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为什么会爆发革命

  1789年震撼整个法国的巨大动荡与世界上发生过的革命完全不同。十七世纪，英国经历了一场王室与人民之间激烈的权力转移。但当时国家的基本制度毫发未损，即使受了些许影响也至少很快便恢复了。在普选权方面，英国的人民主权论的传播范围也没有扩大。英国民众的自由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并往往能得到承认。他不会要求平等。这也不会让人觉得是件非常不公的事情，因为将各个阶层混杂在一起，或使一个阶层转变为另一个阶层，即使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但至少是有可能并且经常会实现的。

美国在革命中宣布了更广泛的人权。大西洋彼岸，自由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并且最终将对世界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人们并未预见到美国的辉煌前途，就连它本国的政治家也没能预见到。在欧洲，追求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动力必须来源于其他地方，它来源于法国。英国革命完全是一场国内革命，美国革命大体上也是如此。但是法国革命将从巴黎蔓延至整个大陆。它引起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余音直到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年代里还在久久回响。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扭转局势之前，每一次民众运动和国家运动，都会利用1789年在凡尔赛提出的原则来解决。

人们经常说，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是最受压迫的国家。法国当时国力雄厚，许多人都非常富裕，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呢？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已经作了许多论述，但有一个事实十分清楚。那就是法国的政治机器绝没有体现人民的意志。它与时代不符，也没有与时俱进。路易十六创建了这个政治机器的形式和结构，在他的控制下，它几乎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他的继承者们掌握了他所有的权力，但没有继承到他的才能。他们既不会操作这个机器，又不会改造它。同时，法国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寻求没有得到的那份势力。他们认为自己在统治形式的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在这个政治情绪得不到宣泄的国度，一场动乱席卷了整个国家。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有善于思考的人都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位英国官员在巴黎报告称，法国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对从未发生过的国事展开激烈讨论的思想”。有时，法国人普遍的失望情绪必然要寻求一种方式来宣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点燃的火星，法国政府已经无可救药的财政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火星。

法国政府早就已经破产了，在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中，路易十六已经掏空了国库，1715年他去世的时候，法国的公债是年收入的十六倍多。法国无法摆脱如此沉重的财政压力。许多人曾试图使法国变得有偿付能力，但都没有成功。这个过程困难重重。有一大部分法国人基本上不交税，包括那些即使不是最有权势的，但也是最杰出的公民。其中贵族大约有四十万人。他们之所以能享有特权，可能是由于他们以前作为地主和军事将领，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但现在这些都不能得到承认了。英国的贵族阶级在十五世纪的内战中已经被自己灭亡。法国的历史更糟，法国君主长期受到强大、好战且野心勃勃的贵族阶级的攻击和反抗，这些都对他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历代的法国国王及其大臣被迫采取的政策后来都被证明是有害的。如果允许贵族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活，他们会奋起反抗，但如果让他们生活在宫廷中，那就可以监视他们了。慵懒和奢侈是有效的麻醉剂。凡尔赛能提供这两样，大多以牺牲受害者的利益为条件，因此大部分贵族被迫或被说服到凡尔赛居住。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曾一度容纳了二十万人，他们在那里消磨时光，挥金如土，他们需要的最强大的武器不过是决斗用的剑。因此，外居地主阶级诞生了，他们无权干涉政治，远离自己的土地，不受佃农的爱戴，对土地和国家都毫无贡献，从不由他们管理的土地上获得大量的免税利润。

教士也享有相当大的特权。教会拥有法国约五分之一的土地，许多宝贵的建筑都坐落在它的领地上。从这些土地中，教会当局每年能获取大概四千五百万英镑的收入。加上什一税，他们的收入就更多了。然而三代以来，大约十四万教士、修士和修女从未交任何财产税。他们这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其占有的财富一样不公平。大多数民众都是虔诚的，无私的，正直的，而一些贪图政治权力，庸俗而又玩世不恭的高级教士，削弱并损害了基督教会的尊严和影响力。法国的天主教会对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毫无抵抗之力，这两种思潮在法国这个最具文明的欧洲国家风靡一时，掀起一股狂潮。

