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中兴起的市场理论

第二节　经济改革中兴起的市场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上，曾有过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是坚持和同情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还是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都曾认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和市场机制不可能兼容。就前者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必然剔除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的经济条件，而消灭商品经济恰好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中的巨大变革和自我超越。⁽²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便着手实践这个目标，即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取代商品交换，消灭货币，并提出了直接按实物来核算生产费用或直接按单纯的劳动时间进行核算的主张。尽管这些设想由于当时实践上的种种困难而不得不有所变通，但“不相容”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换始终被视为指日可待、轻而易举的事情。

就后者来看，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人类的不幸，集中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无法相容，而消灭了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竞争制度和市场价格制度，便不可能再有严格的经济核算和有效的资源配置。集中计划经济将无力驾驭庞杂多变的经济信息，因而无从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当时苏联普遍存在的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放大了的”自然经济的主张和做法，也给了经济自由主义者以口实，使他们加紧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究竟能不能兼容，便成为一批经济学家思考的紧迫问题。探索的目的，一是要回答经济自由主义者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二是要提出与当时苏联实践不同的（公有制）计划与市场兼容的理论模式。在这批经济学家中，以波兰的奥斯卡·兰格基于兼容思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有代表性。

一、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兼容”理论

奥斯卡·兰格（1904～1965）是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和市场理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²¹⁾他在自己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6年）一书中，开宗明义便道出了他关于兼容论的核心思想，并驳斥米塞期、哈耶克的“不可能论”。其中，立论创新的突破口在于他对西方经济理论中价格功能的理解。他认为，米塞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解决它的资源的合理分配”的观点根据不足。因为，价格的功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价格是指市场上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广义价格则是为人们提供各种选择条件时的“选择指数”。其中，“只有广义价格才是解决资源分配问题所不可缺少的”。而“经济问题是在不同方案之间选择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三种资料：（1）指导选择行动的一个优先顺序。（2）关于‘提供其他选择的条件’的知识。（3）现有资源数量的知识。给定这三种资料，选择问题是可解的”。⁽²²⁾“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显然可以认为（1）和（3）两项资料是已知的，其已知程度至少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²³⁾至于第（2）项资料，可由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技术可能性，即生产函数来决定”。⁽²⁴⁾因此，他认为，计划经济可以成立，因为计划经济处理经济信息的效能并不低于资本主义经济，米塞斯说的没有私有制便不存在分配资源的“选择指数”，社会主义制度中经济计算的“不可能论”，“必须予以驳回”。⁽²⁵⁾

兰格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撕开了一个口子。他接受和运用了市场竞争和均衡价格理论，并以上述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兼容的可能性和兼容的具体形式。这就是著名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中：（1）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同时又保留小私有工业。（2）实行计划经济。但这种计划经济并非自然经济，而是基于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商品经济。（3）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只存在基于上述选择指数的“计算价格”。（4）保留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和就业选择的自由，以便由消费品市场价格所显示的消费者偏好指导生产和分配资源。（5）依靠竞争机制来确定商品的比价关系，但价格并不直接取决于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而由中央计划机关（或最高经济委员会）参照市场上的供求状况来确定。⁽²⁶⁾

其中，模拟市场论的核心思想是证明社会主义应该而且也完全能够利用市场竞争制度，作为达到合理分配资源和组织生产的手段；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可以结合，结合的形式主要表现为用计划化来履行市场职能，以确保市场直接作用条件下所能得到的同一结果；特别是在没有资本、生产资料市场的条件下，可以采取“错了再试”的调整计划价格的办法，实现供求均衡；由中央计划机关模拟市场，给出生产资料的“计算价格”，以规定生产企业的经济行为（即根据“过剩”便降低、“短缺”便提价的作价原则，制定和调整计算价格）。所以，他不赞成苏联当时实行的实物配给制度，认为只有排除配给制，用制定价格作为平衡供求关系的方法，便可以保证中央计划当局免受官僚主义的侵害，遵循消费者们的偏好。⁽²⁷⁾从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这种模拟市场的计划经济思想虽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在当时，无论对于反驳计划经济不可能性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还是对于反对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非商品论、实物计划论，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于兰格的市场理论，主要观点已如前述。其中计划模拟市场的思想，到了他的晚年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浓烈了。这主要是因为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兰格回顾道，30年代的那场论战如果要我在今天重新写论文，会简单得多。因为哈耶克等人对我的责难即经济生活中复杂的联立方程求解问题，在今天只需输入一台计算机，我们便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得到结果。⁽²⁸⁾因此，“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过时了。实在可以把它看成是前电子时代的一种计算装置”。⁽²⁹⁾或者说，“市场可以看成是求解联立方程的最古老的历史上的装置之一”，“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人员，今天有两个经济核算工具，一是电子计算机（数字的或模拟的），二是市场”。⁽³⁰⁾

