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志》与民国学制改革

案例四　《教育杂志》与民国学制改革

民国时期，学制前后经过数次改革与修订，其中最为重大的两次改革分别是在民国初的1912—1913年和1922年，改革的成果就是《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清的一切专制制度已不能与民主共和政体共存。在教育方面，清末制定的学制以及与之配套的课程体系等都需要推翻或者进行改革。学制改革遂成为教育部门和民间共同关注的重要的改革内容。刚刚成立的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对这些问题十分关注，“深感辛亥革命后，教育思想及方法俱有所改变，清末所颁行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合乎帝制，而不适于共和，自不能满足国人的要求”^[1]，准备拟订教育方针，酝酿制定新学制。与此同时，民间改革学制的呼声自清末以来日益高涨。曾是《教育杂志》主编，后来又创办中华书局，主持《中华教育界》的陆费逵便是其中之一。

陆费逵喜谈教育，对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尤其是学制改革有着真知灼见。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策划编定了使用于未来中华民国政体下的教科书。辛亥革命成功，民主政体确立，正是他大展宏图的好机遇。他自己编定的教科书要想适合未来民国学校教育制度以及课程编制需要的话，那么主动出击，积极发表自己关于教育改革的见解，为教育部就学制改革问题献计献策，顺势扩大书局及其发行的教育期刊之影响，成为当务之急。这一因素促使本就喜好教育事业的陆费逵，对民国初期学制改革非常热衷，并且为之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两份著名的教育专业期刊先后在陆费逵的主持下，或组织编辑同人研究西方教育制度，或凸显民国初期学制改革议题，或发表时贤学制改革的议论，有力地推动了《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进程。

《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实施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初期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教育部门多次重新修订，但是教育界对该学制的意见和不满一直存在。甚至在全国省教育会第一次联合会上湖南省教育会曾提交了一份“全体推翻”现制的《改革学校系统案》，该案指出：“我国学制仿自日本，数年以来，不胜其弊……即不明教育者，观数年来教育之结果，亦可以知矣。”^[2]会议因感此案事体重大，未曾开议，遂分函各省教育会组织教育专家进行探讨。自此之后，教育改革呼声日盛。面对这样的情况，《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再一次成为教育界探讨学制改革、交流经验的最佳论坛，有力地推动了新学制改革的进程。

应该说，除了《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这两份教育期刊外，近代许多教育期刊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学制改革，对学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新教育》于1922年1月第4卷第2号推出了“学制研究号”，《教育与职业》于1922年3月第33期推出“新学制职业教育研究号”等。这里主要以《教育杂志》为案例探讨教育期刊对民国初期学制改革所作的努力和发挥的作用。

概括而言，教育期刊在民国初期学制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发表时贤关于学制改革的探索性研究成果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公布的《壬子·癸丑学制》，随着近代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实际施行过程中，慢慢暴露出许多弊端，尽管政府教育部门对学制有很多补充和完善的举动，其结果一直不很理想，深为教育界有识之士担忧，于是他们对已有学制建设的历史以及学制的弊端进行认真反思和剖析，有的在批判的基础上还提出许多改革学制的建设性意见或主张。这些人中不乏关心教育发展的教育期刊的编辑人员。他们凭借掌握的教育期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或发表自己关于学制改革的真知灼见，或约稿于对学制改革有独到见解的教育专家，或及时发现学制研究的优秀来稿，积极发表了一批学制方面的探索性文章，使学制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凸显，引起了教育界的高度关注，有力地促进了学制改革的进程。

