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回到17世纪，讲一下科学的社会建制层面的发展。我们知道欧洲的学术中心在最初无疑是大学，但随着科学革命的展开，大学逐渐变为一个思想相对保守的地方，虽然科学家最初受教育往往还是通过大学，但科学家们开始在大学之外寻找自己的归属。
由宫廷或贵族资助而形成的科学小团体开始出现，其中具代表性的就是伽利略参与过的山猫学院，它在1603年创办。后来伽利略的门徒在1657年创办西芒托学院，也就是实验学院，也很有影响。但这些自发形成的学会都很不稳定，往往在资助者离开或去世后就消亡了。
真正形成稳定的建制的是1662年的英国王家学会和1666年的法国王家科学院（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没有“王家”了，就叫法国科学院）。这些国家级的学会也是在学者们自发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但一旦冠以王家的头衔，就开始成为一所官方的机构，虽然仍然有资助人，但不再会因为个别资助人的离开而解散了。
英国王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代表两种模式，英国的王家学会其实并没有王室的稳定资助，经费主要靠会员自筹，会员以业余爱好者居多，组织比较松散自由。而法国科学院更接近于一家政府机构，院士一般会收到政府发的薪水，有时要承担一些研究任务。
到18世纪，以伦敦或巴黎为模范的国家级和地区级学会纷纷建立起来，例如[2]：
柏林1700，圣彼得堡1724，斯德哥尔摩1739；蒙特利埃1706，波尔多1712，博洛尼亚1714，里昂1724，第戎1725，乌普萨拉1728，哥本哈根1742；哥廷根1752，都灵1757，慕尼黑1759，曼海姆1763，巴塞罗那1764，布鲁塞尔1769，帕多瓦1779，爱丁堡1786，都柏林1785……甚至在遥远的美洲，富兰克林也建立了美洲哲学学会（1768）。
这些学会取代了大学，成为科学家们的交流中心。同时，借助印刷术和日益发达的通讯网络，科学家们的书面交流日益普遍，开始是以某些知名人士为中心，维持一个通信网，学者们通过书信交流最新的想法和实验报告。在通信网的基础上，学术期刊出现了。
1665在巴黎创办的《学者杂志》（图13.2.1） 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学术期刊，同年，英国王家学会也开始发行自己的会刊，即《哲学汇刊》（图13.2.2）。之后兴起的学会也往往都会建立自己的会刊。
最初学会的会刊一般是年刊或季刊，是有相当的延迟的，例如一篇论文从在法国科学院中宣读到它发表在学会纪要上的时间间隔平均要有3年，最长甚至要等7年。这样的时间延迟在越来越快的科学发展中变得难以忍受，一些更新更快的月刊和学报开始出现，在18世纪末，一些分学科的期刊开始出现，如《化学学报》（1778），《植物学杂志》（1787），《化学纪事》（1789），《物理学纪事》（1799） 等。[3]
除了支持学会之外，各国政府还兴建了国家级的天文台、植物园等机构，服务于航海等实用目的，也供养了一些科学家。
由政府支持的科学机构虽然在研究上仍是相对自由的，但相比传统的大学，新兴的科学组织更加注重实用研究。英国王家学会就特别鼓励研究“有用的知识”，包括制造业、机械实践、工程和实验发明等。牛顿其实是因为他对望远镜的改进而不是纯理论的研究而被王家学会吸收的。王家学会的每周例会几乎都是实验报告，会员们奉行弗朗西斯·培根的座右铭：“拒绝空谈”。
图13.2.1 《学者杂志》
图13.2.2 《哲学汇刊》
不过当时的许多实验研究并没有与理论科学的发展相融合，科学的实用性也并未真正显露出来。虽然瓦特等工业革命的关键人物也是王家学会的会员，但他们的技术发明仍然出自摸索着试试改改的工匠传统，而不是理论科学影响下的产物。从18世纪初钮可门的蒸汽机问世以后，蒸汽机倒是一直属于实验演示的常用道具之一，瓦特对蒸汽机的了解和材料的获取应当与实验传统有关。但在实验家那里，蒸汽机始终只是作为表演道具，并没有得到理论化的研究。18世纪的热学理论对于瓦特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虽然说在17、18世纪，大学变成相对保守的机构，科学活动的中心转向了“学会”，但大学的地位到19世纪最终还是回来了，而大学的改革在18世纪就开始了。
在法国，18世纪中叶的启蒙思想家就呼吁教学改革，比如达朗贝尔认为大学期间浪费精力去学习僵死的拉丁语是没有必要的，物理学研究应当限定为实验和几何等。[4]
1745年，瑞典的哈特党提出了大学体制的改革，数学和物理学成为独立的专业学科，就好比之前的医学、法学和神学那样，在基本科目之后作为一个专科学院而成立。但这一设想没有落实。波兰在1777年发起的教学改革确实落实了，波兰的大学新增了物理学院，其中包括数学和医学，在预科教学中减少拉丁语，增加科学方面的内容。但1796年波兰被列强瓜分，教育改革也就中止了。此外奥地利也有一些教育改革的尝试，但都没有坚持下来。[5]
在当时德意志地区的大学环境是比较好的，比如哥廷根大学在1737年的条例就规定了教师的自由，只要不讲授反对宗教、道德和国家的内容，教授可以自行选择课本和安排课程。除了教学之外，教授们也致力于发表文章，创办学会和期刊，形成了研究型大学的雏形。
康德是当时属于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哥尼斯堡现在属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康德在1798年撰写《系科之争》，呼吁政府应当给哲学学院以完全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康德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后来洪堡就是在康德的影响下建立了柏林大学（1810年）。柏林大学的学院设置还是传统的法学、医学、哲学与神学四个学院，但在教学环境上是新的，教师可以自由地教学和研究，学生也可以自由地选课，成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典范。
除了传统的大学之外，许多专业院校在18世纪兴起，比如矿业学院、炮兵学院、桥梁公路学校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平民教育得到重视，基础教育开始制度化。拿破仑在1802年颁布“教育基本法”，推进教育改革。拿破仑事实上想要限制教育的自由，试图推行一套由中央所控制的，普遍化和标准化的教育模式，培养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优秀国民。拿破仑建立了“帝国大学”，帝国大学不是具体的一所大学，而是把所有的大学统一在一起，统管所有的老师和课程。
在帝国大学中，自然科学类的学科与人文学科开始被区分开来。专业分科体系与我们现时代更加接近了。
在专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的18世纪，学者们仍然试图为人类知识勾勒出一个整体的图景。例如达朗贝尔编写《百科全书》时描绘的知识图谱（图13.2.3），把人类的能力分为记忆、理性和想象三种，分别对应于历史、哲学和诗歌这三大类学科，下面再细分出许多枝杈来。
图13.2.3 达朗贝尔的知识图谱
但这种描绘知识图谱的努力很快就被放弃了，在18世纪末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不再附上知识图谱了。在学科建制上也是类似，各门学科不再被认为隶属于某个统一的体系，无论如何没有哪个人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学者们致力于为每一个具体的专业学科制定规范，而不再关心知识的整体系统。科学从此日益专业化，以至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分科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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