综上所述，兰格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可以兼容或可以相结合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括市场理论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他把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仅仅解释为基于选择指数的计划模拟市场的过程，过分强调处理经济信息的技术性措施，而忽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利益和人的存在，直至把人们活生生的市场行为和经济变量理解为完全可以变为机械的、电子计算机式的操作运动，又失于一种绝对化的空想。尽管如此，兰格在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发展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开创性的地位。这种开创性的表现，一是在苏联当时的争论之外，独辟蹊径，事实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计划与市场能否结合，怎样结合）的问题；二是批判地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在原本认为只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中，发掘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积极因素；三是在与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论战中，并未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有结论，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可以并行不悖的新的思维方式。当这种兼容理论同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兴起的改革实践和特有的争论相结合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

二、经济改革中兴起的市场理论（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病，开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并着手实行经济改革，出现了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趋向。这种趋向首先在东欧一些国家的理论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内涵有了新的演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内。

W.布鲁斯（生于1921年）是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1961年，在华沙首次出版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后又译成捷克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法文、德文、英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³¹⁾这部著作充分反映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基本思想，并对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1．布鲁斯在这部代表作中，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病，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采取多种经济模式。他说：“为了最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可能性，必须解决它的运行机制问题。作为一种制度，它为自觉地有计划地按照社会的利益来确定经济进程创造了基础。没有理由相信只有一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固定的运行模式，相反，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它们不仅在细节方面，而且在基本概念方面也可能互不相同”。⁽³²⁾

2．布鲁斯在这部著作中，对经济模式的研究重点从兰格的信息中心说转向了决策中心说，提出了依照决策层次和决策权限来划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标准。他指出：“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决策可分为三类：（1）根本性的宏观经济决策，它们通常应当由中央一级直接作出。（2）在收入已定的情况下，关于个人消费结构的决策，关于职业选择和劳动岗位的决策，它们通常应当是分散的并通过市场来实现的。（3）其他的决策，它们一般最难加以归类，虽然它们常常被称作‘日常的经济决策’，它们涉及企业和部门的生产规模和结构、消耗的数量和结构、销售战略和原料供应、较小的投资、工资的具体形式等等。”⁽³³⁾显然，布鲁斯把社会主义经济决策分作国家——国有企业——个人三个层次。⁽³⁴⁾依照这三个层次的决策权限的大小，可测定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其中，日常的经济决策是由中央直接作出还是由企业自行作出，是划分集权模式与分权模式的基本标准，也是确定市场地位的基本标准。

3．布鲁斯在这部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显示了自己倾向适度分权模式的政策主张。在他看来，集权模式（也称为“使用行政分配方式的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的基本特征，一是一切经济决策集中于中央一级；二是中央决策有组织结构保证，即建立在纵向等级制的基础上；三是决策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自上而下传递，上级对下级直至企业拥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四是按实物量进行经济核算并制定计划；五是货币起到核算工具和计划工具的作用。⁽³⁵⁾他以波兰为例，说明由于这种集权体制排斥了市场的作用，造成了一系列有害影响，一是生产缺乏灵活性，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差；二是由于企业高消耗、低产出，导致实现计划目标的成本过高；三是限制了企业“自主发展”的积极性，阻碍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鼓励粗放经营和投资外延式扩张；四是经济杠杆体系薄弱并出现自相矛盾，削弱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关系；五是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的官僚化，带来了各种各样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

鉴于集权模式的缺陷，布鲁斯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分权模式，但是他所说的并非不受约束的绝对分权，而是指“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包含适度分权的含义。它同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计划当局主要控制宏观总量和长期性的经济指标，国家决策与企业决策并存，而且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沟通，企业分散决策将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市场横向联系将是企业间的基本联系。在这种场合，市场价格和货币的作用将大大增强，由此决定的企业盈亏将成为企业行为的第一决定要素。同时，企业的投资、生产规模、产供销活动以及就业、工资制度也将自行决定。国家则在此基础上规定企业活动的合理范围，并通过各种参数引导企业行为的合理化。

