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社会现代化压缩发展的特点

战后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在短短的70年里，一方面要完成第一阶段未完成的指标，同时又不停顿地完成第二阶段的指标。韩国学者、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庆燮，提出了著名的“压缩的现代化”概念^[6]来概括这种特征。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而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追赶型的现代化，这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把两个阶段压缩成了一个阶段。“压缩的现代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都发生了极度浓缩的形式转变，不管是空间或是时间上的。而动态流动的这种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地域要素又使得重构后的结构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动态的社会系统。这个概念最初被用于解释当代韩国社会的独特现代化现象。因为其一方面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全方位的资本主义产业化、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指的是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及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在个人、社会及政治生活层面，各个地区仍清晰地保留着各自不同的传统和当地的特色。这些现象不仅见于韩国，在东亚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发达还是欠发达社会也都已经或正要发生上述的现象。”^[7]

虽然张庆燮指出东亚国家都发生了压缩现代化的现象，但他毕竟是韩国的社会学家，所以主要研究的是韩国社会，对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并未太多涉及。为了印证其论点，笔者曾在《颠倒和压缩：日本现代化时序考察》一文中，从时间上探讨日本社会现代化的压缩情形。^[8]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压缩的现代化”在日本战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特征。

从1945年战败至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占领军总司令掌握了最高施政权。美国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了明确宣布主权在民的和平新宪法，结束了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的君主立宪式的开明君主专制制度。国会第一次实现了全体公民的无性别和财产限制的普选，日本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战前的华族制度和贵族院被废除，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均通过按人口和区域划分的选区选举产生。两院在功能和任期上略有不同，有着相互制约的作用，但众议院占据主导地位。战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着军队、司法和行政的最高权力，在新宪法下，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天皇只是日本国和国民整体的象征，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

1945—1955年，日本迅速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了战前的最高经济水平，之后日本进入了近20年的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时期。到现代化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的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意大利、英国和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虽然结束了高速发展，但仍旧保持了一段平均增速在5%左右的稳定增长时期（1972—1992），一直到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

在发展经济学里，人们习惯把有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突然陷入长期停滞、时间接近十年左右的时期称为“失去的十年”。最早有美国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失去的十年”，其后有英国1946—1956年的“失去的十年”以及80年代拉美国家的“失去的十年”等等。进入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增长率骤降甚至出现负值，并且久久不能翻身，日本出现了“失去的十年”。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后，尽管朝野上下做出了不少改革的尝试，日本还是没能走出困境，如今“失去的十年”进一步恶化成“失去的二十年”已成定论，日本社会甚至开始担心日本会不会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社会和文化层面是日本战前现代化发展较为缓慢的层面，战后日本政治现代化的完成和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给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利环境。

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变动可以概括为地方自治制度的完善、大众社会的形成和战后家庭的出现与普及。

第一，战前日本地方政府首长由中央政府内务省任命和管理，不存在地方自治，战后日本取消内务省，制定了地方自治法，确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实行了地方分税体制和地方自治体首长的直接选举。

第二，战前日本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战后迅速向菱形的大众社会转变。首先是一贯构成日本社会底层的农民，通过农地改革变成了独立小农，又通过农协制度联合起来占领了农村的金融和商业领域，走农村工业化道路，在短时间内（到1970年）农民家庭的收入就超过了城市工人家庭，农民把自己变成了日本社会的中间阶层。另外，战前的手工业者和个体商人在战后也扩大了经营规模，进而上升为社会中间阶层。再者，高速经济增长培育了大量技术和管理人员、企业白领，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思潮，大众社会意识开始占据主流。

第三，近代家庭在欧洲从17世纪开始出现，18、19世纪普及。而在日本，战前的大正时代（1912—1924）虽然也出现了这种迹象，但并不普及。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家庭急速近代家庭化，男子工作、女子在家做专职主妇的工薪小家庭成了基本的家庭模式。

归结到战后日本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则可以概括为文化的多元化、大众化和传统文化的复兴。

战前日本在逐步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曾不断加强文化管制，使得文化的发展受到人为限制，而战后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完成和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发展迎来了宽松的环境。首先，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比如，在宗教上，日本信教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1.6倍，意味着平均每个日本人信奉着两个以上的宗教，除了神道、佛教和基督教外，五花八门的新兴宗教也层出不穷。另外，在生活文化上，传统的日本式生活文化受到外来生活文化的冲击，年青一代开始适应西方生活方式，面包牛奶成为城市早餐的主流。

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随着日本社会阶级结构日益扁平化，以广大中间阶层为对象的大众消费文化也快速发展起来。漫画、动画、电子游戏、电视、大众电影、流行音乐和大众小说等等，这些以廉价、连锁和通俗等快餐形式为特征的文化消费领域形成了广阔而繁荣的文化产业，从一个侧面支撑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提高了日本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但也造成了不少社会问题，部分有识之士甚至将大众文化看成是使得日本人“一亿白痴化”的愚民文化。在西方文化随着国际化、全球化而大量涌入的时候，日本传统文化反而以一种再创造的方式大量得到复兴，比如传统节日、祭祀文化等等，大都是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文化消费的扩大而重新得到发掘和流行的。

综上所述，日本的现代化第一阶段虽然只有短短的25年时间（1945—1970），但由于压缩发展，其速度是空前绝后的。政治现代化早早走完了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步，经济现代化实现了全面赶超的目标，文化和社会现代化虽仍有滞后，但也展现了历史上最显著的变化。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日本战后现代化的原动力，是外力（占领）的强大推动。可以说，没有占领当局主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民主改革，就很难有日本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没有战后国际经济发展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就不可能实现日本经济与欧美的齐头并进。

从1970年至今的现代化发展第二阶段涵盖近45年的时间，但日本真正的第二阶段现代化发展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或者说90年代初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属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第二阶段早期的15—20年，日本仍在完成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最后追赶，直到80年代末或者说90年代才进入了第二阶段，此后与西方国家保持了同步发展。这也印证了日本社会从平成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