最沉重的财政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窘境夸大其词。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他们一直在购地，到革命爆发前夕，他们拥有了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可这场革命将破坏欧洲的稳定局面，使人民卷入殊死的斗争中。然而，他们的境遇非常不公。“农民”的土地所征收的税是“贵族”土地的近五倍。只有农民要交最可恶的人头税，每一百利弗尔的收入要上交五十三利弗尔，政府被迫实行的包税制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还有大量的间接税使农民苦不堪言。1788年的冬天，形势变得尤为严峻，许多人都饿死了。然而很多人说，革命不是由饥饿的人民发起的。农民的境遇有了改善，可能比一百年前还要稍稍好一点。他们绝大多数都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渴望从残酷的地主和已经过时的赋税中获取自由。革命的动力来源于其他地方。贵族已经失去了势力，丧失了自信，教士之间发生了分歧，军队失去了信任，国王和宫廷没有了统治的意愿和能力。只有资产阶级渴望获得权力，并有决心和自信能够得到它。

当时的资产阶级没有如今的资产阶级那么民主，他们出于某些原因不信任民众，但准备煽动和利用他们去对付“拥有特权的”贵族阶级，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还会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地位而反对君主制本身。卢梭在他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和其他文章中曾宣扬过平等。每个人，无论他有多卑贱，生来就有权管理国家事务。这个原则长期受到所有民主派的承认，但卢梭是第一个用广泛而尖锐的语言阐述这一原则的人。伏尔泰和一批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作过贡献的学者、评论家一直对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社会观念持怀疑态度。这些《百科全书》编撰者的主要目的是坚持理性原则和单纯的求知欲。在旧政权狭窄的政治世界里，这些观点就好比强效的发酵剂。在路易十六的统治下，没有人知道这些观点能够引导中产阶级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走多远。

不幸的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要想获得或者发现权力的基础并不容易。国家由许多政府官员管理，有些人是政府支付工资，有些人靠自己的职位谋利，还有的人是私人聘请的。这个制度早已在腐朽低效的政府里濒临瓦解，到处都是成堆的文件，办事程序复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后，叙述了教堂屋顶上的一块破瓦是如何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得以修补的。压制和激怒民众的不是独裁统治，而是混乱的局面。法国革命爆发前夕，一位大臣报告国王说，这个国家已经“无法统治了”。

为了改善这一代价巨大的混乱局势，政府作了许多努力，甚至筹集资金以应对这种局势。在路易十五长期的统治时代里，公债大大减少了。1774年路易十六登上王位，对国家的前途怀着美好的憧憬，他任命能力出众且诚实正直的杜尔哥为财政总监。杜尔哥的计划很简单，如果允许这些计划付诸实践的话，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他建议通过严格减少政府和宫廷的开支来应对国家的财政赤字。强制农民义务修路的制度将被废止，挂名的闲职和地方关税也将取消。对行会的压制和促进国内玉米自由贸易措施的实施，将促使企业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但是玉米的贸易自由化导致了投机活动，面包价格的激增和暴动。贵族因杜尔哥对其特权的抨击而心存怨怼。在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领导下，宫廷势力谴责杜尔哥是改革派，四年后他便被解雇了。他所有的改革措施几乎都荡然无存，这些措施显然是很有必要的，民众们也知道这些显然是他们的新国王没有能力去实施的。

杜尔哥于1778年离职，同年，法国与正深陷战争的美洲殖民地结盟。他的离职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法国需要更多的资金用于英法战争，国家赤字达到了五亿利弗尔，大约相当于两千五百万英镑。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也不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凡尔赛哪有合理可言呢？路易十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任命一位瑞士的新教徒内克尔为“财政总长”。内克尔吸取了杜尔哥的教训，意识到不能损害贵族阶级的特权。因此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改革监狱和医院上，废除了对嫌犯严刑逼供的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建立地方议会执行当地政府的职权，增强当地政府的活力。但这些地方议会因不切实际的新观点和对中央政府的盲目憎恨而受到了阻碍。它们在喧嚣中渐渐消失，只有少数得以保留下来。遭遇了挫败和沮丧，内克尔于1781年5月辞职。