布鲁斯的经济模式论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分析，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发展首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根据他的理论分析，他所说的市场机制并不是生产和交换的自发性的工具，而是引导各个企业行为适应宏观计划（代表社会利益和社会偏好）的工具，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加以利用”。⁽³⁶⁾对此，他称之为“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布鲁斯认为，尽管实现这种模式仍然存在着操作上的困难，但“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体制应当尽可能以分权模式的原则为基础”。⁽³⁷⁾

布鲁斯继兰格之后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同样是开创性的，特别是他依据决策层次和决策权限划分来判定经济模式的思想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所主张的分权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但是，他在分析集权模式的章节中，也提出了令人费解的一个命题，即认为集权体制下经济决策的集中化与人们求职就业和消费品需求的自由选择可以并行不悖。⁽³⁸⁾在这些领域统得过死，仅仅可能是某种“例外”，“并不总是具有经济性质”。⁽³⁹⁾因此，他认为在工资、就业（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即使在集权体制下，工资、价格等“经济量”通常也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不仅是体现直接计划目标的“消极的工具”。这种认识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似都不够准确。因为，在集权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和消费品都依照内在的逻辑融为一体，实行统配制，劳动力统配和消费品配给恰恰是集权体制的重要支柱，而不可能只是某种例外。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消费品能够自由选择，倒是不多见的。从这里，我们似可看到奥斯卡·兰格“模拟市场”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可以孤立存在”的影响。另外，布鲁斯所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加以利用”的观点也值得讨论。因为，市场机制的“纯粹形式”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可能存在，非市场因素总要对市场运行产生强弱不等、形式不同的影响。这种观点在实践上，往往使有些人以“不可能纯粹”为由，对市场功能进行不适当的限制。

奥塔·锡克（生于1919年）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一度担任捷克经济改革的领导职务。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版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他的《经济—利益—政治》（1962年）、《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1965年）和《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现代工业社会》（1972年）。在这些著作中，锡克根据捷克的经济实践，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理论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

锡克认为，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上，波兰学派偏重于信息中心说和决策中心说，往往忽视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心恰好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锡克在注重经济信息处理和经济决策权限问题的同时，着重从现实利益矛盾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性和实现形式问题，把信息、决策纳入了“动力中心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在目前的发展阶段，独立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是调节各种利益矛盾，从而是解决微观平衡（结构平衡）与宏观平衡（总量平衡）的现实基础。正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广泛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的一面，获得物质利益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首要动机。社会组织和个人，作为生产者，他愿意少花费劳动；作为消费者，他愿意得到更多的消费品。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市场关系则是由这种矛盾引起，又是解决这种矛盾的重要途径。他说：“企业的切身物质利益迫使它们去实现最佳的生产发展”，而“在企业存在着具体的、受直接利益影响的生产决策的情况下，必须存在特殊的市场关系，依靠这种市场关系，人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可以不断地直接影响他们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并激励他们去最佳地发展生产”。⁽⁴⁰⁾

基于利益矛盾——经济动力的理论，锡克提出了他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他对“计划性”的理解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内，在考虑到一切基本的、内在的经济条件下，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发展作出某种全社会的、有目的的规定，并且要做到使计划中的经济活动同这种活动的未来的实际发展始终保持一致”。⁽⁴¹⁾关于市场，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之处，在于这种市场是在宏观计划框架内实现的。社会主义各企业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生产的主要比例和方向是社会根据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预先决定的，企业只是根据市场关系把计划决策加以具体化。⁽⁴²⁾但是，为避免原有体制下国家对日常经济活动过多地直接干预，必须明确区分国民经济中的两种平衡，并采取两种不同的途径克服两种失衡。一是微观的供求结构的平衡，要交由市场机制来解决，因而在这个领域要取消指令性计划调节；二是宏观总量上的平衡，要通过宏观分配计划来解决，在这种场合，计划当局对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作出预测并指出方向，但不对生产和投资活动作出指令性的规定，而是运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手段，通过约束性地规定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办法，来达到计划目标。例如，为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特别是工资和企业利润分红的比例；为了增加社会消费的比例，可以增加国民收入中社会服务的开支，等等。与此相适应，要建立国家财政、银行系统和个人保险系统这三个资金信贷平衡系统，在非生产领域必须用财政手段直接进行投资；在生产领域则要多采用银行贷款；在涉及社会福利、劳动就业等方面则可以发挥保险系统的作用。⁽⁴³⁾

