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在中国内地十几年来的快速发展，以及2010年的富士康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变化。
劳动力低成本难以为继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似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由于“无限供给”，不但使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可以长期维持，缔造了中国低成本制造的基础。当国际资本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结合，便出现了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产业，富士康是其中的佼佼者。
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仅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随着工业化的进行，一方面，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成本，使产品价格具有了竞争力，或增长了市场份额，或提高了利润；另一方面，由于工农业的剪刀差，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吸引着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加入工业部门。
由此形成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即“刘易斯模式”。亚洲各国早期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无不体现了这一模式。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剩余劳动力终究要吸纳殆尽，“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即工资开始普遍上升，经济发展继而进入新阶段。产品的竞争力不再依赖廉价劳动力，而是取决于技术进步，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过长达3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以农民工为标志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大规模转向非农产业，农村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蓄水池已开始干涸。
换言之，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刘易斯拐点”正在来临，劳动力成本，即工资开始呈现普遍上涨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富士康事件、广本事件，以及2010年最低工资的普遍上调并非孤立事件，这都预示着中国低成本制造时代正处于转折的前夜。
避免工资无序上升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工资上升成为正常现象。但目前的工资上涨方式却是非正常的。
突出表现在，单个工厂的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一对一谈判，并伴随着停工威胁。于是工资上升不再是个连续的过程，而是间断的一次性大幅提高，其间并无太多的规矩可循。
如果这种工资无序上升的现象蔓延，则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伤害。反映在宏观上，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个趋势，但工资上升过猛，极有可能使整个经济因成本突然高企而形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局面。
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反映在微观上，表现为工资一次性大幅上涨。这不但会侵蚀利润，损伤企业发展的后劲儿，而且短期瞬时变动也会对企业的现金流及财务安排产生干扰；严重时，即使企业的前景很好，也有可能因短期财务困难而陷入绝境。
反映在社会上，工资毫无预兆地突然大幅上升，会造成人们的预期紊乱，这不仅使企业和经济长远发展失去预见性，而且加深了社会矛盾。鉴于此，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已日显迫切。
什么是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表面上看是工资增长有规律可循，因而可预期、可把握。首先，工资长期的增长趋势受制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趋势，亦即工资增长至少不能长期超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水平。中国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5%左右。理论上，工资增长应与此相适应。
其次，在特殊的年代，因结构调整或通货膨胀，工资增长幅度可能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总体而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转移是个过程，预计在未来10年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出现诸如较高通货膨胀等特殊意外，不宜出现过多的间歇性工资大幅调整。
从深层次看，要使工资增长有规律可循，需要有机制保障。国际经验表明，工资增长取决于工会和雇主协会经常化的谈判机制，其特点有二：一是稳定代表不同群体利益诉求且具有理性的社会团体；二是两个团体之间经常化的磋商，不断地相互妥协。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两个社会团体各自雇佣经济专家、法律专家及社会专家等专业工作者，他们之间的技术磋商会描述出该行业的发展潜力与可能达到的增长率及如何分配。
在此基础上，劳资双方利益妥协的结果是工资长期增长趋势不会超越劳动生产率提高趋势，并因此使工资增长变得可预期、可把握，相应地也满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可借鉴国际经验。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工会体制进行改革，并建立跨企业、跨所有制的行业雇主协会，使其真正成为代表劳资双方利益而又充满理性的中国特色谈判伙伴。
以国民收入增长为导向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同样预示着在这一条件下长期奉行的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转折，取而代之的应是以国民收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基础得以重新塑造，从外需为主转为内外需并重；亦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推陈出新，从倚重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转为倚重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转变意味着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开始构建。
对企业而言，需要增加对技术进步主体的人力资本投入，改善其治理结构，提高民主管理水平；对社会而言，需要增加对诸如医疗、教育、文化等软性基础设施的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支撑。
显然，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政府职能的转变至关重要，现实要求政府职能要从经济建设型加速转向公共服务型。即使从工资增长这一狭义的角度观察，政府职能上的转变也意味着政府从运动员变成劳资双方谈判的裁判员，从而使举手投足都得当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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