早在清末，身为《教育杂志》主编的陆费逵，于1909年刚刚发行的《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上发表《缩短在学年限》一文，较早地对清末学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文章指出：“学所以致用也，而致用之期，必在壮年，过幼则稚，过老则衰。”按照当时学制（1903年制定的癸卯学制），初小5年，高小4年，中学5年，高等学校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3～4年计，如果7岁入学，大学毕业则已28岁了，已超过精力充沛服务社会的大好时光。陆费逵认为，不缩短学制，大量人才的涌现断无希望。为此他提出：“今日学制，当改为初等小学三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五年，大学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如是，七岁入学，二十一二岁可卒业于大学，出以任事矣。”对已有学制批判的同时，他提出了自己学制改革的主张，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民国元年，学制改革成为政府和民间共同关心的重大教育问题，《教育杂志》等教育期刊以更大的热情参与学制改革，积极发表探索性研究成果。1912年元月，相继发行的《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几乎同时刊载了陆费逵的《民国普通学制议》和《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两篇文章。在《民国普通学制议》一文中，他认为清廷兴办教育十余年无甚成就，其原因之一是“年限失之太长，课程亦有未全”，欧美各国自学童入学至大学毕业，一般14～16年间，即使日本也不过17～18年，而清廷旧制要20年以上。鉴于此，他提出了学制系统的具体方案，这迅速受到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当时教育界人士的关注与响应。与此同时，《中华教育界》还刊载了汪涛的《论民国当确定教育宗旨》、何振武的《敬告民国办学诸君》、汪涛的《二大共和国之学制》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使教育部逐渐明晰了教育改革的议题，学制改革是重中之重。值得一提的是，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中，陆费逵曾建议教育部：“改革伊始，百端待理，缓急轻重，亟宜审慎……今日所尤急者”有四端：一是速宣布教育方针；二是颁普通学校暂行简章；三是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四是规定行政权限。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教育部的采纳，委托陆费逵在内的商务印书馆及教育杂志社著名编译人员，如蒋维乔、高梦旦（高凤谦）、庄俞等，于正式学制改革前制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蒋维乔后来在《民元以来学制之改革》一文中证实过这件事，“余乃于未进教育部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高梦旦、陆费逵、庄俞等计议，草定普通教育办法通令，计一十四条。”^[3]这成为中国教育期刊参与学制改革，积极发表学制改革文章为教育发展献计献策的最好注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颁布实施后，《教育杂志》更加关注学制改革的进程，积极搜集和发表各种关于学制问题的探索性文章。例如，1912年2月10日的《教育杂志》（第3年第11期）发表了高凤谦《敬告教育部》，一篇对学制改革很有价值的文章。文章提出要为中国学校系统“定一适当之制”。高凤谦说：“使办学者有游刃之余地，然后人人兴起，而教育始有发达之可望。”具体意见是：“吾非敢谓学制之不当规定，不当划一也，徒以我中华幅员广大，地方风气程度，万有不同，不能遂规定划一之办法，以蹈削足适履之弊”，“教育部编定学制，宜揣度吾国所可行者，定一适当之制，以为通则，并许各地方以其本处之状况，增减变通之”。应该说这是很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的及时发表，充分说明当时教育期刊的编辑们选取学制探索性文章方面，确实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他们站在改革与学术的最前沿，通过控制学制研究成果的发表环节，一定程度上导引着学制改革的走向。

同样，《教育杂志》在1922年学制改革过程中，对学制改革的探索性文章的介绍也不遗余力。早在1920年，《教育杂志》（第12卷第6号）发表了贾丰臻的《今后学制革新之研究》一文。该文指出：“余鉴于近来教育之功效太少，及各校毕业生之不能应用，似觉今后教育上根本问题应先革新学制……我国现今所用之学制系民国元年临时教育会议所议定送经教育部修改颁行。惟其大体完全由日本学制窜易而成，并未经过详细之讨论，张冠李戴，其效难见。现日本已变更不少，则吾国之学制革新更不容缓也。”作者对民国初期的学制改革与研究有诋毁之嫌，但是他再一次明确把学制革新作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并通过报刊传媒的公布，很快使学制研究为教育界所重视。该文发表后，《教育杂志》的编辑者在组织稿件的过程中，敏锐地感觉到学制研究已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遂在同卷第9号的《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9篇关于学制研究的文章，这实际上是一次没有事先“征文”的学制研究专号。

姜琦的《学制革新之先决条件》一文首先对贾文提出质疑，“近来大家都说，我国学制完全是由日本抄袭而来的，所以我国教育毫无效果。但是我现在要问一问：我国教育之所以没有效果，是不是完全归因于学制之不完善？抑或另有一种原因？……我以为学制是一种形式，学制虽称完善，倘办学人没有活用学制的实力，仍旧是不中用。换句话说，若使办学人有了活用学制的实力，那么学制不革新，而自然革新了。所谓实力是什么呢？不外左之二点：一、校内经费之充足；二、学生毕业后之销路。”与贾丰臻的观点针锋相对，他显然不主张改革学制的外在形式，而是要培养能够活用学制的教育人才。姜琦，字伯韩，浙江温州永嘉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并获明治大学政治科硕士。回国后，他曾任浙江第十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时任北京一师校长。同时，他也是《教育杂志》重要的撰稿人。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学界认识到，不应该全盘推翻民国初期学制研究成果，研究应该理性化、多角度地进行。教育期刊有意识地刊登不同观点的论文，很快掀起了学界对学制问题的讨论。

