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

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

后殖民主义科学观建立在多元文化论的基础之上。多元文化论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全球化过程，并非源自西方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是西方国家借助政治、经济、军事优势进而制造出来的知识霸权。当代“西方”科学仅仅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之一，它仍然要落脚于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就如同非西方国家的科学传统也要以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为根基一样。因此，西方科学并不能成为知识的超文化的合理性根基，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调西方科学的唯一性和独特性，而将其他文化下的科学看作是对自然的歪曲，这实际上是打着客观性和理性的旗号为其殖民统治的合法化辩护。多元文化论强调，所有科学都是后殖民科学，都是种族科学，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更“真”、更“合理”的问题。

多元文化论将西方科学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话语”，因此发动了一场“解除心灵与文化的殖民化的运动”。多元文化论研究模式在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的相关学者中获得强烈支持，例如中国台湾学者提出的“作为一种方法的亚洲”，日本学者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还开展了一场在宗教权利下的“驱逐科学的后殖民运动”，它们谴责殖民地科学，认为它是一种外来侵略，其目的在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全盘放弃西方学术的所有领域，要用“地方性科学”去取代它。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在印度学术界爆发的科学家与“学界左派”之间的“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印度学者兰丁主编的《科学、霸权与暴力：现代性的挽歌》就集中反映出当时印度“学界左派”的反科学观点。^[46]在该文集中：巴加杰通过审查培根这位现代科学哲学之父的世界观，来反思现代科学方法中的暴力与统治；阿尔瓦里斯则通过分析科学方法的假设与结果得出结论说，科学方法本身不仅是反理性的，而且在文化上与社会上是压制性的、反生态的、一般意义上反生活的；西娃坚持认为，作为一种暴力制度，归纳主义的科学代表着以跨国公司为象征的现代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精英的一种权力的结合，它借着进步、发展与科学精神的口号，利用现代科学来榨取第三世界的各种资源；维斯瓦拉莎指出，现代国家中不可缺少的技术管理观念与现代科学的暴力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兰丁总结道：“必须对科学持怀疑的态度，因为现代科学是我们时代最基本的统治模式，它是所有制度性暴力的最终辩护工具”。^[47]此外，哈丁指出，非西方世界中脆弱的群体，实际上经历了所谓的科学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粗暴与残忍的文化入侵的折磨”，因为他们“并没有价值中立，而只具有自己的儒家、土著美国人、伊斯兰、毛利人……犹太人或基督教的价值观。”^[48]由此看来，对超越地域认知方式的现代科学的批判是后殖民主义的第一原则，对于这些激进的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而言，现代科学已经需要从一种受害者的立场来加以彻底的怀疑论的审视。

在后殖民主义对科学进行激烈批判的人群中，女性主义是一类特别的群体。她们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时，她们的侧重点与其他学派有些不同。在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看来，欧洲文明向往的男性气概，表现为现代科学的进步；而主流男性模式的欲望，则表现为这些模式与现代性、合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联系。“科学所具有的全球性权威地位，特别是与现代性、社会进步、人类独特潜能和以欧洲中心主义术语定义的男性气概这类泛化的欧洲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权威地位，合谋压制了现代科学假说和热点的很可能是最可靠的选择方案。”^[49]按哈丁的解释，普遍性命题被提升为惟一合理的、进步的、文明的理想模式，是在反对非欧洲人、经济上脆弱的人和女性时确立起来的。近代科学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是一种低估地域关系或知识、合法化“外部专家”的政治学。西方现代科学是理性的、客观的与普遍的说法，只不过是“欧洲文明中心主义”的一个象征，科学方法与内容完全是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父权制蓄意的共同建构。^[50]海伦·朗基萝甚至呼吁女性主义者与后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其中的受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发展出一种“敌对立场”，以揭示出隐藏在现代科学的“背景假设、语言、模式、论证方式与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密码。