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制度的形成

人民民主制度的形成

一、人民民主制度的形成

东欧国家战后初期出现的人民民主制度就是斯大林国际合作思想的一种具体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斯大林之所以让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不急于实行社会主义，主要是从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策略角度，也就是从苏联当时外交政策的需要考虑的。”^[2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政治体制上，捷克斯洛伐克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波兰名义上是共和国而实际是军事独裁，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是法西斯专政，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是王国，总之，没有一个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相接近的。在对外关系上，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亲德，阿尔巴尼亚亲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试图在法英、德国和苏联之间搞平衡，没有一个是与苏联结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站在轴心国一边，与苏联为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被法西斯占领，国内的主要抵抗力量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前三个国家的流亡政府及其领导的武装都是亲英的。也就是说，在国家层面上，东欧国家要么是亲德意法西斯的，要么是亲英的。对于亲英美的东欧国家，苏联只是被动地承认。但是，无论是在依附于轴心的东欧国家，还是被占领的东欧国家，领导国内抵抗运动的共产党却都与苏联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有两个事实使东欧国家在内政和外交上都面临着根本性的选择，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而告终，二是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正如俄罗斯学者认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东欧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是战争结束后旧的政治体制瓦解和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增强。”^[24]前一个事实使得东欧国家不可能再倒向德意，后一个事实又使得东欧国家很难倒向英法美。这样的现实就迫使东欧国家战后在政治体制上要由发达的、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转变，在外交政策上由亲英、法、德、意向亲近苏联转变。在这两个转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一是苏联，二是东欧国家中的共产党。

东欧共产党都是按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的，它们的纲领都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在领导人民进行抵抗法西斯的斗争中，东欧各国共产党都试图把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在推翻法西斯统治之后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客观上也有这种可能。“纳粹的失败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左翼政治倾向，共产党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坚定的反纳粹态度，在斗争中的勇气和作出的牺牲。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四海为家的国际主义者’具有了合法性。”^[25]但是，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没有占主导地位，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东欧政党制度的转变也需要一个缓冲阶段。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为了保持与英美同盟关系，苏联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被占领国家的共产党与流亡政府妥协，尽可能地淡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色彩，强调反法西斯的各党派之间的合作。苏联的这种利益诉求正好与东欧政治转变的缓冲阶段相吻合，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从这个角度看，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形成，“既来自外部世界，又产生于本国土壤”^[26]。东欧人民民主制度从最初思想的提出到最后的确立，实际上就是这两方面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人民民主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季米特洛夫提出来的。1936年8月18日在共产党执委会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谈及西班牙事件时，他说：“问题已不再这样提出来：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苏维埃国家，要么法西斯专政……在目前的过渡阶段，（西班牙）共和国……将是一个具有真正人民民主的特殊国家。它还不会成为苏维埃国家，而是反法西斯、具有资产阶级真正左派参加的左翼政府。”^[27]显而易见，季米特洛夫此时提出的人民民主与战后初期东欧的人民民主还不是一回事。

从东欧国家来说，反法西斯的各派政治力量在战争后期对战后的政治体制都有各自的考虑。沃洛基京娜（Т．B．Boлoкитина）等人在《人民民主，神话还是现实》一书中把这些考虑的提出者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认识到社会民主改革需求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目标建立在将政治多元主义和议会制的成分相结合的基础上，主张实行西欧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建立代议制民主的机制和加强国家在保障私有制的经济中的调控作用，确保战争向和平的平稳过渡以及未来社会的稳定。第二类是以工人阶级名义行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重视的是全民族的任务，其改革纲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和计划经济的原则基础上。”第三类是农民的政治组织，它们提出了农民合作制的共和国模式，要求维护农民——小私有者和生产者的特殊利益。^[28]但是，由于制约东欧人民民主制度选择的主导因素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自由主义者、农民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要求都不可能是主流，但共产党必须考虑这些非主流的要求。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学者甚至认为，斯大林不是什么“同意”、“肯定”、“赞同”或“容忍”东欧各国解放后探索和选择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相反，“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正是斯大林的授意、指示、倡议建立的”^[29]。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间接的文献证明了斯大林在二战尾声和战后最初两年有这样的“指示”。比如，1945年1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的谈话中说：“如果认为苏维埃形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形式，那我们可能会犯错误。实践证明，苏维埃形式是最好的，但完全不是惟一形式。也可以有其他形式——民主共和国，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君主立宪制……”^[30]再如，1946年9月，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谈话时说：“我们革命时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必要采取别的方式和形式，而不要模仿俄罗斯共产党人，他们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不要害怕我会指责你们在搞机会主义。这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而是在当今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31]

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存在的时间大体上是从1944年底到1948年初。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其他国家在政治发展上都展现出了政治制度的过渡、各政治派别的兼容和东西方大国的认同等特征。同时，所有东欧国家在对外政策上都有程度不同的倒向苏联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是主流，在其他国家，共产党是主动倒向苏联而其他政党则是被动的。比如，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战后初期都主动提出了要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下面是几个典型的例子。第一，哥特瓦尔德1945年7月9日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共和国正经历着特殊的发展，这不能套入任何公式。我们必须寻求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因此，结论是：我们的制度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制度。”^[32]第二，季米特洛夫1946年2月在保加利亚工人党索非亚州委扩大会议上说：“各个国家的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将不会照搬相同的模式，不会完全按照苏联的道路，而是根据各国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寻找自己的道路。”^[33]第三，哥穆尔卡1946年11月在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在现存的条件下，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通过民主行使国家政权的方式来进行，在波兰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必通过工人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行使政权的形式不一定仅仅体现在代表会议制度上。波兰可以、而且正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党也希望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提出波兰的发展道路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想再次强调指出，我们两党（指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行动一致，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整个民主阵营的统一和行动协调，是这一概念的基础。”^[34]第四，铁托在1946年讲：“每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特殊条件和性质决定了到达和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具体地说，在我们这里，就是争取达到真正的人民民主的道路。”^[35]第五，罗共1945年10月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匈共1946年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都提出将人民民主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匈共后来的领导人赫格居斯（Andras Hegedus，1922—1999年）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人民民主固然可以说成是议会民主，可是‘人民’意味着共产党在‘牵头’的基础上——或者更甚于此——控制着军队。”^[36]

在整个人民民主制度时期，东欧共产党的主要政治主张都是如此，时空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样就在东欧政治发展中产生了一种假象，即“‘人民民主制度’实质上就是东欧国家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提出的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政权形式”。^[37]不能否认，东欧共产党有着深深的欧洲情结，有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意愿，也有维护本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的要求。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所有这些比起它们组织上、纲领上和外交上对苏联党和国家的依附都是不足道的。当苏联的利益需要时，东欧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制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才有可能。当苏联的利益不需要时，东欧共产党再有类似的言行就成了与苏联冲突的主要内容。因此，东欧各国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制度时期的所谓“探索”不过是对苏联党和国家依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