费饱和、中下层消费不足的并存局面；政府订货是墨西哥企业产品的一大出路，但日益沉重的财政支出使得墨西哥政府负债累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问题。墨西哥的工业发展更因市场限制而活力衰减。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并没有缓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社会矛盾突出。伴随进口替代工业化和人口的增长，墨西哥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从1940年开始，墨西哥的人口增长加快，人口数量由1940年的2000万上升到1960年的3600万，1980年达到了7000万，到60年代后半期，墨西哥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增长率约为3.6%。城市人口的数量也由1940年占总人口的35.1%上升到1970年的58.7%，到1980年增加到了66%，其中墨西哥城的人口由1930年的100万增加到1970年的910万，到1980年达到了1300万，占全国人口的20%以上。但是，墨西哥的工业只能吸收新增劳动力的10%-15%，因而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一时期，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基尼系数在1950年就高达0.50，到60年代末升高到0.567.1960年的一项关于社会边缘性的调查表明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墨西哥农村人口中文盲率占52%，而在城市中相应的比率为24%，在农村中有51%的人口吃不到面包、牛奶、鸡蛋，在城市中只有13%。彼得·史密斯将墨西哥人口按每20%为一组划分成5组，然后考察1958-1977年间墨西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其中第一组20%的人口是最贫困家庭，其所得收入份额由5%下降到2.9%，这说明处境比以前恶化了，但最高层的20%富裕家庭的收入也有所下降，从62.9%下降到57.7%，相对受益最大的是第4组20%的家庭，其所得收入份额从14.9%上升到20.4%。这反映了一个新的现象，即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城市非体力劳动阶层为主的“新”中产阶级大幅增加。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有文化、有独立利益和要求并且有主见的阶级，信仰多元主义，崇拜民主自由，具有现代民主参与意识，是社会转型的中坚力量，他们需要获得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地位。同时，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使下层民众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景产生失望情绪。尽管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不满在性质上有区别，但都形成了与政府的对立，社会矛盾进入了一个空前激化的阶段。

政治体制呈现出僵化性，政府与私人资本的联盟损害了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墨西哥独特的“总统集权一党执政”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为战后墨西哥工业化战略提供了制度保证，曾一度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过于制度化的政治模式越来越呈现出僵化性。墨西哥表面上拥有“选举”、“多党制”等民主政治的特征，但实际上，纵使选举初期是自下而上的，最终候选人的提出却仍由幕后的“领导集团”所决定。而正式的选举过程更是由官方党党章制约，民众只能一味地顺从党章，给予欢呼支持。而所谓的多党制也只是装潢门面的口实，这些带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反对党不但人数较少，规模不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两院中仅占据着少数席位，所以在选举中获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说，“墨西哥是一个通过强有力的政党制度取得政治稳定的成功例子，但却损害了多元制与群众动员”。此外，腐败成为墨西哥政治生活中难以治愈的疾病，也是人民痛心疾首的问题。更有甚者，在60年代奥尔达斯执政期间，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密切结合使税制改革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政府通过的税法导致了高累退税，来自劳动所得的税收在政府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中的比例由1960年的58.1%增长为1966年的77.9%，为了表示对企业界的支持，政府一方面坚持对有组织劳工的控制，另一方面维持基本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减少对农业信贷的份额。

国际经济出现低迷，世界左翼运动高涨。1967-197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萧条时期，当1967年国际经济出现普遍下降的时候，发达国家政府试图在1968年实现调整性恢复，但这些措施却带来了通货膨胀、美元和英镑危机、保护主义增加、世界贸易受到限制。随后的限制增长的措施导致了1969-1971年的衰退，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变化的政治后果是世界性的左翼运动的崛起，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整个欧洲掌权，共产党在其影响较大的那些国家增加了斗争的力量。世界经济的低迷不能不影响到经济依附性仍然较强的墨西哥，而西欧、日本的崛起，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包括此前的古巴革命和当时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大规模的左翼学生运动，都对拉美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和示范作用。

总之，墨西哥60年代后期出现的社会危机并非空穴来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导致经济增长趋缓，经济效益下降；政府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社会两极分化加重；壮大了的新兴中产阶级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要求改善生存状况；世界左翼势力运动的发展和示范作用启发了工农民众的政治觉醒，而政府政治现代化的滞后和与国内外大资产阶级友善的政策自然地造成与民众的对立，由此便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

