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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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论》第三卷最终在1894年11月恩格斯逝世前9个月出版了。事实上，恩格斯看起来已经失去了对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最初具有的热情。25《资本论》第三卷的其余部分，关注了剩余价值在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之间的分配。然而，对《资本论》第三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莫斯科版《资本论》第三卷总共886页，差不多共有80页是恩格斯的而不是马克思的成果。

恩格斯在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时，对不久之后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充满信心。事实上，恩格斯对洛贝尔图斯及其追随者的挑战，揭开了著名的价值理论“有奖征文竞赛”的序幕（参见以下第二章），恩格斯承诺在几个月后出版《资本论》第三卷。22然而，恩格斯私下却对迅速出版《资本论》第三卷表示怀疑，他在1884年之后的信件中，充满了大量的对手稿情况的抱怨和对迅速完成《资本论》第三卷工作敷衍式的承诺。比如，1884年8月，他写信告诉伯恩斯坦，除非他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否则《资本论》第三卷将在1885年完成。而到1885年6月，他又告诉左尔格自己誊清的稿子只有一半左右，而且四个月之内还无法开展真正的编辑工作。到1887年时，他实际上只完成了涉及三篇的初步工作，接下来的一年，因为视力的下降，他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此后，事情再没发生什么改善。“暑假休养后”，他告诉康拉德·施米特，“将加紧完成第三卷”。但说这话时，已经是1891年的暑假了。又过去了三年，可付诸印刷的最终工作才完成。《资本论》第三卷最终在1894年11月恩格斯逝世前9个月出版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恩格斯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准备《资本论》第二卷，而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却耗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恩格斯的健康状况在后来的确是恶化了，加之总是存在的“许许多多的工作和大量书信往来”，转移了他本可以放在编辑工作上的精力和时间。他参与了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并完成了他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部著作。恩格斯所做的工作中，有一些极有价值，其他一些则并非如此。在1890- 1891年间，他花费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撰写了一个由39页的论文、52页的文献、以及一些注释与翻译构成的小册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布伦坦诺的指责进行回应，并为马克思进行辩护，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伪造了从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一句话。事实上，恩格斯看起来已经失去了对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最初具有的热情。他激烈地抱怨各种各样使人分心的事，也许可以认为这些烦心事来得正是时候。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探讨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随后提出了著名的“转形问题”：如果不同的资本有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但却有相同的剥削率，那么它们就会产生不同的利润率，这和自由竞争是矛盾的。马克思认为均衡价格（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会系统地偏离商品的劳动价值，但总的来看价值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既然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所有价值的总和等于所有价格的总和，那么在价格和利润确定下来之前，作为物化劳动数量比率的一般利润率就已经被决定了下来。随后，马克思阐述了一个基本规律，即利润率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趋于下降：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考虑到只有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那么很有可能总利润的增长要远远慢于总资本的增长（马克思也考虑了一些“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在名为“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这一章中，马克思把利润率下降解释为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25《资本论》第三卷的其余部分，关注了剩余价值在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之间的分配。其中包括虽然不成体系，但却相当重要的论述信用的影响和股份公司的增长的一章。

《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比恩格斯最初预想的要艰难得多。虽然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准备的手稿数量巨大，存有重复，且缺乏清晰的结构，但是需要更改和修订的地方并不多。“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总共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然而，对《资本论》第三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论述信用的部分给恩格斯造成特别的困难，理解这部分内容需要非常熟悉图克和富拉顿的著作，因此需要加入许多解释性的注释。恩格斯不得不增加整整一章的内容，论述资本周转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马克思自己没有进行充分分析的技术性问题。恩格斯还不得不纠正马克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另外，恩格斯就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增加了他自己撰写的两个长的段落，对马克思逝世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作了综述。最重要的是，恩格斯觉得十分有必要撰写一系列的脚注和插入语，撰写一个重要的增补，以便更新并扩展马克思对贸易保护、垄断、危机和金融资本等问题的简单和零散的分析。莫斯科版《资本论》第三卷总共886页，差不多共有80页是恩格斯的而不是马克思的成果。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增加的内容，加上他在刊物和通信中撰写的相关内容，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恩格斯对转形问题的讨论将在本书以下第二章和第三章研究。在更具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稳定性问题上，恩格斯并没有追随马克思，把利润率下降看作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资本论》第三卷一个相对较长的脚注中，恩格斯把危机本质的变化与资本积聚和集中采取的新形式联系起来：

我曾在别的地方指出，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迄今10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营业稍许好转和比较持久的含混不振这两者之间比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但这也许只是周期的持续时间拖长了。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5年一个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显然是10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像在预示这一点。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在这个充满启发意义的段落中，恩格斯把垄断的增长、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现和重大危机的迫近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在几个重要产业中，有时甚至是在世界范围的产业中，卡特尔已经建立。但是由于卡特尔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卡特尔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卡特尔崩溃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激烈的竞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进行合并，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联合制碱托拉斯。

恩格斯认为，这些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相对于产业资本的金融资本的崛起。与金融资本崛起相伴的是交易所的作用迅速增大。“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一种趋势，要把全部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土地被转移到金融家的手中，一切国外投资都采取了股份形式，而殖民地，

纯粹是交易所的附属物。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法国人征服了突尼斯和东京。非洲已被直接租给各个公司（尼日尔，南非，

德属西南非和德属东非）。马绍纳兰和纳塔尔也为了交易所的利益而被罗德斯占领了。

金融操纵与生产性活动相比，成了更加可靠的利润来源，金融托拉斯的运作特别值得注意，这些新的企业形式代表了“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它们能够以比单纯的市场增长更快的速度扩大生产，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为了避免与国外（尤其是英国）资本家的竞争，坚持保护关税，但这只是“人为的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从而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保护关税的论述都不多，但在1880年和1888年，恩格斯却有两次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分析。在1880年的文章中，恩格斯认为，1873年危机后保护关税的引入，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通过迫使劳动和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它将会破坏德国工业所依赖的“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的出口市场。后来，恩格斯对支持保护关税的“幼稚产业”论做出了小小的让步。英国通过武力把自由贸易渗透到世界的其它地区，使这些地区成为“从属的农业区”。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只处于纯粹的农业状态，虽然与自由贸易相比，保护关税为产业最初的发展提供更为便捷的道路，但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的推论是正确的。一旦幼稚产业成熟了，保护关税就应当被废除。在德国、法国和美国，由强大的利益集团推动的保护关税的设立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卡特尔的出现，是“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表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它保护工厂主，已经不是为了对付外国进口商，而是为了对付国内消费者”。

恩格斯在论述贸易保护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一致之处，1888年，在对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自由贸易观点的支持中，恩格斯认为，自由贸易将会使资本主义矛盾得以迅速发展，而他在《资本论》中则主张，隐藏在关税壁垒背后的垄断更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这也不是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保护关税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要表达的明确含义。和下一代人中的布哈林与列宁不同，恩格斯没有把军事冲突看作是经济竞争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似乎对殖民地扩张没有多大兴趣，在有关军国主义的著作中，他集中关注的是日益增加的军备开支，在财政和政治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意义。恩格斯认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场灾难，而不是一个机会。战争将增强沙文主义的力量，削弱了和平才是其可靠盟友的革命运在《欧洲能否裁军？》中，恩格斯警告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