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南流

雁南飞

2．雁南飞

路在自己脚下。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空空的行囊，一腔热血，想去南方，要走南方，要下海“捞”世界。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促使青年人才向南流的动力仍然来自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

海南岛，文人、流放的海之角，在1987年掀起了罕见的“人才流人热”。该年年底短短4个月，海南人才交流中心共处理全国各地来信8万多件，接待来访18000多人，信访总和有10万，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80%。言为心声，许多到那里去闯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叙述着同样的话题：

“来海南是向自己挑战，我怕自己老在一个地方无所事事地待着会被惰性窒息。我也不愿老在父母身边呆着助长自己的依赖意识。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到海南能多挣钱。"

“在本单位干的事没意思，想干的事干不成，要是得罪了上司，就别想再起来。更麻烦的是我一分到单位，就成了‘所有’的了，不能用你还不让你走。”

“要说我来是图什么，一句话，什么都图。既然这里比特区更特，工作起来就更潇洒，生活也一定更潇洒。快节奏、高工资，郊游、舞会，可以跳槽，还有出国机会，一切都吸引着我。”

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办法推销自己，不辞劳苦，磨烂脚板、磨烂心房都不怕，对海南这一方热土简直“爱你没商量”。所有的机关、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每天都要接待几批心急火燎的年轻求职者，，接待他们贡献青春的心灵，接待寻梦人。

彼岸永远比此岸迷人，除了他们实际上的差异，还因为你熟悉此岸，陌生彼岸，远的模糊的东西容易显示出某种神圣、伟大。而近的、清晰的东西较能看出其平庸和丑陋。，年轻人的“雁南飞”，实际上就是一种向往彼岸世界的冲动，是一种向未知和机遇的亲近。生命的魅力不就在于追求吗？大多数追求或许不可能真正达到，若即若离，忽隐忽现。这正是它吸引人之所在。待在老地方、老单位，缠绵死守对于年轻的心来说也许难以忍受，改变一下环境，尝试一下不同的生活观念和工作方式也不坏。

如若没有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如若时代没有赋予我们重新估价、重新发现自己的机缘，如若没有那些寻求出路的狂热、前途祸福不定的刺激及彼岸扑朔迷离的诱惑，“一江春水向南流”的人才走势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如今的南方概念，已大大拓宽了。安徽的青年民工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大上海，租一间便宜房子，建筑工地劳累了一天下来，在《太极宗师》那样雅俗共赏的电视剧里，在妻子哄孩子的咿呀声里泡软疲惫的身心，美美地睡去。这样的日子相对于他们老家，可能也是不小的改观吧？

20世纪80年代末，年轻人南下创业怀揣的梦想，当然与如今到上海打工的安徽民工不同。隐藏于他们内心的真实动机，归结起来，大约有这样一些：一是确确实实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这些人的事业心比较强，也有一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报效国家的心愿。二是为了改变环境，改变自己的命运，海南要实行一系列比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等特区更特殊更优惠的政策，这意味着要比其他地方具有更多的机遇。以至一些怀才不遇者、遭遇挫折者、生活窘迫者有了另奔前程、寻求解脱和发达的可能。三是为了自由，海南既然比特区还特，自由度当然要更大一些，来这里投奔自由的年轻人较多。束缚大、自由过少的日子不想过，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最称心。四是为淘金、捞一把，海南要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一些人的想象中，这意味着它奇迹般崛起，他们认为这块土地大有钱途，因此雄心勃勃地设想赚了一大笔以后怎样投资办厂，钱生钱。据不完全统计，来海南的青年人中，大多数要求从事贸易、实业开发工作。

无论有怎样的动机，只要他们满足海南对人才的需要就行。然而，在当时10万求职者中，海南方面有意向同意接受的仅1000人左右，其中大专学历以下者没有，绝大多数是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有副教授和教授职称的也不在少数，而且他们全部专业对口，属海南急需人才，其中又以理工、医科人员为多，外语、经济类次之。

大量如潮般涌去的人只有少数可施展拳脚。一腔热情化为满怀愁绪，欲说还休。“雁南飞”的热潮悄然退落。这种落差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求职者对海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缺乏了解，因而也就没有充分的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二是海南当时虽说急需一批人才来参加经济建设，但它毕竟还没有像北京、上海之类大都市那样，具有接受大批各类各级人才的能力；三是求职者对自身的估计也存在判断上的误区，一厢情愿地以为凭一张文凭和盲目的自信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张工作证。

潮涨潮落，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和心灵冲击是深刻的。青年的成才观念在发生变化。轻视实践、轻视社会生活的“精英意识”在失落和痛苦之后逐步转变为抓住机会，跻身社会、锻炼自己，进而寻找生存立足的“闯荡精神”。“海南寻梦”使一些青年人的优越感破灭了，但是事情也有另一方面的意义，至少可以使他们看到生活的严峻，增加了竞争、务实和奋斗的意识。

20世纪80年代初的“学而优则仕”开始转变为80年代后期的“学而优则商”。改革大潮的涌动不可能不影响到围墙之内的青青校园01988年新年伊始，上海大学团委书记孙爱国向学校提交辞呈，同时将一份自愿当摄影个体户的申请书递给了区工商局。报刊电台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弃官从商”，在当时不可谓不大胆。有的大学学生退学练摊，有的干脆经商上学两不误，一边听课，一边做生意。发了财，向同窗讲述其经济实力和快意人生。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有些青年就去学一些实用的课程，这里面经济的原因胜过任何口号。公共关系、人际交往等书籍大受欢迎，商品观念、风险意识和公关意识在1988年以后已被青年广泛接受。

海南热的冲击波使当代大学生的择业意识也出现裂变，其热点不再是大机关、学校、研究所等事业单位，而开始代之以特区、三资企业、大宾馆以及那些高收入的职业。昔日清高、耻于钱之铜臭的大学生开始淘金于市场的海洋。青年“从商热”现象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从其对官奉位的淡化而言，不无积极意义，将“利”放到合理的位置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助人兴，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搞得唯钱是瞻，斤斤计较，一切都用商品经济的交易原则来办事就麻烦了；弄得“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作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则更可怕。

“校园从商热”也好，“扒分”也好，我们觉得青年中十分需要的倒是一种抱团儿精神。日本的经济强大，得益于它的团队精神。汕头市委书记公开向世人宣告，汕头市的建设主要靠打“侨牌”，94%的钱来自华侨。人不抱团儿难成大事。市场竞争决不等于把人际关系搞得万分紧张，你死我活。人人喜欢说市场是战场，但一个人或少数人在战场上能打什么仗呢？又会有什么好结果？不同舟或同舟不共济多数要落败。不能为自己创造财富，光说不练的文弱书生是难以适应这个社会竞争的，但“自我中心主义”盛行，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易原则完全搬到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是非上去就又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