（二）“分享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效果

“特拉特洛尔科”惨案之后，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知识分子与政府间的裂痕加深，专业人员、商人、大学教师和其他人士对政府开始采取一种更加独立、较少顺从的态度，许多新创办的报纸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抨击政府、宣泄不满的渠道，农村的农民夺地事件频繁出现，城市和农村的游击队活动有上升趋势。奥尔达斯任期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长趋缓，贸易赤字和外债数额增多，农业发展枯竭，失业水平升高，这些都标志着墨西哥经济奇迹的结束。

1970年埃切维利亚在日益深化的社会危机中走马上任，成为墨西哥的新一届总统。他时年48岁，年轻而富有活力。作为上届政府的内政部长，他对特拉特洛尔科惨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向世人展示一张新的面孔，也为了重建政府的合法性，他满怀激情地开始了他的工作，遍访各地，会见各类人士，到处发表演说和声明。他的作风和言论呈现出一种高度民众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人认为他有望成为现代的卡德纳斯。新政府很快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埃切维利亚政府放弃了“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协调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实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为此提出了“分享发展”的战略，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发展”的政治逻辑是提倡在国家保护之下的工人和农民结成的一种民众主义联盟。

该战略针对城市提出了建立“全国劳工住房基金会”、控制基本消费品价格、推行40小时/周工作制等措施。同时，政府还恢复了与有组织劳工之间的友好关系。针对农村经济，该战略向贫困农民倾斜。1971年政府颁布了新土地法，继续分配土地，重新推行村社组织，提倡村社集体化，并将村社社员的土地分配额提高一倍。1972年政府又颁布了新水法，大幅度削减新灌溉区私有地产的限额，由原来最多不超过100公顷削减为最多不超过20公顷。总统任命有能力和经验的豪尔赫·德拉维加·多明格斯领导“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该公司的任务是负责调节基本商品市场，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保证低收入消费者可得到基本商品。多明格斯手下的工作人员对全国工业问题进行了为时两年的调查，并提出一项农村发展的整体计划，建议国家应该介入帮助贫困者，通过“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为农民提供一整套服务，包括公正的投入价格、对收获物予以适当的价格支持、充足的信贷和储藏设备、对再投资提供销售和咨询援助等等，这项计划得到了总统的支持，不久就成为国家的政策，在总统任期结束时，农业占联邦预算的20%，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数字。为了实现政府调解下的收入再分配，1971年12月政府提出了《财政改革法案》，规定对年收入超过30万比索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所得税，并把年收入超过150万比索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原来的35%提高到42%，对奢侈品消费课以重税。

政府积极引导经济转型，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调整为中间产品和资本货、原材料等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同时把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结合起来，以此来解决市场萎缩、资金匮乏、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政府改变了原来以鼓励私人资本为主的政策，强调加强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1）为了改变基础工业比较薄弱、不能适应工业化需求的状况，政府加大了对基础部门和重工业的公共投资，大力发展由政府投资或参加投资建设的钢铁、石油、化学、电力等工业企业，以此来改变工业发展中基础工业薄弱的面貌。因此，70年代上半期，墨西哥国有企业得到进一步加强，重工业、新技术工业都有了显著的提高。（2）为了扩大商品市场，政府在国内以提高工人工资的方法刺激消费，试图改变购买力不足的状况，但由于工资的上升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政府对外则积极推动拉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1975年3月，埃切维利亚和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发表联合公报并致函拉美各国首脑，正式倡议成立“拉丁美洲经济体系”，这也是墨西哥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重要举措。（3）减少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数目，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规模，以此来缓解资本不足的局面，同时促进就业；与此同时，政府还颁布法令，用减税或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和外资到边远落后地方投资建厂，改善经济的不平衡状况。（4）为了增强经济的竞争力，政府对内降低了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力度；对外削减平均进口税，由1970年的21.3%降至1975年的17.6%。但是，由于墨西哥政府与国内工商业团体在政治上的“盟约关系”，政府对国内企业的投资并未减少，从1971年的5.4%上升为1976年的8.7%，私人投资同期下降了1.4%。（5）大力整顿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活动，并对外资加强了限制。1973年墨西哥政府颁布了新的《外资法》，规定：石油、电力、铁路以及其他特定矿产品的开采等部门，只能由国家经营；在媒体、联邦公路和汽车运输、民航、森林开发等部门禁止外国投资；在信贷、保险、金融、石化副产品及制造业和矿业的某些部门，外资投入的比例分别被限制在25%、34%和40%，最高不得超过49%。这使得国家资本主义在墨西哥经济中进一步扩张。