锡克用“第三条道路”的鲜明提法，来表达他的经济模式和市场地位的上述构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未来社会和人类发展要求，但它也决不应被传统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所取代。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探索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苏联式的道路，即“第三条道路”。他的这种既要克服苏联式体制的弊病，又要避免回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老路上去的观点和思路，理应受到高度重视。但也应当看到，锡克的“第三种模式”还只是一种简化的理论模式。依照他的构想，究竟能否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关系问题以及宏观与微观的矛盾、动力与约束力的矛盾、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等等，尚无比较成功的经验可供证明，至少存在着复杂的操作上的困难，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尽管如此，锡克的经济思想仍是具有启发性的，并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和市场理论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亚诺什·科尔内（生于1928年）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最早主张实行经济改革、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的东欧经济学家之一。从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角度观察，他在同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中，更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状态或供求状态的分析。自50年代至80年代，在科尔内的众多著作中，《反均衡论》（1962年）和《短缺经济学》（1980年）在东西方经济学界影响最大。如果说他的《反均衡论》是对西方传统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挑战的话，那么《短缺经济学》则是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原有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所进行的独到的分析。

科尔内认为，从19世纪下半叶延续下来，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被某些经济学家信奉的所谓“一般均衡理论”，无论从立论的假设前提、研究结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所假定的若干条件，诸如没有垄断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供求状态，没有利益冲突的公平竞争，没有任何障碍的市场价格信息以及没有时间序列的不变的市场供求状态等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一般均衡理论无法描述实际的市场运行状态，甚至从方法论上就偏离了理论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科尔内主张，必须把被一般均衡论者所弃的若干因素也包括进来，以便按新的方法论框架考虑市场供求状态问题。即在更多的实际情况下，持续远离市场均衡点的各种供求状态都可能是市场的“正常状态”，或实际经济运行中，“一个远离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的正常状态，能够由于一些不同的因素而存在下去”。⁽⁴⁴⁾

科尔内关于社会主义短缺经济学的理论和市场状态分析就是从反均衡论的方法论中引申发展而来的。他认为，无论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是“好”还是“坏”，只要具备相应的体制性条件，人们就必然以特定的行为方式和规律性，来不断地把市场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谁都无法否认这种被长期凝固下来的“持续远离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状态为正常状态。

科尔内以详尽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客观存在着“短缺繁殖短缺”的运行机制。⁽⁴⁵⁾因为在这种场合，国家对企业实行“父爱主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及其诱发的多种形式的需求扩张总是超过产品（包括投资品）供给的增长，形成卖者占支配地位的卖方市场。他认为，在一种经济运行中，如果经济行为（生产）不受自身的财务预算约束，也不受需求能力的约束，便只能受即期可供资源的约束，并形成资源约束型的经济体制。资源约束（短缺）表现在市场交换领域，则呈供给约束，迫使需求适应供给，迫使买方强制替代、等待、搜寻，并为追求数量在质量上做出种种让步。而强制替代又使得短缺现象横向蔓延，诱发买方的囤积倾向，降低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效率下降和普遍的囤积欲望反过来又加剧短缺。其间，买方对产品质量的容忍，使卖方或生产者丧失改进技术、更新产品的动力和压力，只在同一质量水平上实行数量扩张。更重要的是，短缺经济会自动排除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之失灵失效，同时自行强化行政分配功能和行政分配机构，造成纵向型的“讨价还价机制和官僚主义”。政府依赖短缺赋予它的权力，进行实物化的数量调节，不但分配资源，而且分配“短缺”（“不可获资源与产品的分配”或“不把某物分配给某人”）。⁽⁴⁶⁾

科尔内认为，短缺是一种特定的体制现象，只要体制条件改变了，这种短缺经济状态就可消除。他详尽分析短缺状态及其形成机理的目的，就在于探索改变体制条件的方向，提出经济改革的任务。为此，科尔内甚至主张把短缺状态的克服程度作为衡量改革进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他在中文版前言里写道：“改革过程的一个目标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状况是检验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另一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依然存在，这就表明改革还没有深入经济机体的内部。”这番话是很深刻、很有道理的。

科尔内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特定体制条件下的短缺常态及其形成机理，实质上指出了市场状态转变和经济机制转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的这些富于启发性的独到见解和方法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一项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兰格、布鲁斯、锡克和科尔内等人的市场理论虽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是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改革实践发展的产物，因而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影响力。由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内容更加丰富了，也更加贴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了。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思路十分开阔，从不孤立地讨论市场问题，而是始终把市场当作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同等重要的问题来进行多方位的考察。这种方法的确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