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后发展特点的历史要求

2.中国现代化后发展特点的历史要求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展现代化的国家。后发展特点在中国极为明显。

在研究后发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学者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后发型的，特别是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是自身现代性不断成熟的结果，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现代性因素的自然演进，现代化将会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日。从汤因比的“挑战——反应”理论来看，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对外部挑战的一种反应。由于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在相对意义上实现了现代化，而且这种现代化已经引起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已经对落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落后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只能强行地、人为地进行现代化，而这种人为的过程无疑更多的是一种追赶型的过程。

在对后发展现代化国家特点研究中的另一个共识是：当后来者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时，前人的现代化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和成果都要比后来者丰富得多，这样也就使得后来者可以省却许多“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则是先发展者所必须经历的⁽¹⁵⁾；同时，当后来者在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前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对这一切，后来者都可以进行采借和借鉴；而且后来者可以跳过一些先发展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比如技术上，后来者可以直接吸收发达国家的最新技术。但是，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这些重要成就，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步一步地取得的，后来者则不能按部就班地去获得这样的进展，因此必须要大规模的、快速的行动，这样大规模的、快速的任务很难由民间的私人单位来承担，而要由政府来介入这些活动。亨廷顿指出，在后发展现代化中，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一揽子解决”的特征，它说：“在欧洲和美国，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¹⁶⁾这种应付“同时性”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计划，否则，这种大规模、快速的过程很难进行，因此也就必须要由政府参与才有可能成功。

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展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强大的中央政权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基础。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各方面建设同时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与科学发展开始，这种追赶型的、同步性的科技发展，必然要求实行科学建制国家化、建立新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大科学”体制，以统筹组织、全面规划。正是在这一历史要求下，当时中央的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在国家的领导和统筹下，以达到“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和继续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做到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¹⁷⁾

早在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贯穿了对中国后发展特点的把握，进而突出了科学国家主义的思想。他指出当时中国的现状，一方面是我国科学文化极其落后，而“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特别是“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而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又将更大规模地展开，这种“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¹⁸⁾而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他提出了应由国家组织统筹规划，“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他特别强调：“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一年的时间是很容易在空谈和拖延不决中间浪费了的。因此，党中央要求：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必须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适合于这个远景计划和今明两年计划需要马上调集的第一批科学力量（包括需要派遣出国的科学人员名单，需要聘请苏联专家的人数，需要由其他岗位调到科学研究岗位的人数和主要人员名单等），并且尽一切可能，争取在今年六月底以前实现派遣和调动的计划。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扩大科学研究工作和扩大培养科学力量的计划，必须在今年暑假以后，就着手加以实现。”⁽¹⁹⁾

1956年12月，在中央的领导下制订完成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从内容上看，侧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分量；从形式上看，规划赋予了政府对科学干预、控制的合法权利，国家可充分利用强大的行政力量、经济的力量、高层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对全国有限的科技资源全面合理地调用。通过规划，全国的科技力量开始聚焦在与国家利益一致的科学问题中，由此爆发出新的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

由此可见，在当时后发展的中国50、60年代，科技资源贫乏、科技发展任务紧迫的情况下，国家意志支配科学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技活动服务于国家利益目标的科学建制国家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时中国现实矛盾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