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民主开放”的口号，向民众主义复归。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1）向青年精英开放发展和参政的机会。如将许多大学中的年轻人吸纳到诸如国家土产公司、国家农村信贷银行、墨西哥咖啡研究所、墨西哥儿童保护院等机构中，使他们有机会接近农民以及获得就业；对那些想继续深造的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并创建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保证他们回国有事可做；将选举年龄降至18岁，还把当选参议员、众议员的最低年龄限制分别放宽到30岁和21岁，吸收青年参与选举政治。这一创建技术官僚的战略既满足了青年精英分子进入仕途的欲望，又改造了政府官员的素质，最终结果是培植了埃切维利亚的政治基础。（2）邀请进步人士参与政治决策，如贡萨雷斯·卡萨诺瓦被任命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长，卡洛斯·弗恩特斯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一些“国家自由运动”的成员如恩里克·贡萨雷斯·佩德雷罗成为参议员，甚至一些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也进入了政府。（3）政治大赦，释放1968年事件的大部分参与者。先是在1971年释放了50名“政治犯”，1972年又释放了33人，埃切维利亚还在韦拉克鲁斯接见了其中的一些人。1976年又释放了250人。政府试图通过这项政策达到化解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创造一种社会和谐的氛围，同时让国际社会知道，墨西哥政府能够很好地控制国内局势，政治囚禁已不再存在。（4）鼓励成立左翼政党，放宽对共产党的限制。在埃切维利亚当政期间出现了8个新的政党，其中包括墨西哥工人党（PMT）和社会主义工人党（PST），墨西哥共产党也被批准为合法，可以公开活动。同时，右翼政党也是相对自由的。反对党获得众议员资格的总票数由2.5%被降至1.5%，获取众议员席位的最高限额从20席被增加到25席。这些都显示了埃切维利亚政权的“大度”。

积极开展“第三世界主义”外交。埃切维利亚的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既然国内政治的基础扩大到了左派，外交政策中的左翼倾向也应该得到鼓励。为了迎合国内左派力量，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困境，埃切维利亚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多元外交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在任期间，埃切维利亚访问了36个国家，与64位国家领导人举行过会谈，共签定160项国际协定，同62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其中包括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关系，还收留了许多南美国家被迫害的左翼流亡人士。在联合国，他坚决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带头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抨击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在1972年倡导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于1974年12月12日在第29届联合国大会上被通过，墨西哥的国际地位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峰。

埃切维利亚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协调发展的一种回应，其改革的初衷是良好的，改革的思路大致也是正确的，可以说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改革是建立在经济模式转型的基础上，政府通过吸引外资促进增长，因此，政府总收入从19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8%上升到1975年的约12.5%，公共开支倾注于住房、学校教育和其他发展计划，农业信贷增加，国家生产原油、电力和钢铁的能力翻了一番，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5.6%的增长率增长。农村土地改革新分配土地达1332.8万公顷土地，受益农民达206452人。“民主开放”政策使政府的合法性有所恢复，特别是其新的外交战略构想使墨西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从长期和全面的视角评价埃切维利亚的改革，可以看到改革存在很多问题，改革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改革来自三种力量的激烈反对和改革后期政府政策的失误。

首先，改革政策遭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对。墨西哥私人企业主集团有自己的组织，包括工业协会联合会、墨西哥共和国企业主联合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墨西哥保险协会、墨西哥银行家协会、墨西哥企业活动家会员会等等，这些团体都是独立于官方政党和政府部门之外的私人资本的代表。长期以来，墨西哥政府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为私人资本提供基础设施、各种补贴，对私人企业实行低税，使它们免于市场竞争。但是，当政府试图对私人企业加以限制和要求他们在税收方面做出更大贡献时，资产阶级就通过批评、反对、抽逃资本、抬高物价等种种手段来破坏和打击政府的努力，他们甚至在1975年在各种协会和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企业家协调理事会”作为统一阵线与政府对抗，疏远政府并最终导致政府计划的失败。如税收改革，总统刚上任的第一个月就提议要对啤酒、瓶装酒精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上实施税制改革；要求颁布新法案扩大税源，如对奢侈品征收10%的消费税。这意味着将直接影响企业家的利润，因此，政府从一开始就与企业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1972年总统的经济顾问提出了一个新税收改革议案，这个议案将面临分割收入和匿名持有的问题。鉴于这一提案的影响较大，总统指示财政部长马加因向私人部门作出说明。马加因在他的私人寓所主持召开了与来自工业协会联合会和全国加工工业协会的主要实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的两次会议。企业家们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尽管财政部长（他曾是前驻美国大使）显示出了他全部的外交技能，对他的客人们“强词夺理的语气不予置理”，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都予以反击，但是，政府最终突然放弃了整个计划，并且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显然，政府在私人资本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让步。私人资本还利用谣言诋毁政府，在埃切维利亚任期快要结束时，出现了最骇人听闻的政治谣言，说将要发生军事政变。谣言的版本之一是军队将建立一种法西斯主义体制，解除埃切维利亚的所有民众主义政策，防止其继续向左转；版本之二是为了继续留任，埃切维利亚本人将领导政变。在农村，村社的卡西克带头反对新水法和村社集体化。农村资产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还同城市资产阶级联合，共同抵制土地改革。当1976年11月埃切维利亚宣布征用墨西哥西北部大量肥沃的土地时，工业协会联合会的地区领导人反对这种做法，并支持举行罢工。