其他文章有：贾丰臻的《告各省教育会联合会诸君》、李步青的《中学校制度之商榷》、慈心（笔名）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顾树森的《对于改革现行学制之意见》、云六（笔名）的《现行师范学制的流弊及其改革法》、何仲英的《中学实行选科制商榷》、许崇清的《论第五届教育联合会改革师范教育诸案》、贾丰臻的《续今后学制革新之研究》等。以上文章或就学制整体改革献计献策，或就学制某一阶段作专题探讨，将学制研究推向纵深发展。除《教育杂志》外，同时期的《中华教育界》对学制研究亦很关注。如，《中华教育界》于1920年第10卷第3期，发表了朱叔源的《改造现行学制之意见》一文，表达对学制革新的意见和具体的学制系统方案。

综上所述，以《教育杂志》为代表的中国教育期刊，在民国时期的学制改革中，积极发表了一系列学制改革的探索性文章，使学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制改革的步伐。

二、研究国内外的教育制度状况

中国教育期刊在发表国内学制改革探索性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国内外教育发展动态，尤其是外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例如，《教育杂志》于1911年8月发行的《教育杂志临时增刊——世界教育状况》，是当时国内最早研究国外先进国家教育制度，为中国学制改革提供参考的一部力作。对于发行临时增刊的目的，主编者陆费逵亲自作序称：

教育之声，遍于朝野，十年于兹矣。同人组织杂志，以与国人相切磋，亦既三年于兹矣。而教育普及，渺不可期。人才缺乏，尤甚浩叹。若是何者也？吾尝渊渊而思，思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殆制度不善，方法不精之咎。吾尝欲研究制度方法，以示国人……乃谋辑《办学须知》，专述教授管理之法，以为任教育者壤流之助。既而思之，凡事须从根本解决。个人讲学，仅需方法；公共教育，当重制度。盖方法虽良，而制度不善，则处处荆棘，无可作为。于是方针顿变，舍方法而事制度。

各国教育制度，各不相同。不惟吾国书籍，论述甚鲜，日人著作，亦不过英、法、德、美四国之大略而已。若比、若荷、若奥、若意、若瑞士、瑞典，皆有特长之制度，为汉、和图籍所未详。吾人日日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求知人之长，又安能取以益我哉？甚至所谓外国，皆指日本，一若外国仅一日本，日本即各外国。又若日本有者，各国皆有之，日本无者，各国皆无之。于是不究利害，不考国情，事事规仿日本。夫日制善者吾采之可也，其不善者，吾可求欧美之善者而采之，方能取法乎上，不落人后也……

吾今本此宗旨，搜集世界各国教育之制度，乃其现在之情状，辑为一编，颜曰：《世界教育状况》，为我《教育杂志》之增刊。各先进国之所长，略在于是，善取之以补裨吾国，不得不望之教育行政官，与夫在野教育家矣……

是书编辑之际，值各省教育总会开联合会于上海。不能从速杀青以就正焉，是吾之罪也。幸中央教育会开会在即，是编出版之日，正中央教育会开会之时。愿与会诸君研究采择，确定吾国教育方针制度，则吾所祝祷翘企者也。^[4]

以《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为代表的教育期刊编辑人，最初对学校教授管理十分关注。后来，有观于清末规仿日本的学制系统流弊横生，意识到教育制度对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意义更加深远，遂着手研究各国教育制度，并且希望能够为学制改革者“研究采择”。

此外，中国教育期刊还对国内各种学校章程进行征集和研究。如，《教育杂志》于1921年第13卷第1号发布“本社特别启事”称：“本社为调查教育起见，现拟征集全国中等以上各种学校章程藉资研究，凡中学校、师范学校、专门学校以及大学校，不论公立、私立，或外人设立，均请将现行章程检寄一份，如有特别规则亦请一并附下，无任感企。”1921年前后正是学制改革如火如荼的时期，《教育杂志》征集各学校章程，显然是想借助报刊传媒的优势，在短时间内调查全国学校教育制度的现状，使学制改革更符合国内教育发展的实际。

