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制度的结束

人民民主制度的结束

二、人民民主制度的结束

苏联同西方关系发生的变化反映在东欧政治发展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很快实现了共产党的一党制，二是完全倒向了苏联。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不过，与政治和外交相比，经济上的变化开始得要早而且持续时间要长些。因此，结束了东欧政治体制上的过渡阶段并使人民民主制度也走到终点的，主要是政治上共产党一党制的确立。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除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外，其他国家在1947—1948年间都进行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确立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总的看来，东欧国家通过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等方式在短期内大量增加共产党成员的人数，迅速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其中，捷共的情况最典型。

“冷战”开始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也激烈起来。1947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出现右转，在选举党主席时，亲苏和亲共的左派领导人费林格落选，右翼的劳什曼（Bohumil Laušman，1903—1963年）当选。于是，资产阶级政党试图与社会民主党结盟来共同对付共产党，国家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共同行动的协议。为了争取国家公务人员的支持，资产阶级政党1948年2月10日在议会中提出大幅度提高他们工资的议案并在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支持下获得了通过。有了这次胜利，国家社会党人对共产党的攻势更加咄咄逼人。2月13日，在政府召开讨论国民保险法案的例会上，担任司法部长的国家社会党人德尔蒂纳（Dertina）抛开会议的主题向共产党发难，指责共产党人诺塞克（Vclav Nosek，1892—1955年）领导的内务部和公安军团滥用权力迫害国家社会党工作人员，擅自用共产党人取代布拉格地区8名非共产党的警官。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资产阶级部长们提出的一项决议，撤销内务部长关于调换8名警官的命令，暂时停止公安军团各级军官的一切调动，政府要在17日再次开会听取内务部长汇报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

在此之后的几天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最后的较量，捷共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起反击，而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则达成不单独与共产党谈判的共识。捷共向苏联通报了情况并保持与苏联驻捷大使的直线联系，国家社会党则加紧与美国、法国、英国和梵蒂冈驻捷大使馆沟通。在17日召开的政府例会上，国家社会党的部长们就内务部长是否执行了13日的决议质问哥特瓦尔德。哥特瓦尔德辩解说，那个决议由于干涉了内务部长的职权是违宪的，这个问题应在内务部长能够出席政府例会时再讨论。但是，国家社会党的部长们不同意，仍然要求内务部长执行13日的决议，否则他们就不参加政府的工作。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搞垮哥特瓦尔德政府，建立一个对他们有利的看守内阁，进而赢得即将在5月举行的议会大选。

面对紧张局势，捷共中央主席团17日晚举行会议，决定动员人民反击资产阶级政党发动的攻势。在18日晚向全国发出的号召书中，捷共“揭露了参加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党长期以来破坏政府纲领的执行，阻挠重要法案的制定，以及蓄意制造政府危机，以便在大选之前组成看守政府的意图。捷共中央号召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处于戒备状态，准备随时把反动派的颠覆阴谋消灭在萌芽之中”^[71]。当天，斯洛伐克共产党也发表了《人民行动起来，粉碎反动派的计划》号召书。国家社会党等也不示弱，一方面利用它们控制的报纸披露17日政府例会的消息并且攻击共产党，另一方面试图寻求贝奈斯总统的支持。美国和苏联驻捷大使都十万火急地赶回布拉格，向自己所支持的政党出谋划策。前者声称，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统治即将终结，捷克斯洛伐克很快要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后者则宣布，苏联政府不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坐视不管，不会任凭各政党肆意妄为。

根据17日会议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20日上午召开会议，但出席的只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三个资产阶级政党的12个部长借口13日政府决议没有履行而拒绝出席。这些人在一份致哥特瓦尔德的声明中称，只有执行了这个决定，他们才出席政府的会议。当天下午，这12个部长还向贝奈斯提出了辞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出现危机。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并且将资产阶级政党赶出政府，捷共做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哥特瓦尔德也于20日下午拜见贝奈斯，要求他接受12个部长的辞呈，同时拒绝了贝奈斯提出的共产党与三个资产阶级政党谈判的建议。其次，捷共劝说社会民主党和无党派的部长不要辞职，以便确保余下的14个部长都能留任，在多数部长留任的情况下总统就无权解散政府。社会民主党主席团于当晚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将这个问题留给23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同时，无党派的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和外交部长马萨里克也决定留任。再次，捷共积极发动民众。20日深夜，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告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中指出：“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三政党结成一团，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它们是一个反民主、反人民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同盟，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人民民主制度，迫使把权力转归联合起来的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捷共和斯共中央主席团考虑到了挑起公开政治危机的这一情况，表示完全赞成政府中的共产党代表的步骤，并作出决定，立刻动员劳动人民的所有力量去支持哥特瓦尔德的政府”^[72]。捷共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21日10万人在布拉格广场上集会，22日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会后举行大规模的游行，24日中午全国250人举行了1小时的罢工。最后，作了诉诸武力的准备。哥特瓦尔德命令国家公安军团和人民军队随时准备战斗，封锁边界，武装了1．5万多名工人民兵。

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倾向共产党一边。在捷共领导的反复催促下，25日下午，贝奈斯被迫批准了12个资产阶级部长的辞呈，同时批准了以哥特瓦尔德为总理的新政府。在24名政府成员中，12人来自捷共，4人来自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无党派各两名，斯洛伐克民主党、自由党各1名。比起上一届政府的人员构成，捷共增加3名，社会民主党增加一名，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各减少两人。5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制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史称“五九宪法”。“‘五九宪法’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两个斯拉夫民族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的事实，得以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73]6月7日，深感自己无力把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建成“东西方桥梁”，贝奈斯辞去总统职务。14日，国民议会选举哥特瓦尔德为总统。第二天，哥特瓦尔德任命同样也是捷共领导人的安托宁·萨波托夫斯基（Antonín Zpotocký，1884—1957年）组建新政府。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与清除了右派领导人的社会民主党合并，名称仍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紧接着，捷共开始在全国搞征收党员周，到11月党员人数达25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比起捷克斯洛伐克来，东欧其他国家的情况就要简单得多，因为1947年的时候亲苏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在这些国家多党制的政府中已占优势。在波兰，由于在二战期间就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早在1945年6月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就在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建议两党合并。1947年5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把两党的统一作为主要任务。1948年3月，两党中央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在9月实行合并。12月15日，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三国，共产党则是突击发展党员在先，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在后。罗共在战后最初三年中大规模地发展党员，人数从战前地下党员不满一千人猛增到1947年9月的71万人，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党。匈共1945年时只有三万党员，但1946年猛增到65万人，1947年8月总数达75万人。保工人党成员大增是在1944年9月9日起义之后，“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加入了工人党的行列。几年之内，工人党的党员总数达到了五十万人之多”^[74]。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罗共与社会民主党1948年2月合并为罗马尼亚工人党^[75]，匈共与清除了右翼领导人的社会民主党1948年6月14日合并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保加利亚工人党与社会民主党1948年8月合并，12月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改称保加利亚共产党。

共产党在东欧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的结果，除直接终结了人民民主制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深层的影响。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上看，这些合并也是社会民主党在东欧第二次共产党化。虽然都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渊源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思想渊源则是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与苏联一致的意识形态就成了东欧社会主义与苏联关系的基础。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西方向东方过渡的这个大背景下，东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完全同化于东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这种同化是表面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在东欧政治发展过程中，在复杂的苏东关系中潜在地起作用，甚至成了20世纪东欧剧变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推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