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激励了法国群众，使他们对自由有了新的追求。如果美国都能获得自由，为什么法国不能呢？由拉斐特率领的法国志愿军和罗尚博率领的王室军队在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什么旧政权要抹杀法国的自豪感和活力呢？然而，法国依旧是宫廷挥霍无度，政府混乱无序，国库空空如也。路易十六失去了杜尔哥和内克尔的帮助，又没有统治才能，终日只知道狩猎、造钟和享用美食，除了靠借债勉强维持之外，别无他法。到了1785年，政府已经一贫如洗。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名人会议”收到了对所有财产征税以及取消财政特权的要求。这些要求遭到了大会的拒绝。名人们拒绝交税，直到他们明白了这场灾难的根源才同意交税。教士对此也持反对态度。政府即将面临垮台，巴黎处在一片暴乱之中。女王和首相的雕像被烧毁。政府要想得到贷款，就必须答应召集议会。路易在这场暴乱面前屈服了。1788年，内克尔在拥护声中重返职位。他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财政困境，召开了议会。一位英国议员当时访问了法国，他预言道：“如此动荡激烈的局面是很难平息的……整个王国爆发革命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在法国历史上，每次遇到重大危机就会召集议会来引导国家和支持国王。可现在已经有一百七十五年没有召集议会了。议会职能的运行并没有惯例来进行指导，对于它可能取得的成就及其权力范围，人们都只能去推测。国王的大臣们没有制定出指导方针。聚集在凡尔赛的代表有许多决策机会，他们的决策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愚蠢的。他们会改革并振兴法国，也会通过派系的权力之争使国家陷入混战之中。因此，在三年内，议会及其继任者发动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并在欧洲挑起了大规模的冲突。但在1789年5月5日的那个春日，人们无法预知政治热情将促使人民走多快，走多远。法国古老的代表机构完全有可能与君主制达成一致，君主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连一个疯子都不会想要去推翻的。人们希望，各个机构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扶持，法国能迅速在不断增加的立宪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代表们5月4日到巴黎圣母院做礼拜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会导致近代欧洲第一个残暴的专制独裁制度的建立，这个制度将无可非议地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无能将为欧洲继恺撒之后又一位伟人的统治扫清道路。

享有最广泛选举权的五百万选民选出了一千五百名代表，如此广泛的选举权是欧洲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教士和贵族单独进行选举。第三阶层在议会中占有一般席位，包括地主、商人、律师、医生、政府官员和其他行业的成员。他们满怀怨言地来到凡尔赛，其情绪能够用英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在给国王拨款之前，必须改善不公平的境遇。他们代表着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的财产，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天赋使他们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他们要求得到发言权。他们是启蒙运动的尊崇者，其中一些人读过伏尔泰、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作品。他们熟知自由平等的理论，如今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他们决心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少数人从大西洋彼岸实行的民主制度中得到了启发。他们不仅想要获得发言权，还要在长期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政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三阶层的观点得到了许多较低级教士和少数开明贵族的认可。

法国议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投票。第三阶层立刻想到，如果三个议院一起投票，主张改革的议员就会占到多数。但宫廷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引发的危险。通过迫使三个议院分开投票，挑拨两个享有特权的议院与第三议院发生分歧，这样宫廷就能保留实力了。路易十六在苛刻的王后的催促下采取了行动。他召集军队，封锁了国会的大门，禁止第三议院入内，并威胁要解散议会。这些行动使法国革命出现了第一次转折点。第三议院毫不畏惧，他们早已更换了名称，并自称为国民议会。由于被国会拒之门外，他们便撤退到了附近的一个网球场，6月20日，他们在那里立下了著名的誓言：决不停止活动，“只要条件允许就继续召开会议，直到制定并巩固国家宪法”。于是，国民代表大会便诞生了，并很快得到了贵族和教士的支持。自此，其他两个议院不复存在了。

在这场危机中，国王犹豫不决。他本想以武力镇压，但又不想发生流血事件。他的优柔寡断一方面是因为他生性慵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善良的一面。他严厉地训诫了代表们，但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议长坚定地告诉他：“没有人能对国民议会下达命令。”路易作出了让步，而且这并不是最后一次。一位英国人对此事发表了评论，恰当地表达了全世界人民的观点。他就是奥瑟·扬，一个农民和研究农业的学者，当时正在法国旅游。它是这样评论议会的：“他们已经立刻变成了查理一世时代的长期议会。”这是一句预言。但是法国的历史将比十七世纪英国的历史发展得更快。路易国王只剩下三年的寿命了。

现在斗争的中心转移到了巴黎。这个居住着六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国家的思想中心。这里不会有凡尔赛的那种繁文缛节，而是法国人希望、思想和抱负的聚集地。巴黎周围的王室军队使巴黎人民终日提心吊胆。人们自发地在六十个区域招募民兵，他们高呼着：“武装起来！”志愿参军的人很多，但是武器很少。很快人们就想出了解决办法。7月14日清晨，民众闯进了荣军院，抢走了大量火枪和大炮，然后分发给士兵。至于弹药的问题，巴黎主要的弹药库就在巴士底狱，那是一座阴森的中世纪堡垒，长期被用作王室的监狱。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民众和巴士底狱的长官德洛内一直在进行谈判，没人知道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德洛内不知道是变了节还是弄错了，朝外面拥挤的人群开了火，人群的带头人举着白旗。德洛内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攻击。人们架起大炮，开始了猛烈的炮轰。民兵们英勇作战，经过两个小时的斗争，终于攻破了巴士底狱。它很快被抢夺一空，彻底摧毁。德洛内被杀，他那还滴着血的头颅被高高挂在柱子上，预示着暴动即将来临。