其次，改革遭到了美国的反对。埃切维利亚多元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是要摆脱对美国的单边依赖，其“第三世界主义”无疑是与美国霸权的对抗，后者对此很快作出了反应。美国重新强调非法移民问题，1971-1975年向墨西哥遣返工人达280万，不仅使墨西哥失去了大量外汇来源，而且也失去了一个缓解就业压力的渠道。为转嫁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在1971年宣布对大多数进口商品追加10%的进口税，结果使墨西哥50%以上的出口商品遭受损失。1974年美国颁布的新贸易法又使墨西哥50%的对美出口贸易遭受损失。1974年墨西哥旅游业的增长率从1973年的12%下降到5.6%，到1975年底有12万名美国旅游者的行程被取消，墨西哥大约损失5000万美元的外汇收入，据说这种情况是由于墨西哥多次表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议案，结果引起在美犹太人团体发起旅游抵制活动所致。埃切维利亚的外资法也引起了一部分外国资本家的恐慌。1976年有76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福特，列举埃切维利亚政府的9大罪状，提醒他关注墨西哥对共产主义亲善的倾向，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们已经接受了古巴的教训，我们不想看到6500万墨西哥人被奴役，也不想看到沿格兰德河拉起仙人掌的幕帘。”不管这封信是否起到了作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76个人是在美国国会中反对埃切维利亚政策的代言人，对美国阻止埃切维利亚政府建立和谐社会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极左翼势力也对改革表示不满。在埃切维利亚上台初期，至少有18支游击队活跃在墨西哥的农村和城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方格雷罗州的游击队，其领袖赫纳罗·巴斯克斯（Genaro Vázquez）认定墨西哥现存体制不能满足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因此在越狱成功后，于1971年组成了“全国国民革命联盟军”（ACNR），宣布要为推翻大资本家、大地主和亲帝国主义的寡头统治而斗争。他希望“建立一个由工人、学生、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联合政府，实现墨西哥真正的政治、经济独立，以及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新的社会秩序”。1972年2月政府出动了约1.2万名士兵对游击队进行围剿，巴斯克斯被击毙。当卢西奥·卡瓦涅斯（Lucio Cavaňas）成为新的游击队领袖之后，斗争又重新焕发了活力，他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穷人党”，利用山地优势，对政府军进行伏击和绑架。直到1974年底卡瓦涅斯被杀害，农村游击队活动才转入低潮。城市游击队一度也很活跃，他们采取的斗争手段是抢劫、爆炸、绑架，1972-1975年发生爆炸案件66起，1973-1974年发生绑架案件29起，甚至总统的岳父在1974年也遭到绑架，但自那以后，游击队活动逐渐销声匿迹。

对埃切维利亚政府来说，主要的问题不在游击队，而在经济。“分享发展”战略的本意一方面是想通过增加对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支出以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民众的收入，提高民众的购买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发展，这样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但是，财政支出的扩大必须由充足的税收来源作保证，如前所述，政府的税收改革计划遭到了企业家集团的联合抵制。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收入有所增长，但远远赶不上政府在社会福利、农业信贷、国有企业等方面加大的支出。从1970年到1976年，政府开支从402亿比索增至1920亿比索，财政赤字从66亿比索增至611亿比索，6年间二者分别增长了3.8倍和8倍多。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大量吸收外资和举借外债，到1972年，外国跨国公司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墨西哥制造业资本的一半，公共外债从1970年的32亿美元猛增到1976年的196亿美元。由于墨西哥工业化需要进口大量资本货，特别是农业改革的失败带来的粮食进口增加，导致国际收支也出现了巨大的赤字。依靠双赤字来支撑“分享发展”战略的办法是不能持久的，双赤字加上1974-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最终在1976年表现为汇率连续贬值，通货膨胀率达到20%，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下降为2.1%，资本外逃。墨西哥城关于总统的谣言四起，刚刚被平息的城市绑架活动和农村夺地运动再度死灰复燃，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分享发展”战略最终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