三、组织学制改革的专题研讨

除了发表学制改革的探索性研究成果，以及组织研究国内外教育制度外，教育期刊还及时地组织教育界对学制问题作更加深入的民间研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学制改革初期，积极发出相关“启事”，呼吁教育界对学制改革进行专题研究。例如，《教育杂志》于民国元年，在“赘言”中明确呼吁国内教育界对教育章程（学制）开展研究：

章程者，事实所由理，言论者，章程所由立。言论不健全，无以采集众长，定完备之章程。章程不完备，无以指示方针，为事实之根据。共和时代，言论自由，过渡方新，章程未备。彼世界先进国，皆吾之良师，国中言论界皆吾之益友，惟期是以福成教育前途，则区区之征意也。^[5]

此外，教育期刊还积极公布政府有关学制改革的议题，号召教育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如，1912年，就在民国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前夕，《教育杂志》（第4卷第5号）封二刊出“本刊特别启事”称：

民国教育部将于七月十日开临时教育会于京师，先期致通告书，提出应议问题七项：甲、学校系统；乙、学校规程；丙、学校由中央管辖与地方管辖之划分；丁、蒙回藏教育；戊、小学教员优待及鉴定法；己、国歌；庚、高等教育会议组织法。甲、庚两题本社已于第一号、第二号略陈其概。己题当佚国会议之。其乙、丙、丁、戊四题，诚亦今日所急待解决者。本社用再陈其意见，俱载本号杂志中。冀与国会期相应，以备诸君子之采择。同人学识浅陋，系敢侈谈教育，第以权责所在，义不容已。诸君子不以芜略而遗之，庶或有土壤细流之助乎。

《教育杂志》把教育部最终决定在教育会议上的议题发布于教育界，号召全国教育研究者积极参与，集思广益，认真探讨，为将要举行的教育会议提供决策参考。

其次，在学制草案拟定以后，教育期刊会及时地将之公布于世，召集教育专家进行研讨。例如，民国初期学制草案拟订后，为集思广益，教育部将三次草案均登载报端以供教育家深入研究。为配合政府教育部门的这一举动，许多教育期刊专门发起了对学制系统的研讨征文。如，《中华教育界》第2年第1—2月号，“《中华教育界》征文”启事，倡导研究界对新学制进行评论和研究，对与之配套的课程编制、教授科目进行探讨。讨论的主题如下：

一、新学制之批评；

二、新制小学编制法；

三、民国二年度新制小学教授细目。

此外，在1922年新学制改革中，中国教育期刊就新学制草案号召教育界展开深入研讨，更是不遗余力。1921年10月7日—11月7日，经过教育界以及各教育杂志社的努力，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终于议决了一份学制草案。然而，当时的教育界都很清楚，草案的拟订并不代表学制就可以颁布施行了，必须经过深入广泛的探讨，甚至是局部实验，才能使其逐步完善，更加适合中国教育的实际。王克仁在《施行中等教育新学制之参考》一文中指出：“然而，学制本身，究属死物……至如何陈设，尚须尽心力而为之。故欲实行新学制，其待研究之问题，正亦不知几何也。”^[6]面对学制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当时教育界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教育联合会在议决草案后亦很快制定“学制草案之进行方法（大会意见书）”，列出6条意见，其中第2条称：“事务所同时将本草案函寄全国各报馆、各教育杂志社，请其披露，广征意见，于十一年一月底以前覆到事务所。”^[7]“现在所拟新学制，即以第三次草案为标准。惟集思可以广益，讨论不厌求详，特将三种草案，先等报端，以供教育家之研究”^[8]。这一意见迅速受到报刊媒介的积极响应，《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以及《新教育》等教育期刊，或发行“学制研究专号”，或辟“学制研究”专栏，或积极发布学制研究的动态消息，把对新学制草案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学制研究很快成为教育期刊的“特别注意之点”。《教育杂志》在1922年第14卷第1号发表的《本志宣言》称：“学制改革，为目今教育界讨论之中心问题。本志愿从人类之本然性，被教育者之生理的发育与心理的变化，即世界教育之趋势诸点以讨论之，并本此见地，推究新学制各级课程。”明确表明为学制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正所谓“言必行，行必果”，1922年第14卷第1号和第2号的《教育杂志》，连续在封面显要位置刊发“学制课程研究号”征文：