巴士底狱的攻破标志着国王权威的终结。巴士底狱里只有七个犯人，其中有一个是疯子。但他们的释放还是使法国举国上下欢呼声一片。路易十六是波旁王朝最仁慈的一位国王，但他签发的逮捕令不少于一万四千张，他常常以充分的理由将人们关进监狱，但通常不经过审讯。巴士底狱的攻破标志着这种专制政权的终结。这对自由事业和巴黎人民来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随着这次暴力事件的成功，法国革命在血泊中向前进了一步。

1789年夏天，对于外部世界和法国的外国人来说，法国革命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目标。人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特权已经被废除了；人民获得了权利；国王和国民议会将坐下来为国家的未来拟定一份新计划。英国驻巴黎的一位大使在报告中的言论代表了大众的观点，他说：“这场最伟大的革命只造成了非常小的人员伤亡，此刻我们可以说法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了。”而伯克更有远见。他在即将出版的《论法国革命》中认清了发展形势。他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法国革命不是一场有尊严、有秩序的改革，它不像1688年的英国革命那样对传统予以足够重视，而是与过去彻底决裂。君主制将再存活两年，在此期间，议会着手制定理想的宪法，以使两百五十万法国人民能够自由地生活。然而在合理的名义下，一些邪恶势力猖獗起来，很难镇压。法国注定要经历各种革命形式。后来这种模式也在其他国家出现过，但产生的结果大同小异。法国是一座熔炉，近代革命的所有要素都首先在那里接受检验。

国王在凡尔赛并没有因巴士底狱的攻破而过分慌乱。但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却十分清楚此事的重要性，他后来成为了查理十世国王，并将成为另一场革命的受害者。阿图瓦和一批反叛的贵族逃离了法国，接着反动派纷纷开始移民国外。据说有二十万贵族及其家属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申请了护照。这些移民到德意志和意大利寻求庇护，有的迁往了科布伦茨和都灵。他们在国外暗中谋划着破坏法国的新秩序。国王、王后和宫廷与他们私底下保持着联系。国民议会和巴黎人民始终担心他们新扶持的立宪制度下的国王会背叛他们，与移民们为伍，并在国外势力的帮助下重建旧制度。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路易十六和英国的查理一世一样，认为表里不一是王室的特权。从表面上看，他接受了许多讨厌的改革措施，但背地里却在王后的煽动下试图推翻它们。

巴黎人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市民领袖的带领下，他们于十月将国王从凡尔赛召回，并对国王和议会进行了监督。同时，民兵成为了国民警卫队，指挥官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拉斐特。他是一位有着崇高理想的军人，如今在法国革命中扮演着裁判员的角色。但法国革命并不是一个有规则可循的游戏。十月五日，一群巴黎妇女出发前往凡尔赛，抗议面包的价格太高了。国民警卫队中有许多士兵是她们的丈夫，便决定加入她们的行列。他们这样做有何不可呢？这就像一次家庭出行。拉斐特很不情愿地带领着他们。午夜时分，他们抵达了宫殿。那里一片混乱，国王和王后不得不出来面见他们，但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姿态。拉斐特个人做出担保说，如果路易来到巴黎，他一定会保证国王的安全。国王同意了，第二天就在首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巴黎又赢得了一场胜利，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凡尔赛宫头一次拉下了百叶窗。

议会跟随国王回到了巴黎。但在此之前，约三百名议员提出了辞职或请求休假。事情的发展速度之快使他们大为震惊，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在首都得不到保障，他们纷纷去往外省或逃往国外。议会已经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终结，并起草了《人权宣言》，宣布人人权利平等。它还废除了世袭的爵位，将之前属于教会所有的土地收为国有。这些土地现在被自由地售卖或划分给了人民。因此，一个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诞生了，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归功于法国革命。后来他们成为了革命军和拿破仑帝国军队的中坚力量。

议员们的热情并没有消退。他们改革了司法制度，将那些教士或接受改革的教士变成国家支付薪水的工作人员，他们还取消了洋洋自得的旧省，将国家分为八十六个行政区，这些行政区至今仍然存在。旧制度被彻底废除了，建立了新的秩序。参加1789年革命的人决不妥协，他们不允许做出任何让步。巴黎采取的轻率行动使欧洲惊讶不已，越来越觉得惶恐不安。革命的原则很快便会从法国传出去，强加给欧洲最古老的国家。法国革命的领袖开始梦想通过武力传播四海皆兄弟的福音。

有一个人，如果之前赋予了他权力，那他或许能控制事态的发展，这个人就是米拉博伯爵。他是一个长相丑陋、生活懒散的人，但却能洞悉发生的一切。麦考利对他作了一番准确的评价：“他的性格总体来说像威尔克斯，在品质才能方面又与查塔姆相似。”在能力、口才和判断力上，米拉博远远胜于他手下的议员，因此他受到了很多的人的嫉妒和怀疑。宫廷既不愿倾听他的想法，又不采取他反复提及的建议。1791年4月，还未来得及实现伟大的抱负，他就去世了。法国失去了一位与克伦威尔有着同样才能的人。

议会的领导权移交到了煽动家和极端主义者的手里：领导权首先由吉伦特派掌握，他们的名称取自波尔多周围的行政区，他们的领袖来自波尔多；后来领导权又落到了雅各宾派手中，其名称取自杜伊勒里宫附近的一座修道院，现在那座修道院被他们用来举行政治集会。

国王对这些积极活动分子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十分赞同。他假装忍受自己被迫所处的境地，但实际上，虽然他当众说“是”，其实心里在说“不是”。站在国王身边的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专横傲慢的王后，她曾相信自己能够而且一定会扭转历史的进程。很早以前就有人悄悄建议过国王离开巴黎，在一些省会集聚保守势力。当巴黎的局势对他们来说太紧张的时候，法国国王就曾这样做过，并且进行得很成功。路易决定不顾一切地冒一次险。他要挣脱牢笼，到东北方的边境去；他要成为移民们的领袖，在奥地利的军事帮助下恢复王权。6月20日的午夜时分，他伪装成男仆偷偷溜出了宫殿。和他一起逃出宫殿的还有装扮成家庭女教师的王后和他的孩子们。他们驾着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连夜赶路，又顶着炎炎烈日奔驰了一整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了。那天夜晚，在距离巴黎已经一百四十英里，而距离边境只有三十英里的瓦雷内小镇，他们由于一些意外情况，错过了等候他们的护卫队。在换马的时候，路易将头探出马车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一名曾积极参加革命的驿站长通过他收到的纸币上的国王头像认出了路易。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被迫下了马车，受到看管，第二天就颜面全无地被押回了巴黎。逃跑行动失败了，这次失败也注定了君主制的灭亡。革命派认为国家元首已经违背了他的职责，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他了。路易将度过非常难熬的十八个月，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严密的监视。民众闯进了杜伊勒里宫，当面谴责他。很快他就锒铛入狱，被正式废黜了，作为“公民卡佩”接受审讯。1793年1月21日，他被约吉坦博士新发明的斩首机处以死刑。他直到最后一刻还保持着勇气和尊严，但随着他的头颅落地，共和国获得了胜利。

欧洲当时正处于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去年四月就爆发了，二十三年后在滑铁卢战场上才宣告结束。焦虑不安的吉伦特派内阁一直在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将要取代他们的狂热的雅各宾派，并已经对奥地利宣战。他们希望通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府。奥地利、普鲁士和移民军队聚集在莱茵河对岸，他们高声宣布要结束法国革命。平静的几个月过去了，在这几个月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瓜分了波兰，吞并了这个不幸的共和国的大片领土，他们甚至都无法很快“消化”如此广阔的领土。秋天，他们开始入侵法国。在全世界人民看来，仓促组建的法国民兵显然无力抵御普鲁士和奥地利正规军队的攻势。但法国全国上下迅速武装起来。当迪穆里埃将军在瓦米尔用大炮出人意料地击退了普鲁士军队，全国人民立即士气大增。迪穆里埃将军乘胜追击，接着占领了奥地利在尼德兰的行省。革命的共和国将路易十四争夺了四十年却一无所获的广大领土一举拿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集中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进行全面抗战，新人物不断涌现，领导和指挥法国的武装力量。其中有实力强大且精力充沛的丹东，铁面无私的专制者罗伯斯庇尔，说话恶毒的天才煽动家马拉，以及比他们都更长寿的卡尔诺，他是军政大臣，取得了多次战争的胜利。在迪穆里埃兹的军队中将涌现出一批满腔热血的年轻军官和士兵，如内伊、苏尔特、缪拉、拉纳、达乌、马尔蒙、马塞纳、维克托、朱诺和贝尔纳多特，他们都将成为传奇人物。对法国来说，它最辉煌的战争时代开始了，欧洲的其他国家面临着一场持久而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