我国学制，最初大半是模拟日本，虽然也经过许多次的修正，但总是补其缺漏的办法，从没有彻底地根本地去改革。近数年来，旧学制的破绽逐渐显露，于是国人不满意旧学制而要求新学制的声浪，一天胜似一天了。去年十一月，全国教育会在广东开第七次联合会，顺应国人的希望，采摭欧美新潮，议决了一种新学制。在国本飘摇，国事蜩螗的时候，居然有这种成绩，不能不算是教育界的觉悟和国家唯一的希望了。

但自从新学制草案宣布以后，国内舆论，赞成的固然很多；而对于学制一部分主持疑义的，也间有一二。况且议决的新学制不过是个大体，如学科分配，课程的变更，都非赶快研究不可。本志以研究教育为职志，用特于本卷4号出一《学制课程研究号》特刊，希望国内教育家惠赐大著，以促新学制的实现。

研究的范围如下：

一、对于新学制草案本身的讨论；

二、赞成新学制草案之课程的研究；

三、拟另一学制之课程的研究。

教育杂志社启

此征文迅速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稿件潮水般涌入杂志社。因为稿件众多，遂定以单行本号外发行。《教育杂志》第14卷第3号和第4号的封面连续刊登“《学制课程研究号》出版预告”启事：

本志原定四月出《学制课程研究号》特刊，现因来稿甚多，特改为号外。本号分学制课程两类。关于学制方面者，以讨论或批评新学制草案为主；关于课程方面者，以供给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编订新课程之参考为主。用特遍请中外教育家分栏执笔，兹将已定之稿刊左：

一、关于学制方面者

以上文章从不同层面对新学制草案进行了全面探讨。这个号外很快出版发行，在出版预告中编辑称：

本号全书400余页，30余万言，讨论学制者计14篇，讨论课程者计20篇，执笔者均系国内外专攻教育之士。凡关于学制之文字，皆系讨论新学制系统草案，而与以最稳健切实之批评；凡关于课程之文字，皆系按照新学制斟酌立言，而供给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编订新课程时以丰满之参考。又篇末插有各种补白，或关于西洋学制课程之状况比较或关系学制课程改革之时贤意见，均经采辑。凡留心教育者均当人手一册也。^[9]

正如期刊编辑者所期待的那样，这个学制研究专号中，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发表的研究成果对学制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学制系统的最终出台，以及新学制下的课程改革等，起到了一定作用。许多文章在以往的学制研究专著中普遍被学界引证，在此不赘述。

除了《教育杂志》的积极努力外，《新教育》和《中华教育界》等其他教育专业期刊也不同程度地投入力量集中研究学制问题。如，《新教育》于1922年1月第4卷第2号特推出“学制研究号”，发表十几篇很有价值的文章：

此外，《中华教育界》于1922年第11卷第7期及第8期中，特辟“新学制研究”专栏，发表余家菊的《评教育联合会之学制改造方案》、俞大同的《评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的改革学制案》等文章；1922年3月的《教育与职业》第33期，还特推出“新学制职业教育研究号”，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探讨新学制改革问题。经过教育期刊组织的全国教育专家公开化、民间化的热烈讨论，后又经教育部组织的学制会议，以及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份《学制系统改革案》，于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于世。

四、及时收集和发布学制改革信息

在中国教育期刊史上，无论是早期的《教育世界》，还是后来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一般把收集和发布教育研究及学制改革信息资讯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例如，《教育世界》大量翻译和刊载日本学制史料以及欧洲各国教育制度，提供给国内民间和政府教育部门；《教育杂志》积极开辟新专栏，如“教育评坛”“教育界消息”等，大量发布新学制改革的信息和资料。如，在第14卷第2号“教育界消息”中先后整理和发表了《新学制运动》《再论新学制运动》《三志新学制运动》《四志新学制运动》，等等，全面为当时教育界展示了新学制的议题、酝酿过程、学制会议议程、学制内容等，使教育界对新学制运动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而且，这些信息又为深入研究学制问题点燃了新的增长点，引导着学制改革的方向。

【注释】

[1]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第227页。

[2]湖南省教育会：《改革学校系统案》，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报告》1915年6月。

[3]璩鑫圭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1页。

[4]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5]《赘言》，载《教育杂志》第3年第10期。

[6]王克仁：《施行中等教育新学制之参考》，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

[7]教育联合会：《学制草案之进行方法（大会意见书）》，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

[8]教育联合会：《学制草案之进行方法（大会意见书）》，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1号。

[9]《出版预告》，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